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藏：
深入分析劉毅的代表作，其作具備了“人權藝術”的兩大類藝術流派特性或風格：一類是以“真理追求敘事”為主與“當代性”相關的當代藝術；一類是以解構政治禁區為主的“後現代解構藝術”。前者強調“不立不破”，“以立為破”，後者強調“不破不立”，“以破為立”。兩種創作理念並行不悖，相互參照成立，在“人權藝術”的範疇得到有效的運用，因內容對象而有機的發揮。劉毅說：“我畫自焚藏人，年輕的仁波切，僧人，牧人和女人。每天我在加持中繪畫，在黑夜裡守望。我內心悲苦，我忍受著人間的無情和冷漠。朋友！請不要用輕鬆的語言議論亡者。那珍貴的生命，決不是數字，它是藏人的神聖和純潔。是壁天雪山，靠近大地，扶正人心。”
從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內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們所知道的，已有115人犧牲，包括境內藏地112人，境外3人。 @degewa 唯色推特
一
要自焚就盡情自焚吧
讓求生的詩句炫耀出曠世的光華
只因匹配這曠世的苦難
——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年3-5月
自焚，是我長年詩寫過程中內在的一個主要情象，也是意象。象形的火焰，如影隨形刺激和陪伴著這冷酷的時空，焦熱的故土，也將每一場於無詩廢墟進行的文字詩性探險從個人對於現實苦難的乏力肺腑，不斷焚化成湮滅於塵世喧囂的灰燼。灰燼之上的縷縷青煙，於我來說就是可意不可及的自由。
2008屬鼠年，但在雪域圖伯特，我們見證了鐵幕之下雪獅發出的振聾發聵的獅子吼。就在紀念回應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義反抗中共殖民戰火的這一吼聲響起之後，從未間斷的鎮壓以更為暴烈之勢變本加厲，將西藏碾壓成為繼續往下淪陷的“息薩”之地。我在其間創作了《血色格桑花》一詩，滿腔的悲憤噴濺到詩末，深沉的絕望之感再次將情緒點燃，“自焚”復成為我個人的一種精神反抗宣示與此詩的尾聲。
一年後，據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自由抗暴50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中共的高壓政策最終導致了去年3月份以來的大規模和平抗議活動，據我們所掌握的最可靠資料，從去年3月份至今至少已有219名藏人遇難，6,705名藏人遭到關押，1,294人受傷，286名藏人遭到不同刑期的判刑。更有無數藏人下落不明。”
鼠年一年後的藏歷洛薩第三天，安多阿壩，祈願法會被取消。格爾登寺24歲僧人扎白，高舉起雪山獅子旗和嘉瓦仁波切的照片，點燃油浸透油的袈裟，並裹著火焰衝上街頭。讓世人沒有想到的是，扎白的浴火焚身，拉起了西藏境內的自焚抗議運動序幕。一團團的人火，為抗議籠罩藏地的黑暗，將世界的眼睛刺瞎，如一盞盞酥油燈，向蒼天宣誓著藏人拒絕壓迫、嚮往自由的決絕信念。
藏人女作家唯色長年記述著西藏苦難的同時，我們共同的朋友漢人畫家劉毅，也在紅塵的浮躁與履帶的縫隙之中，艱難舉著不與壓迫和沈默同流合污的畫筆，一筆一筆刻畫著那根根心臟的骨頭，將沒有墓碑的團團火焰，堆砌成一塊一塊的紀念碑。
我個人的“盡情自焚”僅停留在詩歌的意像上，而藏人的自焚身心合一。今天我為給自焚藏人立碑的劉毅寫一點膚淺的文字，一併對化為暗夜酥油燈的藏人同胞及沒有對此掩耳閉眼的人們表達一些由衷的敬意。
二
往昔經幡飄雪山
今日紅旗豎血城
酒吧桑拿滿賓客
不是善男和信女
——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年3-5月
初見劉毅老哥是在去年3月下旬，那時宋莊糖廠藝術區正被強拆，我冒昧首次給同住宋莊藝術村的他發了條短信告知此事。因我和張海鷹、鄺老五、呂上等幾位藝術家孤零零站強拆廢墟上，面對還在增加的強拆流氓，若有其他藝術家過來湊個場，真是雪中送炭。劉毅不久趕來了，光著個亮晃晃的腦袋，從三三兩兩的流氓中步履緩緩穿行而過，見著我們微笑著，一種久違的慈顏善目。隨後不斷有各地的訪民和維權人士趕來，人權活動家胡佳、外地的藝術家吳玉仁等很多朋友也突破封鎖紛紛趕來，大家聚到原住民張海鷹的工作室暢聊及商討對策。劉毅抽著煙，不時冒出幾句話，並接著傾聽大家的討論。
此大家一同參與的“FUCK強拆”宋莊抗拆行為藝術之後，我和劉毅便經常往來。我早知道他畫自焚藏人的事，也想找個合適時間去親眼看看他筆下的火焰肖像，聊聊有關西藏的聲音和他自己的故事——因此抗拆事件結緣，這就成了自然之事。關注現實問題的少量人權藝術家，在當局商業化、藝術家附庸化滲透逼仄的大環境下，有的被當局和“藝術同行”不斷驅逐出宋莊，有的被驅逐出“中心地帶”，散落到藝術村的邊緣村社角落。而關注“敏感民族問題”中的“敏感人事”的劉毅，據他所說，他在宋莊偏僻的任莊村獨門小院，也少有周圍的藝術家光顧，他也不主動與周邊的藝術家交往。人家知曉他的創作題材後，加之警方時常登門造訪，都對他避之不及，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煩。他和我講起他和王力雄唯色夫婦的長年友誼，他說這時代很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話語中流露出他為這份友誼的自豪。在他簽名贈送我的沿襲唐卡手法創作出一系列諸佛菩薩畫像構成的名為《止觀》的畫冊中，唯色在序言中這樣寫道：“劉毅則說：我既熱愛、迷戀另一個冰清玉潔的高偉世界，也憐憫、痛惜這一個卑俗受難的世界。劉毅的畫或也是一種遊歷、祈禱和見證。”
