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晴:

文章提要：一个汉人，从小遭受专制迫害，在仇恨与屈辱中长大，从发誓反抗、报仇，到接受藏传佛教慈悲大爱的信仰，并最终成为了尊者达赖喇嘛的弟子和追随者。这是笔者真实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真实故事。它是百年历史沧桑的一个缩影，而且交织了汉藏民族交往中的一段民间回忆。

一、本文缘起

前不久，一位藏人朋友达珍女士（注1）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汉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希望我能就此来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大题目，这也是一个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是非观念的大问题。由于中共多年来妖魔化的宣传，国人中，正面了解尊者的人不多，我也是在流亡海外之后，才开始真正的了解了这位伟人。由于我是尊者的弟子，又是一个汉人，所以我答应了达珍，来谈谈这个并非简单的话题。

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剥夺人的生命、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因充满了对暴政迫害的恐惧，不太会有人愿意公开地站出来，见证过去，还原历史。大多数国人在中共的洗脑之后，历史观往往是扭曲的。“帝国遗产”带来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十几亿人生活在一种荒诞的历史说教中，久而久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固化。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不光生活在大气雾霾的“穹顶之下”，我们也生活在心灵与思想窒息的迷雾之中。

记得曾看过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传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道理千千万万，但归根结底都是些常识；现实中的困惑林林总总，但透过迷雾总可以发现真相”。本着这个信念，虽然我知道谈好《华人看尊者》这个话题很难，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但我认为：人性是相通的，并不分藏人还是汉人。因此，我想告诉读者一个关于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以自己人生的经历、思考、感悟为线索，来谈谈：我的佛缘，和“我心目中的达赖喇嘛”。

佛说：“一花一世界”，也许我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它会帮助您了解一位伟人，带您走入神秘的藏传佛教。

二、儿时佛缘

人生中总一些有些事情是难忘的，而童年时代的记忆，似乎更染上了一层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令人感怀。特别是在亲人间，总有一些特殊的画面、特别的印象留在了心底，这几乎是每一个人过了中年之后的共同感受。

我出生在上海“华园”的一幢法式洋房里，从小跟着外婆（萧氏奉琴）长大。爷爷、奶奶、外公均早已过世。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来陪伴我们，因此，外婆就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亲人。

“华园”是当年法租界里的一处花园别墅，我们家是2号，对面住的是京剧名旦严慧珠，电影演员白杨也住的不远，她很喜欢我哥哥潘明，一直跟我妈妈说要收他做干儿子。还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和严慧珠的儿子严青青打架，他砸了我一砖头，我一怒之下，把他扣在了花园里的摇船下，结果被妈妈罚站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严慧珠在文革中自杀了，严青青也因此受尽磨难。

和所有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一样，外婆是我童稚时期的启蒙老师。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们讲《西游记》和《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潜移默化地让我们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外婆给我起的昵称是——“孙猴子”，意思是：我就像大闹天空里的孙悟空，虽顽皮，但很聪明。我哥哥叫“唐僧”，倒霉的老三成了“猪八戒”。当然，我们不论怎么淘气，也总是跳不出“如来佛”——我外婆的手心。从那时起，佛教文化就进入了我的记忆。文革前家中有许多藏书，因此，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我对繁体字和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也来自于青少年时期受外婆的影响。许多保持了一生的生活习惯（如阅读），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养成的。

外婆虽然很疼爱我们，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格，言传身教地为我们树立是非观念。但外婆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尽管我像“孙猴子”般的淘气，并因此老挨妈妈的打，这时候，我的保护神就是外婆了。其实，我很爱我母亲，兄弟三个中，只有我是由母乳哺育大的。妈妈是外婆最小的女儿，从小受父母宠爱，因此个性好强、孤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为年幼，在童年时代，我并不理解家世对自己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看到其他孩子们家里有爷爷或外公，而我没有，就总是缠着外婆问：“我的外公是谁啊？” 外婆拗不过我们，就给我们看了家里珍藏的一张外公照片，照片中的外公身着满清官服，怪怪的？我心里很好奇，留下了一种“旧社会”的朦胧印象。外婆说：“小晴，记住了！千万不要在外面提起你外公！”

