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曾多次发布所谓《白皮书》声称：百万西藏农奴被和平解放后，过上了幸福生活，汉藏两族间根本不存在政治问题，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等等。事实却指出中国当局殖民西藏至今几十年来，不但未能创造过和平与安宁，反而陷入动用武力来维持其在西藏的政权的沼泥，万分无奈下藏人不得不通过自 焚，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共所谓《白皮书》一派胡言，自欺欺人罢了。
本书翻译自藏文原著，内容上如有差错，一切以原著为依据
目录
前言
来自中共政府的指控
真假分辩的回应
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中国当局曾多次发布所谓《白皮书》声称：百万西藏农奴被和平解放后，过上了幸福生活，汉藏两族间根本不存在政治问题，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事实却指出中国当局殖民西藏至今几十年来，不但未能创造过和平与安宁，反而陷入动用武力来维持其在西藏的政权的沼泥，万分无奈下藏人不得不通过自焚，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共所谓《白皮书》一派胡言，自欺欺人罢了。
多年来，中国独裁者的霸权政策，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迫使藏人的身心饱受折磨，因此，继2008土鼠年和平抗议之后，至今已有124名藏人通过自焚，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表达了全体藏人的强烈愿望及诉求 ：“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和“西藏要自由”等。藏人们始终坚持的和平非暴力立场，未能引起当局的丝毫良心，不说聆听藏人的诉求，反而加大管控力度，变本加厉地控制着藏人的日常行动，导致西藏局势越来越严峻。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当局将其导致的恶果嫁祸于人，无端指控称这一切都是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少数追随者的策划下引起的，并且指名带姓地污蔑“格尔登仁波切是追随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者”，致使从1959年至今，与我有关连的寺院——格尔登寺及其各属寺，以及当地民众饱受着当局的无端刁难和摧残。
1984年，我曾前往西藏探亲时，因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引来中国当局有别于其他探亲喇嘛的管控，甚至禁止我前往出生地，最后更被突然中止我的探亲行程。
2008年土鼠年，西藏各地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后，当局公然指责我挑起了阿坝地区的示威活动。2009年开始发生自焚事件后，当局更是于2013年3月7日发布的所谓《阿坝州州长:自焚根源在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文中说:“流亡在外的格尔登活佛是四川藏区一系列自焚事件的直接罪魁祸首”。
总之，自2008年起，中国当局就利用官媒不断制造“十一世格尔登活佛是引发四川藏区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的谣言，从而试图误导汉人民众相信：格尔登仁波切是个违背佛教教义的人。
众所周知，与圣雄甘地和曼德拉等世界导师享有同样盛誉的达赖喇嘛尊者，始终秉持着和平非暴力原则。早在七十年代，尊者就提出了汉藏双利的中间道路政策。同样，坚持争取全体藏人福祉为目标的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司政洛桑森格博士，也均无需对来自中国当局的无端指控，做出任何回应。身在自由世界的人民完全可以从客观信息中，独自判断真伪，尤其是许多汉人学者也持笔指出了中国当局的错误治藏政策，因而广大汉人民众是不会被中国官媒误导的。不过，庞大的中共宣传机器，对消息不透明不畅通的境内民众，也还会产生一定的迷惑，为此，发布此文，预以说明。
下面，我将引用中国当局的官媒文章，通过问答的方式，进行去伪存真，同时，为改善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由衷地向中国当局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部分：以下资料充分证明，中国政府以指控污蔑我的方式，企图达成欺骗中国民众的目的。
1 <<拉萨3•14事件真相：达赖图谋所谓“大起义”>>
66岁的格尔底活佛是达赖集团二号人物桑东的得力助手，1959年西藏叛乱后追随达赖叛逃到印度，曾经担任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噶伦。今年初，他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指使身边的若巴等10余名骨干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散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消息，指挥僧人“奥运会前必须闹起来”。格尔底活佛通过亲笔签名信指挥四川阿坝和马尔康的两座格尔登寺把原本将在6月份举办的法会提前到3月10日，且必须举办7天。而正是利用了大量僧人的集会，挑动起了冲击阿坝地方政府和警局的打砸抢烧事件。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3-09/1593880.shtml
2 <<西藏发展稳定的事实说明一切>>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答欧盟官员、学者、记者问
而且多数又发生在同一个寺庙，就是四川阿坝县的格尔底寺，为什么？这个寺庙的格尔底活佛1959年跟随达赖发动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到国外，长期担任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安全部长”，众所周知这个安全部专门就是制造流血、破坏、渗透的。
发布时间： 2012-08-15来源中国西藏http://www.tibet.cn/periodical/zgxz/2012/01/201208/t20120815_1768779_3.html
3 阿坝州州长：自焚总根源在十四世达赖喇嘛
作者：侯大伟周而捷樊曦吴晓颖发布时间： 2013-03-07 16:27:00 来源：新华网
他们在向中外媒体记者分析了藏区僧人自焚前因后果后指出，流亡境外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是四川藏区一系列自焚事件的直接罪魁祸首
4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州长吴泽刚说，
这几年发生在四川藏区的自焚事件中，相当一部分自焚者、参与者都是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僧人和还俗僧人。他们都与受到流亡境外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及其弟子的煽动、诱惑和鼓励有着直接的关系。
