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和頌讚一位真正的西藏之子

阿卡倉•玉珍 撰寫

爸啦突然在聖誕節往生了。伴隨著降溫和偶然的大雨，我們在驚呆中，又憑添了一層身體的不適。阿媽啦卻出奇地冷靜和鎮定，但因為天氣預報的關係，她一直擔心12月28日的天氣。可是，克里門（Clement)鎮那天醒來時，證實了她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這是一個美麗的火葬日子。雖然柴堆有些潮濕，但是燃燒得很劇烈，像是在協力短縮爸啦那49天的中陰旅程。火焰和薰煙上升共舞，在那一霎那，我彷佛也升入高空，看見了往事化為許多小銀幕，交織成一個大型的馬賽克，簇擁著爸啦艱鉅的一生。

第一個屏幕斷續地顯示一個模糊不清，早熟的九歲孩子的身影。那是1931年，他從匝瓦左岡（西藏東部）的出生地出發，開始了徒步到拉薩的三個月的朝聖之旅。這使他後來，一生遠離家鄉。到了拉薩後，家人謁見了一位博學的色拉寺僧侶（也是親戚），名叫匝瓦蔣巴塔耶。他看到了男孩的特殊之處，要他的父母為他登記於色拉傑查瓦康村， 從此匝瓦蔣巴塔耶開始輔導男孩，兩人所發展的深厚關係永遠地改變了男孩的人生。

另外一個屏幕，顯示著色拉寺寬敞的大經堂。男孩作為一名普通的僧侶和他的老師的隨從助手，已在色拉寺待了八年。正是上個世紀30年代末，男孩的人生又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這時的匝瓦蔣巴塔耶的聲譽已名傳千里，因為他異常地精通經文，許多人甚至視他為絕對克己，艱苦和守誡的西藏最偉大的聖人之一的密勒日巴。色拉寺的堪布們希望匝瓦蔣巴塔耶能繼續取得最高的格西學位，最終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學院的精神領袖——甘丹赤巴。但是匝瓦蔣巴塔耶對此並不感興趣，因為他不熱衷於任何頭銜或地位。在他的說服下，最終，色拉寺的堪布們，派他去昌都寺廟設立辯經學校。於是，匝瓦蔣巴塔耶撤回了拉讓巴格西學位的申請書，得到了較低的格西學位，並於1939年啟程，去了昌都。

還有一個屏幕，展示了一個步行的年輕男子護送他騎馬的老師千里迢迢到昌都。不久，一群為數眾多的旅行僧侶出現於不遠之處，近看竟是護送四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前往拉薩的旅行車隊。年輕的男子到達昌都後才成熟，成為現在人們所熟悉的昌都蔣巴噶滇和格西蔣巴塔耶的首席助理。九年來，他專心服侍他的老師，每天早上端水、拖地、洗滌、燒飯、打水、篩選所有的訪客並料理老師所有的生活需求。他還自學了讀寫和基本數學。

匝瓦蔣巴塔耶的名字，那時已經家喻戶曉，許多來自昌都和遠方的訪客都來拜訪他。因此，爸啦每天主要的活動是清點捐贈物。格西匝瓦蔣巴塔耶，是從來不碰金錢和其他貴重物品的，否則，會違反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神職地位的。每天傍晚，所有的現金和貴重物品都會交給昌都寺院司庫。一小部分的食物，主要是糌粑和黃油留下來作為個人使用，剩下的則需分給需要的僧侶。要是他不能送出某些東西，他會祈禱請求佛佗準許他過夜保留它們。格西拉的生活簡樸，他的袍子都是補丁，他反對累積財產和頭銜。 1948年十一月格西拉過世，享年僅57歲。他告誡寺廟不要找尋他的轉世化身，格魯派傳統失去了一個瑰寶。

格西啦清楚地預料了前頭黑暗的日子，熱烈召喚西藏團結。他說：“佛陀教導過，解釋佛法像似一頭獅子，沒有人會攻擊獅子，吃掉獅子。只有從內部透過​​老齡，疾病和最終的腐爛才可以摧毀它。同樣的，中國人會來的，但是他們不能摧毀藏傳佛教，只有藏人自己才能毀壞它。”

