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桑傑嘉 :

如果說前幾年有人提出“共藏問題”，那麼，張博樹先生今年2月出版的《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公開提出並支持這一立場，而且，努力去“證明”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缺乏立論基礎，是站不住腳的。中國需要民主轉型，而且一定會實現轉型。但是，民主轉型的前提是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其他種族、平等、公平等。如果解決西藏問題真的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那麼，首先是尊重西藏歷史、尊重西藏人民共同的記憶，而非設法改變。否則，轉型了的中國對於西藏來說仍然是一種威脅，而且，在“民主”面具的保護下會發生更嚴重的災難。

 中國知識分子對西藏問題的關注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從早先王力雄先生的《天葬：西藏的命運》——提出西藏問題（王先生自己的話）。然後中國流亡學者曹長青先生的《獨立：是西藏人的權利》、薛偉先生《獨立與統一是選擇題而不是是非題、再到陳破空的《西藏自古不屬中國》；另外還有茉莉、於大海、蔡詠梅、陳維明、陳維健、蔡楚、胡平、蘇曉康、唐丹鴻、朱瑞等等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在尊重西藏歷史、理解藏人共同記憶的前提下介紹西藏的現況，對中國人了解西藏問題貢獻非凡，也對中國知識分子和藏人的交流鋪平了道路（他們不一定支持西藏今後恢復獨立）。因此，藏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更加廣泛，從認可西藏歷史地位、再到西藏現實問題以及解決西藏問題的出路等等。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和藏人朝相互了解、尊重、互信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而且，這樣的交流也在影響著中國境內知識分子關注和了解、並思考西藏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但是，最近幾年這種積極的交流似乎又裹足不前，主要原因是：某些海外中國人提出“共藏問題”，試圖想“改寫”西藏歷史，從而影響了藏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正常交流。對於藏人來說無法接受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或者“人權問題”的說法，因為這不是事實。西藏問題的來源是中國入侵西藏，藏人認為任何人無法也無權否定歷史，在篡改歷史事實的基礎上討論西藏問題，其結果又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如果說前幾年有人提出“共藏問題”，那麼，張博樹先生今年2月出版的《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公開提出並支持這一立場，而且，努力去“證明”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當然，張博樹的書中沒有用“共藏問題”幾個字，但實質上就定性為“共藏問題”。在《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的序言中張先生指出：“我的結論是：說西藏曾是一個“獨立國家”，並無史實和邏輯方面的充分依據。據此，1950年解放軍的進軍西藏，亦並非流亡藏人說的“侵略”，而是一個新政權的行使主權之舉。”基以上的結論，作者對西藏問題提出的四層蘊含是：人權問題、制度問題、歷史的不同理解以及西藏問題與中國民主轉型問題。
 
當然，作者為了“證明”“共藏問題”提出：“還原歷史事實，重構歷史解釋”。這裡我不想談論到底為什麼歷史事實還要“還原”？誰想“重構”歷史？誰想重新“解釋”歷史？為了什麼？等等，也不想就西藏歷史地位引證論據。但是，還是有必要就張先生在所謂“重構歷史解釋”中某些問題需要說明，因為這會誤導讀者。
 
如張先生在《薩迦班智達的睿智》中“解釋”薩迦班智達與蒙古王子闊端之間的關係時，認為西藏與蒙古“既是供施關係，又是臣屬關係。”依據是薩迦班智達給西藏高僧、施主們的一封信。就如作者所說的中國政府對此信的評價是“西藏自願參加到偉大祖國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歷史文獻”。張先生也肯定：“這是一份得’重要歷史文獻’”。

首先，張先生應該知道這封信的原件為藏文，或許沒有想到這封信的內容在翻譯過程中進行了修改。因此，事實上張先生為了“證明”西藏“歸順”蒙古而“歸順中國”引用的依據是已經“篡改”過的資料。用這樣的“證據”再進行“重構歷史解釋”其結果可想而知。而西藏歷史就這樣被一些人一次又一次被“篡改”、“重構”、“解釋”——
 