又吴泽刚说:格尔登活佛1959年外逃印度，先后担任达赖喇嘛私人秘书、第七届伪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等职务。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境外格尔登寺专门成立了“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该小组接受达赖集团“紧急情况协调小组”的统一指挥，与“流亡政府安全部”、“藏青会”、达赖私人秘书处单线联系并接受其领导。
又吴泽刚说: 我们反对自焚，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些年轻生命被大火吞噬，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制止这个情况，首先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总根源就在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身上，在十一世格尔登活佛身上。
又吴泽刚说:十一世格尔登活佛名叫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吴泽刚代表介绍说，近几年来，他为了避免自己在达赖集团中被边缘化，便开始通过其弟子和收留的私自出境僧侣，在四川藏区进行一系列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自焚事件的策划、组织、实施，为自己谋取地位。
5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东升代表介绍说，
在一系列的自焚事件中，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及其弟子主要采取欺骗、教唆甚至胁迫的方式，来组织僧人或还俗僧人自焚。他们有时候会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自焚人选，有时候会选定一些家庭贫困的僧侣，欺骗他们说是佛祖的旨意，并承诺死后给予其家属丰厚财物。
6 <<四川代表團回應僧人自焚 揭達賴策劃煽動內幕>>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1-09 22:51:35
中共十八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農工委主任李昌平對媒體說，
整個自焚事件是十一世格底寺活佛直接策劃的，但其背後策劃、指使、煽動的總根源是達賴集團。
又李昌平說: “阿壩之所以成為激進活動的中心，與格底寺和十一世格底寺活佛有直接關係。”李昌平說，生於阿壩的十一世格底寺活佛深得達賴喇嘛賞識。他 1959年跟隨達賴叛逃至印度，先後出任達賴集團西藏佛學哲學研究院常務負責人、西藏檔案文化館對外負責人、西藏修憲領導小組成員等職。
又李昌平說:1984年，十一世格底寺活佛回到阿壩煽動蠱惑國內僧民非法出境。1991年創建格底寺青年僧侶團組織，專門負責吸收安多地區非法出境的僧侶。
又李昌平說:“毫無疑問，整個自焚事件策劃、指使、煽動的總根源是達賴集團，是由十一世格底寺活佛直接策劃的。這些事件絲毫改變不了藏區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共同繁榮發展的大勢。”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9/8/9/1022989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29842&mdate=1109225136
7 <<自焚火光为何又现格尔登寺>>中：新闻调查
历史上的历代格尔登活佛都爱国爱教,深受信教信徒群众的拥戴。然而，传至今天的第十一世格尔登活佛，如今的寺庙便沸言四起，不再太平。传经诵佛的佛门净土，为何杀气冲冲。原来，格尔登活佛是流亡政府二号人物桑东的得力助手。他于1959年西藏叛乱后，跟随达赖逃到印度，曾今官至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噶伦。噶伦是噶厦流亡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一品官职。他的出走使得在处理达赖集团问题上格尔登寺的态度颇为目繆。
据境内媒体报告：2008年年初，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十一世格尔登活佛利用本人的宗教影响力，指挥僧人奥运会前必须行动起来，格尔登活佛通过亲笔启明信指示格尔登寺在2008年六月份举办的法会提前到3月10日，且必须举行七天。而恰是引用了大批僧人的聚会，挑动了冲击阿坝县政府跟公安局的打砸抢烧事件。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原来第十一世格尔登活佛真是达赖分裂集团的急先烽。他们利用格尔登寺制造僧人自焚事件，其中搞乱藏区，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破坏藏区群众安宁祥和的生活。
8 <<四川阿坝还俗僧人自焚宗教人士吁防极端主义>>
阿壩縣宗教局局長宋登達:
格尔登寺“活佛”1959年流亡印度后，曾任达赖私人秘书、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等要职，在本世纪初卸任，境外格尔登僧团日渐没落，为防止被边缘化，就不惜教唆弟子自焚。
http://chinese.irib.ir/news/reports/item/33828
9 In an article called “No smoke without fire”
The Dalai Lama is encouraging self-immolation and using it as a political tool
To garn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the Dalai Lama and Sangay had to come up with some new designs. With the help of KirtiRenpoche, former security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in-exile’, they found an abhorrent way forward: self-immolation.
Some monks brainwashed by Renpoche in India returned to take control of the monastery. Monks and nuns there were the first to conduct self-immola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effect, people planned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se acts. Some brought cameras to film the incidents. Once the person was ablaze, some of them even tried to prevent rescue efforts by the police or passers-by.
[Hindustan Time, Chandigarh Wednesday, march 28, 2012 (page no 8)]
