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巴內特教授回答讀者匯問

西藏新闻社记者

11 years ago

文 / 被訪者-羅伯特•巴內特：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邊的藏區很不平靜，從去年3月到現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們前段時間譯介了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研究所所長羅伯特•巴內特教授的兩篇文章，講述他對自焚藏人和藏區整體情況的看法。

藏學專家羅伯特•巴內特推薦五本關於西藏的書《亞洲社會》羅伯特•巴尼特談為什麼藏人要自焚。

我們有幸從讀者中收集到五個問題，向巴內特提問。謝謝各位關注我們這次匯問的讀者，也感謝羅比。下面是讀者的問題和巴內特教授的答覆：

1. a) 請問教授您是否認為如果達賴想要返回中國，則他對十一世班禪的立場就構成了雙方談判的一大障礙，您認為應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國官方班禪大師，他的地位和稱號對中國政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面子”問題，因為他們選擇並認定了他。這尤其複雜，可能會令人尷尬，因為他們使用了強權。阿嘉仁波切在他逃離中國之前曾經深深地捲入這些事件，根據阿嘉仁波切自傳中的描述，他們可能還用了點欺騙。達賴喇嘛選定的靈童被大多數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蹤”，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是雙方一次嚴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們認為一般來說，中國會試圖強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這個問題是否困難取決於中方，因為對於藏人來說，這一問題不難解決。在西藏文化中，某個喇嘛常常可以有多個轉世。在這些情形中，藏族傳統上有些解決方法，例如，給兩位靈童不同的稱號。在一些例子中，他們可以說，一位活佛可以轉世為”心”和”意”兩個化身。或者，他們可以允許另一位轉世靈童繼續傳法給他自己的信徒，而無需政府乾預。這和十世班禪大師的情況類似—— 在20世紀30年代，拉薩有另外一名靈童，中國希望認定他們自己的靈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談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靈童，但是拉薩的靈童被認為是”候補班禪（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還有很多學生，也受到尊重（他現在居住在愛爾蘭。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習俗，解決轉世問題的困難部分在於哪位靈童被認定擁有”拉讓”，前一代喇嘛的個人資產。在班禪大師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則紮什倫布。因此，這可能需要兩方來討論和解決。但是這更可能是個實踐的問題。類似的，雙方將討論中國的班禪大師是否會在新的西藏政府擁有官方職位。如果中方堅持他們的班禪喇嘛必須在政協繼續其職位，藏人應該不會反對；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職位是個花瓶，沒什麼實際權力。但是在西藏歷史上，沒什麼規則或習俗說班禪大師必須在西藏政府中擔任顯赫政治職位。事實上，我沒聽說過班禪大師在西藏有什麼政府或國家職位，直到1951年，毛澤東創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堅持班禪大師擔任政治職位。國民黨曾經試圖辯稱，班禪大師在西藏承擔著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持類似的觀點，但是這只是中國對西藏政治的干涉，與西藏實際情況無關。

在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會堅持失蹤的班禪大師，由達賴喇嘛認定並得到多數人認可的那位，被認定為高級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對，也許擁有一個稍微不同的稱號。如果雙方想解決班禪大師的爭議，他們可以為兩位轉世找到合適的宗教稱呼。這樣雙方都有面子，相應的，藏人可能會同意中國一方給他們的班禪大師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許有個修改的名號。

所以，這和其他的中國-西藏問題一樣：如果雙方真的有政治意願，他們能夠找到方法，輕鬆解決。但是這兒存在一些問題，法律的角度和習俗的角度不同。中國政府傾向於按照嚴格的法律框架討論藏族宗教、風俗和政治。這一角度不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支持，因為實際上，這些系統高度靈活、可談判且可變。因此，中國說，活佛轉世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決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儀式和模糊的傳統風俗，這樣在幕後更容易適應不同情況。這是雙方衝突的重要緣由之一。如果你要為這些爭端找到有意義的解決方案，你需要檢視歷史、宗教和習慣，用風俗來治理而不是嚴格的法律，這樣你相對容易找到妥協方案。

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我們需要提醒中國政府，這些事情並不總是決定於政府或政客們。在有關喇嘛轉世的爭端中，公眾觀點非常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法律法規在這些爭端中沒什麼用。過去，直到現在，西藏政府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這些事情，它無法強迫人民相信他們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慮輿論。西藏有關轉世的糾紛大多如此。在班禪轉世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數藏人看起來只接受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轉世。但是大多數也認為，中國的班禪轉世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轉世。因此，他們仍然自動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個妥協方案，例如調整他的名號。

b) 附帶請教，您認為達賴轉世選出的最好方式是什麼？（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達賴完全沒有中國政府的認可，可能連現在的談判都無法進行了，畢竟中國一直說談的是達賴的私人問題）