孩提时代，我对这句话似懂非懂，直到文革开始后我突然就懂了，原来我是黑五类家庭的“狗崽子”…… 不过在那时，我从未想过，外婆在民国时期，曾经是当年京城里的贵夫人，与许多历史名人都有过交往，包括许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如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士钊、孙文、李大钊等人，还有来自西藏的班禅喇嘛大师和许多汉地的佛教高僧。外婆的一生曾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见证过一个时代的变迁。但在那个年代里，长辈们对这个话题忌讳莫深，从不愿谈起。因此，小时候的我，并没有对此产生过特别的感觉。

1965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66年，我和弟弟也去了北京，与父亲一起住在东单二条煤炭部的宿舍里。不久文革开始了，毛泽东在北京检阅红卫兵，各国家部委机关相继被砸烂。父亲在被揪斗之后发配到江苏徐州，关入牛棚改造。而我的人生，也开始经历一个备受凌辱的少年时代。在被抄家、批斗、侮辱、殴打、审查之后，父母均被抓捕关押。从那时起，我们弟兄三个就成了流浪儿，被社会所抛弃。在红色风暴的施虐下，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只有外婆来了，她老人家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忍着被批斗、被殴打的伤痛来照顾我们，和我们相依为命一起熬过那些苦难的岁月……

有一天，我在凌乱和被洗窃一空的家中，找到了我母亲（范八维）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开篇赫然出现了一行字：“我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家庭……” 在当年的红色风暴中，我已懂得了这些文字背后的恐怖含义，并开始亲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也因此，我开始从外婆那里，了解到了外公当年的一些往事，知道了外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并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的，公义是非早已荡然无存。但历史真相在那个年代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将其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外婆受外公的影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虽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佛教文化已被“无神论”压倒，但外婆从未放弃过她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即使是在文革那个恐怖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也总是悄悄在家中，供上一张小小的观世音菩萨法相，焚香祈拜，诵经念佛，为我们祈福，祈愿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保佑我们全家度过那段苦厄岁月。有时候，我也会帮着外婆点香，随她老人家一起念佛，但又害怕突然会有人闯进来，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一旦被发现即会酿成大祸。那是一段战战兢兢的岁月，但我的佛缘就此种下，并最终成为了我的宗教信仰。

三、文革劫难

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在文革年代，我们兄弟经常会被“红五类”的孩子们辱骂和包围殴打，有时候会被泼上一身大粪。12岁那年（1967年）我被一群成年人（红卫兵、党团员）毒打到昏死过去。黎明时，露水和来找我的兄弟的泪水将我滴醒，在我幼小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毛泽东的一句话：“触及皮肉就是触及灵魂”！一颗仇恨的种子从此埋在了心里。从那以后，为了自卫，也为了报仇，我开始习武，学会了打架，有时被打得血流满面，身体也曾多处受过伤，但我知道，也许如此我才有可能活下去。青少年，是一个人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记得有一次，因为爬到文革时封闭掉的图书馆里看书，被发现后，我和弟弟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学校大操场上接受万人批斗，受尽凌辱。这就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

从不满15岁起，我就开始去砖窑做童工，去采石场敲石子，修马路和挖防空洞，直到后来去煤矿工作。在单位里，我是被批斗的对象，除了艰苦地劳动之外，还要忍受无休无止的政治压迫。许多年里，我是沉默寡言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中，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因此，我曾多次想到过去死！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自文革开始，我“狗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我父亲去世三年之后“被平反”时。追悼会上，文革劫后余生的张继恩老伯（1925年入党，原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老泪纵横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好人…… 就这么的没了、没了、没了……” 这位经历文革后已半残的老人泣不成声、难以自己……