10 <<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
格尔登寺的活佛名叫罗桑丹增，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在达赖流亡政府中担任要职，曾任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由他主持的境外格尔登寺有一个专门的格尔登寺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这个小组成立于2008年“３－１４事件”后，接受达赖集团紧急情况小组的统一指挥，其主要职责是在阿坝藏区建立联系人、收集情报信息、策划指挥闹事行为。
格登寺活佛在２０１１年４月13日和２２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他将自焚的僧人称为“民族英雄”“自由斗士”。
2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格登寺活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焚行为是为了６００万藏人福祉利益，是佛教提倡的利他精神”。
他还在一次讲话中说“一看到火光冲天，我就会兴奋不已”。
作为整个格尔登寺系宗教精神领袖格尔登活佛，本应遵守教义和他定下的寺规，但他却在不断地为自焚者祈福，对自焚行为大加赞许。
11 <<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的真相调查>>
2008 年 3.14 事件之后，在达赖集团授意下，境外格尔登寺组织该寺十一名僧人成立了“格尔登寺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接受“达赖集团紧急情况联络小组”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向四川阿坝等地的境内关系人传达指令，布置任务，发放经费。
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格尔登活佛将自焚僧人称为“民族英雄，自由斗士”。所谓的流亡政府也一再称彭措为“年青的烈士，爱国英雄僧人”。
格尔登活佛向境内原格尔登系的主要寺庙发出指令，要求阿坝格尔登寺“一如既往，发挥作用，继续扩大影响”。
境外格尔登活佛更是直白地表示，流亡藏人对自焚已形成共识，自焚不违背教义，自焚者是“藏族英雄儿女”。
12 <<朱维群与记者激辩达赖集团煽动“自焚”等问题>>
实际上自焚事件主要发生在我上面讲到的三个省的交界处，尤其集中发生在四川阿坝县的格尔登寺。这个寺的格尔底活佛是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失败后跟着达赖逃出去的，先后担任过达赖伪政府的教育部长、安全部长，安全部大约不会是个念经的部门，实际上是个特务机构。2013年的3月5日，“挪威西藏之声”等达赖集团媒体报道，格尔底活佛在瑞士声称，境内的自焚同胞是为了藏人的福祉利益献身，因此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完全不违背佛教的舍身行为，藏人的无形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自焚事件。这就是自焚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13-11-28 10:11
第二部分：进行真假分辨的回应。
问题一:中国政府称，西藏安多阿坝地区发生的2008土鼠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和之后陆续发生着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是由格尔登活佛煽动策划下引发的。为什么当局将先后多次对我做出这种特别（有别于其他西藏高僧）的指控？
答：中共当局不但不承认藏人正在所承受的各种苦难均由其残酷的殖民政策所导致的，反而颠倒黑白地指责这一切是由被藏人视为比自己生命更加贵重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唆使下发生的，当局使用各种龌龊的言词在藏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同时，牵强抛出“达赖追随者格尔登活佛”试图欺骗部分汉人，但是中共的这些谎言正在一一被揭穿。
事实上，阿坝地区曾发生抗议活动时，为了缓解当局与藏人民众间的冲突，本人曾向双方发出过请愿信件，例如：2011年4月13日，曾向中央领导层、四川省和阿坝州、阿坝县政府（相关领导人员）提交的公开信，直言： “中共当局对阿坝格尔登寺和当地民众实施的严密管控、恐吓、利用等手段进行骚扰欺辱的做法，只能激化矛盾。”及“当局不应只考虑到怎样巩固其政权，更应正视民众的诉求，敢于考虑到民众的福祉，敢于改进，能够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避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隔阂，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也是最基本的道理。”
同样，本人还曾向阿坝僧俗民众发出公开信，具体谈到：“为了避免再次同中共军警间发生冲突，导致更多的流血事件，真诚呼吁民众务必以忍耐的方式找出缓解的途径。”
为了中国当局与西藏民众间，尤其是当局与阿坝民众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本人曾做出过努力，却被当局无端指责为自焚“策划者”、“罪魁祸首”。比如：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于2012年11月9日对媒说: “毫无疑问，整个自焚事件策划、指使、煽动的总根源是达赖集团，是第十一世格尔底寺活佛直接策划的。”再比如，2012年3月7日阿坝州长吴泽刚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宣传:“有充分证据表明，境外达赖集团的重要成员格尔登活佛是一系列自焚事件的鼓动者、支持者，是不断制造自焚事件的祸根！”
但是，吴泽刚先生却未曾提供过任何证据。一般来讲，指责他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实事求是，指出具体错误，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歪曲事实，扣上一顶大帽子。很明显，当局对我做出的指责，正是第二种情况：为了满足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政治目的，一句话，就是栽赃陷害。
我相信，中国政府方面也很清楚，他们所作出的这些毫无真实可言的的污蔑，是无法得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只看过中共红色宣传的汉人对藏人的反感情绪而已。
中共当局未曾承认过自己的过错，将中国境内发生的系列政治灾难，都归咎于“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追随者”的阴谋诡计。就连“文化大革命”的罪责，也能找到替罪羊，统统推给“四人帮”；同样的手段，每次西藏发生请愿活动时，不管性质如何，当局都将推卸给境外“分裂份子”，试图挑起汉人的民族情绪，而地方官员也企图以此获得上级的重视和升迁。因此，就出现了上级官员不经任何调查研究，一味听信下级官员的虚假报告现象。仅对我做出的指控，也出现了各种荒诞的笑话。