某晚，胡佳和我們一行十多人吃完晚飯，與劉毅一起到他的畫室參觀。剛進門，一隻壯實的藏獒迎著我們走來。居於長期形成的藏獒兇猛非常的概念，我內心默念“唵嘛呢唄咪吽”並靠邊迴避。劉毅微笑著說沒事沒事，它溫和著呢，對藏獒我們有著些誤解。我看著它心裡想，朋友，你和劉毅是自己人，大家都自己人啊。隨後，大夥兒進屋，一起與張張冷峻、厚拙、沉重的筆觸雕刻成的因自焚而凝固的臉龐面對著。能說些什麼呢？那晚，大家面對著這些黑白的、硬朗的畫布，都沒有談及西藏和自焚，劉毅也沒有過多介紹。我們心知肚明，有些心事是不用語言多餘闡釋的。那晚還難忘的是，劉毅將一串紅繩送給我女兒並給她戴上，他說，此禮物是王力雄從遠方帶來給他的，有尊者的加持。還有，我頭次與藏獒那麼親近，我樓著它，它溫柔地爬在我面前，一起合影。多年前我前往藏地朝聖也接觸過藏獒，我知我是異類，還是“入侵者”，從未敢摟抱。我還親眼所見藏地各種漢人開的大小商舖，還賣一些貼滿中文商標的仿名牌食品衣物及假飲料等。還有很多酒吧，裡面喧嘩著外地遊客的各類雞毛蒜皮囈語瑣事，他們還不時將胸前手中的照相機神氣十足擺出，對著眼前過往人和物以侵略性的態勢任意拍攝。
某一天，我們沒喝酒，慢慢喝茶。我倆單獨處其畫室，依然被一個個自焚藏人環繞著。我們談及目前的西藏早已不是曾經的西藏，各色漢人擁擠而去，拉薩街頭愈來愈少磕長頭的原住民，多的是凝固的恐懼中與雪域聖地不相容的種種嘈雜，以及層層關卡，各種軍警，漆黑的槍口。劉毅說，在西藏的歷史上，在人類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生命，以燃燒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一種令人難以簡單去理解的抗議。他在創作過程中，感受到了他們對他的巨大加持力，使無力的他有力地一幅一幅繪畫著。
三
畫的過程中心里特別壓抑，他們實際上是為了人的尊嚴而自焚西藏和內地不一樣，他更多地註重精神，不像內地更追求物質西藏精神更多地體現了信仰。
——劉毅的話
連續的自焚成為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奇蹟”，刷新了人類面對強權的反抗方式。不知西藏絕境的人們，很容易將“自焚”看成“自殺”,且會聯繫到藏地幾乎全民信佛教及其教義的文化語境。就算知悉西藏苦難，這麼多人的自焚現實，也使旁觀者很難以“應該或不應該”來做出個人的價值判斷。
畢竟，這是生命問題，不是一個或幾個生命，是過百的龐大生命數據，且數據仍有增長的可能。當面對如此眾多的用命點燃的抗議之火，如若用“不自由毋寧死”來解說，也會顯得有些詞不達意——短暫的死的方式很多，偏偏是此種烈火燒焦皮肉細胞痛苦顯得分秒漫長實際死亡過程也漫長的極端方式。唯色今年3月5日刊發於紐約時報新聞網的《藏人的呼聲終將被世界聽見》文中說：“這幾年來，我的記錄常常追不上一個個生命被烈火燃燒的速度。至今，共有131位自焚者，其中只有少數跟扎白一樣倖存，但數目無法核對，因為他們皆被當局扣押，全無音訊……只要藏人還有進行群體抗議的可能性，哪怕是面對鎮壓，就不會、也不需要採取自焚的方式。這齣於絕望的行為，正如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縣自焚犧牲的網絡作家古珠所說’要把和平鬥爭更加激烈化’。”
極端的抗議反證極端的壓迫，但這極端的抗議是個人自願選擇作為的，和平的，以此形成規模性的自焚運動亦非簡單“情緒化”——如此眾多生命接連選擇失掉生命來抗議決不是個人的孤立的情緒化表現——而是理性的顧全大局的生命終極抉擇，且無傷他者性命。我的理解是：這是寧死不屈英雄式的自我犧牲發出最強烈的抗議與地藏菩薩式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捨身供養、布施、救苦救難的深沉慈悲。
我們還因此最為真切地體會到：這真正是一個絕不屈服於暴政的高貴民族。也正因此，這被紅色鐵幕籠罩隔絕的雪域，這些連遷徙走動也被限制且被整體消聲的族人，不斷讓世界聽到了他們孤絕的吶喊呼籲，讓雪域之外的人們看到了幾乎看不見的西藏的真相。
要求圖伯特自由，信仰和文化自由，要求民族平等，要求讓流亡的達賴喇嘛回圖伯特——這些比較明確集中的自焚者遺囑，表達出了境內外博巴的心聲。自焚的藏人們與境內外的藏人們，心肉相連，其所訴求的，並非關乎私人的蠅頭小利，而是關乎一個民族的尊嚴和自由，以及存續問題。藏人作家嘉央諾佈在《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自焚》一文中說：“我認為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種宗教和歷史的比喻手法，將一個廣闊的政治理想人格化從而使之對普通圖伯特民眾而言更加簡潔明了。我們應該還記得安珠倉•貢布扎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經成功地通過為達賴喇嘛打造一個黃金寶座作為團結各個圖伯特團體的手段，並最終形成了為圖伯特自由而戰的抵抗運動……對於所有的博巴、圖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在更廣闊的視野中領會’達賴喇嘛必須回歸圖伯特’這句口號，並且要讓世界了解到圖伯特境內的博巴們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讓他們的主權領袖回歸他獨立的祖國。而這一訴求很明顯絕非是僅僅一種修辭手法。”
藏人視自焚藏人為民族英雄兒女，劉毅立碑過程中雖然壓抑，但也視其為精神標杆，他為藏人苦痛之時，充滿著非同一般的敬意。他為了讓更多人特別是漢人了解當下藏人處境，不斷將自焚藏人畫像上傳微博及其它空間。封號了再傳，傳了復被封號，再接著傳，因此，他在新浪轉世了多次，國內被稱較為“先鋒包容”的《藝術國際》網其博客也早被封殺。
劉毅在當局對自焚事件的全面封鎖中翻牆瀏覽相關信息，從唯色的博客裡找到自焚藏人的照片，為其畫像。他在2013年初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事實上這個事是很沉重的，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真實的情況。比如說在我身邊幾乎大家都不談這個事。在國內，關於自焚的事，從新聞上根本看不著，我基本都是從網上得知的，包括自由亞洲和法廣。”對於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藏區發生的一些藏人自焚的事件，據我們的掌握，大部分跟達賴集團的煽動有關。”劉毅當然不認同中共當局認為“這是達賴集團分裂中國的行為”。他認為：“實際上藏區我去過很多地方，我覺得還是宗教上心靈上的創傷。我覺得達賴喇嘛尊者說的那句話特別好，西藏問題就是個道德問題，是文明和野蠻的一種較量。我現在畫了40幅，我想還得繼續畫，我真希望再沒有自焚了。”