是的，我父亲（潘文澜），一个华侨子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高材生，文理两科的双学士。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做编辑，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共的白区工作。因为投身革命，1952年，他拒绝了继承我爷爷在日本的遗产，勤勤恳恳地为中共政权卖命，但照样逃脱不了政治迫害的厄运。在文革中，父亲曾被长期地秘密关押（不知被关在何处？后来才得知，在关押期间的刑讯逼供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双臂粉碎性骨折，不到五十岁已是白发苍苍。）饱受了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出狱后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唐山煤矿，尸骨无存。

而他受到迫害的原因无它，只是中共阶级斗争政治哲学的需要。由于他出生在华侨资本家的家庭，又娶了一个大官僚反动家庭的女儿——这在文革中，是逃不过“血统论”的政治迫害的。当时的罪名叫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里通海外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父亲在文革前，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国煤矿工人报》的总编）。在“死有余辜”几年后，一张所谓的“平反通知”，便掩盖了那背后的所有血腥与罪恶！

经历了文革，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文革中我妈妈受到了残酷地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终被逼疯了！她的经历很凄惨，在本文中无法详述，一句话：斑斑血泪、血泪斑斑！今后待有机会再写了，那是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外婆没能熬过那个恐怖的年代，最终被折磨致死。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我曾亲眼目睹了外婆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甚至连上街买菜，也遭受到“革命群众”的拳打脚踢，被推倒在大街上。因此我经常为外婆跑腿，出去买些食品和杂物，以免她老人家遭受侮辱。外婆的去世，使我痛不欲生、伤心泪决！那一年，我年满二十岁，已经在“十年浩劫”中长大了。

这就是文革和“血统论”带给我们一家人的灾难。是文革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共产党，什么叫做“新社会”。我从内心里恨透了这个吃人的党，恨透了这个毁灭人性的制度。我的人生命运，在那个年代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父亲在文革开始后曾告诫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等来的却是尸骨无存。由于他死的突然，未能留下遗嘱，只记得父亲生前的家训是：“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但父亲出狱后扔下的一句话：“永不从政！” 却使我理解了他的不幸与悲哀，也理解了他对这个吃人制度的醒悟和对我们的担心。未曾想，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

内心叛逆的我，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去做，而是走上了一条反抗的道路。因为从那时起，我已亲身体验了共产党的罪恶，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党，而是彻底地，从心里抛弃了共产党！套用中共高干于光远女儿于小康的一句话：“父亲死了，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四、我的外公

佛门讲因果，凡事都有原因和果报。既然外公是“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份子，我也因此成为了“狗崽子”，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成了影响了我一生命运的人。那么，我对外公的生平、事迹自然会格外关注，总想多了解一些。文革中，我从外婆那里，不光知道了外公是一个好人，是一位历史名人，当年曾追随孙中山推动共和革命，而且还是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也知道了我还有一个舅舅在49年去了台湾，已有多年与亲人生死相隔了。从外婆谈起的往事中，我发现：似乎幂幂中有一种牵引，将我和西藏——那个神秘的雪域高原联系了起来。在真正了解了外公传奇的一生之后，我除了感受到外公那一代人，在历史上为追求共和宪政所付出的努力外，我也慢慢体会到了佛教神奇的“因缘”关系和神秘地“传承”。看来，我之所以会进入佛门，而且不可思议地皈依了达赖喇嘛尊者，成为一名藏传佛教的信徒以及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也与外公的生平以及他与西藏的渊源有着某种联系。所以话题还要从外公的经历说起：