例如：前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于2011年12月12日向欧盟官员、学者、记者问答时言之凿凿地说我：“长期担任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安全部长。”之后在2013年10月22日再次向意大利记者声称：“格尔底活佛先后担任过达赖伪政府的教育部长、安全部部长。”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州长吴泽刚也向媒体宣称：“格尔登活佛1959年外逃印度，先后担任达赖喇嘛私人秘书，第七届伪西藏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流亡政府宗教噶伦等职务。”(2012年3月9日，新华网报道)
阿坝县宗教事务负责人也在一些公开场合对我的履历进行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的歪曲宣传。
中共十八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农工委主任李昌平也对媒体说我:“先后出任达赖集团西藏佛学哲学研究院常务负责人、西藏档案文化馆对外负责人，西藏修宪领导小组成员等职。”(2012年11月9日，中国评论网报道)
这些胡乱编造我的履历现象，实在让人忍俊不止，从中完全能够看出，上级官员是怎样盲目地听信下级官员的荒诞言词。
另外，中国政府还宣称：早前我从安多前往拉萨时，得到中国政府的关照——发放通行证，以此影射我不知感恩，追随“达赖集团”。其实，当时的情况是：1957年我们前往拉萨时，四川省政府表示，你们如此大量的钱财用300多头牛驮运到拉萨很困难，不如先把全部钱财从若尔盖县达仓纳木格尔登寺（朗木寺）运往成都，省政府将派遣车辆为你们提供运送，当时寺管会（格尔登拉章）工作人员确信当局的话，把全部钱财装满五辆大卡车运到成都市。1957年藏历十月份，这批钱财抵达成都后，四川省政府又讲，我们是想帮助你们，可中央命令如此大笔钱财不准带往拉萨。无奈，当我们表示要把钱财运回朗木寺后再运往拉萨时，当局却强令禁止挪动这笔钱财。经过多天的催促恳求下，当局承诺把装满五辆车的钱财中扣除百分四十五的税费和运费后，剩下的可以在拉萨交还。到了最后硬是说必须要把钱存到银行被强制充公。这样我们根本没有得到过中央的所谓关照，反而蒙受欺骗，遭受损失，还健在的的晋美曲培等人见证了这一切。
所谓的发放通行证，也是几经波折 。当时中国政府反感安多藏人前往拉萨，因此做出了一系列阻挠，后来我们从若尔盖县达仓纳木格尔登寺（朗木寺）上路， 1958年藏历十月份抵达兰州后，被禁止前行。当时阿坝王麦仓王麥倉（汉语称土司）和僧人嘉扬索南(财务总管)俩人专程经成都前往北京，经过多次上下跑动后才获得通行证，那个通行证并没有当局所谓的欢快送行的意思，是我们经历多种困难后才勉强获取的。
同样，2012年8月15日中共当局发布的所谓《西藏发展稳定的事实说明一切》一文，又一次对我做出无端指控称:“这个寺院的格尔底活佛1959年跟随达赖发动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到国外。”但是1959年我从拉萨流亡印度的真正原因是，当年3月份中共当局向拉萨民众动用武力镇压，在枪林弹雨、生死难保的情况下，我们逃到哲蚌寺后山避难。几天后我们回到哲蚌寺计划继续进修佛法时，中共当局以“和平解放西藏”和“打压叛乱”为由让藏人内部进行等级分化，拘押了以高僧大德为首的几百名哲蚌寺僧人，并要求藏人彻夜开批斗会，威胁说要是不参与批斗，只有死路一条。当局在所有僧舍房门贴上红色印章封条，把所有僧人集中到经堂里，在枪口逼迫下身陷囚犯般的困境。当时我寄放在哲蚌寺，为朝拜扎什伦布寺而准备的所有钱财都被当局强制充公，强制让我对恩重如山的僧人永曾仓和夲布仓进行批斗，如果我被派往劳改营，只能同永曾仓和夲布仓为主的所有亲属生死离别，要是以囚犯的名义遣返家乡一样死路一条，在这种使藏人内部失去信任和接连不断的恐吓下，我最终选择了逃亡之路。事实上，这前前后后我从未挑起过所谓的叛乱，一个对格尔登寺历史稍有研究的人定能揭穿当局的谎言。
再如，2008年4月10日，中共当局将格尔登寺护法殿内供养的枪和刀具等，钝化的老旧武器展示在电视上，向中国内外宣称这是格尔登寺叛国，制造暴乱的武器。（注:护法殿里供放的刀枪是当地藏人在护法面前戒狩猎，戒打架后，将自己的猎具等供放在殿内，以表决心。）
(照片)(中共当局正在将护法殿内供养的老旧武器作为证据进行歪曲宣传。)
其实，对西藏文化和习俗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将护法殿内供养(把自己的武器作为供养品祈求保佑) 的老旧武器宣称为僧人制造叛乱的工具，纯粹是个笑话，中共上级官员如果稍微具有西藏文化常识，或做出一点点调查，都会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
大多藏地汉人官员已养成对自己的讲话或发言内容，毫不负责任的恶习。他们试图将贪污腐败和残酷的殖民政策引起的恶果推卸给别人，装腔作势的表现出对党和政府的忠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持续着贪污腐败和扶亲灭敌的行为，这都是中央执政者过于信任地方官员的回报。
他们以执政者的霸气，将所有异议人士视为国家的敌人，有的被定为“泄露国家机密罪”，有的被扣上“分裂者”或“叛国者”等罪名，被非法拘押、审讯、恐吓、对无辜者做出各种判决、包括死刑、以严刑逼供下制造伪证、剥夺他们聘请律师的权利。最后，让这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监狱中承受各种苦力，摧残着他们的身心。这种无所欲为的践踏法律的做法，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如:闻名世界的汉族民主人士刘晓波被判决一事。
现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共产主义只剩下虚壳，他们热爱新时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皇权继承及大汉主义，并将经济视为评估幸福的唯一标准，沦为践踏法制的独裁专制国家。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局墨守成规地不作出任何改变，在民族地区实施的所谓中国政策是，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持续着阶级斗争时期的强权压制政策。虽然在西藏早已结束了所谓的封建农奴制，可新社会资本主义皇权继承制度扎根发芽，使藏人失去辨别真伪的权利。
同样，当局对自焚藏人和自焚相关的僧俗民众做出无端指控、判处各种重刑、包括死刑。为了制造出境外煽动策划自焚的证据，任意编造谎言，试图颠倒是非，比如:中共中央电视台(CCTV)2012年4月份指控我：格尔登活佛在一次讲话中说“一看到火光冲天我就兴奋不已”。
2012年11月9日新华社引述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指控我：“1991年创建格底寺青年僧侣团组织，专门负责吸收安多地区非法出境的僧侣。”时任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李晓军在2012年3月28日向印度时报外称“经过仁波切培养的一些僧人从印度返回西藏掌管寺院后策划了多起僧尼自焚，他们事先安排自焚地点、时间、备好相机拍摄自焚现场。”
诸如此类的指控，完全是因为不了解西藏佛教戒律和习俗，而信口开河，其目的只有引起汉族民众的反感情绪。
针对当局对我做出的这些无端指责，理应无需回应，但是我在前言中也提到过，想到多年后年轻一代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背景下，看到中共发表的这些诋毁文件，很有可能误以为西藏民众和僧人喇嘛向秉持和平非暴力原则的中共政府，以及汉族民众做出了各种伤天害理的恶行，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澄清。
