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茨仁唯色:
1981年初秋,在藏區東部日益漢化的小城康定(藏語叫達折多)初中畢業的我,恰遇位於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預科部(相當於高中部)招收藏族學生。這個預科部應該是始於1985年,出於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諸多中國城市創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學的前身,具有實驗性質。當然,官方的說法一概是“幫助西藏培養人才”。
並非父母鼓勵,純屬個人意願我報考了預科。正處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覺得成都是個充滿新鮮事物的大城市,並沒有意識到漢地與藏地有什麼不同,也沒有預料到我會與自己的家園、所屬的文化漸行漸遠。
穿軍裝的父親把我送至成都。我們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長途汽車上,翻過了高高的二郎山(藏語它叫什麼呢?),這之後,窗外的風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掛滿枝頭的水果。當我們下車,我第一眼看見的是街邊飯館前擺放的盆子裡,堆滿孤零零的兔頭散發著誘人的味道。我一時發楞,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會變成豁嘴的西藏民間傳說,眼前也出現了那穿過高山縱谷的道路上,藏語發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撲面而來的很多都是迥異的。飲食;外表;口音……開始吃紅燒鱔魚、吃麻辣兔頭、吃青蛙肉。知道吃這些違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這些就是迷信的“蠻子”。成都人似乎愛說“蠻子”,如果你連兔頭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蠻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成都是個潮濕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學們都驚訝地發現頭髮捲曲得太厲害了。一般人將這種“自來卷”看成是少數民族的特徵。於是我們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著長而卷的頭髮,要把捲髮梳成直發,最終剪成齊耳長的短髮,雖然還卷,但看似燙過,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婦女。
設在民族學院的預科是一個封閉的“小學校”,我們被安置在校園一角的兩間大教室裡上課。我們從不和成都的中學生接觸,根本不知道同齡的他們每天在學什麼,但應該是一樣的,畢竟我們和他們的課本完全相同,絕不會多出另一本藏文課本或彝文課本。我的同學多數是藏人,其餘是彝族,但會說藏語和彝語的沒幾個,隨著時間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話。後來,拉薩的親戚們形容我的舌頭是“做過了手術的舌頭”,因為那些顫音、捲舌音、齒齦音等若干種傳統藏音,我不是發不出口就是發成了怪音,甚至連藏語的“拉薩”這個詞都發音不准。
上大學的經驗更是被置換的經驗。整個西南民族學院有三十多個各具名號的少數民族,讓我們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環境裡,卻並不了解這些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節日吃一頓有民族風味的飯菜,或者圍著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臉盆互相潑水過一過傣族的“潑水節”。多民族的特點也讓我身陷時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卻並未受到過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我滔滔不絕秦始皇修長城卻說不出布達拉宮如何築成;我倒背如流唐詩宋詞卻讀不懂六世達賴喇嘛的詩歌;我熟知紅色中國若干個革命烈士,卻不了解1959年拉薩起義中藏人自己的英雄……好在我沒有忘記拉薩。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歲時隨父母遷徙至藏區東部,從此深懷對拉薩的鄉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才終於返回,在官方主辦的西藏文學雜誌社任編輯。
但抵達拉薩的最初見聞讓我驚訝。童年的記憶並不清晰,而我只能從我父親當年拍攝的照片裡留下對拉薩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種別具一格的美好。現實卻是荷槍實彈的軍人佈滿全城,一輛輛裝甲車隆隆碾過大街,這是因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許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頭,抗議1959年中國政府對藏人反抗的鎮壓,而這一次,北京對拉薩實行了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軍事戒嚴。
雙腳站在拉薩的地面上,我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毋庸置疑,這是做過手術的舌頭造成的。我發現,我幾乎說不出幾句完整而標準的藏語,我脫口而出的反而是帶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可是,我的母語原本並非中文啊,只不過我的問題在於,我的母語在成長過程中被置換了。我甚至懷疑這是因為我吃過麻辣兔頭,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連外貌也會改變。
二十年後重返拉薩的我其實是一個失去自我的我。而我對自我的追尋、抗拒、接納……最終以今日的立場講述西藏的故事,實在是花費了太長、太長的時間。但萬事萬物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我之所以被置換成另一個人也是有原因的,正如西藏的一句諺語:“鳥落在石頭上,純屬天緣”,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換掉心臟。
至今讓我難忘的是第一次去大昭寺的經歷,它意味著一個重大的轉折由此發生,更像一股強大的電流,將遭到異化的我重重擊中。那是一個黃昏,我被依然保留著藏人傳統的親戚帶往寺院。不知為何,淚水從我邁進寺院就莫名湧出。當我見到含笑的釋迦牟尼佛像時,不禁失聲哭泣,內心有個聲音在說:“你終於回家了。”不過我立刻感到痛苦,因為聽見旁邊的僧人用藏語感嘆:“這個加姆(漢人女孩)是多麼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