然而希望只是希望，在劉毅與自焚藏人的靈魂繼續在畫布上對話的時候，西藏的土地上，又傳來不斷更新的自焚信息。 2013年12月1日，我和歐盟人權官員及一些外國友人一起與劉毅在其工作室會面時，他閉關在家許久，已完成了127幅自焚藏人肖像。這些朋友一眼認出了牆上的尊者畫像和甘地畫像，也看出了劉毅所畫的地震現場（汶川地震和玉樹地震），但對於將工作室佔據大半個空間的自焚肖像，他們知道藏人自焚，但過半數人都只認識了解幾位，有位在國內外企上班的朋友不知道任何一位自焚者姓名。有幾位看後表示，他們一直很震驚中國的人權狀況尤其是震驚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達抗議，同時也震驚劉毅的勇氣，在惡劣的處境竟然不顧其它將這事件一一記錄下來，據他們所知，當代中國藝術圈除極少數人外，都不關心本國人權現狀更不用說西藏問題，大多是在“模仿西方陳舊的技巧”和“炫耀十分個人化的藝術理念”。
12月3日下午5點左右，安多30歲牧民貢確才旦呼喊著“尊者達賴喇嘛永久住世”、“讓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境內外藏人早日團聚”，在阿壩縣麥爾瑪鄉政府前點火自焚。他倒下後被軍警和警察搶走，他的妻子及其幾名親屬等多名藏人因阻攔被拘捕。他為2009年迄今第128位自焚藏人。
12月19日下午2點45分，42歲的安多桑曲人、阿木去乎寺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鎮的街上點火自焚，當場犧牲。他為第129位自焚藏人。自焚前他留下這樣一份遺書：“雪域鬥士次成嘉措為了藏人的團結與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淚/唉！眼淚，心口疼痛/親愛的兄弟，你聽到了嗎？你看見了嗎？六百萬藏人的苦難向誰訴說？/黑漢人暴虐的監獄，奪走了我們黃金白銀般的寶庫，使百姓們處於苦難中，想起這，不禁流淚不止/將我寶貴的身體燃燒，為了尊者達賴喇嘛返回故土，為了班禪喇嘛獲得釋放，為了六百萬藏人的福祉，我將身體獻供於烈火/以此祈願消除三界眾生的苦難，走上菩提之路/ 佛、法、僧三寶啊，請護佑無助的人們，雪域同胞們，要團結xxxxx (此處字跡不清)…… ———雪域鬥士次成嘉措。”
四
我們現在的處境很困難
根本沒有自由
——最近自焚藏人赤勒朗加的遺言
2014新年伊始，2月5日晚約21時半，27歲的安多澤庫多禾茂鄉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彭毛三智，在多禾茂鄉第二完小（萬青寧寄宿製完小）附近點火自焚。他迅即趕至的警察將重傷的彭毛三智強行帶往澤庫縣，當局照常立即嚴密控制通訊，嚴防信息外傳，因此彭毛三智目前狀況不明，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現場已經犧牲。
2月13日下午約18時半，25歲的安多阿壩賈洛鄉人，曾為格爾登寺僧人洛桑多傑在被當地民眾稱為“英雄街”的阿壩縣洽唐街（西藏自焚抗議運動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處）呼喊抗議口號，雙手合十，點火自焚。部署在阿壩縣城的大量軍警迅即趕至現場，撲滅洛桑多傑身上的火焰後將他強行帶走，目前狀況同樣不明。
3月16日（被藏人稱為“阿壩屠殺日”）早上7點，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澤庫縣夏德寺外，29歲的僧人久美旦真自焚抗議。同日上午11點半，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阿壩縣格爾登寺21歲僧人洛桑華旦也在英雄街洽唐街點火自焚，傷勢嚴重的他被軍警帶走，五天后犧牲。洛桑華旦在遺書中有這樣的話：“對全世界，特別是對漢人鄰居要團結，只有相互團結有愛心，才可以將我們的想法向對方說明，也可以有所作為，不是嗎？哦！我要向你們說的是，要時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區分來開，要常求有利別人，不求有利自己，因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團結一致。”
3月29日下午3時多，住日登寺的31歲尼師卓瑪在巴塘縣（3月30日早晨去世的平措汪杰先生的家鄉）被改名為“康寧寺”的曲德貢巴的轉經路上點火自焚，在場藏人信眾立即撲滅火焰並將燒傷的她送往當地縣醫院。醫院隨即被軍警嚴密封鎖，當地通訊曾被阻斷，當時與她一起轉經的三位尼師被警方帶走，後無消息。
4月15日中午12時多，32歲農民赤勒朗加在康道塢的孔色鄉自焚抗議，當場犧牲。 “我們現在的處境很困難，根本沒有自由” ；“藏人沒有自由可言，連騎摩托車到縣城購物都受到阻攔”；“如果自焚的話，對西藏整體利益有多大作用？對獲得自由有多大幫助？”——這是他的遺言。
2014年至今又發生了6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自2009年迄今，共有135位藏人自焚。據唯色記錄的自焚者性別、年齡及身份為：
“男性115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親，10位母親，遺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長的64歲，最年輕的16歲。大多數是青壯年，平均年齡約27歲。