張先生是直接引用了《西藏通史：松石寶串》中文版中的信件內容，而《西藏通史：松石寶串》引自達欽阿旺貢噶索南《薩迦世係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135－140頁。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作者多處引用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 《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為西藏社科院項目，1989年10月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1996年在同一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文版。該書1993年獲得中國出版界最高獎——國家圖書獎，時任西藏自治區書記的胡錦濤出席了首發式，由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拉巴平措寫序——《以史為鑑明辨是非》​​。顯然該書是：“組織上安排”、“為了鬥爭的需要”而編寫。如同境內出版的所有西藏歷史書籍從來沒有，應該是不敢觸碰中共設立的“紅線”。更何況《西藏通史：松石寶串》主要任務是：“明辨是非”。因此，該書在西藏遠古以及對薩迦王朝之前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編寫，因為這部分沒有紅線可碰（雖然中國政府堂而皇之地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非常清楚沒有人相信這一說法。所以，提出“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這是中共的底線，所有歷史編排都不能越這個紅線。）。特別在薩迦班智達時期西藏與蒙古的關係部分一定要證明西藏“歸順”蒙古而“臣屬”中國。
 
言歸正傳，《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載有信件全部內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張先生摘錄的這部分：
 
“我為利益佛法及眾生，尤其為利益所有講藏語的眾生，前來蒙古之地。召請我前來的大施主（闊端）甚喜，（對我）說：“你領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與侍從等一同前來，是眷顧於我。你是用頭來歸順，他人是用腳來歸順，你是受我的召請而來，他人是因為恐懼而來，此情我豈能不知！ ”⋯⋯當今的情勢，此蒙古的軍隊多至無法計數，恐怕整個瞻部洲已都歸入他們統治之下。與他們同心者，就應與他們同甘共苦。他們性情果決，所以不准許有口稱歸順而不遵從他們的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加以摧滅。⋯⋯此間對各地貴族及攜貢品前來者都給以禮遇，若是我等也想受到很好待遇，我們官員都要準備上好的貢品，派人與薩迦的人同來，商議進獻何種貢品為好，我也可以在此計議。進獻貢品後再返回各自地方，對自己對他人都有好處。總之，從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議你們這樣做最好，但是你們並沒有這樣做，難道你們是想在被攻滅之後才各自俯首聽命嗎？⋯⋯”
 
對照藏文信件發現：“召請我前來的”是加上去的，其中“召請”是重點。 “你是用頭來歸順，他人是用腳來歸順，你是受我的召請而來，他人是因為恐懼而來，此情我豈能不知！”藏文原件中根本沒有“歸順”兩個字，原文為：顧情面。 “召請”的“召”也是加上去的，原文為“請”。還有多處被篡改，由於不是重點，所以，不在此一一列出。
 
因此，張先生的“歸順既意味著臣屬，只不過薩迦班智達是用頭來歸順，他人是用腳來歸順”，在這個意義上，供施關係其實只是臣屬關係的一部分”的觀點無法自圓其說。因為，原文並不是“歸順”，我想張先生不會說：“藏文沒有’歸順’”這個詞，所以，“顧情面”就是“歸順”。
 
再看看當時闊端了解的西藏：“噶當傳承的僧眾最多，世俗方面達龍最強，止貢最威嚴、薩迦傳承教法最好——”。闊端經過研究後給薩迦班智達的邀請信指出：“為了超度我父母，我需要一位能教化、指點正確道路的上師，經過研究你是唯一能勝任此工作的上師—— －”非常清楚，闊端沒有選擇僧眾最多的，世俗權利最強的，而是教法最好的——薩迦班智達。從當時西藏的情況看為統治西藏而選擇薩迦班智絕對不是明知的，但是尋佛教上師薩迦班智達絕對是最佳選擇。
 
