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国之「西藏白皮书」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
达赖喇嘛尊者如同是任何人也无法掩盖的一缕阳光。佛教信仰的光芒将透过尊者照耀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满清皇帝康熙致七世达赖喇嘛(西元1720)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出版发行
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17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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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2015年9月1日
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176215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印经院印制
简写
CCP 中国共产党(中共)
CPPCC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TA 藏人行政中央
LRNA 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
NPC 全国人大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TAR 西藏自治区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摘要
这份针对中国政府颁布的西藏白皮书的回应，挑战了所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合法性依赖于中国的认可和批准的说法；并对北京欲选择达赖喇嘛转世的方案、以及中国不仅宣称对西藏领土的主权，同时也主张对西藏人民的灵魂拥有主权的说法做了详细的回应。
回应也表明了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举动必然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不仅来自西藏人民，也来自全球数百万藏传佛教的信徒，以及世界各地深受达赖喇嘛尊者教言启益的人们。其中也包括越来越多涌向印度接受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中国佛教徒。中国的这一举动，只会造成与中国强力介入南海同样的国际纷争。
回应文同时也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虽然中国政府至今一再地拒绝「中间道路」的主张，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睿智地看待藏人的不寻求独立、而是在同一的行政管理下寻求名副其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提议，则可以从中看到在尊重西藏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同时，又能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越来越多境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支持这项提议的立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连署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建议，以表达他们对西藏的支持。
如果中国根据「中间道路」实现西藏人民的意愿，则不仅有助于恢复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开放边境、化解军事僵局，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亚洲永久的和平。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西藏不但可以恢复其传统的佛教，并成为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学习中心，而且可以提高喜马拉雅地区的精神文明，并促进喜马拉雅山区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互动。
中国政府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向香港人民传达一项积极的讯息：他们的意愿将会受到北京的尊重。没有任何举措比北京赋予西藏人民文化和经济自主权，更能够唤起香港人民的信心。这也会对习近平所构筑的中国梦注入真正的活力。当中国开始将西藏视为对亚洲的环境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域，而非被剥削的殖民地时，香港人民就不会再担忧他们的未来会和西藏一样。
接受西藏人民的正当愿望，必将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中国不必为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而花费数百万美元创办孔子学院；数百万深受达赖喇嘛尊者教化受益的人们，在前往西藏学习发展心灵的同时，会对中国产生正面的影响，并自然在国际社会持续累积北京的道德权威和国际好感。对西藏问题的公正解决，胜过任何军事或经济实力，以确保中国获得想要的国际尊重。
这将是中国迈向全球主导地位之新长征的开始。
目录
前言
中国对西藏总体规划：通过转世实施统治
西藏的历史地位
中间道路政策
西藏渴望处在同一自治体系下的历史背景
西藏为何继续燃烧
西藏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回飞式援助」
结论：对北京的几点建议
前言
从9月1日起，中国将在拉萨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在此之前，第六届西藏工作座谈会，从8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党、军队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会议由习近平主持。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说，「西藏工作的著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
为这一切奠定基础的是2015年4月15日由中国政府发布的有关西藏的白皮书。白皮书重申了中国在西藏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压迫的两手策略。该白皮书主要传达的讯息是：对西藏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经过前所未有的辩论，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这份最新的题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的白皮书。在辩论的过程中，辩论的一方是中共极端民族主义和强硬爱国派，这一派的学者们建议在中国取消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身分和权利，主张应该将少数民族混合到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熔炉里。其中一些人则主张将西藏自治区等大型自治区域分割成小型的行政单位，并入类似四川等省份中。
而作为辩论另一方的一些中共学者，则争辩说将达赖喇嘛视为「敌人」，只会引来西藏人民的不满，造成与西藏人民越走越远的结局。他们主张为了避免将来出现「两位达赖喇嘛」的尴尬局面，中国政府应该针对转世灵童的问题，积极寻求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密切合作。
北京政府通过其最新的白皮书，决定继续其对西藏的现行政策。在2008年遍及西藏三区的和平抗议以及自焚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发生之际，中国政府的决定，令希冀西藏获得较宽松政策的藏人感到失望。西藏境内已有141名藏人通过自焚，表达了藏人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以及西藏人民拥有更多自由的愿望。
中国政府在白皮书中强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批评，清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其极为壮观地表现出来的失败的西藏政策。中共政府以曲解达赖喇嘛尊者讲话、或编造谎言等方式所提出的批评，表现了中国政府认为在没有达赖喇嘛尊者的协助下可以独自统治西藏。然而，最近有一些中共官员表达了认证或指派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企图。事实上，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共虽然自信在没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协助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维持对西藏的统治，但不太确定在没有西藏转世喇嘛的协助、以及没有统治合法性的情况下，能否可以永久地维持其在西藏高原摇摇欲坠的统治。