一直到1959年的前十年，經常所見的影像都是戰爭、殺戮、苦難和偉大的勇氣。 1950年昌都之戰的前夕，藏人政府以阿沛阿旺晉美取代了拉魯次旺為多康區總督，拉魯是格西蔣巴塔耶的一位學生和朋友，因此，父親騎馬十二天護送他到昌都北部的洛宗。藏人突襲希巴唐的軍械庫，搶掠了槍支和彈藥後燒毀了軍械庫。父親本身也拿到了幾支，後來轉交給在德格的抵抗軍。 1950年十月中國軍隊進入昌都，找到了阿沛放棄的城市。

昌都遭侵略後不久，中國人用了這段期間哄騙百姓，說他們的意圖是和平的，他們對保持藏人生活作出了承諾。各式各樣以社區為主的項目開始了，包括人民合作社及修路。父親從1951年到1952年作為昌都寺院的代表，在合作社工作，他也在阿沛主持的中國修路組織代表了寺院。在那個期間，他學會了漢語，而且很快有了能幹領導的聲譽。

失去了導師再加上對中國人意圖的戒心促使父親在1952年來到拉薩。接下來的三年，他重新改造了自己，成為一個商人並造訪了印度好幾次。同時，中國的真正企圖越來越清晰了。修路很顯然是個優先事項，便於全面侵犯和佔領西藏，這個目標中國在1955 年達到了，那時有了從四川直達拉薩的道路，反多項“改革”強加於藏人。因此，藏人對中國的敵意加深，1954年德格的反抗終於爆發，並且很快蔓延到大部分的西藏東部。拉薩到處都是逃離的藏人。 1956年4月，康巴和安多的商人開始募款提供鑲滿寶石的黃金寶座給達賴喇嘛的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抗軍首領用此事作為掩護，秘密開始討論建立四水六崗組織，開始對中國進行廣泛的抵抗活動。父親代表昌都，也是影響發展該組織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

1956年，爸啦回到昌都，那時的昌都已經變得很不一樣了。中國的友好政策已不復存在，恐懼和懷疑無處不在。父親為昌都寺工作並自己設立了一家小公司。有一天，中國當局傳喚他。他們得知他和四水六崗在拉薩的活動和到印度的商旅，但最具殺傷力的，應是在德格走私武器給抵抗軍。他們帶他去成都前，給了他幾天的時間。他明白到了成都會被逮捕，所以在1959年十月他帶了兩個侄子逃離了昌都。到拉薩的旅途很危險，因為中國士兵到處找尋藏人抵抗軍戰士。接近拉日果，碰到了兩個中國士兵向他們開槍。和他們同行的兩位來自色林措的回教徒被打死了，另外兩位則被逮捕了。父親和他的侄子卻安全逃脫，抵達拉薩。他們正巧目睹了傳召法會及達賴喇嘛取得格西學位。

昌都的獅子在中國入侵的前夕留在拉薩，那時正值默朗木祈願大法會以及達賴喇嘛領取格西學位，整個城市有著假像的歡慶氣氛，但是醞釀動亂的警訊卻像是一層薄冰籠罩著深淵。中國人在整個城市裏加固和建造兵營及柵欄。大量武裝的人民解放軍士兵駐紮在許多重要的建築物頂部。 3月10號前的幾個星期，整個城市緊張不安，只需要一個肇因就能點燃， 而這個肇因就是大街小巷流傳的中國人要綁架達賴喇嘛的邪惡計劃。