僧尼：3位高階僧侶（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侶，7位尼師，共計47位僧尼，涉及藏傳佛教格魯派、寧瑪派、薩迦派、覺囊派，以格魯派僧尼居多；
農牧民：67位牧民和農民，大多數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當局工作組驅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屬自己還俗離寺。其中1位自焚犧牲的農民，原為藏傳佛教噶舉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犧牲的牧民，屬藏傳佛教覺囊派所在地區。 1位自焚犧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貢唐倉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學生；3位男學生；3位在拉薩、康區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販；1位木匠；1位網絡作家；1位唐卡畫師；1位出租車司機；1位黨員及退休幹部；1位護林員；1位洗車店店主。可以說，涉及藏人社會的多個階層，其中這三個群體值得關注：僧侶；牧民；學生。
還有兩位是流亡藏人，是社會活動人士。 ”
劉毅和我都主要是通過唯色艱難的真相記錄了解到稍微詳細的自焚藏人信息，更多詳盡的自焚者生平及自焚後續情況，因中共政府長期從未鬆綁對西藏的殖民鎮壓、精神專制和種族滅絕式的統治及信息封鎖，外界很難全面得知。就算是《唯色博客》，其所發布的大量自焚者信息也難免“簡要”。在其實時更新的《自焚藏人簡況》文末，唯色補充說：
“中共當局在全藏地頒布’反自焚專項鬥爭實施方案’、’關於反自焚工作暫行規定的通告’，強調’哪裡發生自焚案件就對哪裡進行嚴打整治’，即對自焚者家人、親屬、所在鄉村及寺院等進行連坐。並且，嚴密封鎖自焚消息外洩，嚴厲打擊外傳自焚消息者，以及對自焚者親友或所在地軟硬兼施，令其閉口或編造虛假信息等等。在這種高壓下，已經出現多起自焚事件在發生後數日、甚至數十日才艱難傳出的情況，還出現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脅而不敢承認自焚實情的情況，還出現了西藏自治區高官矢口否認本藏區已有數起自焚發生的情況，還曾出現過流亡西藏政府與民間方面在統計自焚藏人人數上不一致的情況。更為嚴重的是，極有可能的情況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記錄的135起，可能有被當局動用一切力量竭力掩蓋的自焚事件已經發生，外界卻不得知。並且，僅依據目前所報導的（包括境外涉藏媒體和組織報導的，以及中國官方媒體如CCTV、新華社、新華網報導的）案例，至少有50起與47位自焚者相關的案例，其中至少有兩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犧牲的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婦女貢覺旺姆的丈夫卓瑪甲，被阿壩州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最低也是一兩年，更多的是數年重刑，但一定還有未被報導的連坐案例已經發生。”
中共在1949年武裝暴力奪取國民黨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極權奴役壓迫統治的第一天，就開始軍事威脅，通過北京的廣播電台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據史料， 1950年10月7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4萬多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發起進攻，大敗只有8千餘人的西藏軍隊，兩天后侵占昌都。俘去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和其隨行人員，打死4千余西藏軍人。 1959年，中共再次大舉派兵入侵，武力鎮壓藏人，據說，3年間20餘萬軍民遭屠殺。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3• 10和平抗暴50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中說：“強壓行為越來越嚴重，藏人被逼無奈，最終，於1959年3月10日舉行了和平抗暴。當時，僅在幾個月的鎮壓中，就有數万藏人被打死，關押、逮捕。同時，我和噶廈及政府的部分公務員，一起流亡印度。十萬藏人，也先後被迫流亡印度、尼泊爾和不丹。這非同尋常的災難，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記憶猶新。”
藏人的抗暴運動自此在從未間斷的鎮壓之中從未間斷，反抗壓迫，護持佛法信仰和民族文化，以明確的政治抗議言行爭取民主自由等權益，成為藏人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的真實主旋律。因為如被圈養的動物一般無自由，如此眾多的藏人以自焚形成了自焚抗議運動，來對壓迫者表達出強烈非常的抗議和訴求，也在呼喚著境內外各界的關注呼應。無論當局怎麼掩埋屠戮真相，如何封鎖與此相關的信息，自焚的火焰實在太強烈太刺目且太多，以一種極度鮮明的震撼真相撕破了中共對藏政策的畫皮，不斷晾曬出外界難以清楚看到或真切體會到的殘酷的在目前中國政治生態中無解的“西藏困局”。