在正式回复中国共产当局对我的诋毁，声称我挑动、教唆、策划了2008年土鼠年阿坝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一系列自焚抗议事件之前，我认为了解引发以上这些事情的真实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想谈谈近现代史中，阿坝地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阿坝地区藏汉民族间的不同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早在西藏赞布时代，就记载了阿坝地区有个“贾奔塘”地方，意为十万汉兵聚集地。的确，历史记载了，十万汉军和西藏军队在那里发生战争的情况。而阿坝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特别从拉萨派遣过来的西藏军人的后代，他们一代又一代地都同汉人发生过战争。后来，几代藏人均不受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双方的统治，保持着自治。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马步芳均对安多地区西藏民众进行过残酷的武装镇压，给民众留下极深的心灵阴影。1935年红军长征时路经阿坝地区，也对各寺院进行过打劫，春天禁止民众耕种，秋天禁止收割，同时掠夺了藏人存粮，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大困苦。这是西藏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灾难，之后在民主改革时发生的第二次灾难，都是中共政权导致的人灾。
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对安多阿坝地区进行的第一次侵略，是以追捕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军队为借口，派遣两路解放军人马，囚犯和军人都被强行在当地修路，不仅强占了农民的土地，还对圣山进行开凿，同时，给丧失良心的部分藏人发放大量金钱，让他们制造藏人内部的矛盾等等，给当地民众留下极坏的印象。
1953年左右，中国共产当局，又将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当成人质，强迫他们为中共工作，包括为解放军带路，后来又强迫当地民众欢迎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到来，掠夺最优质的土地修建军营。同时，中国当局将曾经为国民党提供马匹、食物、住宿等藏人，关押在军营中，实施酷刑，以致后来听到共产党这个名字，人们就谈虎变色。
事实上，为国民党提供庇护，藏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因为那些逃兵恐吓藏人说，如果不提供帮助将来会跟你们算账，因而藏人对国共两军都反感至极。
而那些深受藏人尊敬的上师和当地名人，以参观为由被中国当局强制带到汉地开展红色思想教育，给他们安排有虚无实的职位，有需要时在极短时间内又被派往藏地对民众进行“说服教育”；对当地更有威望的藏人进行迫害，迫使藏人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最高级别的喇嘛和西藏政府上级官员，例如: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被限制行动，长期居住在北京，无法自由地前往西藏。
中国共产当局曾在阿坝地区的多个藏人村落发动过战争，比如，我的出生地达莫村，就发生过战争，还有然多村、班佑村、求吉那哇村、若尔盖多马村、唐克村等，导致大规模死伤，不仅大批藏人成年男女死亡，连少年、儿童也未能幸免，其骇人程度，一言难尽。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军队第一次进入西藏，就已经给民众留下极差的印象，认为中国共产政府和其军队（红军）都是实施武力镇压的新组织。
当初，中共宣称“解放”西藏后将全部撤离，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兑现其承诺，还将大批藏人，包括其亲属都被关进监狱。接下来，建立大公社、没收私有财产、还以各种税收的名义、强制把阿坝民众的收成运往汉地，引发当地藏人因吃不饱饭活活饿死的情况，以各种无端指控把大批藏人关进监狱，强制弟子和根本上师、孩子和父母之间开展批斗，总之，鼓励藏人内部相互斗争、相互残杀。
更是在阿坝地区开展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将大批藏人关进牢狱，其中许多喇嘛和僧人活活被烧死，饿死，同时，中国当局还用玛尼石铺路，洗劫仅存的佛像、佛塔、佛经等，强制藏人剪断辫子和改换汉装、甚至将更改西藏地名为汉式化、开展计划生育、禁止藏地民众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等，实施试图灭绝西藏民族的残暴政策。
当局将绝大部分藏人归类为有产阶级，沦为被批斗对象，多数喇嘛、僧人被视为整个社会的敌人，被扣上各种莫虚有的罪名。
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仍然在西藏各地扩建大量监狱，被当局关押的大部分囚犯有去无回。
在八十年代初，虽说是中共当局实施过较开明的政策，保障最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阿坝地区民众出资出力在当地修建多个藏人寺院和学校、商店、宾馆等时，当局除了做出各种为难之外，从未进行过任何的援助工作。实际上，还是在不同程度地限制宗教，比如:限制民众重修寺院和佛殿、限制出家众人数、年龄、限制民众自由前往各地修习佛法、限制僧众与民众间的交流互动及修法场所、限制念诵所谓非法经文。另外，在认证西藏高僧传世灵童方面，也多有限制，使之沦为政治工具。
藏人官员们被安排虚无实权的职位，沦为汉人官员的代言人，遭受歧视和压制，甚至只因藏人这个身份而得不到信任，沦为政府机构里的二等干部。由此，藏人需要巴结上下两级汉人干部，处处担惊受怕。在汉人干部的命令下，如果他们不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进行诋毁，就被视为不忠于党和国家。
平时藏人更是被汉人官员视为无知者和无能力的代表。他们强制征收藏人住房、改变藏人牧民传统生活习俗、施行所谓牧民定居工程。同时，当局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强制藏人退耕还林等，对西藏脆弱的自然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严重破坏了西藏环境和几代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
多年来，中国政府时常将援助西藏挂在嘴边。是的，当局在西藏境内盖起了高楼大厦、铁路、机场等,表面看来似乎对西藏有一些援助，实则，是便于汉人进一步在西藏谋取利益。就连当初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阿坝地区修建公路，也只是为了在后来十年内，便于把阿坝庞大的木材运往汉地，便于解放军进入西藏。如今，中共又以援助和发展经济的幌子下，从藏地偷运出的无价珍贵古董、药材、皮类、金银铜铁等矿产，以及优质煤炭、石油、水电……这一切的所值均远远高出所谓援藏金额。正是这一切，导致西藏民众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日益被深化。