父親不只是西藏這段動盪歷史階段的見證人，他也積極地參與了創造歷史。四面楚歌的藏人政府邀請不同組織的代表參加羅布林卡的簡報和會議。他代表昌都。政府官員，三個省的三個代表，三個西藏陸軍（札企，沽松和江孜)以及三個寺院（色拉寺, 哲蚌寺和甘丹寺）組成了一個核心組，尋求解決拉薩的危機。這個組織是由擦絨領頭，在拉薩印刷辦公室定期舉辦會議，並且也和達賴喇嘛見面。索康和拉魯也參加了一些會議。父親作為康巴代表參與了這個組織。他們發散信息，支持如婦女協會的不同抗議組織工作及接觸外國代表和領事館。

子夜過後，中國大砲的砲彈開始落在達賴喇嘛王宮建築群羅布林卡的東面和南面。一千多名西藏士兵駐紮在南面角落。達賴喇嘛那時已經離開拉薩。父親和幾位昌都人也離開了羅布林卡，在藥王山下的位置等待中國士兵。他發現他們的武器不多，他帶領了一些人到羅布林卡軍械庫取出兩架機關槍和好幾盒子彈。即使他從來沒有操作過機關槍，他也開始發射機關槍。中國炮彈擊中藥王山醫學院和布達拉宮，照亮了整個天空。經過兩晚的砲戰，因人馬和火力不足，父親和生還者逃走了。他們騎馬試圖跨越雅魯藏布江，但是被中國人的機關槍擊倒。他小組的人幾乎都喪生了，包括了昌都臧布。父親的右腿被擊中了三次，被逮捕並帶回了羅布林卡。

接下來三個月，他被關在羅布林卡的監獄，耕種蔬菜。他受到嚴刑拷打，並且還得熬過長時間的坦白會議。 “我們知道你參加了反革命的活動，你參加了印刷廠的會議。我們知道那個在印刷廠樓上開會的組織負責計劃了達賴喇嘛的逃亡，”中國審問者向他咆哮。他堅決地否認並解釋他們抓錯人了。奇蹟的是，中國人不能肯定他真正的身份，要不然結果絕對是死亡。三個月後，犯人被移到拉薩東郊一個新的較大的勞改營。犯人被迫做苦工修建拿千唐水力發電廠。九個月裏他必須在附近的山裡挖土，運土到水壩，每個勞工必須一個月完成200趟。不能完成的犯人要面對鬥爭大會（公眾侮辱）以及其他懲罰。苦工時間既長又艱苦，許多人因而病死。

父親有隻黑色歐米加手錶，營裡的管理員注意到了。他決定把手錶當做禮物送給管理員，這個動作得到了回報。一天，當局鼓勵40歲以下的犯人報名參加轉移到西藏的羌塘地區的硼砂礦工作。他們說這個地方有多好多好，報名參加的人不再是犯人，而是工人，還有薪資可拿。父親報了名。但是有一天，管理員把他拉到一旁，問他為什麼報名參加，父親這才刪去了自己的名字。後來，大部份的藏人到了硼砂礦後，再也沒有回來。根據一位生還者回憶，當時，超過54,000多犯人死於饑餓和苦工，以及惡劣的環境，而企圖逃脫的人都被射殺了。

發電廠快修建完時，當局放鬆了一些勞改營的規定，犯人的家屬可以在星期天來探望。放鬆的控制鼓舞了父親逃跑計劃。開始他只計劃自己一個人逃跑，但是責任感再度降臨在父親的肩上。他在營裏結交了一位年輕的僧侶，即班禪俄朱仁波切。 1951年，仁波切被領到拉薩，作為可能的十世班禪喇嘛，事實上，他是甘丹頗章政權的第一選擇，但是最終來自安多的候選人當選。西藏政府便給了他“班禪俄朱”的頭銜，意思是班禪候選人。仁波切的家人要求父親帶領年輕的仁波切到印度。 1960年，在仁波切家人的幫助下他們逃離了勞改營，白天他們躲在山洞，晚上趕路，長途跋涉地經過不丹到了目的地。父親離開西藏時只隨身帶了一袋糌粑。

