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维洛  工程博士（德国）

前言

今年是藏人行政中央推出的“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计划在世界各国举办各类活动表达对尊者的感恩。然而由于疫情，许多计划和活动被迫取消，因此很多活动只能以视讯的方式举办。今天想和各位谈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汉人应该向藏人学习什么”这个话题。首先从一个小故事谈起。

一、一位藏族老人所经历的三江源生态环境的变化

2013年6月3日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何伟在《三江源生态移民晒出心中的梦想》一文中，记载了对一位藏族老人的采访和他对“生态移民”效果的评价，令人深思：“尕查，61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昌麻河乡血麻村原支书：我在黄河岸边长大，见证了黄河源头生态变迁的历程：上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涸，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近几年草场尽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八年前，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镇生活。我几乎每年都会回血麻村看看，村上共计草场50万亩，冬季草场占四分之三，而沙化面积占冬季草场四分之三，沙化一年比一年厉害。夏季草场沙化好一些，而岩羊、野鹿、野驴等趁虚而入，经常二﹑三百只一齐出动，把牧草快吃完了。”

尕查老人讲诉的这个故事只有288个字，很短。但它生动地描述了三江源地区在短短四、五十年之间生态环境所经历的剧烈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二十世纪60年代：
“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离开西藏，这是他走后留下的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这个描述对于汉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因为汉人在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藏高原是一个“农奴社会”，是一个“至黑的年代”。但是从尕查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那个年代西藏高原的青山绿水。

第二个时期，二十世纪80、90年代：
“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涸，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的二三十年后，1983年在藏区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草场包干、牧民定居，对矿产的掠夺性地开采，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促进西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旗号进行的。

第三个时期，2003年后：
“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镇生活。”“近几年草场尽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尕查老人等162户藏族村民被迫离开故乡，这是三江源地区保护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打的旗号是“生态环境保护”。而设立自然保护区是中共政府保护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措施，目的是把藏人赶出故乡，改变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让藏人在其他城镇定居下来，便于控制和管理。但是从尕查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种生态移民的效果并不好，起码没有起到保护或者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如今的三江源地区是中国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的生态环境和人民》中说：就像西藏民间的说法﹕「投生于荒漠之地的人，比不上投生水草丰盛之地的动物幸福。」这里所说「荒漠」，指的是沙漠、戈壁、风沙漫卷……这样的一个悲凉境地；投生这里的人，自然无法与依伴丰盛水草的动物可比。这里虽没有关涉到「环境」的词语，但意义是相同的。比如，我们提到荒漠时，给人一种抑郁、紧迫之感，就象是走入了饿鬼道一样。非洲许多地区，以前还是富饶的土地，而现在由于缺水，已趋于沙化了。所以，我们人类对环境问题若不引起充分的关注，那么，整个世界就会有荒漠化的危险。

多年前去埃及参观阿斯旺大坝，资料介绍说，引大坝后纳赛尔水库的水到沙漠，可以变沙漠为良田，解决埃及人的生存问题。陪同参观的埃及人说，几千年前那些沙漠都是富饶的土地，森林覆盖，生物成群。你想，辉煌的埃及文明能够在荒漠之地诞生和发展吗？

西汉是中华历史上的极盛时期，汉武帝也被汉人看做是一代明君。但是宋豫秦和张力小在《历史时期我国沙尘暴东渐的原因分析》中指出：“汉武帝驱逐匈奴后，在河西地区广置郡县，力倡农垦。张骞通西域以后，有组织的农垦活动的范围，更扩大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汉代在西北地区所推行的大规模的粗放型农垦活动，必然会严重破坏西北地区脆弱的植被和水源，导致沙漠化和沙尘暴的扩张。”“汉武帝最早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垦戌边，兴办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甘肃的河西走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晋陕峡谷地区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是当时屯垦戌边的重点。这些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活动一方面增强了中央王朝的国力，有利于巩固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同时也使广大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四个主要沙尘暴源区，即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这四大源区恰恰正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屯垦戌边区。”今天的三江源地区的沙漠化正是重复了中国历代皇帝在西部地区屯垦戌边的错误。

二、中国学者对沙漠化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沙漠化的研究，特别是对导致沙漠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是主要人为原因造成的，另一派认为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分界点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这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沙漠化是人为原因所导致，如：

——森林过度采伐占32.4%；
——过度放牧占29.4%；
——土地过分使用占23.3%；
——水资源利用不当占6%；
——沙丘移动占5.5%；
——城市、工矿建设占0.8%。
可见，中国绝大部分的沙漠化（占94.5%）是人因素造成的；在这之后自然原因造成的占了上风，认为中国78%是自然沙漠化，人为因素则是次要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中国学者能够坚持用事实说话。罗康隆和杨曾辉在《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一文中指出“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生物种繁多的高原草原草甸生态区，被称为生态“处女地”。该区域内独特的地貌类型，丰富的野生动物类型，多姿多彩的森林与草原植被类型和秀美的水体类型，构成了亮丽的风景。”他们又说：“三江源区域是我国最大的产水区，每年向黄河、长江、澜沧江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据我国水文部门测算，黄河总水量的49％，长江总水量的25％，澜沧江总水量的15％，均来自三江源区域。特别是黄河，几乎近一半左右的水量得由三江源区域提供。因而，该区域是三江全流域最重要的水资源供给地，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名至实归。 ”