中共为了维持对西藏的统治而虽然需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却又悍然排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行为本身，不仅完全违背了转世制度的内在连结性和逻辑性，而且也不符合最基本的治国之道。中国共产党试图随心所欲的挑选几个西藏宗教领袖，其行为已揭示了没有合法的西藏喇嘛的合作，中共就难于维持其对西藏的合法统治。而中国政府如此顽固地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说明，除此以外，中国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个明显的矛盾是，有关西藏的论争中，中共极力主张的历史决定论。正如白皮书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不论达赖喇嘛尊者或西藏人民如何努力，西藏的命运已经被莫测高深的历史力量－目前而言是中共－所决定；白皮书说，「西藏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政府在最新的白皮书中以混乱的共产思想和史学修正主义来论述这个观点。在《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这样一个乐观的标题下，中国政府对于自1951年以来争论不休的西藏问题并没有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反而只是将西藏的所有功绩等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把一切的失败都归咎于「达赖集团」。
这份白皮书发布的时间点，刚好介于中共领导人连珠炮似地「命令」达赖喇嘛尊者必须转世，以及2015年9月1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TAR)成立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揭示了共产党对于失去西藏掌控力的紧张。因为，尽管中共统治西藏已经超过六十年，但达赖喇嘛尊者仍然是西藏人民心中无可取代的明珠，其中包括了从没有见过西藏领袖的第三代藏人，他们努力争取达赖喇嘛继续作为他们的领袖，争取西藏最基本的人权。其次，虚构的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自主权，未能遏制藏人争取基本自由的渴望，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所有境内自焚的藏人皆呼应了西藏人民在自己家园拥有更大自由的强烈愿望。
中国对西藏总体规划：通过转世实施统治
中共欲掌控西藏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同时却拒绝使转世制度超越传统领域而在国际上享有前所未闻之荣光和声誉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转世制度在中国、蒙古和西藏脆弱的地缘政治中维持了长盛不衰的重要地位，西藏的达赖喇嘛维护了四处征战的蒙古可汗与满清之间的和平。第二个原因是，中共内部评估认为，如果没有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合法影响力的配合，就难于对西藏维持永久的统治。
从13世纪开始，成吉思汗率领他的游牧骑兵从蒙古草原直接跨进世界历史的页面，蒙古可汗很早便意识到要有效的维护和密切扩张中的帝国，除了掠夺和征服，更需要文化和宗教精神的凝聚力。阔端和之后的忽必烈则认为这份凝聚力，便是藏传佛教；一个普世的宗教支撑了一个世界帝国。藏传佛教成为蒙古王朝在中国朝廷的宗教，西藏的大喇嘛们成为帝国的精神上师。也因此诞生了檀越或供施关系，开始展开交换服务，即喇嘛成为帝国的宗教和精神指导上师，帝国汗室则对上师的王国提供保护。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首次将藏传佛教从蒙古可汗的皇室信仰变成蒙古民族普遍的信仰。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出生于蒙古，从那时起，整个蒙古对于西藏达赖喇嘛产生了极为虔诚的信仰。 1642年，在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的协助下，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从此，双方的供施关系开始了新的里程碑。
蒙古民族对西藏达赖喇嘛的虔信，以及历代满族皇帝制止蒙古騒扰其帝国边缘的需要，使得檀越关系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西藏对蒙古人的影响力，虽然不是一以贯之、但基本上保持了蒙古人和满清中国之间的和平。
中国政府提出一定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以及决心任命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为了将其所宣称的西藏精神资源，在其心血来潮时，可以随意转变成高效有力的政治工具。
中共不需要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却要保留由他主导的喇嘛转世制度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治理能力。中共清楚明白他们的统治，导致了西藏人民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遍及整个西藏的和平抗议、以及仍在持续发生的自焚事件等，便是藏人丧失信任的征状。中国在西藏的统治系统，虽然极力掩盖藏人不满的声音，但这种不满的声音仍然传到了中共的最高层。在北京一场饭局上，一位资深藏人党员脱口而出地迸出：「西藏没有法律。西藏只有员警和士兵，但没有法治。」(安德鲁．费希尔，2013年；西藏在中国被剥夺的发展权利：边缘化经济研究)。
由于中共当局的掠食本性和压迫，使西藏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并驱使藏人回归自己的传统精神领袖。西藏喇嘛所教授的简单生活之道，在混乱不确定或迷惘的时候，赋予他们文化统一和精神归属感。在许多情况下，西藏喇嘛的威望凌驾于中共派驻各地的党代表们。而仅仅由于人们服从喇嘛而不愿听从中共官员的指令，就使得许多喇嘛被中共逮捕而锒铛入狱。
如果西藏境内普通喇嘛的影响力都超过中共的地方官员，则如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共对达赖喇嘛在中国影响力的恐惧，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做了最清楚的注脚，江泽民说：即使达赖喇嘛只是到中国访问，也会让所有藏人疯狂，届时，不仅蒙古人会加入藏人疯狂的行列，而且，中国的民主人士、社会上的不满分子也会加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怎样做？如果镇压，势必引起国际哗然，如果不镇压，中共甚至可能会失去政权。
中共缺乏承受这种风险的意志和度量，因而盘算着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再选择一位顺从的继任者以维系其在西藏的统治。为此，中共正在紧张匆忙地进行着准备工作。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在中南海接见了由中国政府选任、并未获得藏人承认的所谓班禅转世坚赞诺布。会见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王鲁宁等人在座。坚赞诺布手捧哈达、微微低头鞠躬地向党和国家主席宣誓效忠。在中共给西藏人民强加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这场游戏计划中，坚赞诺布将要扮演重要的协助角色。
透过这样的举动，中国政府不仅对西藏领土的主权，而且还要对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精神领域宣示主权。为了有效地控制西藏的心灵和人民的灵魂，中国不仅将继续占领和殖民统治西藏，而且也决心侵入和殖民西藏人民的宗教和精神境界。藉由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步伐，就像在中国南海划定九段线一样，中国政府也要在西藏高原和西藏文化上划定分界线，并要在西藏和数以百万计非藏人的宗教境域中建立中共的霸权，过去，中共宣称对西藏的领土主权，现在，中共开始对西藏的灵魂宣示主权。
中共针对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规划会顺利吗？
