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力雄
對自焚藏人遺言的統計分析顯示，“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佔最大比重；自焚在中共十八大期間達到最高峰的事實，也說明自焚者是期望以他們的行動促進西藏問題的解決。應該從中看到，對藏人來講，自焚本身不是目的，自焚的發生，與要行動的藏人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怎麼做有關。如果有了能讓每個普通藏人都可以參與的行動方式，隨著步步向前得到成果，他們就不需要再去自焚。
改變民族政策、實行中間道路、爭取西藏獨立……這類宏大目標，皆非普通民眾能夠日常參與，而廣泛的民眾運動必須有大規模的社會協調網絡，專制國家卻絕對不允許建立這種網絡。若沒有與宏觀目標同等規模的宏觀協調，民眾自發分散的行動只能被專制權力分頭瓦解消滅。因此，缺乏這種協調的民眾要么被動地等待精英包辦，要么就是將“行動激烈化”——如自焚——才能讓個體行動脫穎而出。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長年未獲得進展，使得藏人擁護西藏獨立的意識大幅增加——既然妥協不成，就戰鬥相向，至少還有尊嚴。世上沒有哪個民族不願意獨立，問題在於如何實現？對中間道路，障礙只是專制政府；而對西藏獨立，障礙則會擴大到十數億漢人。專制政府的障礙可以隨中國民主化消除，十多億漢人的障礙卻會因為多數裁定機制在民主化後更強。所以，我個人雖不否認民族獨立的權利，但是從避免犧牲的角度出發，我不把獨立視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合適選擇。口號換不來獨立，以藏漢力量相差之懸殊，即使付出重大犧牲，可能仍然實現不了獨立。不自由毋寧死值得尊重，不死而能自由應該更好——而這正是達賴喇嘛的選擇。
爭取西藏獨立路途遙遠，爭取藏人自由卻可以從身邊開始。達賴喇嘛提出的目標是實現西藏的真正自治，作為大目標看似渺茫，但是把這個大目標分解為諸多小目標——如從每個村莊的自治開始，就不再是遙不可及。中國現行法律規定村莊自治是合法的。雖然專制政權並不執行法律，然而把村莊自治作為目標，所需的協調網絡與村民日常生活的網絡相重疊，無需另建，也無法被專制權力封堵，每個村民都能參與，也都可以付諸行動。當全體村民借助村莊內部的協調網絡達成共識、共同行動、並且制度化時，村莊自治也就實現。
只要小目標是從大目標分解而成的，分頭實現小目標即等於在實現大目標。實現小目標的過程人人能參與，也能隨時看到努力帶來的成果，每個小目標的實現是向大目標邁近一點點，眾多實現了的小目標集合在一起，就是邁向大目標的大步伐。
達賴喇嘛確定的目標是實現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一開始就要整體的民族區域自治，唯有取決於中國政府同意。而達賴喇嘛多年為此做的努力，都證明了那是幻想。但是村莊自治所依賴的協調網絡是自然形成的，當局無法控制和切斷，決定了村莊的自治無需當局同意，只要村民自己堅持就可以實現。權力歸根結底是一個被同意的問題。村莊權力的歸屬取決於村民同意什麼。如果村民堅持不同意當局的權力，不服從當局派遣或指定的人，只同意自己的自治，只服從自己選舉的領導者，村莊權力最終就是在村民自己手中。
當然，這個過程不會沒有坎坷。當局會鎮壓可想而知，在起步階段會尤其會充滿艱難險阻。但是村民自治符合中國法律，合法性是在村民一邊，鎮壓則是名不正言不順。當局唯一可以採取的有效手段是把當選領導者——村長和村委會成員——抓起來。然而那缺乏法律依據，抓了又該如何定罪？又能定多大的罪？因此相對來說， 爭取村莊自治面對的風險是比較小的，有基本的勇氣就應該可以承受。而抓走了領導者，村莊的協調網絡可以使村民馬上選舉出新的領導者，保證自治不夭折。當局再抓，村民再選——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填滿監獄”之踐行。這種博弈的結果，端看哪一方會先挺不住。而除非當局有足夠的監獄，最後把整個村莊的所有村民全都關押起來，否則只要村民不放棄，就能一直堅持自治。
如果是很多個村莊同時這樣做，先挺不住的一定是當局。得有多少個監獄才夠關押那麼多村民？得有多厚的臉皮才能承受由此形成的世界奇聞？這種時候，只要村莊自治有理有節地堅持，不放棄，不後退，最終當局就可能不得不讓步，像他們曾在廣東烏坎村做過的那樣。
的確，勇氣是一個關鍵。那些危險——漢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會被扣上“分裂”罪名等……都切切實實地存在。問題在於，那是因此就不做任何努力的理由嗎？除非什麼都不做，否則總會有鎮壓。即使是自焚，不也被當局定為有罪，開始了抓人和判刑嗎？不過，話說回來，藏人也有勝於漢人的優勢，正是在於藏人有更大的勇氣——連自焚都不怕，難道還怕村民自治所面對的鎮壓嗎？
目前，流亡西藏為境內藏人所做的發聲援、開祈福會、搞活動等，都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沒有那些，對境內藏人不構成整體影響。境內藏人最需要的，是經過充分研究和論證的理論，是經過仔細推演和實驗的成熟方法，是組織和培訓從事推廣的志願者團隊。專制壓迫使得境內藏人沒有相應空間與平台，無法完成這些準備，而流亡西藏有組織，有基地，有資源，有自由，有知識，有社團和媒體、還有國際支持……達賴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礎，正該在此時用在刀口上。而這，也正是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最有效的起步和落實。
以往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忌諱參與境內西藏的活動，生怕被指責為操縱境內藏人與中國政府敵對。而推動西藏境內的村莊自治，卻可以擺脫這種糾結，因為無論對村莊自治做什麼——研究方案，進行實驗，培訓人員，向西藏境內推廣——都是在幫助中國落實自己的法律，是與中國政府和藏區當局的配合而非敵對。當然，別指望中國政府對此感激，但至少會讓它抓不住把柄，同時卻能獲得中國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他們也在爭取同樣的自治。
從推動西藏境內的村莊自治入手，另一個好處就在這裡——因為被分解的小目標無需直接針對宏大的民族議題，每個村莊的自治只是針對本地具體問題，從而就可以繞開最易被操縱也最易形成對立的民族主義分歧。對鄉村自治的共同追求與對權益的共同維護，會使藏族民眾與漢族民眾聯合起來，匯集成融為一體的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藏人由此能夠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也使漢人民眾由此參與到爭取西藏自由的鬥爭中。這既會有助於藏地實現鄉村自治，擴大藏人的自由，也會為中國民主轉型後解決西藏問題，鋪墊相互理解和彼此的感情。
真正的自治正是應該從基層開始。如果藏地多數村莊都實現了真正的自治，從村莊自治到地方自治再到民族區域自治，只是規模不同的組合與層次提升——一個鄉鎮的多數村莊實現自治，當選村長們組成鄉鎮自治委員會，進行決策，選舉鄉鎮長，實現鄉鎮自治；一個縣的多數鄉鎮實現了自治，再由當選鄉鎮長們組成縣自治委員會，進行決策，選舉縣長，實現縣的自治……直到實現民族區域自治。這種進程的整體完成當然少不了歷史時機，也取決於全中國的民主進程，然而村莊自治正是這個進程的起點與基礎，而且是眼下就可以開始進行的。
2012-12-17
【此文發表於《陽光時務周刊》總第0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