逃跑重獲自由的影像逐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頻道，顯示著60年代早期的達蘭莎拉和藏人政府建立自己的基地。父親是信息部四個僱員之一。 1961年， 達賴喇嘛在達爾豪斯作出了重要聲明，他闡述了一個更平等和民主西藏社會的願景。他說，“要使西藏成為一個富裕，強壯和朝氣蓬勃的國家，不管是寺廟或貴族家族所享有的特權或財產必須廢止，每個人必須和百姓同住，幫助百姓。”信息部要父親和其他同仁巡視尼泊爾的藏人營，解釋和傳播達賴喇嘛的達爾豪斯聲明，及告訴大家他自己在西藏的體驗。

六個月的尼泊爾巡視，正巧碰上一大群四水六崗的志願者來到木斯塘，許多人滯留於邊境，因為尼泊爾警察拒絕他們入境，父親不但沒有聽眾，還必須應付一群憤怒的抗軍，他們缺錢也缺糧，而且越來越憤怒。他們不讓父親離開，除非他能解決他們的問題，父親使出了渾身解數才稍微平息了他們的怨聲。尼泊爾政府擔心藏人聚集於木斯塘，要求父親和他的代表團鼓勵藏人回到印度或著留在尼泊爾，條件是他們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代表團最終走路造訪了所有藏人地區，包括從偏遠的博卡拉到木斯塘。

下一個任務是在摩洛甘濟（McLeod Ganj）設立並營運一家店鋪，後改叫做聯合協會店（ United Association’s Store）。那時只有一家雜貨店，由諾若基（Nowrojee）先生所經營。父親到不同的印度城市採購物品，向流亡社區提供非常需要的服務，而且還有了盈利。經營了幾個月後，爸啦償還了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給他設立此店舖的錢。

這個相對悠閒管理雜貨店的工作並沒有持續多久，更重大的責任又一次把父親和他的生活帶入了一個不同的路線。一個謹慎的計劃——設立第22軍區特種部隊（Establishement22），這是一個半軍事的西藏特種部隊，在1962年印中戰爭不久後展開。大約有300名藏人，許多都是四水六崗的早期成員。特種部隊駐紮在一個叫做尤塔蘭查的軍營。士兵要求流亡政府派遣兩個代表。另外兩個軍官是四水六崗的人。達蘭莎拉選擇了父親和一位年長的藏人公務員強巴旺德。

父親早期的職責包括組織特種部隊和安排事情，他自己也接受了跳傘培訓，不久他成為了跳傘能手，並培訓藏人跳傘。作為教練期間，他自己跳了30次。旺德過了兩年回到了達蘭莎拉。父親繼續他的資深地位（代本）指揮現有的12,000人部隊。 60年代末， 第22軍區的特種部隊（Establishment22）在西藏從事了眾多秘密行動，主要是收集情報，追蹤中國軍隊的行動和建立抗軍基層組織。

第22軍區的特種部隊（Establishment22） 在早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藏人參與了1971年印巴戰爭，最後導致孟加拉的獨立。印度找尋藏人的參與時，父親設法建立藏人軍官的共識，解釋並贏得了士兵的支持，並且照會了達蘭莎拉。他和印度統帥，烏班少將（SS Uban)，一同在戰爭前去印巴邊界進行偵查任務。他們開會並與印度最高階層的文人，包括總理英迪拉甘地討論戰略和計劃。父親是將軍的左右手，監督部隊行動、供應鏈和通訊。他討論並協助勾劃戰略，在軍隊總部他是唯一的藏人決策者。他不在總部時，父親在戰地鼓舞士兵，給予他們需要的支援和探視傷兵。三千藏人士兵參與了四個月的戰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爭取到孟加拉的獨立，最後56個藏人死亡，超過200 多藏人受傷。