如果观察中共过去所批准的西藏喇嘛的行为，未来的这类计划对中共将可能会是一场灾难。留在西藏的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62年上书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中共对西藏的祸害政策。并在他不幸去世前几天公开表示，在中国统治下，西藏失去的远超过从中国获得的。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的第十七世噶玛巴，虽然也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但他于2000年离开西藏流亡印度。同样也离开西藏的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目睹了1995年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前，中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择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阴谋过程。他在其自传中写道：「僧人们虽然遵循仪轨诵经，但可明显看出他们没有热情。凌晨五点钟，仪式结束后我们返回旅馆，但中央电视台在报导这个新闻时，却说『今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在大昭寺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电视上的特写镜头中波米仁波切选出的那个象牙签看上去比其他象牙签略高。而可以确认的是，报导的仪式时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阿嘉仁波切，2010年《逆风顺水：阿嘉仁波切的一生和金瓶掣签的秘密》)。
这些西藏的喇嘛已经展现了他们对宗教传承的忠诚，远远超过对中共服膺的义务。且不论这些中共任命的西藏喇嘛的个人喜好和所作所为，中共插手西藏人民精神领域的行为，无疑是非常危险、且容易引发怨恨的挑衅举动。中共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西藏人民，甚至会挑起世界上所有信众的愤怒。由此造成的外交政策灾难，及其影响和危害甚至比中国以武力强行介入中国南海主权问题更为长久。中共如此侵犯一个世界性宗教的重要制度，只会对中国在世界各地极力推展的所谓「软实力」造成毁弃前功的结果。中共误以为给西藏人民和世界强加一个伪达赖喇嘛，就是加强其在西藏统治的最好方式，这种盘算是错误的。
这样的举动，只会带来超过其预期的后果。截至目前，中共在西藏问题上面对的还仅仅只有西藏民族，而中共一旦为了挽回其日益落败的信誉而决定阴谋操纵藏传佛教最神圣的精神传承，则世界各地藏传佛教文明圈的人民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是中共要在西藏充当随心所欲的创世主宰，因而引发他们对中共的愤怒。
对中共选任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举动，必然会遭到西藏人民、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西藏本土信仰苯教的领袖与信众、以及所有西藏佛教文明范围之内的人民的悍然拒绝；回顾过去中共对西藏佛教和文化的压迫摧残、以及毛泽东表示「宗教是毒药」的言论，中共的这一举动更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共对于西藏人民精神信仰的真正态度，从未改变。 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柯林顿在白宫举办国宴，款待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希拉蕊就西藏向中共国家主席施压。江泽民的回应批评藏人是「巫术师」，表示西藏人民「也是宗教的受害者。现在，已经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了。」(希拉蕊．柯林顿，2014年；《艰难的抉择》 )。
江泽民甚至说得更多。在一次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漫长谈话期间，中国领导人甚至提到藏人礼拜传统的政治动机。他告诉希拉克，「我是无神论者，你无疑是有信仰者，但有些信仰超越所有的理解，我认为在拉萨朝圣的藏人，每一步透过五体投地的礼拜前进，是具有政治原因的。五体投地的礼拜？为什么？」(希拉克，2012年《我的政治生涯》)。
即使对中国最好是将拉萨变成国家的宗教精神中心这样一个建议，也随即遭江泽民粗暴地驳回。希拉克回忆道：「江泽民总是说，无论世界说什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西藏的稳定；并不需要达赖喇嘛返藏，但如果他接受我们两项条件(接受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进行谈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会接受拉萨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希拉克，2012年《我的政治生涯》)。
不论中共如何公然表达出对于西藏宗教信仰的不屑和蔑视，数个世纪以来，西藏人民基于对转世制度的信念而无一例外地坚信：只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才可以决定将会在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转世。这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独有的权利，因为在藏人的眼里，尊者是一切诸佛菩萨慈悲的示现，是雪域救怙主观世音菩萨的幻化之身。而且由于其崇高的精神成就，唯独尊者才具有决定其转世的权利。除此而外的任何选择或强加的达赖喇嘛，是任谁都绝不会容忍的。
当然，这种举动也不会被世人所接受。国际社会将公评中共今天如何对待藏人的举动，作为其对世界其他地区行为的准确指标。即使精明干练的记者也担心中共的行为。 「现在，西藏，本身的宗教，它的神王似乎都像是外来物，或是像原始丛林中濒临灭绝的兰花，也许正是由于其处于一种濒临灭绝物种的处境，我虽然没有任何挽救它免于灭绝的方法，但对西藏命运的观察，使我意识到甚至比西藏的存亡危局更为重要的一些事情：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对待与它的利益相冲突的那些弱势者，观察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今天，是西藏。然而，明天那些被中国闪耀的蓝天所和谐的，可能就是你和我。」(姜杰，2011年《深红色的悲剧：达赖喇嘛如何征服了全世界却输掉了中国战场》)。
在西藏人眼中，这是指派假神的行为，如果继续纵容或放过这种行为，这将会是中共针对世界的宏大战略中最终搏弈前令人不快的前奏。中国的战略在所谓的中国梦中有清楚说明，中国欲在世界重建类似满清帝国鼎盛时期的独霸地位。根据季辛吉的说法，在这样的系统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自居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在皇帝的势力范围所及「并非只有中国」，而是包括「所有的文明区域，他们都是中国天朝主导下的一部分。」(季辛吉，2014年《世界秩序》)。
这样的一天应该不会到来。西藏人民与世界也绝不允许中共指派的达赖喇嘛存在。因为关于转世问题，达赖喇嘛尊者拥有最终决定权。 2011年9月24日，尊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当我到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龄时，我会咨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众和相关信众，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必须保留，并且需要认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时候，寻找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噶丹颇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由他们请示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历代达赖喇嘛如影随形般的护法众等，按照历史传统寻访、认证。还有，我也会留下相关的明确指导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
在最近的一次专访里，达赖喇嘛尊者提醒这个世界：「轮回转世与共产党人无关」（西藏未来之路：达赖喇嘛80岁生日庆祝活动邀请与省思；2015年7月4日洛杉矶时报芭芭拉．德米克专访报导）。
为了更清楚表述他的观点，达赖喇嘛尊者半开玩笑地指出：中国在谈论他的转世灵童之前，共产党领导人首先要承认或相信轮回转世的观念。达赖喇嘛笑着说：「中国共产党假装他们比达赖喇嘛本人还要懂转世制度，中国共产党应该先接受转世的观念，然后，他们还应该寻访毛主席和邓小平的转世。然后，他们才有权参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
司政洛桑森格清楚阐述了西藏人民对这个议题最深切的情感。他说，中国现在声称他们有权认证西藏精神领袖的转世，而这位精神领袖是他们所称的「魔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中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在北京曾公开对达赖喇嘛尊者说「宗教是毒药」，现在他们竟然命令达赖喇嘛必须依照党的指示转世。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尽管中国政府在西藏无法无天的摧残破坏超过50多年，但西藏人民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们的希望之依托，便是达赖喇嘛尊者和心灵的力量。只要西藏人民继续在自己的家园受苦受难，无论是现在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位达赖喇嘛会成为中共对被占领的西藏强化实施统治的工具。