另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薩迦班智達只是西藏的班智達——大學者，並非西藏的宗教領袖，更不是政治領袖，而當時的闊端也不是蒙古最高領袖，因此，憑藉這封信和薩迦班智達會晤闊端說成西藏“歸順”蒙古帝國以及元朝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而且，很明顯這封信的內容去掉中文翻譯時加上“歸順”、“召請”等帶有政治意義的詞句後只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件，薩迦班智達作為大學者對蒙古人以及當時看到的情況進行了介紹，提出他的想法僅此而已。而且，信中指出：“從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議你們這樣做最好，但是你們並沒有這樣做——” 更清楚他在西藏的影響力以及能否代表全體西藏人民。
 
有關八思巴的情況，張先生承認他們（八思巴與忽必烈）的關係：可謂典範，二人私交甚篤，甚至相對“平等”。由於薩迦班智達和闊端之間“臣屬”關係不成立，更談不上八思巴和忽必烈之間的“臣屬”關係。 “歷史本身是這樣走下來的”，只是篡改、“重構解釋”——使歷史變的面目全非罷了。
 
上面已經談到西藏與元朝的臣屬關係是不成立，更不符合歷史事實。有關明代與西藏的關係，張先生更明確指出：“在某些場合甚至僅僅是像徵意義的”。由於張先生要對歷史進行“重構解釋”，所以，他以明朝朝貢制度來說明“臣屬”關係，非常可惜的是“國師以下不許貢”恰恰證明了這種朝貢與“臣屬”沒有關係，請參閱王力雄先生的文章《明朝“貢賜”不是主權是貿易》。
 
有關清朝的部分，張先生認為1652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及3000餘人來到北京與順治皇帝相見為兩個新政權之間關係的開始。並引“皇帝的御座置於高與腰齊的御台之上，我則坐於距御座一度以內，略低於御座的座位上。獻上茶來時，皇上命我先飲，我答不敢，皇上又命同時舉杯引用，對我格外施恩。”此外，“皇上撥白銀九萬兩，專門為我修建了一座名為’黃寺’的如同天神苑囿一般的居處⋯⋯富麗堂皇，金光燦爛”。以此斷定“具有傳統華夏朝貢體系內宗主－藩屬關係的一般特徵，也保留了西藏－中土政權關係所特有的供施／臣屬之雙重屬性。”
 
由於元、明兩朝與西藏沒有“臣屬”關係，所以，清朝自然就沒有任何“臣屬”關係從明朝繼承。而五世達賴喇嘛在北京的歷史記錄更無法證明有“臣屬”關係，如果硬要說：第五世達賴喇嘛的御座較低於清皇帝、對我格外施恩、建黃寺等等能算“臣屬”關係的話，張先生在書中談到1793年英國使者還在皇帝面前“單膝下跪”了，英國和滿清有臣屬關係嗎？肯定不是。另外，張先生還說“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隨著滿清王朝幾位雄主的接連出現，西藏對滿清政權的臣屬關係變得越來越實質化，越來越清晰。”在沒有“臣屬”關係的史實前提下，滿清政府確實在供施關係的基礎上憑藉幾位野心勃勃的統治者千方百計干涉西藏事務，吞併西藏之策略從來沒有消失。如，公元1650年西藏政府派遣官員駐打箭爐，統一康區政教大權而與甲拉甲布（民政土司）發生矛盾。 1700年6月甲拉甲布索郎扎巴被殺，並收回了他的官位和管轄領地。政府軍乘機把勢力延伸到原吐蕃時期管轄的雅安境內。此事引起滿清不安，派兵前往受阻，雙方勢力形成對峙局面。雙方在滿清和西藏邊界布防。川陝總督席爾達疏畏恐藏軍突襲成都，要求清朝派兵。於是滿清派遣5萬兵力對付西藏政府的5千餘人。西藏軍隊多次打退清軍，雙方持續半年多。但最後，由於西藏軍隊缺乏援軍以及兵力懸殊而敗。於1701年清軍侵占達箭爐，從此滿清開始了入侵西藏。有關張先生提到的1718年清軍入藏、1720年所謂護送七世達賴喇嘛、派遣欽差大臣等等是滿清侵占西藏之策略的一部分。 1728年，滿清趁西藏內部衝突滿清入侵占領西藏康區東部理塘、巴塘和康區南部之中甸、德欽等地。
 