藏人的自焚不會白白犧牲，海內外的呼應或多或少總在發生，且會不斷增加。我感受到自2009年2月27日僧人扎白自焚抗議以來的與西藏有關的語境——海內外自由界談起“西藏”，就聯繫起了“自焚”。自焚，成為“西藏問題”的熱門問題，各國各界包括華人團體以不同的形式呼應著這異常壯烈的舉動。僅就漢人知識界來說，王力雄、袁紅冰、李江琳、朱瑞、唐丹鴻、傅正明、茉莉、盛雪、任畹町、胡佳、魏京生、郭國汀、黃翔、張玲、江天勇、滕彪、唐吉田、張博樹、胡平、蔡楚、楊建利、廖亦武、貝嶺、曹長青、北明、鄭義、張敏、韋石、陳破空、唐柏橋、韓連潮、嚴家祺、潘晴、劉燕子、心語、陳維健、殷德義、張樸、安琪、馮崇義、遇羅錦、陳泱潮、金鐘、張偉國、陳奎德、許志永、朱毅、夏業良、夏明、秦偉平、唐元俊、王荔蕻、吳淦、孟浪、劉德軍、肖國珍、張菁、北風、劉軒、丁一夫、榮偉……等等一大批長期關注西藏問題積極為藏漢交流做出努力的學者，也在艱難的環境以不同形式不斷發聲。
就算在普遍噤若寒蟬的藝術圈，我們看到了劉毅，以他最擅長的表達方式——繪畫來發聲。還有幾位關注西藏問題或藏人自焚問題的漢人藝術家朋友如嚴正學（用圖片）、艾未未（用言論）、郭蓋（用行為藝術）、陳維明（用雕像）、朱日坤（用影像）、王我（用影像）等，也在以各自適合的主要方式表達關切。
在劉毅畫室，我們某一次交流談到：同是極權受害者的大量漢人，面對藏人與中共無異，一種長期形成內化的不思悔改的大漢沙文，以一種或明或暗的火上添油現實，正把西藏的一切包括自身的一切毀滅。我們作為漢人，表達出對外族的關切，實際是一種贖罪，自我救贖——並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有著優越感的同情或引領，相反西藏的文化與抗爭，給我們很多必不可少的鼓舞和啟示。
五
沒有立場的藝術是無力的
沒有藝術的覺醒是無能的
——劉毅油畫作品《語言的力量》，2004年
劉毅的自焚藏人肖像油畫系列，灰的大背景上，黑白是唯一色彩。在兩種單純明朗的極限色彩的造型中，祭奠、悼念的莊重之意不言而喻。筆觸剛硬冷峻，筆法簡潔有力，如刀劈電打，沒有迂迴柔曲，沒有曖昧不明，沒有苟且餘地，每個布面頭顱都有著一種鋼鐵般的厚重，雕刻的效果正是碑的質地。
此中無意境玩味之味，只有橫豎的鋒銳。更無審美的渲染，只有鍛造熔煉出的咄咄逼人的平靜肅穆。沒有藝術思想的販賣，只有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及慘痛的現實。如果不用介紹，你會看到人物表情的剛正、拙樸。如果告訴你那是死者，你或許會從這張張似乎逝去的面容看到其生前的干淨人生。如果你知道是自焚藏人，繪畫者的敬畏應該呼應了你的言語，或許會照襯出我們身上或多或少的扭曲，以及與逝者長期缺乏交流或共鳴的那條鴻溝，那段距離，以及自身所不能堅定信念做出類似決絕承擔所導致的思行落差。
劉毅選擇用黑白色來為自焚藏人刻像，來關切歷史社會人生，進行他除了唐卡之外的幾乎所有繪畫創作，我認為他有這樣的用意，或者說表達出了這樣的人生（不說藝術）立場和創作信念：一、一種我們拒絕不了的歷史感。似是遠去的老照片有著時代的不可磨滅的印記，每個沉重的歷史事件/影像本身觀照著一個時代的罪惡與悲壯，墮落或生長。二、一種我們迴避不了的現實感與絕望窒息感。現實的正邪、是非、黑白不容混淆改編，要么睜眼，要么閉眼，或見證/抗爭，或迴避/沉淪，鴕鳥的埋頭和詭異的複雜辯護開脫只能是虛弱的，無恥的，行惡有罪的。現在即歷史，即未來，何去何從未來何如，取決於我們如何面對現實當下。三、與浮華迷惑的塵世做個了斷。紅塵各種慾望色彩，各種虛偽的色相，一直在迷亂、誤導著我們的心智，也乾擾著我們對真相的探究，回到簡單澄明的生活，真誠的表達。四、與喧囂泡沫的藝術圈做個切割。各種主義各種噱頭各種圈子以逃避現實漠視苦難為生存宣言，或仿製濫作，或故弄玄虛，或以偽解構式的標新立異造作賣點，進而附庸極權力圖掌控話語霸權，蛇鼠一窩在鐵板下製造泥沙同享垃圾盛宴——表示拒絕，抵制對極權語境的美化，即是捍衛作為一個真正求真求善求美求自由的人的立場和藝術的尊嚴。
劉毅1963年出生於甘肅省蘭州市，1980年入伍當兵，放過電影，做過美術編輯。退伍後，1986年開始工作於蘭州市文聯，期間多次深入遊歷藏區，創作了一些反映藏人生活的作品，也開始了以油畫和丙烯顏料來繪畫佛像。此時期，他皈依了藏傳佛教上師，有個藏名叫喜熱布。劉毅說，1989年六四事件震撼了他，造成他一段時間的藝術失語。隨後，他用鋼筆劃過了一系列由無數細小文字或符號組成的圓。 1998年，他辭職離開蘭州到北京從事當代藝術創作，接著創作了《尊者》、《1989》、《天安門》、《大地》、《聖地拉薩》、《汶川，玉樹》、《農民工》、 《語言的力量》、《知識份子》等系列組畫作品。藏人自焚，再次嚴重震撼了他，他於是持續投入到了為其立碑之事。
89之前，及1998年來京之前，劉毅的繪畫大多以精細入微、內觀的個人修煉為主，畫面呈現為平靜的祥和之態。辭掉體制內公職來京“自由發展”之後，他的畫作切入當今敏感現實事件，畫面同樣精細，但充斥了一股被撕裂的粗礪之感，血淋淋赤裸裸的黑灰當下，有了“觀內”到“觀外”的轉變。劉毅承認他內心的焦灼，不計其數的苦難現實給他造成的撞擊的傷痛。內是高潔唯美的嚮往，而外是卑俗受難的世界，而內外正在強硬的抗衡著。幸好他人生有佛法底色，有高僧大德的指引，他才從被撕裂的痛苦中找到了一些平衡，使其“堅定走向堅定”（其一副油畫主題）。在我看來，劉毅的藝術人生之旅並不分裂，早期還是近期，他的作品並沒有去奉承極權官僚權貴，為罪惡抹粉描紅苟合，迎合變態奢靡的商業市場，而是一直在堅守人文人道精神，護持善念，保存藝術操守，為了信仰的承擔，主動迎接著更大的風險考驗，不斷實修實證前行。
或者可以這麼說，正因劉毅早期持續至今的虔誠內煉，自然引發他對現實苦難的關注，並身體力行力所能及的擔當，而向外的關切投射，又不斷促進了他內在的智慧修行—— “內”與“外”並不衝突，“出世”與“入世”也並不對立，或說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以入世之行促出世之果。
六
文學必須干預政治
直到政治不再乾預文學為止
——布羅茨基語
