文/田牧（德国）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面对蹉跎、伤感的34载……，社会上难免出现一些疑虑与迷惘之声，比如：年年祭奠「六四」，同样的话语，年复一年、周而复始都说完了；还比如今年法广采访廖天琪老师的「六四」报道，题目是：「追忆六四——痛心，展望未来——灰心」等，确实反应了普遍的困惑、彷徨与忧患。
有两个时间点摆在我们面前：「六四」事件至今已34年，中共建政至今已74年，而中国的极权没落体制还在持续，与整个现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艰难，堪比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尤为坎坷与艰辛。艰难的原因：是中国的极权独裁统治根深蒂固，延续数千年之久，西方民主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国政体的改造不管用，不足以扬汤止沸。
笔者从事民运工作超过了三十年之久，担任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秘书长也超过二十年，目标是推动和促进中国民主化，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具体工作就是宣传与行动，我的发言就是为大家鼓劲加油！
从皇权统治中捡漏
对中国来说，建立宪政制度，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来说，就是改朝换代。
中国的皇权统治，即极权独裁统治，从悠久的年代感来看，从极权体制的完备建构来说，与欧美（西方）皇权制度差异很大。德国有「选帝侯（Kurfürst）」制度，指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皇帝」权利的诸侯。这一制度从13世纪中实行，一直延续到1806年帝国灭亡为止。欧洲的历史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欧洲的政治制度中，存有局限的选举基因。
中国君主的治世之道，虽然喊着「民本思想」，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比如：三国志中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这些都是谋士们对君王的献策献计。因为是家天下，皇帝说了算，并没有类似于「选帝侯」制度这样的约束。比如1886年，路德维希二世被巴伐利亚政府宣布为精神失常而无法处理公务遭废黜，任命其叔叔柳特波德亲王摄政，背后的隐情是倾举国之力，修建了美轮美奂的「新天鹅堡」，不善治理国政，路德维希二世难辞其咎，三天后他的尸体在森林中被发现。
中国的民运之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应该从中国的皇权统治模式中去探讨与寻找策略？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变迁总是由盛而衰，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则人心思变；二是君主更替，新君与旧臣之间的矛盾，即急于瓜分新君与旧臣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朝中斗、内政乱，各派政治力量逢乱起兵造反。
从朝代的由盛至衰，引发改朝换代来说，中国历史上从夏朝起，一共有23个朝代（也有二十四史说），出现了83个王朝。王朝真正一统中原、并历史长久的只有夏（470年）、商（554年）、周（791年）、汉（405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62年）、明（276年）、清（275年），这9个朝代。按这一规律来看，中共皇朝也不会很快灭亡。
有人说：现代中国高速发展，在航天科技、造船工业、现代科技领域等都名列世界前茅。然而中国的大唐盛世、北宋繁荣，一幅「清明上河图」足以证明。满清的康、雍、干也同样是盛世，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同样非常发达。但是极权独裁制度不能保证永远的盛世繁荣。中国极权独裁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建设与治理不会长期稳定，因为毫无制度性的保障。
从新旧君主更替来看。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华夏六国的中央集权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挂了，仅延续了17年。隋朝的「开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选拔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建立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皇权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极权制度，也基本沿袭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即便是影响深远的隋朝，也逃不过新旧君主更替这一关，仅仅延续了37年的隋朝也挂了。
中共的极权独裁统治，制度性的病缺与漏洞显而易见，新旧君主更替更是难以逾越的一关。中共每一任执政权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难关。毛泽东去世时，曾经出现了一波政治动荡。胡锦涛交接时，同样出现了「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的夺权风潮。
不要忽略足下的「过程」
有人说，倘若中共重蹈唐、宋、元、明、清的覆辙，那中国的民运之路哪年哪月才是个头？我们要切记，建立信心很重要，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过程尤为重要，注重足下，从眼前做起。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过程。中国属于农耕文明，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与使用，大规模的开垦荒地，促进了农业的普遍发展；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促进古代教育事业的普及，随之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引起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产生了不同学派，如道家的老子着有《道德经》，阐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论语》是孔子弟子将孔子的主要言行记录下来整理的，儒家在学术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儒家、法家、道家等为君王的治世理论、制度建立提供了思想与谋略，为封建体制变革为郡县制度转型奠定了基础。
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是一个鼎盛的社会变革过程，它是西方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以复兴古罗马为名，而目的与动向，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为改变中世纪社会逐渐严重的腐败没落，加入了社会新思考与新检讨，故此是一种彻底的新型态文化变革，其中虽涵盖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和承接，却逐步而广泛开展了中古时代的教育变革，乃至开启了人体结构、化学、天文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追求等，破除了神权时代、希腊罗马的古文化，为近代科学发展，及观念与知识上的复兴发挥了衔接中世纪和近代的作用，在知识、文学、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巨大变革，为现代的人文思想、人权意识、价值观等奠定了基础。
改变中国、改朝换代，是否也需要这样的过程？请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正处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眼下我们怎么办？
最近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其宣言中有一段话：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同时对东海和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西藏和新疆，表示关切……。
大家想一想，我们当下的民运工作重点是什么？其实是与民主国家阵营行动不谋而合，我们符合着国际政治节拍，正踩在点上。去年以来，王冠儒领导的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举行了不少活动：支持西藏独立运动，为香港反《新国安法》摇旗呐喊，声援维吾尔的维权运动，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独立权利等。
汇总起来，就是：西藏有事，民运有事！香港有事，民运有事！台湾有事，民运有事！新疆有事，民运有事！内蒙古有事，民运有事！总之，中国民运应忘记小我，团结各民族朋友，齐心协力推倒中共的极权独裁统治，建立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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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锐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