至於張先生所說的乾隆皇帝震怒、但最後承認“不敢草率”並非滿清政府意願，而是迫於無奈。一個時時刻刻想吞併鄰國的政權如有機會當然想儘早侵占。可惜歷史不一定總是為入侵者提供機會。滿清政權特別是乾隆皇帝對1747年至1749年年間運兵西藏嘉榮曲欽（大金川）“清軍3萬人分兩路進討，久而無功，川陝總督張廣泗被清廷處死，改派岳鍾琪為總兵——”應該記憶猶新，所以，對西藏還得三思而行。因此，只能加大干涉西藏政治事務的方式取代了“一切大小事務須由清朝官員知辦”。
 
在西藏歷史上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達賴喇嘛是西藏政教領袖，而且，一直延續至2011年。張先生把第七世達賴喇嘛親自管理西藏政教事務說成是“此即達賴喇嘛親政的由來”，“親政”兩字特意加黑色，不知其想說明什麼？
 
還有，張先生對滿清加大干涉西藏事務期間的兩個重要文件非常看重，這也是中國官方視如珍寶的文件，1751年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十三條》和1793年的《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
 
我們首先看所謂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十三條》，張先生歸納了主要內容：“噶倫辦理地方事務，代本管理兵馬，防範​​卡隘，各寺責成”、“噶倫、代本應請頒給詔書”、“全藏人均屬達賴喇嘛，按地方之大小，人戶之多寡，各有一定差役，以供黃教佛事”、“所有達賴喇嘛差役，均由地方百姓供應”等等。 ”

真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重複西藏政府各機構的工作，噶倫，本來就辦理西藏事務的大臣（加個地方現實自己是中央）。代本，乃軍事官員，代乃箭，本乃官，武官或者軍事官員，本來就是管理兵馬、防範卡隘的。還有問題是頒布所謂的《十三條》後有多少個噶倫、代本是頒給“詔書”的？有史可查。達賴喇嘛是政教領袖，全體西藏人民擁戴他，至於供佛事乃藏人的信仰——這絕對用不著滿清皇帝“勞駕”。所有達賴喇嘛的“差役”更是百姓供應的。滿清政府為了乾涉西藏事務而努力表現自己的存在，而重複一些本來存在於西藏傳統體系中，而且將來也必須延續的事務，似乎說明這是我滿清政府規劃、規定的。而有些人就想用這樣的東西證明西藏“臣屬”滿清，真是不可思議的“重構歷史解釋”。
 
再看所謂的《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據學者研究該文件沒有漢文版本，而不是用漢文頒布的，現存的是從藏文翻譯為中文的。）真如王力雄先生所說： “中國方面認為《二十九條章程》有了對西藏的充分主權——”。張先生也有同樣的觀點。但是，事實又是如何呢？張先生歸納《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內容最重要的一條是“金瓶掣籤”。但是，“實際上，使用金瓶掣籤認證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其中，十二世達賴喇嘛在金瓶掣籤之前，已經認定確立。所以，真正經過金瓶掣籤認證的達賴喇嘛，其實只有一位。同樣，在班禪喇嘛的傳世系統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禪經過金瓶掣籤的程序。”