在政治蠻橫干預文藝、文藝不自由的當下，在一個人權迫害持續65年極其慘烈的非人環境中，任何藝術家（人）都不可能進入“政治與我無關”的現實境地，但可以逃竄到自淫的政治現實與其無關的閒適的不知人間煙火的一畝三分地，並能以鐵籠禁錮裡的偽自由來為自身放棄人的身份後進行的各類“藝術把戲”作出貌似高尚的辯解，直至不斷死拽慣常的原教旨式的“藝術高於現實”的“免死金牌”以投機勢利的與藝術“自由——權利”根本價值依據完全背離的“超脫”相變相和極權政治合謀，實在充當黨文化霸權戰爭的幫兇傀儡，在被極權政治姦污的痙攣中享受著官方施捨的市場口糧，並賣弄出“藝術家”身份的虛榮。沒有誇張修辭，只是言不到位，這就是當下中國藝術圈的面貌寫生。針對這一足夠恥辱的中國當代藝術現狀，同作為一名藝術創作者，我提出並強調“人權藝術”創作理念（或說信念），並會持續考察在此價值標杆下已創作和正創作出的具有自由藝術精神的不凡藝術作品，區分出人與非人，真（珍）品和偽（痿）類，為真正的作為人的中國當代藝術正本清源。
我並不想引經據典抄襲古今中外多少藝術理論或名言來解說劉毅等人權藝術家的作品，我更關注能使作品和藝術家真正安身立命的靈魂現實，及以此相關的人生處境探究，即藝術與人生的相互促成，藝術與現實的相互改善，人權藝術對極權專制政治的干預和反抗，對人權災難的介入——藝術不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裝飾物，不是極權政治統戰的宣傳品，而是與自由人性相關的正常所需，可以成為一種自由意志，干預並能改變現實的不可忽視的力量——藝術不再是罪惡的面具之一，而是與延續人類高貴存活的自由正義良善等黃金品質緊密相關的即入世又超世的精神引領。
多年來大陸所謂的“純藝術”辯護及演說不過是喪失做人基礎批著藝術之皮的偽類藝人們張揚“我是奴狗不是人”的似乎裝裱華麗的遮醜底褲。我可以說，在極權專制政治社會，“純藝術”並不存在，沒有生長的任何空間。每一類藝術，每一個藝術家，都在作品表達的時候有著他的立場（無立場或不時變換立場也是立場——默認或縱容極權黑暗政治的立場），作品本身就映照出作者對待自由和人生的態度及道德底線問題。如果其人不在意作為世俗人存在的終極價值——自由——的話，就沒必要創作藝術，甚至沒必要以人或以藝術家自稱。
我以現實社會、人權事件與藝術作品參照闡釋和互文解說，是認為內容才是決定作品價值多少的依據，才是藝術家精神高度的試金秤。任何形式再充滿“思想”，不過是表達內容的工具，一種再有“思想”的形式創造，如果不是一種信念與情懷的結果，如果是為囚禁自由充當打手，那也形同垃圾，即便打手隱晦得“中性”，它的花招再多，也只是“電腦機器構成”，而非人腦和心靈。尤其是現實的罪惡苦難超乎極限的暴漲，關乎一個民族、國民生死存亡的黑色關口，身處其中不分輕重緩急的自我陶醉式的過多的藝術化解說是種墮落和病態，必有精神麻痺愚弄之嫌，無論其打著什麼“精神/藝術啟蒙”的招牌——從“形式化撒謊”到“內容撒謊”——以“藝術陷阱”寄生“政治陷阱”。況且，就拿“藝術本體”來說事，現代主義藝術的“形式自律”的結構性思維，其範疇很多作品看重形式所導致的形式貧困，對藝術更多向度生髮可能的長期禁錮早成世紀病，人性豐富尤其人性良知、人的生命力的張揚在其結構性的塑造玩弄中已面目全非，徒留面貌不同但千篇一律的流水復制。
劉毅創作的《尊者》、《1989》、《天安門》、《大地》、《聖地拉薩》、《汶川，玉樹》、《農民工》、《語言的力量》、《知識分子》等系列組畫作品，及近期創作的《自焚》組畫（除《語言的力量》外，皆為黑白畫），對人權苦難危機現狀的關注，對現實真相的記錄見證和對極權政治的嚴肅批判，這樣的作品無需過多藝術解釋，其中就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良知和情操，以及靈魂的峰高。我曾談過：一種繁複、拗口與晦澀的形式玩弄中，或單一干癟重複的言語模式或瑣屑無聊的口水賣弄中，或在往昔經典裡撿拾碎語雜感，成為當今偽類詩人/藝術家失去生命脈動與現實感知力後的貌似“高深”或“自我”實則枯死發臭的庇護所或避難所。所謂平庸之惡就是由此類庸人樂此不疲噁心造就。他們不是活在當下，或者說沒有能力真活在當下。真詩人/藝術家則是依靠內在的精神之力去觸摸活生生的生命和現實，以生命的熱情擁抱喜樂悲苦，進而找到一種屬於自身的使命感，對當下靈魂介入，以此點貫通古今，啟示未來。我們不會因為前人的作品裡沒有談到“計算機”或“智能手機”而否認他們的傑出，我們也不會因為今人作品裡有“奇怪的事物”而認為他就超前。能讓我們關切到的是，古往今來的人們的作品裡有著他的時代，他的理想，他的掙扎、反抗與造創。回到當下，回到現實苦難的考驗與生命本能的自由意志——這是人類詩性光輝得以恆久流動、再造的可能與價值所在。
七
沖刷那種
不痛不癢的空洞形式寫作
無病呻吟的風花雪月寫作
無視殘酷現實直相的逃避寫作
蔑視人間苦難的張揚自我寫作和日常無聊的個性化寫作
——詩人楊春光語
稍微深入分析劉毅的代表作，其作具備了“人權藝術”的兩大類藝術流派特性或風格：一類是以“真理追求敘事”為主與“當代性”相關的當代藝術；一類是以解構政治禁區為主的“後現代解構藝術”。前者強調“不立不破”，“以立為破”，後者強調“不破不立”，“以破為立”。兩種創作理念並行不悖，相互參照成立，在“人權藝術”的範疇得到有效的運用，因內容對象而有機的發揮。
《尊者》、《1989》、《汶川，玉樹》、《農民工》、《知識分子》和近作《自焚》組畫屬於以“真理追求敘事”，並與當今現實社會緊密關聯，作品對境並非一種虛無或形而上的思想觀念，亦非作者假想或營造出的夢境囈語。因為創作對象的尊重，對以對像有關的真理性涵義啟示的堅持，此類作品沒有復雜手法演繹和作者藝術觀念的強加，無渲染，無歪曲，皆採用具象寫真，對真相原生態的展示，反饋的是藝術與生命意義問題。記錄即揭示，揭示即見證，見證即自然表達著作者對世俗時代人生的真理探求，價值導向以及相關的藝術精神原則問題。
《1989》中，屠城坦克聚集天安門廣場和四處開進的還原，當時學生和民眾等留下的廣場剪影：民主女神像，演講，喊口號，頭戴白布，拉橫幅，舉拳頭，擋坦克，運屍體，逃竄，坦克前屍橫遍地，滿目狼藉，硝煙滾滾……組畫中有單張的，也有五聯畫，有些是許多肖像（遇難者、學生、民眾）小畫組成一張，中間稍大小畫凸顯出了毛澤東、鄧小平、坦克群、坦克人等影像。組畫中其中一幅沒有人像，只有一個個遇難者姓名（包括性別年齡）構成一張張小畫，塊塊名字碑組成一塊大碑。
《汶川，玉樹》中，兩次地震廢墟上，難民們深陷豆腐渣廢墟，或手捧孩子遺像，或相擁而泣，或無言，或無奈站立，或祈禱。這與當局維穩語境的“抗震救災”“熱潮”，喪失辦喜事的“壯舉”明顯區別。