特别在2008年当局肆意向安多阿坝地区的和平示威民众开枪、射杀无辜、严控格尔登寺、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出现首例藏人自焚事件。中共公安人员更是以扑灭自焚者身上火焰为由，对他们进行残酷毒打，惨不忍睹。同时，又对自焚者进行污名化宣传、强制处理自焚者遗体、禁止为他们举行超度仪式、肆意骚扰自焚者亲属、严者被非法判决、包括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阿坝地区的中共官员还强制民众要表现出对党和政府的热爱、成为爱国主义者、这怎能不引起民众的反弹？而中国当局却将这一切问题，简单地推卸给了境外“敌对势力”。
总之，中国共产政权的残暴殖民政策，给阿坝地区三代藏人身心均种下了苦难的种子。至今当局仍然禁止外国游客进入阿坝地区，其严管程度，世上罕见。同时，在当地仍然持续着旧政策和阶级斗争，政府官员视民众为下层阶级，时刻害怕丧失手中的权利，拒绝实践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开明政策。
曾于 2009年撰写的《三十二言教》中，本人就谈到“个别文化水平较低的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巴结上级领导、将一切不和自己意愿的事情均说成是涉嫌政治问题，以此欺骗中国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屡数不改地实施着欺诈民众的政策。如果当局想要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就不应只求冠冕堂皇的外表，而应听取民众内心的愿望。”
众所周知，引发目前这种紧张局势的，不是什么外来“敌对势力”的唆使，而是长期以来地方干部割破民众内心深处的伤口一下子裂开。经历国民党在西藏实施的失败政策后，中国共产政权在蹂躏藏人民众的同时，还坚持着破坏藏汉民众间的信任，这引起互相仇视的错误政策，便是破坏社会和谐安宁的根本毒瘤。
中国当局始终在三代藏人身上实践着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荒谬政策，这种伤天害理的错误政策，可能在十九，二十世纪初的皇权统治和阶级斗争时期发挥过一点作用，可放在今天早已成为笑柄。截至目前，从中国中央政府下发的有关改革和较开明的政策文件，只被口头宣传，而地方官员肆意践踏法律法规，为所欲为，没有将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民众的生活中。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不应该引起上层的重视和调查吗？
西藏有句俗语“汉人毁于猜忌，藏人毁于希望”，中共干部，特别是汉人干部始终不信任藏人，处处防备藏人，对藏人进行非法审讯，试图找出毛病或所谓参与秘密活动的证据，用来巩固个人权利。比如: 身为一名备受阿坝地区民众爱戴的僧侣，当局一直歪曲指责我教唆民众开展了抗议活动，地方官员为了找出所谓证据，摧残藏人民众的身心，上级领导却在未进行任何查明的情况下，大力宣传，最后沦为不得不以谎言来掩盖谎言的窘境。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共当局把其腐败政策导致的恶果视为国家机密禁止告知外人。不过目前中共新领导层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针对腐败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利弊问题做出一点衡量，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当局腐败政治制度是破坏国家安宁的罪魁祸首，能够深入调查那些地方官员欺骗上级领导的行为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事情。(目前中共正在面临着四代领导层只重视金钱忽视思想道德教育这一政策引发的恶果。)这类官员以各种猜忌破坏政府和民众间的信任，更是破坏国家安宁和伤害民众感情成为影响社会团结和国家安定的主根本原因，它对国家安全方面产生的影响大于贪污腐败带来的影响，因此，当局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对这类事情进行彻底追查。
虽然中共政府曾派遣调查人员对西藏多个地方进行过调查，也未出现实质性的成果。这批调查人员中，有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有的虽然了解当地情况，但是属于持有大汉族主义的顽固派；有的不敢招惹地方官员；有的则同贪污腐败有着密切关系。通常调查员前来调研时，当地官员事先已安排好了谈话对象、采访对象和探查地点、来掩盖事实、限制调查人员前往事发地区同当地民众接触。
阿坝地区发生2008年土鼠年大规模示威游行及2009年后连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等主要原因，以本人在前面提到的历史为依据，从2008年开始，当局在阿坝地区多次动用武力进行镇压，以及派遣大批军警在当地进行严密管控和非法限制。同时，做出让人愤然的举动，如:像在别大会上给他们带上大红花进行表扬外，从未对他们的过错进行惩治，这足以证明当局实施着缺乏公正性的政策。
西藏各地发生请愿活动时，地方官员在未曾查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做出民族分化政策，残酷镇压藏人。如果上级部门能够指导地方官员坚持实质性的爱国爱民、实施和平的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则一定能够创造国民间的安宁。阿坝地区持续着的紧张局势恰恰证明了镇压和强制是无法实现安宁，这一事实。
此外，最能证明地方官员恶行的鲜明例子是：从汉地派到阿坝格尔登寺进行管控的一支部队中，部分军人逐渐同格德寺僧人间建立友好关系后，他们讲过“我们最先被派遣过来时，听说当地局势非常紧张，可我们抵达后压根没有看到上级所谓的紧张局势，为什么我们被紧急派遣到此处?”以上是那些没有民族偏见的中共军人讲述的事实，听说后来这支部队被调回原地。
第二个问题：中共政府称“格尔登仁波切及其弟子主要采取欺骗、教唆、甚至迫害的方式来组织僧人或还俗的僧人自焚、他们有时候会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自焚人选、有时候会选定一些家庭贫困的僧侣、欺骗他们那是佛祖的旨意，并承诺死后给予其家属丰厚财物。” ( 2012年3月7日，新华网报道，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东升的讲话内容)诸如此类多次对我做出过无端指控，那么当局所谓的有力证据是什么?
答：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些都是地方官员胡乱编造后所做出的无端指控，没有一项具有法律依据。当局动用残酷手段试图找出所谓证人，至今未果，更是对自焚者亲属等大批相关人士进行残忍折磨，试图逼迫藏人讲出受到所谓外来“敌对势力”唆使的伪证。大批藏人遭当局的毒打、搜查僧人僧舍房、各处安置摄像头、做出非法判决、包括对一些人判处死刑，并在各媒体上宣说找到了所谓的证据，如:尊者米勒日巴曾向小偷讲过的那样“我在大白天找不到东西，在漆黑里你能找出些什么?”既然真相在我的手中，就算当局不择手段地试图制造出伪证，但是相信事实逐渐会水落石出的。2013年12月3日，BBC记者顾求真(Damien Grammticas )曾前往自焚频发地区后，撰文对中共当局的歪曲宣传做出了有力反驳。