外公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 ）。据湖北范正泽《黄陂范氏源流考察记》所录，外公是北宋范文政公（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16岁时考入《两湖书院》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得意弟子。作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他参加了“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时，他代表国会撰写了悼词，主持祭奠大典，为总理执绋。外公范熙壬早年曾赴日学习法律，是晚清议会和民国法政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于此同时，他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自幼受佛教熏陶于襁褓之中，其生母刘韵梅太夫人，酷爱佛学，擅长五七言律诗。使他从小就受教于一个佛门世家。外公一生受母亲的影响，笃爱佛学。在太夫人去世时，外公在泣悼《先母刘太夫人行述》祭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母生平性极慈祥贤淑，待仆婢宽，而督子妇严。母酷嗜佛学，曾在陂邑杨家集同学人设居士堂，年年资助，毫不少吝。蒞北京后，无事即静坐参禅，时时礼佛堂修炼，言未来事，往往有神验云。” 外公的好友，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李哲明，也专门为祭奠范母刘太夫人撰写了挽联：“已就佛作福田，奉释迦文，无生早证；甘毁家纾国难，为孟博母，没世犹荣。”

由于外公从童年时起，即深受佛学熏陶，成年后，为求得佛学真义，他访游方外，师从谛闲法师（佛教高僧，精通三藏，为天台泰斗，对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谈经问典，参究佛学，于多年的参悟中，破迷知返，一洗尘襟。此后，他在多年为官的生涯中，与太虚大师（民国时期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法源寺住持道阶长老等佛教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并常年在府中供设佛堂，参禅礼佛。太虚大师曾与外公有诗词唱和往来，禅机实足。诗稿不便在此一一详录，均已收入了外公遗著《敬胜阁集》。2008年，【清黄石如注阴符经】附外公用大篆体作跋的《金刚经》等文物在北京拍卖。原件为双色套印，用卍字作标点，对于佛教界来说，这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也从侧面印证了外公的佛学修养。外公在旅日留学期间，曾创办《新译界》杂志，在其撰写的《发刊词》中，外公从哲学、佛学的角度，论述了“人与我”、“内与外”、“同与异”、“是与非”，之间的辩证关系。被时人誉为“大手笔”。外婆受外公的影响很深，也将她对佛教的信仰传给了我们后人。外婆与外公的感情很好，当年外公曾专门为她赋诗《葵丑九月十七日萧氏奉琴来归–纪之以诗》，诗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桃叶分明此夕过。
天遗黄姑迎织女，月教丹桂护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砺，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凉高烛照如何。

由于外婆终生信奉佛教，在我与她老人家共同生活过的二十年中，我深受外婆的影响。连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喇嘛教”（藏传佛教）也是源自于外婆，那是因为她老人家曾多次见过九世班禅大师，而且在”旧社会”中，多次受到大师的”法雨甘露”之教诲，结下了深厚的西藏佛缘。而中共告诉我们的只有电影《农奴》，和一个被奴隶主迫害的”强巴”。

五、西藏佛缘

在外公身处的那个年代，由于满清皇室笃信佛教，自顺治年间起，就尊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为国教，满清历代的皇帝都是黄教信徒。因此，深受佛学熏陶的外公身为京官（内阁中书），在当年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宗教氛围下，他特别关注藏传佛教以及西藏事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1901年，外公刚入朝为官，就曾随父上疏朝廷《新疆建立行省论》、《满洲形势考》、《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等奏折，关心边务。1902年，外公在其考入《京师大学堂》第一名的考卷中，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明代首辅张居正为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民族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今这份考卷已被《北京大学》收藏。

1903—1904年，由于英军入侵西藏，他开始潜心研究西藏问题，参与满清政府的西藏事务。据湖北作家蒂尕《湖北一个令人瞩目的舞台—辛亥》一书中记载，作为满清官员（内阁中书，商部章京，1903年在颐和园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外公曾随同大清国钦差大臣唐绍仪，赴印度参加了中英谈判。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不敢确认作者记录的真伪（有待核实）。但范熙壬是晚清、民初时期的蒙藏事务专家却是历史事实，并已为史料研究所佐证。

中国作家裴高才在《为民喉舌，范熙壬传》一书中介绍，范熙壬是我国第一部《西藏语法》的翻译者，填补了当时国内的一项空白，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为开发藏语宗教文化资源，推进汉藏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外公也赢得了当年蒙藏领袖的尊敬。他留学归国后，一直以国会议员和法学专家的身份，参与蒙藏事务。其从弟范熙绩将军，还曾出任中华民国驻蒙古的参军使（军务厅长），与苏俄军队作过战。