关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干涉西藏人民的精神生活，美国政府在稍早前曾有过提示性的说明。 2015年6月15日在日内瓦的「锁定西藏」论坛上，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赛瓦尔女士表示：「基于和普遍承认的宗教自由权利，任何决定下一世达赖喇嘛的权利，必须保留给当前的达赖喇嘛尊者、藏传佛教领袖和西藏人民。」
西藏的历史地位
在中共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对西藏历史做了许多编造曲解。 2004年中共的西藏白皮书宣称，「早在13世纪，西藏即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学者断言，西藏在清朝时期(西元1644 -1911)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现在，其最新的白皮书中，中国再次转向，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中国的历史学家也驳斥了这个说法。 2007年，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中国评论上写文指出，这种说法是「蔑视历史」，实际上「吐蕃是独立于唐朝的独立国家」。
古老的西藏
根据西藏历史典籍，西藏第一位国王的治理始于西元前127年，但直到西元七世纪，在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成功的经略，西藏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与强大的帝国。随着他的治理西藏，展开一个持续三世纪之久的政治、军事霸权和扩张领土的时代。尼泊尔国王和中国皇帝皆向松赞干布献出自己的公主。西藏国王赤松德赞(西元755-797)藉由征服中国的部分地区，进而扩大了西藏的版图。西元763年，攻陷唐朝的首都长安，迫使中国不得不每年向西藏纳贡。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石碑文字见证了当时西藏统治的权威。西元821-823年，吐蕃和唐朝曾签订条约，以确定双方的边界。条约内容被刻写在三块石碑上，条约中载明：「今蕃汉两国，所守见管本界，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
即使中国的历史学家也驳斥了中国政府所主张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上述所说，葛剑雄教授在2007年时，也表示，「中国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时，我们的国号才被正式地称为中国，在此之前，对于『中国』的概念并不是很明确。」他补充说，「吐蕃是独立于唐朝的国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已故的阿沛．阿旺晋美，1989年在一次中共人大会议上演讲，他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些人则认为从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开始，西藏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我始终都不同意这两种观点，所谓『自古以来』是一个难于确定的概念，究竟从何时开始并不清楚。至于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松赞干布已经迎娶了尼泊尔的公主，按照这种说法，西藏应该是尼泊尔的一部分。我们又如何解释呢？」
与蒙古可汗的关系(西元1240-1350)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它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征服了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广袤的土地。 1279年，蒙古在征服了以中国南方为基地的南宋以后，整个中国就被蒙古人完全征服。今天，中国宣称元朝是中国的王朝，并据此宣称所有蒙古征服的土地、或至少蒙古帝国的东半部因此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于1240年率军侵入西藏，并邀请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西元1182-1251)，由此开始了西藏与蒙古间持久延续的联结，同时也建立了特殊的供施关系。忽必烈在阔端去世后皈依藏传佛教，并奉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基于蒙藏间的供施关系而尊奉佛教为帝国的国教，奉八思巴为蒙古帝国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作为对八思巴给忽必烈和皇室成员灌顶施教的供养，忽必烈于1254年将西藏的统治权和一系列名号奉献给八思巴。藏蒙间的这种供施关系，甚至在元朝衰败后仍持续存在。
中国的西藏白皮书声称，「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是在元朝(西元1271-1368)。」事实上，没有蒙古统治者曾经试图直接管理西藏。西藏甚至没有向蒙古帝国纳税。 1350年，西藏国王绛曲坚赞(西元1350-1364)从萨迦王朝手中夺取政权，从而打破了西藏与蒙古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绛曲坚赞废除受蒙古影响的西藏行政体制，代之于西藏传统的政治体制，并为依法治理国家而制定了「十五法律」。在绛曲坚赞建立帕珠王朝后又过了十八年后，中国也从蒙古人的统治下恢复了独立，中国开始进入明王朝时期。
西元1240年，蒙古军队入侵西藏。而蒙古人侵犯中国宋朝是1279年，也就是说，蒙古入侵中国的39年前就已经侵入了西藏；这可戳破中国宣称的基于蒙古和西藏喇嘛之间的供施关系，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说法。
西藏与明朝皇帝的关系(西元1368-1644)
早在蒙古征服中国之前，蒙古可汗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并在中国恢复独立之前，西藏就已经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因此，蒙古并没有给明朝皇帝留下任何有关西藏的遗产。另外，蒙古帝国退缩漠北后的几个世纪中，许多蒙古可汗仍继续以供施关系为基础，与西藏宗教和文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退而言之，就算蒙古在西藏拥有某种势力，在蒙古人民和国家唯一合法的代表外蒙古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共因其被蒙古征服而竟然宣称继承了对西藏的主权，完全是厚颜无理的。
西藏与中国明朝间的接触基本上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主要是少数的西藏寺院住持、或是相互竞争的寺院喇嘛到访中国，明朝皇帝则赠给他们一些表示尊崇的称号或礼物等。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亚欧腹地研究系史伯岭教授指出：「只要检验导致赠予这些尊号的相关事件，即可清楚地显示接受赠予者，都是在得到尊号之前就已在图伯特拥有权力/影响力。所以他们不是因为被册封才得大权，而只是接受锦上添花的承认，因此这些授封只能视为一个国家赠予别国人民的荣誉、尊号与奖赏而已。」(安玛莉．布隆铎、卡提亚．毕菲特里耶；2008年《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家解读西藏百题问答》)。
西藏的历史文献虽然记载了这些交流，这种相互赠予称号等的行为大约发生在西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藏或西藏的诸统治者与中国明朝或明朝皇帝之间有任何的政治从属关系。 1578年，蒙古土默特可汗俺答汗邀请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访问蒙古，并赠予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在此之前的1550年，俺答汗曾率军入侵中国明朝，曾短暂地占据北京，并迫使中国明朝接受惩罚性的贸易协定。
1644年，中国的明朝皇帝再次被外来的征服者所推翻。满州人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满清帝国，统治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辽阔领土。这个帝国被称为清朝。
西藏与满清的关系(西元1639-1911)