罗康隆和杨曾辉认为导致草原沙化和三江源的生态灾变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从1983年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对草原执行牧民“草场包干、牲畜作价归户、定额提留”的牧场责任制；其次是对矿产的无序开采，上世纪80年代大量无节制、无规律地开采黄金、煤矿等，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性的破坏；第三是在当地不适当地发展农业种植，如开垦草原种植油菜等。

气象资料显示，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三江源的气温持续升高，平均每年增加0.2到0.4摄氏度（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增加0.008摄氏度）。西藏高原冰川退缩，对亚洲、特别对中国危害很大，长时间干旱和大洪水的危险同时增加。以前长江源区的雪线为海拔4600多米，现在是后退到海拔5300多米，上升了700米。二十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乎每年发生断流，1997年断流长达226天。黄河断流与黄河源持续枯水有直接关系。目前三江源依靠人工降雨来增加水量。青海省制订了以格尔木为三江源地区飞机人工增雨起降场和利用能够适应高原地区的运-8飞机实施人工增雨的方案。据报道，2006年三江源人工降雨量约8亿立方米，人工降雨使得三江源区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和干涸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人工降雨会加速冻土层解冻，冻土层中储存大量的碳就会释放出来，气温升高会加速，同时也加速冰川融化、雪线上升。

地质学家刘宝珺院士和江新胜教授等指出：青藏高原是全球变化的发动机、东亚水循环的心脏、东亚地区的水塔，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生态屏障。如果没有青藏高原的隆升，中国今天将是东亚的“撒哈拉大沙漠”，江南鱼米之乡、东北和华北粮仓、四川天府之国等皆会变为荒漠。如果全球持续变暖，青藏高原冰层将全部融化，则东亚水塔坍塌，发源于青藏高原7条河流将全部枯竭，依赖这些河流及高原冰川融水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水资源短缺危机，中国首当其冲。

三、再讲一个小故事

2020年5月上旬有网友爆料称，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梅源里小区，因为鸟屎掉一辆车上，于是物业管理派绿化队拆了鸟窝，引发热议。后来官方回应说：被拆除的几个喜鹊窝中并没有幼鸟和鸟蛋，未伤害到野生鸟类。而且被拆除的鸟窝又被重新安装回去了。人们在新的鸟窝下面挂起横幅，上面写着“鸟儿的歌声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让这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耳边”。只是没有说，鸟儿是否回来了？鸟儿的歌声是否回来了？

鸟屎掉在小轿车上，就把鸟窝拆掉，再挂起横幅来赞美鸟儿的歌声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这个真实的故事颇能反映目前中共“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本质。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是中共政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但是他们已经把环境的概念给偷换了。

1979年中国首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二号公布试行），这在世界上算是比较早有环境保护法出台的国家。该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

十年之后环境保护法（试行）转正。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8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正式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的定义进行了修正，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人不再是环境中的一个因素，而是高于气、水、地、动植物等等因素。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正，2014年4月24日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与1989年12月26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比，仅增加了湿地一词。

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环境保护政策的法律依据，也是鸟屎掉在小轿车上，就把鸟窝拆掉的理论基础。鸟屎掉在小轿车上，就把鸟窝拆掉，这里缺乏的是慈悲，缺乏的是敬畏。

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汉人应该向藏人学习什么？

在藏人的心中，他们的故乡西藏高原是圣地，那里的山是神山，那里的湖是神湖，那里的树也是神树。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当初佛陀身为王子，诞生地不是皇宫而是一花园中的树下；佛陀后来证悟得道的地点不是山洞，而是在菩提树下；佛陀的圆寂地点也不是高贵的佛殿，而同样是在一棵树下；此外，当时的比丘僧团在每年夏季的聚集点都会种植树木，方便后来人，并禁止肆意砍伐。

韩雪梅在《论藏区习惯法对环境的保护及其特点》一文中指出：除了神圣观念以外，出于对自然的感激和顺从，产生了融于自然、爱惜环境的生态观。藏族认为人与其他生物同处一个生命系统，人的生存和死亡都不能触动和改变自然界，要爱惜和保护自然

自然界的完整，自然与人之间是一种和谐平稳的关系，人要谨慎的遵守自然的规则。出于对自然相依为命的感激而产生了众多的保护性禁忌，严禁在草地上胡乱挖掘，以免使草原土地肤肌受伤；禁止在草地上挖水渠，防止水土流失，破坏草场；大多藏区禁止打猎，尤其坚决禁止猎捕神兽(兔、虎、熊、野耗牛等)、鸟类及狗等。这些自然禁忌是保护自然环境、顺从自然规律的表现，从根本上保护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在自然禁忌束缚下的人们，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生活的权利”。