姨妈范亚维在回忆外公的文章中写到：“1915～1919年，父亲和同窗好友陈士可参加蒙藏委员会。陈北上库伦镇抚外蒙，蒙人内附，感情融洽，五叔（范熙绩）也随同前往。后来段祺瑞另派亲信徐树铮夺权，而徐为人跋扈，促使外蒙亲俄反华脱离了我们。五叔从外蒙返京，来’采寿堂’，讲叙他沿途艰险情况，有时还不得不以马尿解渴。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军人的艰苦……”

1907～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蒙古避难之后的返藏途中，接到光绪皇帝的御旨从五台山入京陛见。外公范熙壬适逢从日本回国，在随军机大臣张之洞入京之后，曾受命参与理藩院（注2）的接待事务，得以亲近达赖喇嘛，蒙受尊者的法雨甘露。此后，外公更与班禅大师（第九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家眷属及子女，也因此在京、宁、沪等地，多次受到班禅大师的接见和赏赐。这段历史，也在我们家族中留下了一段佳话，我母亲的姐姐中，二姨妈范亚维才华出众，具有一种非凡独特的气质，令许多认识她的人肃然起敬。据二姨爹说，二姨妈的气质，那是与班禅喇嘛大师的抚头和加持有关。那年班禅大师在雍和宫讲经，看到众大人中有一可爱的小女孩，特下坛，手抚二姨妈的额头为之祈福诵经，给予特别加持，因此二姨妈从小就聪慧过人，气禀非凡，长大后，又十分勤奋好学，取得了较全面的发展，终成一代名媛，被世人所尊敬和爱戴。

谈到外公的历史，还必须做出一个说明: 中共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公布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介绍了外公范熙壬的生平，透露了他当年曾营救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一段事迹。据中共党史网介绍：由李大钊介绍，外公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以国会议员的身份秘密地加入过中共。其实，这段历史外婆和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但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作为范熙壬的后人，作为经历了中共专制统治的见证者，我完全清楚，中共在今天公开这段史料，无非是出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因我外公曾是中华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人物，与国共两党都有很深的渊源。）这更使我看透了中共政权的虚伪和无耻。

因为从小到大，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外公一直是被官方当作敌人的形象出现的。五十年代，为了躲过中共建政后对民国后人的迫害，我姨妈范亚维曾找过中共元老李书诚、张澜先、董必武等当年外公的故交，请他们证明外公的身份，为此费尽了周折，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当事人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已很难说话了（因李大钊的去世，无人证明这段历史）。我姨妈还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写过信，当年她在北京读书时，曾在我外公家中住了很久，教姨妈们学英文，外婆因此对她很好，她离开时，外婆还专门送了一枚金戒指给她。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只有李书城老伯还算念旧，为此专门写过一份信给姨妈。也许是这封信的作用，范氏家族才得以生存下来，但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照样有多人入狱劳改，无一家幸免，即使出狱后仍逃不过政治迫害。

多年来，没有任何一级中共的党组织证明过外公的身份。所以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人，始终是顶着“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帽子，非常艰难地活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公从来就是“最最反动”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他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其五弟范熙绩（陆军中将，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参加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逼迫中共开始了“长征”，更是“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不对外谈起家世的原因直至花甲之年。今天，当我将一生遭难的家世写出来时，真的还要感谢加拿大的盛雪女士。是她给了我鼓励，使我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带来的血泪沧桑。

六、流亡海外

八九年，我在逃离中国之后，曾在澳洲悉尼的Bondi Beach嚎啕大哭了一场，几十年的悲愤苦难一瞬爆发! 这本是人的自然情感，居然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发泄出来！