中共当局以格尔底活佛向四川阿坝和若尔盖两家格尔底寺发送了亲笔书信挑起“藏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和“安排僧人在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际制造动乱”等为由，先后多次对我进行过污蔑。当局称:“格尔登活佛于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向正在举行七天法会的格尔登寺僧众发信，要求他们开展破坏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一些对藏人毫无了解的汉人产生错误的认同感，事实上这都是一些无端指控和虚假宣传。当时阿坝格尔登寺方面表示过：“夏季七天法会能够在祈愿法会结束后连着举行，这样有便于民众的踊跃参与，如果在时间上不作出改变，届时民众需要外出打工而无法参加法会”。(2009年3月9日，《拉萨3.14事件真相: 达赖图谋所谓“大起义”》) 对此本人做出的回复是:“一切都以你们的时间来安排。”以下是本人当时回信的复印件:
针对阿坝格尔登寺法事管理会提出的，有关协商举行七天法会之事宜，仁波切方面回复：“一切按照你们的时间空隙和方便，定在藏历二月份举行”。
格尔登寺秘书占哇晋美
2008年2月29日
虽然上面这封回信根本不存在引起猜疑的地方，却被阿坝地方官员歪曲指责为，这是本人为了煽动破坏奥林匹克运动而发出的指示，这就是他们欺骗上级官员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闻名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我是真的很高兴，而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但是，我却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很明显这就是地方官员为了引起部分汉人对藏人的反感，散布的谣言。而所谓的打砸抢烧事件，也不过是当局在藏地的所作所为。以阿坝格尔登寺为例，当局破坏僧人僧舍门窗墙壁等，当时管控着阿坝格尔登寺的一些军人在搜查僧舍时肆意抢夺僧人财物，还把珍贵佛像、经文等扔进河流中和丢进火堆里焚烧。更让人不解的是，当局在藏地多次进行的这些打砸抢烧行为，反而推卸给了藏人。
2012年12月，当局在所谓中共中央电视台节目《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的真相调查》中声称：“2008年3.14事件之后，在达赖集团授意下，境外格尔登寺组织该寺十一名僧人成立了‘格尔登寺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接受‘达赖集团紧急情况联络小组’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来向四川阿坝等地的境内相关人员传达指令、布置任务、发放经费。”
这则指控本人建立所谓十一人组成的紧急联络小组，以及多次挑起分裂活动的说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实上，所谓十一人组成的紧急联络小组，确切只有两名成员，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境内发生的特大新闻和消息，从未涉及所谓政治问题，更不用说安排自焚和发放经费等。我欢迎相关人士，前来调查我们所有件和电话等通讯渠道。同样，本人非常愿意在正规国际法庭上进行真伪辨别。
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李晓军曾向外媒宣称:“经过格尔登仁波切培养的一些僧人从印度返回西藏掌管寺院后策划了多起僧尼自焚，他们事先安排自焚地点、时间、备好相机拍摄自焚现场。”(印度时报，2012年3月28日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也反复声称，已经找到了所谓证据什么的，可事实表明，当局对自焚事件没有进行过深入了解，未曾进行过真实的报道，如:第一，对罗桑衮却和罗桑次仁在监狱受审的情况，中央电视台新闻汉语和藏语解说上有很大的出入；第二，当局宣称他俩从2009年开始同达赖集团取得了联系，可事实上他俩只是从2011年开始同生活在印度的亲属通过电话取得了联系，时间上也对不上；第三，他俩未曾同两名西藏情况联络员有过接触；第四，我们从未收到过有关他俩自焚的照片和消息，纯属捏造；第五，当局宣称罗桑衮却是佛学博士及学者，以此试图污蔑藏传佛教，可事实上他未曾考取格西学位，而当局所做的这些歪曲宣传，反而成了他俩受到非法指控的有力证据。
此外，当局向我做出的另一项非法指控为，“格尔登寺活佛在2011年 4月13日和22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他将自焚僧人称为民族英雄，自由斗士”。（2012年4月份，中央电视台报道）这种称呼并不是我起头提出的，为了藏人共同利益而牺牲的人士，被称为“爱国英雄”是西藏民众对他们的一致尊称，就算把那些诉求“保护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和“西藏要自由”及“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自焚者尊称为“爱国英雄”或“争取自由者”，这也未必能够证明是我煽动策划自焚事件，反而说破了那些持偏见的人，缺乏正义和善良这一事实。
另外，当局宣称：“作为整个格尔登寺系宗教领袖格尔登活佛，本应遵守教义和他定下的寺规，但他却不断地为自焚者祈福，对自焚行为大加赞许。”(2012年4月份，中央电视台报道)
向命归黄泉者进行回向和祈福被当局指责为支持自焚行为，来蒙骗大批汉人，这是对西藏文化和习俗没有丝毫了解而做出的污蔑。作为一名藏人就算看到一只被踩死的昆虫都会进行回向，甚至会为死去的敌人进行回向和祈福，更何况为争取藏人自由而选择自焚的同胞进行回向和祈福。
中共政府非法抢夺自焚者遗体自行火化，生怕藏人从遗体上找出什么证据，他们难道不清楚就算是死在战场上的敌人都不能对死者的遗体做出无礼举动，这一常识?理应按照对方的宗教习俗办理后事，是国际公认的人类基本权利。
问题三:为什么中共当局多次向我本人和格尔登寺，进行怀疑及非法管控?
答:针对这一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说明，可能是因本人已经流亡印度，且住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官邸附近，更是深受阿坝民众的爱戴。因此，当局怀疑我在私下煽动策划各种抗议活动，这种阶级斗争时代的做法是多余的顾虑，例如:1989年我前往西藏探亲时，中共官员很明显的在对我进行各种防范，当时我多次借机向官员们解释了我前来的目的只是探亲，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可那些官员却继续进行跟踪防范，甚至中断了我的探亲行程，并要求出境返回印度。当时我向地方官员解释中央政府允许我在三个省份内进行参观时，他们却说:“这是去年夏天的决定，现在是冬天我们无法进行相关的准备”，他们毫无道理可讲。当时杂多县官员第一次向我们提出返回印度的要求时，同样做出了没有依据的解说：“我们很欢迎仁波切继续参观相关地区，可阿坝自治州已下达命令要求中止参观行程”。当我们抵达阿坝地区向当地官员询问情况时他们说: “这是接到四川省政府的命令。”接着向省政府官员询问情况说：“这是北京当局的决定与我们无关。”同北京方面取得联系后，对方则表示：“我们根本没有阻止仁波切的参观行程，可地方政府方面提出意见”等诸如此类相互推卸责任外，各阶层官员都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