下一世達賴喇嘛轉世一定會給中藏雙方帶來複雜的鬥爭，除非在現世達賴喇嘛過世之前就有某種協議，中國政府和境內藏人之間也不得安寧。中國說，只有它才能選擇並認定達賴喇嘛轉世（2007年，中國通過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中國日報的英文報導。）；但是達賴喇嘛說，決定如何尋訪他的轉世，這是他個人的職責（達賴喇嘛的正式聲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論點是基於風俗和傳統。如果中國堅持法律的方式，它將不得不使用武力，他無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務上，人們遵從習俗，聽取他們的佛教上師的建議，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數文化都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奧巴馬總統無法勸說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為其僱傭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醫療保險。因此，除非達成協議，達賴喇嘛的轉世會造成嚴重的糾紛—— 會出現兩位15世達賴喇嘛，就像現在有兩位班禪大師一樣。

談判的問題則有些不同。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總是很強硬，但是他們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們認為這對他們或者對中國有幫助，他們會改變。因此，他們說他們僅討論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問題，但是有時他們也和藏人代表討論西藏自治的事情；他們只是說，他們不會這樣做。類似的，未來，他們也許說他們只討論下一世達賴喇嘛的個人地位問題，但是我想，實踐中，他們也會想討論噶瑪巴的個人前途問題。如果他們真的想繼續談判，他們會找到辦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達賴喇嘛長大之前，他們會與他的代表洽談。所以，達賴喇嘛過世後，如果談判繼續，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也不是很可能。實際情況下，一旦達賴喇嘛過世，和流亡藏人的談判可能就沒了，或者沒什麼用，除非噶瑪巴成為主要角色。

但是我們得記住，流亡藏人可能不會總是和中國談判或爭端的主要參與方；他們現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達賴喇嘛和噶瑪巴。人們總是忘記，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體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戰來自於西藏境內，如果有沒有流亡藏人，他們都存在。實際上，如果達賴喇嘛過世，他們可能會更強硬；可能是因為達賴喇嘛對西藏境內的政治有些緩和作用，但是我們在一段時間內無法知道。現在沒人有達賴喇嘛那樣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過世，西藏境內可能出現新的領導者。比起流亡藏人，他們對中國知之甚多，他們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大不一樣的挑戰。一旦如此，政府將會碰到和內地不一樣的挑戰，情況大不相同，因為內地的人們並不團結。

2. 我很關心中國民主轉型與西藏（其實也包括新疆）未來的關係，在中國，很多人相信，中國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獨立之時，不知您怎麼看民主化與民族國家之維持統一的關係？

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和活動分子有著不同的觀點。首先，我們應考慮有意義的自治，而不是獨立。一些評價家認為，中國的民主改革會創建一個制度，藏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會在中國內部得到某種自治，允許他們心安理得地表達他們的需要和觀點。其他一些人贊同嚴家其在1993年提出的聯邦制度（中文報導、英文），08憲章提出的也較類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辯稱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強烈的民族主義—— 特別是對於國家領土和民族優越性的強烈感情—— 仍然存在。他們認為，即使在民主轉型之後，漢族人也不願接受藏族、維吾爾族和蒙古族的有意義的自治。因此，我們也不能想當然。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有賴於政治領袖、民間社會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眾，推廣有關自治、民族歷史、平權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國無法為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們也許仍然會尋求獨立。談到獨立，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接受其領土內的族群的獨立也很不尋常。因此，這在民主中國也不大會發生，除非中國非常進步，思想開放。國際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英國允許蘇格蘭獨立公決，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許魁北克居民兩次公決。當然，在20世紀中期，歐洲強權允許其大多數”藍水”殖民地獨立。但是美國沒有對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對於民主大國，除非發生武力衝突，允許他們控制的鄰近地區獨立，這相當不尋常。

3. 對於自焚頻繁發生，漢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強權的殘酷鎮壓；個人與社會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

大概地講，我們可以把對政治動亂的反應分為兩類：”外部”論和”內部”論。 “外部”論認為，動亂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種針對國家的陰謀或者反對某個主要族群。其反應是鎮壓間諜、敵人、叛徒，封鎖從外部勢力送進來的資訊，如果它找不到，國家可能會自己發明一些。 “內部”論認為動亂是內部，局部對社會文化條件的不滿造成，它的反應是對這些關切進行研究，找到其源頭，如果必要，修正這些政策。某些動亂可能同時有內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會在內部因素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才能起作用——換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聽他們的關切，反政府運動不會有什麼效果。因此我認為，只有”內部”論值得追隨。這意味著，我們都應該關注那些自焚的人們，他們的關切為何，解決他們試圖提出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我似乎認為，自焚是一些藏人給政府和社會送出的緊急資訊，他們的社區對現狀有著及其嚴重的關切。我認為，這些藏人採取這種方法，因為他們的社區正面臨著來自國家的極端壓力，因為在中國社會，至少對於藏人而言，他們幾乎無法送出批評政府的資訊。我認為，自焚者有意識地試圖避免大規模示威，因為這往往導致暴力和傷害。因此，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和社會應該抓住這一機會鼓勵中國學者、非政府組織、記者和知識份子，緊急對每個受到影響的社區展開研究，研究他們為什麼不滿，在這些事件背後有什麼緣由，就像2008年西藏騷亂之後公盟所做的研究報告那樣。