“当时刚刚逃出来啊，飞机一起飞，我没有一丝兴奋感，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心里默默地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的家啊，我一定要回来。” ——这是我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我还是未能回去，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思乡情怀虽然是我的锥心之痛！但追寻自由和救国之道则是我一生的理想，而皈依佛门更是我心灵世界的起死回生! 因为八九年的”大屠杀”，已使我”心如死灰”了。在迷茫徘徊中，我开始了海外的流亡岁月。

由于经历了那个“触及皮肉，就是触及灵魂”的年代，小小年龄就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因此，我对共产党的“魔鬼”本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多年来心中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对待这样的暴政，这个如此嗜血的政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七十年代中，我们曾秘密反抗过，八十年代里，我们也认真探索过。为此，我曾几次靠近了监狱的大门，能够侥幸逃脱和活下来纯属是一种幸运。

半个多世纪来，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以及太多太多的中国人，在暴政下流尽了鲜血。多少人为此将牢底坐穿? 毛泽东死了，中共并没有弃恶从善。八九民运最高涨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最后一定会开枪镇压。判断被无情地应验了！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一些良知未泯人士的帮助下，我离开了中国，在踏上澳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之后，我本能地开始了寻找“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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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加入了民阵，但总觉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提法太天真了，对结束中共的残酷统治真得会有效吗？对此我是怀疑的，并认为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天安门的血腥屠杀已证明了这一点。90年我之所以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认为：共产党只能被打倒！人民必须起来反抗暴政，而抗暴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捍卫人权价值最后的底线和基石！

那么，我又是怎样从一个坚定地主张“以暴抗暴”的政治反抗者，到成为一个以“慈悲为怀”的佛门信徒的呢？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在寻求”苦难人生”的社会解答。在我的深层意识中，也一直在寻找着某种心灵的归宿。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泛滥的国度，我的精神探索一直没有机缘完成。虽然在我身上，从小受佛教的影响，早就有过多次神奇的“心灵感应和宗教体验”，但真正找到人生信仰的方向还是在离开中国之后。

到了澳洲之后，我几乎在各种宗教的大门口徘徊过。有一次，在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时，深受感动，差点当场站起来接受洗礼，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些因缘使然，我也许就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了。90年代的最初几年，我和民运中的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谈佛论道”，但其他人只是谈谈就过去了，而我却慢慢地深入了进去。也许是宿世的因缘累积，加上从小受外婆的影响，以及对多年来人生经历的感悟，我终于成为了一名佛教信徒。

也许读者会好奇，一个主张推翻暴政，积极投身政治反抗运动的我，同时又在信仰领域接受了佛家思想，并将此作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这似乎看上去是一种悖论的选择? 那么我又是怎样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正确的解答和内心的平衡，并得到一种融通佛法智慧义理开示的呢？

看了我的文章，相信您会从中得到启发，即佛法是包容一切世间出世间之智慧的，也是维护人世间正义法则的，更是圆融的、符合人性的。投身民运并不只是为了参与政治，它更是一种良心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它和佛教的慈悲利他与普渡众生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为什么最终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原因。

七、皈依佛门

在1994年的“六四”悼念活动中，我的内心第一次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感动。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西藏喇嘛们，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下诵经祈祷，一阵阵如同金属低频共振般的神秘声音，似苍穹泻下的天籁之声，犹如大海掀起的波涛冲击，开始穿透了我的心扉。在阵阵祈祷声中，我的灵魂为之震动，我的内心随之哭泣，不知不觉中我悄然泪下，一种深刻地感动包围了我，仿佛在刹那间，我的意识突然醒觉到，这就是我无始以来灵魂的召唤，这就是我心灵的家园。

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藏传佛教。虽然当时我已皈依了“禅宗门下”的藏慧法师，在汉地佛教的传承下学习佛法，但是我还是被强烈的心愿所驱使，去了解一个对我来说，既语言不通，教理和仪轨又是这么神秘和难以了解的藏传佛教。在一位师兄的带引下，我和一些道友开始经常去藏密的道场参加法会。在法会中，我听不懂藏语，也不明白那些神秘复杂的仪轨，只知道虔诚地盘腿坐下，默默地感受那种心灵的沐浴。有时一个法会下来，我的腿已经麻木到了失去知觉，站都站不起来。但尽管这样，在心里，总有一种平安喜悦会慢慢地升起。不知不觉中，我原本顽强斗狠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内心也开始慢慢地沉静了下来。

