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維健 ：2013年藏歷新年，藏人為了悼念反抗中共暴政前赴後繼引火自焚的同胞，放下了歡慶，轉而向這些背負民族災難，以身許義的英雄進行祈禱。 2月13日，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在博大哈大佛塔下，一位藏族青年僧侶引火自焚，當火焰從他身上竄起，絳紅色的僧袍，瞬間形成了一個滾動的火球，他圍繞著佛塔奔跑，呼喊著讓西藏自由的口號，街頭的藏人跟著他呼喊，街頭的警察跟著他奔跑，人聲鼎沸，經幡飄動，大佛落淚。

這位藏人自焚所在地博大哈大佛塔，正是我不久前到過的地方，也許那位僧人我與他曾擦肩而過，也許我與他在佛塔的台階上曾並肩而坐，也許我們曾相對一笑。在無數個佛袍飄動的身影中，我想一定有一個他。

這位僧侶被送到醫院後，以百分之九十六的燒傷面積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是以自焚形式抗議中共當局對西藏暴力統治的第一百零一位藏人。這位在加德滿都自焚的藏人，他的身份還沒有被確定，他是尼泊爾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還是剛剛從中共虎口出逃的藏人，但我相信他剛剛來自西藏，他要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告訴國際社會西藏的人權狀況。這位自焚的僧侶，促使我把不久前到加德滿都，一次沒有成功的採訪寫下來，而這個沒有成功的採訪，正好說明了尼泊爾藏人的生存環境。

去年十一月，在達蘭薩拉開完會，我從德里的藏人社區嘎久曼追拉坐上巴士，經過三十八個小時的長途勞頓，到達了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在這輛開往尼泊爾的巴士上，我是唯一的一個印、尼以外國籍的人，車上的人都以驚訝的目光端祥著我。坐在我身邊的是一位印度輕年人，很驚奇的問我，到尼泊爾去幹啥，為何不坐飛機。坐巴士的原因當然不便細說，去尼泊爾的目的我很明了地告訴了他。他聽後久久不語，且神色凝重，良久才說：你到尼泊爾後，對任何人都不要說起你是為了藏人到尼泊爾來的，這樣對你的安全不利。

他的話讓我已經被丟到腦後，有關中共特務充斥尼泊爾的狀況，與尼泊爾目前的政治生態又記憶了起來。在到尼泊爾前，我在網上做了一些功課，也在藏人朋友這裡對尼泊爾的政治環境作了一些了解：

尼泊爾是處在印度與中國這兩個大國之間的山地小國，早在馬亨德拉國王執政期間，無論歷史還是文化與政治上的原因，這位國王都讓尼泊爾給於受難藏人留了一席藏身之地，也將源源不斷的從喜馬拉雅雪山翻越過來的藏人，在尼泊爾停留休息後送到印度定居。據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是這樣寫道的：“1959年，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Mahendra）回絕了毛主席的要求並同意給來自圖伯特的難民予以庇護。尼泊爾最早的博巴定居點迦瓦拉科爾（Jawalakhel）和喬巴迪（Jorpati）是尼泊爾王室在1960年作為王室禮物贈送給圖伯特難民的。坐落在安納普爾納峰（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納了4座圖伯特難民營。其中包括，瑞士紅十字會於1962年建造的紮西佩吉（Tashi Peykhil）難民營和1965年建造的紮西林（Tashiling）難民營。還有由“四水六崗”護教志願軍（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覺林（Paljorling）和強巴林（Jampaling）兩座難民營。在從索洛罕布（Solokhumbu） 到雷瓦薩（Rewalsar）一線的邊境地區還分佈著很多小型的圖伯特難民安置點。

比蘭德拉國王延續了他父親的政策，在80年代出現的第二次難民潮期間，慷慨接納圖伯特難民。 2008年圖伯特起義之後，通過難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數從每年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聯合國難民署（UNHCR）還在加德滿都繼續運營著一個“難民接待中心”，為新難民提供臨時住所、食物和醫療服務，並且與印度駐尼泊爾使館配合，給新難民發放簽證。 ”

但是這個山地王國在2001年人類進入新世紀之時，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王室血案，6月1日晚，尼泊爾王儲迪彭德拉在皇宮開槍打死了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艾什瓦爾雅等數名王室重要成員，他自己也開槍自殺！這一血案根本上改變了這個山地小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態，也改變了居住在尼泊爾藏人的生存環境，及翻山越嶺來到尼泊爾準備前往印度流亡藏人的境遇。在毛派游擊隊走出叢林，在大選中獲勝後，尼泊爾國王給予藏人的庇護全部失去，生活在尼泊爾的藏人成了二等公民，那些從希馬拉雅山翻越而來的流亡藏人，不再成為受庇護的難民，而且成為尼泊爾當局遣返回中，向中共當局邀功行賞的籌碼。