1642年，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施主蒙古固始汗的帮助下，成为统一的西藏最高政教统治者。从那时以来，藏人把五世达赖喇嘛当成自己「至高无上」的「伟大君主」。他的威望被认为远远超出了西藏的范围。五世达赖喇嘛不仅保持了与蒙古人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发展了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友好联系。
1639年，在达赖喇嘛尚未获得最高政治权力、满清尚未征服中国之前，满清皇帝皇太极就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他的都城盛京(今沈阳)。由于达赖喇嘛当时无法成行，便派遣特使前往，特使受到满清皇帝的隆重接待和高度的尊敬。由此达赖喇嘛和满清统治者之间确立了供施关系。
与蒙古可汗和西藏喇嘛的关系一样，西藏与满清皇帝之间的联系，也未涉及到中国。对此，拉铁摩尔在与清代相关的部份曾指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个满洲帝国，中国只是其中一部份。」(拉铁摩尔，1962年《边疆史研究论文集: 1928-1958》)。
满清帝国在征服和并吞中国后，顺治皇帝于1653年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北京进行国是访问。满清皇帝为了表现其前所未有的尊敬，启程前往距他的帝都(北京)四天行程以外的地方，迎接西藏统治者和中亚佛教最重要的精神领袖。谈到达赖喇嘛的访问，美国学者和驻华外交官柔克义写道：「五世达赖喇嘛所受到的礼遇，完全符合当时任何独立国君主所应享有的传统礼节，在中国文献中，也看不出还有除此而外的其他涵义。当时，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是以固始汗的军队和所有蒙古为后盾的，对中藏关系的性质，是不容中国皇帝质疑的。」 （柔克义，1910年《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帝的关系》）。
中共的西藏白皮书中，宣称是顺治皇帝授予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以「达赖喇嘛」的称号，这是中共当局为适应当前的政治需求而对历史事实做出修正和曲解。如此大张旗鼓地公然窜改历史，也是在重新编排「事实」，从而在西藏的宗教精神领域建立九段线。事实是，距此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578年，俺答汗就授予了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称号。
1792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达赖喇嘛请求满清皇帝的帮助。清乾隆皇帝派遣一支庞大军队，不仅帮助西藏赶走了廓尔喀人，并以调停者的身分介入引导西藏和尼泊尔之间协定和平条约。由于这是西藏政府第四次请求皇帝出兵，因此，满清皇帝提出一份「章程」建议，这份「章程」是基于皇帝对西藏的保护作用而提出的，并不是统治者对臣民的指令。对此，满清将军、钦差大臣福康安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表述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今蒙大皇帝训谕周详、逐加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番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定议时自当获谨遵依办理，倘若狃于积习，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纵有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孰重孰轻，惟听自择。」(牙含章，1991年，《达赖喇嘛传》)。
西藏人即未全盘接受满清皇帝的建议，也未完全拒绝，在《二十九条章程》中，西藏人采纳了对他们有利的部份，并忽略了那些无关的内容。九世班禅喇嘛曾对此准确地指出：「中国的任何政策如与西藏人自己的意愿相符，则驻藏大臣的教导随时听从，但如若该教导与西藏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则即使皇帝本人亦无法对他们施展影响。」(上尉奥康纳日记，1903年9月4日)。
《二十九条章程》中最重要的建议，是满清皇帝提议透过金瓶掣签选择达赖喇嘛转世、班禅喇嘛和西藏其他大喇嘛的转世灵童。然而，这应该是西藏政府和西藏宗教领袖所肩负的责任，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们是遵循西藏的宗教传统寻访转世灵童，因此，即使在1808年，本来应该第一次使用金瓶掣签选择九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但藏人并没有这样做。
这个「章程」另外的重点是驻藏大臣的功能。有时候，驻藏大臣的角色类似大使，在其他时间里，则更像是一个强大国家常常会在其所保护的其他国家所设立的常驻代表。驻藏大臣有泰于1903年对印度外相杜兰德就驻藏大臣做了最好的定义。印度外相杜兰德说，「在拉萨，他只是一个客人，而不是主人，他无法抛开西藏真正的主人，因此他并无发言权。」(珀西．塞克斯，1997年，《受人尊敬的杜兰德先生传》)。
同样的，二名遣使会的传教士于克和加韦特，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到拉萨，他们这样描述驻藏大臣的地位：「西藏政府酷似教宗，而中国大使在西藏的地位，如同派驻在罗马的奥地利大使。」(于克，1933年，《发现西藏：1845-1846》)。
在清末突然改变他们的政策及入侵西藏之前，中国满清最后皇太后慈禧明白了这种现实，以及不能干预西藏的智慧。 「看来，她(慈禧)似乎了解到藏人不会在独立治理西藏的愿望方面做出退让，她也知道了唯有尊重、才能把西藏留在满清帝国里的结论。」(张戎，2013年，《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
但是，1908年满清军队前所未有地入侵了西藏，成为西藏与满清皇帝之间关系的转折点。以前，帝国军事远征西藏，都是为了协助达赖喇嘛、或是应西藏政府的邀请。不过，这一次，满清皇帝试图透过武力建立自己在西藏的威权，主要是为了「消除英国在西藏日益壮大的影响力」。 1910年，达赖喇嘛逃往邻国印度，但对西藏的占领却是短命的。当满清皇帝试图在1910年「罢黜」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宣布终止供施关系。满清的入侵是应承担保护者责任的施主转而攻击它的供养对象，因而完全违背了供施关系的基础。 1912年满清帝国崩落，同时，藏人也成功战胜了入侵的满清军队，并迫使占领军投降。那年的夏天，尼泊尔介入西藏和中国之间进行协调，为正式投降取得「三点协议」共识，驱逐了所有剩余的帝国军队。 1913年2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发布公告，重申西藏独立。
西藏和中华民国
西藏政府与其他国家签署了多项双边条约，其中包括1913年与蒙古、1914年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等。由此证明了西藏的独立地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回函给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中，拒绝了西藏加入中华民国的邀请，并礼貌而又坚定地表示，因为中国政府过去在西藏的不公不义行为，藏人肯定「不会同意」西藏加入中华民国。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共和国才刚刚宣布成立，国家基础尚不稳定。总统阁下最好将精力运用到维持国家的秩序。至于西藏，西藏人民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生存，总统阁下实在不必费心到遥远的西藏。」(国民公报，1913年1月5日)。
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以及中国侵占西藏边疆地区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说，「延续至今的供施关系中，西藏一直享有广泛的自由。我们愿意继续延续这种藏中关系。如果中国政府归还我们的被占领土，将有助于长期的稳定。」(十三世达赖喇嘛沟通记录，1930年藏历铁马年4月15日)。
即使将当时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所发出的文告都解释成为是各自的偏见，也应该尊重国际组织和独立学者的公断。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核实，「至少在1950年以前，西藏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沃伦．史密斯在他的《西藏民族―西藏的民族主义与汉藏关系史》一书中写道：「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企图将『十七点协议』以内政架构处理，但十七点协议仍具有国际条约的一定特征，西藏和中国之间必须签订条约本身，就表明了彼此间各自独立的政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以这种方式将其他地方置于中国的统辖之下。」