最难忘的是有一天，给我们传法的仁波切（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汉地通常称为活佛），亲切地招呼我们几个汉人坐在他身边谈家常，我这才知道了这位金刚上师的身世，以及他所经历的悲惨故事。他告诉我们，1959年时他才11岁，在中共开始所谓的“西藏平叛”之后，他和家人一起随难民们逃离西藏。在逃亡中，他们被追上来的中共军队发现了，当时许多逃亡者，包括他的家人全部被枪杀。只有他一个小孩子，跪在雪地里，默默地念诵“六字大明咒”，不曾想，那些围着他转的军人居然没有发现，这才得以死里逃生。在这样的“奇迹”发生后，他只身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茫茫雪域，在神灵的庇护下，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从此，他一直跟随着达赖喇嘛尊者修行，后来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仁波切，几年前，为弘扬佛法来到了澳洲，并与我们结缘。

在听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我被震撼了！联想到自己苦难的过去，我不由得问这位金刚上师：“您的全家都被解放军杀害了（他们全家连他共十一位），难道您不恨这些杀了您全家的中共军人吗？您又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汉人这么好？还教导我们学习佛法，指引我们修行解脱之道呢？那些杀害了您家人的士兵不都是汉人吗？” 这位上师给我的回答是：“我们藏人和你们汉人都是兄弟姐妹，这些军人是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孽，我们应该慈悲这些众生，宽恕他们。我不光对他们不怀仇恨，而且还要将今天法会中诵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人，以助他们脱离罪恶迷惑，早日回到向善之路中来。” 仁波切又告诉我：“你们虽然从事民运，但记住不要仇恨你们的’敌人’（无明众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慈悲才有力量。所以我说，我没有仇恨，因为我们藏人、汉人都是兄弟姐妹。”

我承认，对于在中共仇恨文化中长大的我来说，这位上师亲身经历的开示，彻底颠覆了我多年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藏民族的宽容慈悲，使我真正开始了新的思考：既什么才是人生追求的真理？什么才是人性的善良和伟大？在这个真实故事的感动下，在这位“西藏平叛”亲历者劫波余生之后，不光不怀仇恨而且原谅和宽恕了仇敌——这样一种非凡表现的震撼下，藏传佛教以祂博大的精神和慈悲的情怀，彻底地征服了我。

这个真实的故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并一直激励和感动着我去为苦难的藏人做些什么，去偿还我们这个民族对另一个弱小民族所犯下的罪孽。这个心愿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直到2009年我随民运组团访问了达兰萨拉。在参加西藏和平抗暴50周年的纪念集会上。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公开地向藏民族表达了忏悔之情，我向在场的数千名藏人讲述了这个悲惨和感人的故事，请求他们接受来自一个汉人的反省和致歉。

八、达赖喇嘛

透过全世界的媒体介绍，无论您见没见过尊者，都会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位在全世界受到尊敬、爱戴的宗教领袖；一位以慈悲思想征服了无数人的精神导师；一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位被中共长期妖魔化宣传的西藏政教领袖。不过这样的介绍太正式了，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语言。其实，尊者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一位慈悲智慧的伟人，而且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这是我在20年前，第一次见到尊者时就留下来的印象。

1996年，在仁波切的安排下，我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时轮金刚大法”三天的法会，接受了法王的正式灌顶，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弟子。就在参加完灌顶法会之后的第二天，在澳洲民运人士秦晋的联络下，我们受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接见。我作为刚刚皈依尊者的一名弟子，特地准备了哈达准备献给上师。进门时，当我以藏传佛教的仪轨向尊者顶礼时，尊者立刻走到我面前弯下了腰，亲切地将我托了起来，并握着我的手直到在他的身边坐下。当时，我内心的感动难以形容。因为，对我的灵性生命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拯救。在整整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接见过程中，在尊者亲切慈祥的与我们交谈中，一个神秘的灵性世界映照在我心中，一股清泉飞流而下沁润着我的全身。我知道，从此在我的心田里，种下了一棵慈悲的种子。