1996年，當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已經走進中國歷史時，尼泊爾的共產黨打著毛澤東的思想，開了人民戰爭的第一槍。他們自稱自己是毛澤東主義游擊隊， 將一個安定平和的山地小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動蕩的國家。毛派游擊隊仿照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使尼泊爾陷入長達十年的內戰，2006年策劃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迫使賈南德國王下台，毛派游擊隊進入加德滿都。 2008年尼泊爾舉行大選，毛派在240個直選議席中獲得了120個席位組建聯合政府，但毛派軍隊依然為黨所有。毛派掌權後，對中共政權大獻殷情，中共更是將毛派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要求毛派清除在尼的“反華勢力”，而所謂的反華勢力，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在尼泊爾設立的難民機構。致使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變賣在尼的產業，停止了難民接待辦公室的工作。與此同時尼泊爾藏人的產業也受到逼迫，騷擾，致使使許多藏人不得不關閉了在尼泊爾運轉多年，且對尼泊爾經濟有著重大貢獻的產業。甚至那些旅館飯店的小生意也難以經營，不得不轉讓給尼泊爾人。對於出生在尼泊爾的藏人也不再按慣例給於身份證，甚至連出生證也不給，使他們成了什麼地方也去不了的黑戶。那些從西藏逃奔過來的西藏難民，只要被尼泊爾警察抓住，就關入難民營，最後遣返中國。遣返藏人難民，既是尼泊爾政府對中共的一個交差，也成了警方的一個生意，尼泊爾警方每遣返一個難民，都可以得到中國政府錢，這種生意已如同人口買賣。尼泊爾也禁止藏人進行任何有關政治的遊行集會，對違抗者進行嚴厲的懲罰。

中國政府在指令尼泊爾政府對藏民迫害的同時，也派遣了大量的安全人員，直接在尼泊爾執行任務，在藏人的社區有著大量來自中國的安全人員，有的還混入流亡的難民中，致使生活在尼泊爾的藏人，如同生活在共產黨統治的西藏一樣，昔日西藏難民庇護所的尼泊爾成了迫害藏民的受難營。
巴士過了邊境，進入尼泊爾不久後，車就進入崇山峻嶺，路面顛簸，險象環生，但是此去目的，怕是更危險，我要去尋找的是海外敵對勢力的藏人，而我自己本人也是被中共視作敵對勢力的人。夜半車到了加德滿都一個邊緣地區，沒有燈光，漆黑一片，一車人都走完了，司機也跑了，一對看上去像是夏巴人的同車年輕人，用手機給我喊來一輛出租車，我讓司機給我帶到市中心泰米爾的旅館，我本想讓他給我找一家藏人旅館，但​​一想到剛才車上印度青年的告示，話到嘴邊又回了下去。

車在漆黑的街巷中穿行，毛骨悚然，良久，燈光漸明，街頭出現了幾個西方遊客，我知道此地已是泰米爾了。我找了一家看上去尚過得去的旅館，一個獨立的單人房，可以上網，一千尼泊爾盧比合美金十元多一點，和網上查的差不多，就住了下來。經近四十個小時的舟車勞頓，我很快地睡著了。

早上起來，我向櫃檯要一份加德滿都的地圖，意外地發現一個藏人職員，他出生在這裡，中文只會說“謝謝”二字。於是我向他打聽去西藏辦事處的地址， 我沒有向他說明去意，他在地圖上給我標出街區，並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不要向行人打聽西藏辦事處，只要問法國大使館就可以了，它在法國大使館的隔壁，有一扇鐵門，沒有任何標誌，車上印度青年所說不虛，人們都忌諱說西藏，西藏在此竟然成了敏感詞，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我走到“杜巴廣場”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法國大使館，我下了車沒有進使館，司機趕上來說，就在這裡，我誑他說在這裡等一個朋友。

我來回在法國使館周圍走了一遍，看看有無中共安全人員模樣的人，才在那扇緊閉的鐵門前停下來，我在鐵門縫裡張了一下，裡面並沒有房子，只有一條雜草叢生的小路，但看了一下法國使館邊上，也只有這一扇鏽跡斑斑的鐵門，我尋找到門鈴，連續按了幾下，良久，才有人出來開門，我給他看了地址，他說跟我進來吧。走完小路才看到有一幢帶有藏族風格的屋子。