《大地》、《聖地拉薩》、《天安門》、《語言的力量》等組畫，作者沒有選擇與前述組畫相同的表達方式，此類主題光是一度呈現並不能清晰抵達真相。這樣的作品主題，我們周圍隨處可見：眾多紅色垃圾作品不必提及，很多“畫家”也進行過“大地風情”、“拉薩風情”、“天安門風情”的風景寫生或“寫實”創作，以此以點遮面，以點代言，標榜“真實”的“幸福或淳樸”的“鄉土人情”。而如果社會紀實與人性良知脫離開來，畫筆所描繪的，並不能充分或深刻地展示出社會現實。如同同一個古拉格群島，高爾基選擇看不到，而索爾仁尼琴卻選擇看到。亦如同反右大躍進文革，有的選擇看到“社會主義步伐欣欣向榮”，其所畫的有的也是當時真實的歡呼喝彩場景，但這“真實的場景”與真實的歷史卻相去甚遠。同樣是拉薩，的確是神圣美麗的地方，很多畫家以“神圣美麗”的筆觸去描繪神圣美麗，並不能說明他們都有著一顆神圣美麗之心，相反很多明擺著不過是懷有迎合中共殖民統戰政策掩飾屠殺鎮壓真相吹捧時政的偽善齷齪之心，與《北京的金山上》、《好日子》、《走進新時代》等無數垃圾紅歌無走樣。
劉毅的《大地》上，烏雲滾滾，土地焦裂，家園倒塌，一片荒蕪。畫中有畫，每一張畫中都嵌入一張遺像式的小畫，人像小畫有佝僂軀幹背負柴禾的白髮老嫗，有背著沉重家當的老頭，有無力的殘疾人，有半空揮舞和破土而出的手掌。這些人像小畫對比灰暗的大風景乍看顯得“突兀”，而如果不加入這些我們周圍隨處可見的普通的“母親”、“父親”形象，沒有人物與風景的錯位、對接、相應，光是蒼涼風景，難免流於庸俗，不具備入骨的“大地性”，也就不能表達出作者內斂的批判，及厚沉的悲憫。正是在這種似乎不合時宜卻又與大地風景緊密相連的貧苦小人物出場中，劉毅也以“突兀的錯位”和“時空的對接”將如今流行的小清新鄉土人情偽和諧寫生畫解構了一空。其中有兩幅《大地》中，大地不是自然風景，而是烈士或受傷學生面孔，畫中畫出現的是《自由指引人民》和《五月三日的槍殺》。
《聖地拉薩》、《天安門》運用反飾，拼貼組合，與上同樣，大畫中嵌入小畫。 《聖地拉薩》其中一幅中的僧人牧民直立大地，小畫中是飛機盤旋布達拉宮上方。另一幅中陰暗的拉薩城，城上方小畫顯現的是軍人拖藏人行刑的現場。 《天安門》其中一幅坦克群佈滿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上方小畫是毛澤東塑像在工廠濃煙中揮手（取材一幅著名攝影圖片，寓意精神和生態的雙重污染），另一副是俯視視角的空蕩蕩的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空一群著裝一致的人手挽手顯得振奮熱鬧。大畫是一種現實，小畫也是一種現實，此種拼貼組合，將小畫中的歷史與大畫中的當下相容，真相背後有真相，現實背後有現實，現狀與記憶相互喚醒。
《語言的力量》裡，有一幅四聯畫是以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字體改寫的“中國謊言銀行”，“中國巨貪銀行”，“中國發財銀行”和“中國黑幫銀行”，字上方是撲克牌上的黑桃、紅桃、梅花、方塊圖案，被黑白二圓圈住。這一切在唯美的彩色背景上。語言與圖形既不協調而又有著赤裸的批判關聯。這一場政治與經濟交媾合一的賭局正在華麗上演。被綁架的“人民”和“銀行”被藝術強力解剖。
對比劉毅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當代藝術圈大量存在的另一類看似是“真理追求敘事”和“後現代解構”的當代藝術。此類“真理追求敘事”無關重大現實危機痛癢，只單純表達臆想或意淫的“真善美”，生活和未來在其作品中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牧歌式”的抒情，容不得摻雜一點有損“藝術純粹”的內容，他們以高度的“藝術潔癖”拒絕“民主”、“道德”、“正義”、“擔當”、“使命”等“雜物”的評判，依然號稱“理想追求”和“真理敘事”，有的竟還能演繹出“文革的一種純潔精神”，也竟還充滿“共產主義理想”的風味。只要翻開美院學院編輯的大量畫冊，你真能被其“天堂”般的氛圍迷倒，不問前路——此實質是一種偽崇高。另一類以“後現代主義”名義喧囂的“解構藝術”，常被標榜為“先鋒性”、“實驗性”。以曾經喧囂一時的“玩世潑皮”為例，對比紅色文革樣板戲，當時的小幅度繞行擦邊球有著一定時代意義，也贏取了鄧氏極權偽改革開放中不觸及底線的市場份額。但八九至今25年來，新極權並沒有回頭的勢頭，只有不斷深入的社會嚴控，隨著新極權社會藉助信息化的統管升級，雖然底色仍是嗜血，但其吸收教訓自我變異更新修復中更具有前所未有的“開放化”迷惑性。同一個舞台上，紅歌與流行歌同唱，樣板戲與艷舞同舞，對於社會的玩世不恭，小打小鬧的嘲諷埋怨，它根本不放在眼裡，任由你在不觸及政治問題核心的偽解構中自我消解，潑皮混世，娛樂至死。如今仍沒有長進仍在吃老本對當今層出不窮的重大事件置若罔聞的“玩世”和“潑皮”，可以說已被時代遠遠甩在了屁股後。推特微博臉書谷歌+等自媒體的風行，加之社會積怨的不斷爆發，大量的人們不再是文革後互聯網前只滿足於一點小傷痕、小嘲諷、小變態、小揭示的“急需被啟蒙的一群”，很多人的思想觀念、對變革的期待與行動、對當代藝術的理解與需求，已遠遠超越了那些沉醉於“老子當年也異議過”並忙碌於“市場分紅”的“藝術家”。在民主社會，玩世潑皮可以時常拓展些生活自由向度，而在極權社會，玩世潑皮雖一時為當局所抵觸，但隨著極權黨文化的洗刷同化，它的“前瞻性”已早消失殆盡，且只能在鐵板下的泥沙中自我消解，背離了衝擊鐵板銅牆反抗禁錮爭取自由的先鋒藝術性。