要進行這樣的研究，中國知識份子需要得到每個地區的藏人的説明。他們需要顯示自己的真誠和尊重，隨著時間贏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僅僅進到藏區，期望人們告訴你他們真正在想什麼，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個人也不會完全理解人們說的東西。一個人必須要先做好準備，廣泛閱讀，認真聽取很多人的意見，和藏族社會看重的漢族和藏族專家交談——不僅僅是那些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專家。他/她必須保證保護地方資訊來源，尊重他們的安全，不透露他們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國新的、動態的社會媒體環境中，中國知識份子和公民社會應該扮演極其建設性的角色，幫助政府、媒體等理解，在發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區，他們擔憂什麼。

4. 西藏獨立運動，結果會怎麼樣，成功或是失敗？會不會點燃中國內地民主之火？

過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義在中國急劇增長。一些人說，這是因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語廣播電臺的活動，但是我們認為他們的角色相對而言較小：即使沒有他們的幫助，民族主義仍然會傳播，因為在藏人中間，民族情緒的主要製造者是中國的政策。這一政策異常具有挑釁性，特別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政府開始攻擊一些文化和宗教價值—— 此前，中國政府很少批評達賴喇嘛宗教領袖的角色，也不強迫藏人公開譴責他。所以這告訴我們，尋求獨立是中國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負責、有效，造福當地人民，這些人不會想著要獨立。

如果中國的西藏政策改善，對獨立的要求就會消失。如果政策持續惡化，達賴喇嘛未達成任何解決方案就過世，未來二三十年可能會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機，甚至某種程度的內戰。也有可能因為水資源和邊界衝突與印度開戰，這並非不可能。這種發展很可怕，會有很多人喪生。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西藏可能獨立，但是甚至這樣也非常不可能。如果這的確發生——儘管不太可能——共產黨會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權力。但是這可能不會帶來一個民主中國。自布希時代以來，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幫助下，美國幹了很多蠢事，傷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們不確信，未來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選模型。因此，這兒有很多複雜的和不確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著西藏獨立，然後開始中國民主運動，他/她可能要等很長時間，會對結局感到失望。沒有人希望戰爭。

考慮這個問題有個更有建設性、更微妙的方式。讓我們此刻忘記這些後果，不管是獨立還是有意義的自治——烏托邦的結局常常導致夢想、糾紛和衝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讓中國人民討論目前的局勢，他們與境內藏人的歷史關係。主要討論的問題包括：如何描述當前漢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關係？他們是社會主義嗎？他們平等嗎？他們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進行發展，誰受益？是否有多種現代化模式？目前的關係是一種內部殖民嗎？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討論可以轉化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

此時此刻，像汪暉這樣的重要的左派知識份子仍然在討論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嚴肅的英國學者，不要說左派，按照美國文化的幻想和興奮討論愛爾蘭或者蘇格蘭局勢，這不可思議。人們只會嘲笑他。一個人應該對歷史和當前關係進行嚴肅的研究。這是後殖民主義試圖做的事，尤其有助於我們目前的情況，因為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對於希望看到中國民主化的人們，他們應該鼓勵在中國進行嚴肅討論，討論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這類自我反省可以鼓勵民主變化，比爭取獨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獨立完全是個人行為嗎？有什麼被操縱或被煽動的跡象嗎？

到目前為止，沒有這種跡象。我認為，如果有什麼外界操縱的跡象，中國政府早就告訴我們了。到目前為止，他們提供的唯一嚴肅的證據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壩有人把僧人的照片傳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這並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動。這僅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為。這並不奇怪。自焚的人們希望他人知道他們的行動；這是他們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發送指令到西藏境內的人，告訴他們何時抗議，或者進行自焚，我看這不大可能，除非境內藏人對中國政府有強烈不滿，這種指令不會生效。幾個人說過，如果達賴喇嘛教導人們自焚（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不同意這種抗議形式），會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議。

外部因素可能會有些影響，但是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製造了一種氣氛，這些氣氛讓境內藏人感覺，這些抗議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認為自焚者是英雄，為他們舉行祈禱，僅此而已。但是這並不令人驚奇，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他們會被視為冷酷無情。用藏語廣播的外國電臺，像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也發揮了重要角色，因為他們報導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議的新聞，給予他們的自焚文化價值和重要性。這構成了對自焚的一般影響，但是這與煽動或操縱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