這一天，是休假日，只有一位女職員值班，我說了來意，希望能有一個藏語翻譯帶我去難民營採訪，他說你要找的那位秘書出去了，我們這裡也沒有一個人能翻譯中文的，她給了我一個寺廟的地址，他說那裡有許多僧人會說中文，可以幫助你翻譯。我到了那裡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著名的博大哈大佛塔。一到那邊我就被博大哈宏偉的佛塔吸引住了，博大哈佛塔是世界最大的覆缽半圓體佛塔，三層八角型平台襯出了他恢宏磅礴的氣勢，他那巨大的眼睛注視著加都河谷，注視著人間滄桑，世態炎涼。但要事在身辦事要緊，我匆匆而過，便走進了博大哈佛塔正門對面的一個寺廟，一進門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僧人在點燈，我對著他笑了一笑，他也回應著，笑容十分慈愛。於是我向他打了招呼，問他是否會說漢語，沒想到他脫口而出的漢語，十分正宗，比我說得還好，我說明來意，他說好的，等一會兒，我點完燈，陪你去一個地方。

記得這位藏人的名字叫多吉，當然也許可能記錯了，我沒有把他書寫下來。我們去的這個地方，是一個博大哈的藏人定居點，穿過幾個街巷我們到那邊時， 藏人正在做祈禱，多吉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藏區負責人接待了我，他管博大哈地區的藏人。我們坐下後，那位負責人讓職員給我們端來二杯熱乎乎的奶茶，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意願，他說這可能比較難辦，因為難民營現在由尼泊爾政府管著，不過你可以試試看，我給你地址，你自己去找。

這位藏人負責人從他的語氣來看，他對我並不信任地，儘管他一再表示對我的感謝，我向他了解藏人社區的情況時，他介紹得十分謹慎，我知道他對我的身份尚有懷疑，雖然我給他看了我的身份證件，及一張來自達蘭薩拉的便條。我知道他這裡了解不到什麼，還是直接去難民營吧。多吉送我上了車，並向司機討了本地居民的車價。我向他表示感謝，他說這是我作為一個藏人應該做的，你一個中國人，怎麼遠跑來，為我們藏人作採訪讓我感動，可惜我也沒能幫上你的忙，今天，我在寺裡值班，難民營離這裡很遠，不能陪你去，只能說一聲對不起了。你到那裡去採訪，要注意安全，這裡有太多的中共安全人員，有什麼事，你可以再來寺廟找我。

在尼泊爾共有13座西藏難民營，7座位於加德滿都4座在波卡拉，我去的是尼泊爾西藏難民中心（Tibetan Refugee Reception Center）它與西藏難民中學為鄰，雖然只有一牆之隔，但那帶著鐵絲網緊閉的鐵門，卻顯出了它的詭秘。

我敲開了大鐵門旁的小鐵門，門剛開啟開了一個縫，我就一腳跨了進去，一個身穿制服的尼泊爾保安，隻身把我當住了，我向他說明來意，他打量了我半天，說不行。我說能不能請一位藏人負責人出來，我與他說幾句話，他說今天不辦公，你明天來吧。我只得心癢癢地返回。從難民營返回，穿過一條大街，對面山上是宏大的藏傳佛教寺廟群，巨大的釋迦牟尼像抬頭便見，這就是著名的斯瓦揚佛院，傳說佛祖釋迦牟尼親臨此地，收了一千五百個弟子，斯瓦揚佛院是圍繞著斯瓦揚山而形成的佛教建築群，這裡寺廟、經塔、神像密布，來到此地真的以為身在佛國天堂，如同雪域西藏一般。雖然在尼泊爾多數人信印度教，但是佛教卻是尼泊爾的傳統文化，當佛教在印度消退後，來自西藏的僧侶讓佛教文化得以傳承弦揚。把信仰看作比生命更為珍貴的藏人來說，哪裡有佛哪裡就是自己的故鄉。這塊土地不但與藏民族擁有共同的宗教文化，也擁有共同的母親，這就是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喜馬拉雅山，它養育了山北的藏人，也養育了山南的尼泊爾人，尼泊爾曾經將尺尊公主嫁到西藏，松贊乾布為尺尊公主建立了大昭寺，以結尼藏的友好，這個在歷史上與藏族友好的國家，曾經庇護善待藏人，現在卻成了藏人去之不捨，留之驚心擔戰的地方。

站在金光燦燦的釋迦牟尼佛像下，抬頭望去，佛像正在維修，被腳手架框了起來，他面朝的前方正是“藏人難民營”，他雙眼垂目，不忍目睹，在這末法時期，他被當作一尊偶像，束之高閣，面對濁世，佛也無奈，佛滅度後與眾生的緣分已盡，但他為眾生流下的二行清淚，卻一直垂掛在眾生的心裡。