加拿大外交事务国务卿发送给加拿大驻美大使的一份日期为1950年11月21日的官方公函中，包含下面的段落：「现在的问题是，加拿大应该考虑该怎样看待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是中国的附属国、或者是中国的一部分？据悉，中国声称的对西藏的主权，并不能完整成立。中国宗主权，在1911年以前也许存在，但不明确。从那时起就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基础而言，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纯粹是虚构的情节。就事实而言，在过去40年来，西藏一直自主管理自己的内部和外部事务。如此看来，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西藏有资格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驻拉萨的最后一任代表沈宗濂离开拉萨后于1948年表示，「1911年以来，拉萨(西藏政府)实际上享有充分的独立。」(沈宗濂、柳升祺合着，1973年，《西藏和西藏人》)。
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政治现实其实在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也得到认可，而且民国政府也希望西藏继续维持这种现实。达赖喇嘛尊者的哥哥嘉乐顿珠说他在南京求学期间，蒋介石总统曾就西藏独立问题表达过这样的立场。他说，「蒋介石也有让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我从旁协助他，从而保持西藏独立的意愿。只要西藏愿意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维持独立，蒋是支持的。他说西藏犹如中国的后门，两国将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嘉乐顿珠和石文安博士，2015年《噶伦堡的面条商：我为西藏奋斗的历程》)。
在红军征途经过西藏边疆地区时，当地藏民不但给予食物、也提供了住所，毛泽东本人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偿还那些不得不从藏民身上取走的粮食。」(爱德格．斯诺。1961年《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认证十四世达赖喇嘛与中华民国
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大典，中共白皮书说，「当年2月22日，循历史定制，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与热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拉木登珠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其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关于达赖喇嘛制度的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批准认可。」
事实上，中共关于对西藏达赖喇嘛制度所宣称的权力，完全是基于篡改历史的说词。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证完全是依循古老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传统进行的。对他的认证，从未寻求过中国政府的批准认可，也没有这个必要。在中国代表吴忠信于1939年抵达拉萨之前，摄政热振仁波切已在西藏国民大会公开宣布了现在的达赖喇嘛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确认。
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登基大典上，中国的使节吴忠信，也和来自不丹、锡金、尼泊尔和英属印度的使节一样，并不具特殊的功能。今天，虽然满怀革命热情的中国共产党一而再地宣传吴忠信主持登基典礼的说法，这可能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想要达成的意图，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中国在其宣传中，使用达赖喇嘛与吴忠信合照的新闻报导，报导标题宣称这张照片是在登基大典期间拍摄的。然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明确指出，这张照片其实是在登基大典结束后几天，吴(忠信)与孩提时的达赖喇嘛在一场私人会面时所拍摄的。
在1989年8月30日的《西藏日报》上，阿沛．阿旺晋美表示：「根据这张照片而宣称吴忠信主持了登基大典的说法，完全是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
中间道路政策
中国最新西藏白皮书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企图歪曲「中间道路」的政策。在这份白皮书中，除了中国政府惯常的「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是变相独立等说词而外，白皮书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即中间道路的目标是建立「国中之国」。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治理的形式统称为联邦制度。印度和美国都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借用白皮书的术语，这两个国家可以被定义为「国中多国」。联邦制度在这两个国家运作良好，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捍卫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核心职责而外，在没有相互冲突的情况下，灵活地赋予国内各邦或州制定法律、资源分配、开发自由教育体系等一系列广泛的权利。
中国赋予香港「一国两制」，便是实施了联邦制度。
无论目前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中间道路，许多独立的中国学者认为，中间道路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即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也预防中国失去西藏的控制权。
中间道路政策是一种基于正义、慈悲、非暴力、友谊原则与和解精神的务实双赢政策，而不是争你输我赢的方案。
中国政府不得不频繁地针对西藏问题进行辩白，因为不仅是国际社会，即使在中国内部，民众对中间道路的接受和认可度也越来越强烈。
中共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2015年4月16日无意间透露了中国政府所承受的国际社会要求基于中间道路，开放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使对话的各种压力。他说，「达赖集团这些年来在国际上拼命推销『中间道路』，尽管这个『中间道路』我们反覆地给予揭露和批判，…各地还是有人在支持，一些国际势力极力把『中间道路』说成是我们和西藏『双赢』的道路。」
白皮书不面对《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的内容，相反地，为了攻击中间道路而歪曲事实，编造根据。瑞士的《新苏黎世日报》记者费塞(Beat U.Wieser)在2013年采访朱维群后撰文的文章中表示他觉得中国政府并没有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具实质意义和谈的意愿，他说：「达赖喇嘛的代表在中国法律框架下逐条提出他们有关西藏自治的想法，具体引用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里的内容。反观中方代表，则是对此全盘置之不顾，只是发出泛泛的指控，仿佛他们根本没有阅读过西藏代表提交的文件似的。」[ http://goo.gl/a8ORZS ]
与这份白皮书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既不寻求独立，也不是建立「国中之国……[或]完全独立的终极目标」 。中间道路政策志在实现西藏人民在统一管理、以及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名副其实的真正自治。这即是西藏人民的意愿，也是西藏人民应得的。
在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污蔑达赖喇嘛尊者，但遑论国际社会，甚至也无法说服中国的人民。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依然是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也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或唯一的希望。 1990年代中期，当美国政府正在讨论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MFN)时，达赖喇嘛尊者公开表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应该得到的。」