可见，藏人认为人与其他生物同处一个生命系统，人的生存和死亡都不能触动和改变自然界，要爱惜和保护自然界的完整，自然与人之间是一种和谐平稳的关系，人要谨慎的遵守自然的规则。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在藏人的心中，人和鸟同处一个生命系统，爱鸟就是爱人，伤鸟就是伤人。而在某些北京人的心中，人是高于鸟的，鸟屎掉在人的轿车上，鸟就有失去家的风险。那么这些北京人缺了什么呢？他们并不缺少知识，他们缺少的就是慈悲。如达赖喇嘛尊者所言，佛法倡导的核心就是慈悲，而世间由人类所制造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缺少了慈悲，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的利益。所以要解决今天人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去推动慈悲。并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说，而是因为心怀慈悲的确对自己的身心都有益，这是常识。

五、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2018年笔者撰写的《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一书由台北的雪域出版社出版，十分荣幸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为该书写序文。达赖喇嘛尊者写道：“西藏高原被喻为世界屋脊，由于被无数巍峨的冰峰雪山所环绕，因此又被称为雪域西藏。有个华人学者曾说西藏高原是中国的水塔。与南、北极一样，西藏生态对地球的影响甚巨，因而也被称“第三极”。发源于西藏高原的河流，包括西部的四大河流和东部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流域范围涵盖中国、印度及东南亚。是几十亿人类及其他生命赖以生存的依托。我经常呼吁要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并强调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分民族、文化或宗教等背景，关系到几十亿人类未来持续生存繁衍的重要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而需要产生共识的问题，却常常因政治、经济或者自然资源的开发等理由而遭到蔑视或破坏。”

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早呼吁保护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宗教领袖，他总是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向民众传播生态环境的理念，传播慈悲的心怀。

最近传来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中共在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并称这是一项“国家安全工程” ，包含水资源及中国的国土安全等。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大拐弯”处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可开发的水电资源约为7000万瓩，超过3个三峡大坝工程装机容量2250万瓩的三倍。

《沉默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书的作者麦克考利(Patrick McCully)在三峡大坝工程上马之前曾说过：三峡工程是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工程。笔者对他说：未必如此。有了三峡工程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斯大林主义工程。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派水利代表团去苏联取经，据说是取回了真经，就是建水库大坝，即可以防洪又可以抗旱，把汛期的洪水拦蓄在水库中，到干旱期把水库里的水放出来灌溉。其实这些都来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改名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斯大林写道：“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认为是人们无法避免的灾害。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制止自然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

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大拐弯”处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最近的一次大地震发生在2017年11月18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发生6.9级地震。最近的一次滑坡、堰塞湖发生在2018年10月17日，米林县雅鲁藏布江沿岸也发生滑坡并形成堰塞湖。几天之后再次发生滑坡并形成堰塞湖。自然资源部地灾防治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认为，除青藏高原一直以来地质活动都较为强烈，地震时有发生以外，当地的地形急变也为山体滑坡创造了有利条件。林芝分布有极高山地区，意即存在海拔5000米以上，且相对高度大于1500米，具有雪线和雪峰的大山。这种地区地形急变，陡峭险峻，地形高差往往达到1000米以上，部分地区达到3000米或更多。这样一来，高山的冰雪、泥土、砂石等物质便具备极大的势能。这样的地形很容易引发高位滑坡，形成流域性的灾害链。在高山上，滑坡可以滑动几公里，甚至十多公里，流入山下的河流中形成堰塞湖。殷跃平指出，气候变化也是山体滑坡多发的诱因之一，在林芝米林的山体滑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殷跃平表示，经专家组鉴定，米林滑坡的重要原因在于冰崩，冰崩体带着冰丘一直堆到江边，把雅鲁藏布江阻断。由于气候持续变暖，青藏高原暖湿化加剧，雪山雪线也随之后退，冰川或者冰湖后退，意味着冰雪更多地消融，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冰碛物累积、更多冻土溶解。这样一来，高原河谷的崩滑事件势必增多。殷跃平说，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所发布的科考成果，也印证了青藏高原暖湿化加剧这一诱因。近50年来，青藏高原升温率超过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冰川面积退缩达15%，高原多年冻土减少16%。冰川雪山的退缩消失，在短期内会增加源自青藏高原河流的水量的增加，中长期来看，是毁灭性的，河流的水量会大幅度减少，趋向枯竭，引起下游严重干旱，甚至是地理环境改变。

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计划，必然会加剧中国与印度在水资源利用上的矛盾。印度学者在《Water – Asia´s new Battelground》（中国翻译：水——亚洲的新战场）一书中指出，未来的战争不是争夺石油的战争，而是争夺水资源的战争。最可能发生争水战争的地方是在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

《西藏之页》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