加德滿都是一個擁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之城，其建築之精美在亞洲國家是無與倫比的，在不足七平方公里的的市中心有佛塔、廟宇有2700多座，可謂五步一廟，十步一寺，就是普通的居民樓也十分精美，被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孔雀窗，從皇室宮殿，到街巷裡弄尋常百姓家隨處可見。有人把加都稱之為寺廟之城，藝術之城實不為過。

這樣一座古老的藝術之城，但是如今走在街上卻是步步驚心，不是小偷，不是強盜，而是士兵。在加都任何一條街上都可以看到穿著迷彩服，防彈服，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在主要街上的路口更是成隊成行，讓你恍若這個城市處在戰爭狀況，處在戒嚴之中。我不知道在毛派進城前的加都是否是這個樣子，這些軍警要對付的是誰？要恐嚇的是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藏人在街上抗議中共政權時，這些軍警就會像狼一樣地赴過去，因為這樣的事已經發生好多起了。尼泊爾的主流報紙“喜馬拉雅人報”說：藏人抗議者已對國家安全形成了威脅。尼泊爾現在已禁止藏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對中共的抗議活動。在多吉送我上車的路上對我說，我們藏人現在在大街上走的感覺和在拉薩一樣，我們隨時可能受到軍警的盤問，特別像我們這些穿著袈裟的僧人，我們現在都很少走出藏人集居區。是啊，我說我雖然沒有去過拉薩，但從拉薩的新聞圖片上可以看到，加都的街頭和拉薩的街頭是何等的相似，都佈滿了全副武裝的軍警。

第二天，我又去了難民營，正是孩子上學的時候，孩子們追追打打的嬉戲，也沒有打破難民營那扇鐵門的冷峻。我敲了門進去，保安已非昨日那位，我說明來意，他說你不能進去，我說那就把裡面的藏人請出來吧。這時正好有二位年青的藏人過來，我把他們叫住，問他們能說漢語嗎，其中一位瘦削的青年以流利的漢語回答了我。我介紹自己，想對你作個採訪。他說我剛到這裡才二個星期，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想採訪的就是剛從國內過來的藏人。我這一說，他立時慌張了起來，竟然聲音發顫，人也像發瘧疾一般地抖了起來。 “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別問我，別問我”說著扭頭就走。見狀，我知道他是把我看成中共派來的人了。

這個時候尼泊爾保安已用電話喊來兩位藏人，他們自我介紹是這裡的負責人，我向他們表明了來意，並給他們看了我的身份證明。他們很客氣地表示了對我的感謝，但又表示這裡不接受采訪，因為這裡的情況非常地微妙，敏感，採訪可能會給這裡帶來麻煩。

對於他們所說我自然理解，如果採訪如果不能給他們帶來益處，只能增添麻煩，即使他們願意，我也於心不忍。採訪雖然沒有進行，但是通過對這裡環境的了解與他們的短短對話，也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採訪了。與他們握手告別時，我說能否拍一張照片作個紀念，他指著牆上的一張告示說：很遺憾，這裡不但禁止使用手機，也禁止拍照。看了告示，我也釋然了，連拍照與手機都被禁止，何況進行採訪了。

走出難民營鐵門就轟然關上了，我回首看著鐵門緊閉的難民營，那幢三層樓面，黃色與絳紅相間，略帶藏族建築的營房，可以看得出當年尼泊爾政府曾是善待過藏民的，我走了幾步在遠處拿出相機，將鏡頭拉近拍了幾張，作為此“採訪”的留念，也算不虛此行了。

本想再回到博大哈，到寺廟找多吉聊聊，知道多一點藏人的在此的生存狀態，但一看時間已經不多了，明天就要離開加都，我還想留下的一點時間看一看加都的名勝，在這個希馬拉雅山的河谷分佈著7個世界級的遺產，既來此，當然不能錯過。

第二天，我坐巴士返回德里，出境，入境那是一個得另說的驚險故事。如果說從德里到加都的巴士尚可稱作巴士的話，那麼因種種原因我坐上回德里的那輛巴士，只能是“地獄之舟”了，其骯髒破舊到了恐怖的程度，車開起來，像要散架似的，叮叮噹當尤如昔日的銅匠擔，車上的擁擠，連發動機蓋上都坐滿了人，車上的乘客都是衣衫襤褸的社會底層，但他們渾然不覺，一路吃得高興，睡得香甜。坐在這輛顛簸的車上，我的眼前老是晃動著難民營那位因我的到來，而讓他瑟瑟發抖的藏族青年，如果他能倖免被遣返，能夠坐在這輛巴士上面，他一定會感到多麼地幸福，因為這輛開往印度的巴士對他來說，不諦是自由的開始……

2013、02、21

原載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