本人返抵印度后，老家相关寺院和当地民众曾多次请求当局能够再次给我发放入境签证，而我本人也多次向当局提交了申请，可当局方面不说答应发放签证，甚至一个字的回复都没有。老家寺院和民众向上级提交请愿信时，当局则不但不理解民众的意愿，反而将这种请愿活动视为涉嫌所谓政治问题，向民众做出恐吓和无端指控。
面对大小事宜，地方当局除了做出防范外，没有一次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同时，当局对格尔登寺与当地民众实施强制审讯和管控措施，例如:1990年在阿坝格尔登寺内派驻公安警察，这成为安多地区的首例，之后于2003年及2008年强制关闭了阿坝格尔登寺青少年佛学中心和阿坝若尔盖县达仓纳木格尔登寺（朗木寺）西藏文化学校，这两所学校是专门为藏人青少年学习西藏文化而设立，但在当局的多余顾虑和无端指控下被迫关闭校门。在汉地汉传佛教寺院中不但可以设立学校，甚至被允许设立武术学校，可是在藏传佛教寺院中设立学习西藏文化场所也被禁止，当局在汉藏寺院中进行着如此不平等政策。同样，设立在阿坝地区的几所私人学校也遭到被充公或强制关闭校门的结果，当局还怀疑在这些学校背后一定有非法援助者和开展所谓“反动”宣传的人。
以上是就当局向过去历史进行歪曲宣传，所作出的真伪辨别答复，无论过去的历史是否如意，这都已成为过去式，无法作出任何改变，因此，本人在此呼吁当局不要再对历史进行随意编造及歪曲宣传。
第三：为了改善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本人向当局提出几项要求。
当局在藏地进行的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和强制宣传政策，是政府和民众双方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历史除了为实现实事求是提供经验外，它已成为过去，未来才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汉藏民族都向往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为了能够建立两族民众间的信任，实现互相敬爱及团结而付出努力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任务，故，我本人呼吁当局能够重新审视这些政策。
1、希望当局能够改善目前这种，只是在口头上宣传汉藏共存，却未能改善民族间缺乏公平，相互间信任的政策，能够认同国际趋势，重视藏人诉求，重启藏中和谈，重视中央政府直接同藏人代表进行接触是最佳途径。认识到一味强调分裂者，并试图把所谓分裂者赶出境外，无视藏人真实状况，进行歪曲宣传是无法起到正面作用，希望能够尽快改善对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
2、政府要为民谋利，以政府的意志促进国家发展，建立政府和民众间实质性信任和互利关系一定能促进民族团结，停止在个别地方实施的管控和镇压。
目前汉人官员在西藏境内进行着类似于封建皇权时期的统治，使藏人享受不到应得的权利，这批官员的亲属勾结地方工作人员深陷贪污腐败泥潭，非法谋取经济利益及践踏国法律，为所欲为，常对藏人做出轻蔑举动，权利和就业各方面藏人沦为二等公民。
此外，那些中央和地方大汉民族主义和雄厚的经济成为破坏汉藏民族关系的另一项问题，在此呼吁当局彻查此事。
3、中国宪法相关规定的开明政策及改革策略，到了民族自治区内就成了口头政策，得不到真正的落实。
4、呼吁当局能够重新审视所谓民族自治的恶劣现状(十世班禅喇嘛曾讲过名义上的自治，实际上是被管控)，不用说未曾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政策，在汉地实施的较开明政策都没有在藏地实行过，凡是不合汉人官员的意愿的人，就被冠上反革命者、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等罪名被严查严打。这些官员践踏一切法律，危害藏人安全的同时，开展民族同化政策，地方官员依仗上级干部为靠山，肆意妄为地对少数民族进行严控，恐吓等。针对向当地民众进行非法管控行为的汉人官员，当局不但不进行任何惩治，反而视他们为爱国者，并晋升他们的官职或给予谋取私利的机会。因此，本人呼吁中央政府能够审视，这些在过去60多年来未曾做出改变的错误政策，能够改善国家政策，真正信任藏人民众，以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作出相应的改善，将实现国家安宁，社会稳定。
5、针对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发出的呼吁。
本人呼吁当局能够向藏地汉藏官员、藏地机关、藏人学校中、重点使用西藏语言文字；在西藏自治区机关单位内，以及藏人代表大会上着手使用西藏语言文字，提高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力度。
6、针对信仰自由方面发出的呼吁。
本人呼吁当局能够撤离，为监视各藏传佛教寺院而设立的观察室，放松管控力度，撤销爱国爱教运动，停止向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无端指控，允许藏人自由供奉尊者法相(这种限制除了给藏人内心深处留下伤痕、满足大汉族主义者强硬派的需求外，对国家安稳只会起到反作用。)寺院教学和僧众是各藏传佛教寺院的未来，在此呼吁当局允许年轻藏人自愿选择出家，并在各佛学院中进行深造。允许境内外、各州县藏人民众自由前往各地学习佛法，停止将传世灵童滥用于政治工具，允许藏人保留藏人传统习俗。
7、针对环境保护方面发出的呼吁。
中共当局以南水北调等工程为名，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和破坏，这一定会破坏自然规律，将给汉藏两民族带来灾难，因此呼吁当局重新审视这一举动。当然能够停止掠夺矿产是上策，起码要设立开采矿产及工业污染的环保措施，以防给人蓄带来危害，恳请中央及地方政府要保护被藏人视为圣山圣水的特定地区。
8、针对政治方面发出的呼吁。
请求当局能够立即停止，正在各藏地进行的非法管控和武装镇压，能够尽快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撤销所有以死刑为主的判决。对国内外各界人士提供有力证据，允许他们同汉人一样自由前往藏地，查明真相。
以上即言，只是对真伪进行辨别外没有半点的破坏社会稳定、颠覆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希望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彻查相关官员的罪行，查明引发各西藏问题的源头。我相信改善错误政策一定能促进汉藏民族间的团结，特别是能够促进当地农牧民众的幸福安宁，本人怀着能够成为政府和民众间的联络人的诚心，因而指出当局的错误政策。
总的来说，中国从贫困国家迈进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甚至能够把飞船登上月球，还有着无数个值得赞美的地方，可人类的幸福是靠外在物质和内心精神安宁来持续的，光靠科技，经济发展却得不到幸福，要实现身心二者的平和，就要依靠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要道德文明等这样的国家政策。
民族地区官员的行为和错误政策引发了以上这些问题，目前仍然在持续着这些错误政策，因此，本人呼吁当局要立即作出调整，要各地方官员平等治理自己所任职区域，实现现民族区域政策在藏区的认真落实。
格尔登仁波切 2014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