即使全球抗议，尊者同样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中国政府必须知道，一再中伤达赖喇嘛尊者，只会在人民中滋生更多的怨恨，这绝不是中国在西藏的物质发展所可以弥补的。
藏人行政中央(CTA)坚定地相信，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司政洛桑森格重申了西藏领导阶层对于透过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坚定信心。
1974年，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领导协商后决定，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致力于为整个西藏寻求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后来的「中间道路」。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1979年与流亡藏人领导层接触，并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提出：「只要不寻求西藏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谈」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先后向西藏派出了四个调查代表团，以及两个前往北京的代表团。
1985年，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宣布，其政府打算不仅在西藏，而且在其他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改变生态失衡与人口缺乏的境况」，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早日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声明表示，当地居民要欢迎「汉族」移民，未来3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将会增长到六千万。 」该声明接着说，「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事实上，可能不需要30年，人口就可以增加八百多万。」(西进运动，参考资料2号，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1985年2月4日)。
1987年，持温和立场的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其对西藏的同情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遭到废黜。约在同一时间，恶毒攻击达赖喇嘛的宣传文宣像文革时期一样再次出现，因而导致藏人的抗议，许多人因此被监禁。在中国统治下出生成长的新一代藏人领导的抗议活动从1987年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仍在不断上演，中共当局对他们使用武力镇压。 1989年3月至1990年4月，中共还在拉萨进行戒严。
虽然如此，达赖喇嘛尊者于1987年在美国国会提出他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在欧洲议会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但中国政府不仅拒绝接受，甚至采用了更严厉的政策，试图镇服西藏人民的精神。由于中国政府对建议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达赖喇嘛尊者被迫于1992年3月10日宣布斯特拉斯堡建议无效。同时也表明，达赖喇嘛和藏人组织将继续努力通过和谈寻求解决西藏的问题。
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举行决定西藏人民运动的未来进程公投。 64％藏人参加了初步民意调查表达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举行公投的意见，因为他们坚定的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议的任何政策。在此基础上的民意调查，于是西藏人民议会在1997年一致通过决议，「中间道路」成为西藏人民非暴力运动的基础。
2000年7月6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西藏问题。限制三年内没有举行谈判，欧洲成员国家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
2002年，与中国恢复对话，最终持续了九轮会谈。 2008年，在第七轮谈判期间，中国政府要求西藏领导提出寻求自治的书面报告。因此，达赖喇嘛尊者特使向中国领导人提交《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该备忘录明确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为全体西藏人民寻求真正的自治。
该备忘录要求行使藏人在统一管理的真正的自治，以及符合西藏人民的11项基本需求。包括「语言、文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经济发展交易、公共健康、公共安全、人口迁移与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与宗教交流」。
与中共这份最新的白皮书所说的相反的是，备忘录并未提出中共解放军必须从西藏撤出。然而，随着中国移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藏人面临更大的边缘化，备忘录提出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三条来规范人口流动。该条文，「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法。」过去数十年来，大量非藏人纷纷在西藏落户；人口迁移的问题非常令人关注，造成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
备忘录中的提议，并不表示否定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其他机关的权威。任何形式的真正自治，蕴涵着权力的分级和责任的分配，包括由中央和自治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定法律、法规。当然，对于自治区制定法律和规章的权力有所限制的，如同联邦体制中的单一制的邦或州也是如此运作的。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宪法发展与中共西藏政策的历史，揭示了在1930年代，从分离权到自决权，逐步地削弱少数民族的权利；今天，甚至限制了单一制的邦或州的自主权。
基于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赋予自治区省一级的广泛决策权，这个规定，缺少了西藏自治区。制定法律，自治区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然而，各省可以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他们已经制定的法律。很显然，较于自治区政府，似乎省级政府在修订和修改法律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洛桑森格论文集，2005年，《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研讨会：西藏理论与实践》)。
与其发布白皮书，中共迫切需要撤出其失败的西藏政策，并基于西藏人民的愿望，制定合理的新政策取代。 2008年，广泛的抗议活动在整个西藏高原爆发，中共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非法处决和任意拘留藏人，已在藏民的心中画下深深的政治伤痕。再加上这几十年的经济边缘化、文化同化，并针对侵蚀身分认同的其他政策，助长了深化西藏人民的反感。由于没有有效的申诉机制，这样的恩怨在2009年2月，一名叫做扎白的年轻僧人爆发出自焚的形式，此后，这样的个人抗议活动席卷整个西藏。直到目前，己超过142名藏人自焚，他们皆呼吁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自己的祖国，以及西藏人民的自由。
藏人渴望处在同一自治体系下的历史背景
西藏境内藏人多次呼吁中国允许整个西藏统一在一个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党委书记胡耀邦等许多中国领导人也对所有藏人地区纳入统一行政管理下表达了支持的态度。一些最高层的西藏领导人，包括十世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和巴瓦．平措汪杰等许多中共的藏人官员也支持了这个想法。他们强调，如此做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的。 1956年，中共组成成员包括资深中共党员桑吉益西(天宝)的特别小组，专门研究和规画将整个藏区合并到一个自治区内。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后来遭到中国极左分子的破坏。