聯繫此，我還要談下藝術作品中的“思想觀念”問題。對一名藝術家真正的考驗，是其在一個黑暗時代或禁錮時代為藝術自由的爭取做出多少努力。當然，為藝術自由的努力包括為藝術思想及思想表達自由，多元化藝術精神生態的拓展努力。一些藝術家以自由化的作品言說及思想討論促進了對民主的爭取，堅持爭取人和社會的各種空間包括思想空間，以對國家話語霸權全面綁架控制的抗爭以達更多的獨立自主（私域權）。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自中國當代藝術發端至今三十多年來，當代藝術界對比民運、維權、政治反對派、公民抗爭群體及信仰群體等其它社會各界，對國家公權的抗爭、人權迫害問題的關注與對自由民主的爭取，整體呈現出較大落差，藝術的敏感神經已顯得麻木或力不從心——而在“藝術思想探究”上，卻從來沒有冷場，五花八門，山頭林立，甚至有通貨膨脹之狀。迷戀偏離嚴峻現實、人生危機的從“文本到文本”，從“藝術本體”到“藝術本體”的嫁接移植改編組裝西方藝術理念的看似“新奇觀念”的表達，並不斷進行不痛不癢的“思想演繹”，扯著“思想”大旗繞道討巧走天涯，擠出一個“idea”是其創作的全部動力。 Idea飛來飛去，絢爛迷眼，可都無關自己所處的活生生的現實社會，活生生的生命之血脈動。在其眼裡，這世間沒什麼重大事、緊迫事、危機事、苦難事，終於也沒了壓迫、奴役、禁錮、迫害、殘酷、慘痛，只有虛無的思想藉著形式的造型滿藝術圈招搖撞騙，娛人娛己。若稍加批評，馬上就甩來“尊重不同的個性和人生選擇上的自由” 及“存在即合理”的扭曲歪釋。請問：在極權專制霸權壓迫的真實處境中，你不反抗，你不關注周圍人為自由而悲烈的抗爭及慘重的代價，你有何個性可言？你的小個性若不與社會現實發生關係，又有多少價值？當然，選擇卑微和怯弱，是一個人的自由。失去道德底線、品質操守與精神道義擔當，不分正邪善惡的思想攪和，依賴抽象的觀念而不是自己的眼睛和內心感知，至今仍是“藝術身份自負”與“空想自負”的人們的主要招牌菜。
關注具體的人權災難和民生問題比純粹思想觀念的表達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而對一名藝術家的價值大考驗是：在通過思想觀念表達爭取自由表達思想的同時，能以更寬廣的擔當，介入急需的、迫切的現實問題，作出個人的表達，甚至具體的行動——以知促行，以行為知，知行合一。藝術實踐本身就是一場富有生命力的行動。自由，不是靠施捨的，也不是等來的，更不是迴避迫害自由的現實而空談來的——生命與藝術的強大和輝煌，正在於我們為自由的實現所付出的代價中。
八
我相信作為佛教徒的劉毅
也會在他的藝術朝聖之旅上最終見到佛
並且親身見證佛的宣示
——王力雄語
劉毅因為自焚藏人立碑，其時常受到當局黨保的威脅騷擾，某次竟還要強行沒收他的心血之作，還好他強硬抗爭，畫作才得以保存下來。這些火焰之碑，永不可能在極權鐵幕下得到展覽，也不能被運送到境外各地展覽。今年5月1日至20日，在台灣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搭起的藏式帳棚內，展出《自焚藏人碑》系列畫作的複製圖像，算是第一次對外集中亮相，劉毅未能到場。而自焚藏人畫作實物，仍處於被當局封殺的孤獨境地。
我也希望他此系列創作能就此完結，然後進行另一系列的創作。劉毅於我，亦師亦友，既是同修，更是一位親切的老哥。他溫和中的堅毅，不斷感染著我。創作於他，是不斷的修行，是一場朝聖之旅。王力雄在《劉毅的朝聖之旅》文末說：“他未來的路還遙遠，也一定會有坎坷艱難。但我相信作為佛教徒的劉毅，也會在他的藝術朝聖之旅上最終見到佛，並且親身見證佛的宣示——人人皆可成佛，只要虔誠地修行、修行、再修行。”
劉毅說：“我畫自焚藏人，年輕的仁波切，僧人，牧人和女人。每天我在加持中繪畫，在黑夜裡守望。我內心悲苦，我忍受著人間的無情和冷漠。朋友！請不要用輕鬆的語言議論亡者。那珍貴的生命，決不是數字，它是藏人的神聖和純潔。是壁天雪山，靠近大地，扶正人心。”
此時，我再次一張張翻看自焚藏人碑的圖像，他們曾經是一個家庭的成員乃至頂樑柱，虔誠、善良、簡樸地生活著。如今，他們主動選擇離開溫暖的家庭，踐行捨身利他的教誨，成了畫布上黑白的影像，暴政的犧牲者——一個民族的英雄。
在此，我願再次與劉毅一起，念出他們的姓名，將其永遠銘記：
扎白，彭措，次旺諾布，洛桑格桑，洛桑貢確，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諾布佔堆；丹增旺姆，達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達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熱央，仁增多傑，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讓吉，仁欽，多傑，格貝，加央華旦，洛桑次成，索南達傑，洛桑西繞，其美班旦，丹巴達傑，朱古圖登念扎，阿澤，曲帕嘉，索南，托傑才旦，達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諾培，德吉曲宗，次旺多傑，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堅措，丹增多傑，拉莫嘉，頓珠，多傑仁欽，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圖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貢保才讓，寧尕扎西，寧吉本，卡本加，當增卓瑪，久毛吉，桑德才讓，旺青諾布，才讓東周，魯布嘉，丹知傑，達政，桑傑卓瑪，旺嘉，關曲才讓，貢保才讓，格桑傑，桑傑扎西，萬代科，才讓南加，貢確傑，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瑪多傑，貢確佩傑，班欽吉，才讓扎西，珠確，貢去乎傑布，洛桑朗傑，珠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達傑，彭毛頓珠，桑達，才松傑，貢覺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貢確丹增，秋措，洛桑達瓦，貢確維色，丹增西熱，旺欽卓瑪，貢確索南，西瓊，才讓傑，貢確才旦，次成嘉措，彭毛三智，洛桑多傑，久美旦真，洛桑華旦，卓瑪，赤勒朗加，西繞次多，博楚，江白益西，竹欽澤仁，嘎瑪俄頓嘉措，圖丹歐珠，拉巴次仁。
唵嘛呢唄咪吽！
2014年4月初稿 7月24日晚刪改
原載唯色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