更何況，張先生自己也承認：“這些章程，很多並未真正實行——”。王力雄先生指出：“《二十九條章程》雖然規定「噶倫以下的首腦及辦事人員以至活佛，皆是隸屬關係，無論大小都得服從駐藏大臣」（第十條），然而對官場行為稍有了解，就不難看出這是一句空話。 ”而且，更明確指出滿清欽差大臣的三個特點：“已經決定了，不管駐藏大臣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聵者」，也是不可能掌握西藏實際權力的。 ”他還進一步指出：“西藏有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萬人口，沒有一個上千名官員和職能人員組成的系統是無法管理的。僅駐藏大臣手下的屬員數量之少，就已經決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行使權力。 ”另外，西藏政府從滿清、國民政府再到中共從來沒有放棄對被非法侵占領土的主權要求。
 
總之，張先生所說的：“但這些章程的確意味著西藏對中土政權更具實質意義的臣屬，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確實不是事實。
 
因此，西藏甘登頗章政權和滿清政權之間也只有供施關係而非“臣屬”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並非“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顯的不夠誠實”，而是中國著名學者、民主轉型理論家不夠誠實。
 
確定了這個事實後，我覺得不必再用更多筆墨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恢復獨立的原因——順應世界變化、並向虎視眈眈的鄰國宣布恢復獨立，也是滿清想跨越供施關係侵占西藏以及英國等“列強的強勢進入”，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西藏事務。也迫使西藏人“學習、模仿新的規則並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宣布恢復西藏獨立。張先生看來，滿清官員可以認識“現代主權概念意味著領土疆域的清晰，主權統一，治權明確，還有國際社會的認可。”而西藏人就不能這樣，而且，宣布並行使獨立主權也不是“獨立”。
 
另外，更荒唐的是張先生看來“符合史實”的“事實上的獨立”也不是獨立。且以所謂“保留充分的獨立學者”徐明旭的“學理分析”來證明。徐明旭堪稱中國政府海外御用寫手之一，從他的《年輕一代藏人為何仇漢？拉薩314事件反思》、《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略知一二。張先生同意他的“論證”，當然，立場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張先生只能選擇徐的說法，而非中國政府的說法。但其結果與中國政府篡改的歷史一致，只不過是以海外“中國民主轉型學者”的名義再次編造罷了。
 
張先生也從《國際法》的意義上證明西藏不是獨立的國家——沒有得到民國政府的認可和任何其他國家的承認。但是，《國際法》也規定：“國家之產生只要符合國家之定義即可。既存國家是否承認其為國家，皆不影響其為國際法上國家之效力。”張先生在其註釋中強調了“新國家”，在國際法中沒有提“新國家”，更何況，西藏是一直獨立存在的國家。
 
由於張先生的最終目的是“改”西藏問題為“共藏問題”，所以，張先生的書中用元、明、清朝的“臣屬”最終想證明中共入侵西藏的“合法性”—— －“與“侵略”無關”、“執政者彰顯國家主權、恢復行使行政管轄之舉”。對此，我已清楚地說明了西藏與任何中國王朝以及國民黨政權沒有臣屬關係，因此，事實上中共是入侵西藏，非法佔領，且繼續著殖民統治。
 
另外，我想在這裡說明的是，張先生多處提到“流亡藏人的觀點”、“流亡藏人說”。西藏獨立是西藏的歷史事實，是全體藏人共同的歷史記憶， 境外藏人可以自由表述而境內藏人不能，並非西藏境內外藏人對西藏歷史本身有不同的觀點。而境內藏人至今有關西藏歷史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書的觀點不一定代表他的歷史觀點，這一點我不需要多說，我想中國學者了解，而且，相信張先生更了解。
 
總之，中國需要民主轉型，而且一定會實現轉型。但是，民主轉型的前提是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其他種族、平等、公平等。如果解決西藏問題真的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那麼，首先是尊重西藏歷史、尊重西藏人民共同的記憶，而非設法改變。否則，轉型了的中國對於西藏仍然來說是一種威脅，而且，在“民主”面具的保護下會發生更嚴重的災難。
 
2014年6月21日

原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