1980年，一群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人党员干部向中国政府连署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希望建立包括所有藏族的自治区的愿望。
巴瓦．平措汪杰在一系列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函中，表示，「关于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问题，即所谓的『大藏区』问题，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当今国外藏人提出的观点，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其实早就有了。」（巴瓦．平措汪杰，2007年，见证西藏历史）。
西藏为何继续燃烧
中共的白皮书说，「2011年8月，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新头目上台后明确提出『创新非暴力』运动。自此，十四世达赖集团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煽动境内藏族僧俗、信众自焚，造成中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自焚事件。」
然而，与中共白皮书所述恰恰相反的是，藏人行政中央一再呼吁境内藏人停止自焚，包括噶玛巴等西藏各教派的领袖们也一再呼吁藏人珍惜生命、不要自焚。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达赖喇嘛尊者就邀请北京当局派人到达兰萨拉来寻找证据，调查「达赖集团」是否与西藏自焚或其他形式抗议有任何的关联。
任何负责任的统治政府，它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卸责任或妄加指责。然而，西藏境内的所有问题，其根源都是中国政府的暴力镇压政策和对藏人无休止的骚扰与侵犯，至今为止，北京政府并没有担负起解决西藏境内问题的责任，反而只是一味指东指西地推卸责任。大部分自焚藏人的诉求只有简单的两项内容，即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自由。北京政府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些要求，如果满足了这两个要求，西藏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像彩虹一样地消失。在自信与宽容的荣光所照耀的中国政府领导下，西藏也将享有真正的稳定。
西藏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回飞式援助」
中国政府虽然将西藏过去的落后和封建制度提出来，作为其侵占西藏的理由，但时至今日，在人类发展方面，西藏仍远远落后于当前的国际标准。今日受到严格审查的西藏，是独立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的禁地。针对西藏当前发展的状态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西藏在人类发展方面仍然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潜能受制于当地恶劣的条件、稀缺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实际发生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大量的藏人难以从中受益。鉴于藏人大多生活在农村地区，相比从中国其他地区来的外来务工人员缺乏职业技能。」
现在迫切需要改变西藏发展的基本方针。北京政府的发展模式导致西藏对中国政府补贴的慢性依赖，经济学家称为「输血型经济」。中央政府大规模的援藏发展基础设施、公路与铁路、机场和通信系统，其目的主要是促进北京对整个西藏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右手给予西藏，又从左手带走了。经济学家定义这个戏法是「回飞式援助」。西藏扩展公路和铁路的网络，正是帮助北京充分利用西藏的丰富自然资源。在西藏开发当地的水资源、水力资源和矿产时，只给予当地藏人极少的补偿，甚或完全不给任何的补偿。
而另一方面，北京的重点放在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安置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藏高原，并未真正有助于提高藏人的生活，反倒加剧了藏人被边缘化的程度；技能也不曾转移给藏人，不论资金和劳动力，西藏都只能继续依靠外援。 「这种城市导向型增长，加速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汉藏人民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亚瑟．霍尔科姆，2002年6月10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证词)。
中国政府把耗资数百万美金、促进西藏发展的说词经常挂在嘴边，但究竟多少钱是花在帮助当地藏民改善卫生、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这才是大问号。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大型计画，如延长和拓展公路、铁路和机场，便于从西藏运送矿石，并为西藏高原带来游客、官员和中国移民。
实际上，在村庄和城镇，藏人最需要的是具有合格教师的好学校，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和医生的医院，以及就业工作的机会。
结论：对北京的几点建议
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任何潜在的风险。唯一的风险，正如中国领导人所阐述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的存在也许会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所有不满元素的著力点。但是，这种风险来自敏感的中国领导人的想像。检视达赖喇嘛尊者至今为止领导西藏人民的经历，与这种顾虑有着巨大的落差。尊者一贯主张和解、妥协和非暴力的美德。达赖喇嘛尊者是和平地解决人类问题者，而绝非破坏者。
除了部分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想像的风险外，迅速、公正地解决西藏问题其实具有庞大的利益。
西藏：印度和中国的桥梁
若中国愿意与达赖喇嘛尊者共同解决西藏问题，将会消弭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最大的战略互不信任问题。该战略互不信任的起源于大博奕时期，当时三大帝国，英属印度、沙皇俄国和中国满清都虎视眈眈地想像着对方对西藏高原的意图。 1904年，英属印度入侵西藏，挑起满清政府最害怕大国从其自认为是后门的西藏人侵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中国在1949年入侵西藏，因此也引爆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战争。
中国只要按照「中间道路」寻求实现西藏人民的意愿，将有助于恢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开放两国之间的边界僵局，化解军事僵局，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亚洲永久的和平。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西藏不但可以恢复其传统的佛教，并且成为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学习中心，而且可以提高喜马拉雅地区的精神文明，并促进喜马拉雅山区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互动。
西藏：香港的典范
中国政府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向香港人民传达一项积极的讯息：他们的意愿将会受到北京的尊重。没有任何举措比北京赋予西藏人民文化和经济自主权，更能够唤起香港人民的信心。这也会对习近平所构筑的中国梦注入真正的活力。当中国开始将西藏视为对亚洲的环境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域，而非被剥削的殖民地时，香港人民就不会再担忧他们的未来会和西藏一样。
中国全球软实力增强
接受西藏人民的正当愿望，必将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中国不必为扩大其全球影响力而花费数百万美元创办孔子学院；数百万深受达赖喇嘛尊者教化受益的人们，在前往西藏学习发展心灵的同时，会对中国产生正面的影响，并自然在国际社会持续累积北京的道德权威和国际好感。对西藏问题的公正解决，胜过任何军事或经济实力，以确保中国获得想要的国际尊重。
这将是中国迈向全球主导地位之新长征的开始。
注：本文译自英文，如有出入以英文内容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