另外一宗難忘的事件是1973年的和平任務。 1960年巴瓦益西和3000多人在木斯塘建立了遊擊隊飛地，當時的情況並不穩定。巴瓦益西不願接受嘉多望堆這位較為年輕的人領軍，於是他帶領了250個追隨者，另外建立了一個小派系。兩個派系僵持不下，眼見出現派系戰爭。內訌發生時正值尼泊爾受到中國的不斷施壓，於是尼泊爾改變對藏人遊擊隊的原有放任政策，開始採取強硬態度。達蘭莎拉也開始了關切，要求其安全部部長，父親和另一個康巴軍隊軍官去木斯塘。他們去調解以及並說服巴瓦益西接受藏人木斯塘的陸軍權威。巴瓦益西邀請代表團到他位於海拔5000米的基地，這裡是一個幾乎不可能通行的懸崕處。父親代表了代表團起草了一封詳細的信件，想說服他和平解決爭端。但是，他讓代表團空等了好幾天，最後沒和代表團見面而離開了他的藏匿處。這次任務沒成功。一個星期後，兩個派系打起了仗，巴瓦益西最後向​​尼泊爾政府投降。

在父親的工作下， 第22軍區的特種部隊（Establishment22）享有優秀的聲譽和極高的地位，接待了幾位資深印度文人和軍人領袖。雖然父親必須應付藏人參與1971年戰爭的棘手問題，但是他和他的同仁也表達了，藏人的參與是在支援孟加拉受壓迫的人民。父親技巧地解決了一個棘手的情況，加上藏人在戰地的英勇行為，都贏得了印度政府地感謝。父親在戰後致力於改善士兵的工作環境，為士兵爭取到土地、住房和小型企業的退役計劃。他幾次請求，終於在1976年獲準離開第22軍區的特種部隊。

爸啦又回到了達蘭莎拉。這次的工作是安全部的秘書長，一直到他1987年主動退休。在長達十年的領導中，父親透過他在陸軍服務時發展的關係，重新界定了部門的工作，他與印度安全對口單位在最高階層建立深度和互利的關係。他擴大了部門工作的規模，培養了年輕人，拓寬了人際關係，擴大了資產，給部門的工作添加了健壯的局面。

60年代末到70年代，派系主義和一些人的自我膨脹，引發了藏人政府和一些社區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 1977年在克里門(Clement)鎮一名社區領袖被殺，事情瀕臨危急關頭。來自外地的憤怒的人群，突然聚集在藏人行政中央（噶廈Gangchen Kyishong），即藏人政府的總部，並闖進部長和職員開會的大廳。根據許多目擊者的說法，整個大廳寂靜無聲，無人敢面對這些不速之客。爸啦站起來，批評他們沒有禮節以及正確申訴的方式，這個舉動啟發了其他人，也都公開表了態，舒緩了緊張的形勢。

父親70多歲時，那被中國士兵射傷過的膝蓋，開始遲鈍，但他還是有個忙碌的時間表──每天保持日常作息，認真地聽自由亞洲廣播、美國之音和西藏之聲的新聞報導，閱讀藏文報紙，對拜訪尋求諮詢的訪客，不管大小要求，都親切接見。他生前，還表達了對西藏自焚者的肅然起敬，覺得自由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認為藏人最終會獲勝。

爸啦是個忠貞強烈的政府支持者，但同時也是個獨立的思考者。他的人格無懈可擊。他總是想擴大自己的工作範圍，但他也老是記得自己能力的局限，因為他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不過，我認為他是我所見過最有教養和開放的人，此外，他是個了不起的丈夫、父親，成功地養養育了一個家庭。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我們感到驚訝，他不需要也沒多少東西留下。他一直恪守他導師的教誨生活著。逃離西藏時，他僅帶了一袋的糌粑，沒有任何財物的牽累。

屏幕和影像終於消退，只剩下清澈的藍天。我從冥想中醒來後，才看到我和自己的手足是火葬場裡唯一剩下的人，其他人都走光了。縮小的柴堆裡留下了一大圈的灰燼和殘骸的沈淀物。那天走回家時，爸啦這一生的多種角色，不斷地在我的眼前轉換：學生、僧侶、隨從、企業家、自由戰士、勞改營的犯人、逃亡者、士兵、跳傘能手、退役軍人、安全首領、社區元老、丈夫和父親。而我，就在最前排的位置，清晰地看著父親的人生歷程時，也看到了西藏近代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