不过，由于我这个人天性顽固，好奇心又重，仍然不愿放过这样一个难得的当面请教尊者的机会，于是我向尊者提出了我内心长期的困惑:  既人民是否有权反抗暴政的侵凌？在中共暴力镇压时，人民是否可以采取“以暴抗暴”的手段来推翻中共？

尊者在耐心地听完我的问题后，回答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慈悲是最有力量的，压迫和罪恶是因为人心的’无明嗔恨’造成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暴力是不行的。” 由于尊者知道我已是佛门弟子，特别开示说：“大部分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源於外在因素，而是來自我們的內心。憤怒、執著和無知，是造成不幸的真正來源。我們真正的需要征服的敵人，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而不是在人生中短暫過境的外在敵人。面對現今世界的現實情勢，意味著我們需要學習以非暴力的方法來思考解決之道。我自己所採取的根本態度就是「中道」。”

尊者又说：“在碰到敵人想傷害你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學到忍辱。敵人是很好的精神導師，因為有敵人，才可以培養忍辱；忍辱，才可以累積大功德力。完美的慈悲，是我們對敵人有愛。要消除憎恨與其他毀滅性情緒，你就要發展出相對的情緒──憐憫與慈悲。如果你有很強烈的憐憫心，非常尊重他人，寬恕就會變得很容易了。”

由于当时在场的朋友均是民运人士，也有媒体的代表。因此，尊者还对其它我们所关心的中国问题作了回答。有些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比如尊者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光需要资本主义的活力，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义的公正，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这些话是尊者在1996年说的，而今天中国的发展现状，恰恰证明了尊者当时的预见和担忧。临别时，尊者最后又特别的嘱咐我：“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慈悲。”

对此，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作为西藏人心目中神圣的法王，西藏人世代相传的的统治者（雪域佛国的king–国王）尊者来自青藏高原，至今他的家园、他的国土仍在中共的占领之下。强权统治下的政治制度，殖民影响下的文化宗教摧残，奴役压迫下的人权状况，一切的一切，都与自由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半个多世纪以来，藏民族的内心伤痕累累，在西藏境内，宗教和人权的迫害愈演愈烈，如今，已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为了藏民族的自由和盼望尊者回家而献身。

而尊者自少年时代起，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佛教传承与经典的训练，这位既是宗教领袖，又拥有西方独立自由思想浸染的国际伟人，在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充满魅力。他走遍世界各地，却从不曾相忘雪域高原;  他备受世界的尊崇，却从来都是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毕生的思想成就都以慈悲宽容而展现，而他老人家却和我们一样，都是流亡者，他和所有流亡者的身份一样，在故国和流亡地都是被放逐者和边缘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伟大使命和伟大理想。

多年来，尊者走遍了全世界，将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带给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只了解一种文化，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尊者传播的伟大理念，却让人们知道了一种可以使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和谐共存的思想。这个多重视角下的全新观念，和重视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无疑是解救人类生活方式不断堕落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对沉浸在贪婪物欲中的中国人来说，尊者传播的理念不光给我们带来启示，他同时表明了，西藏不光是一个美丽的雪域高原，它独特的文化精神传承，更是人类心灵最后的香格里拉和诺亚方舟！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叹到:  惊醒吧 !  我的同胞！不要让帝国的思维继续地残害着你，国家是为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不能为了”大一统”就不顾其他民族的死活。觉悟吧 !  兄弟姐妹！人类本是就一家 !  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我们都应该享有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都应该享有民族平等的自由权利！藏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应该遭受强权压迫和异族统治。雪域发生的灾难再也不应该持续下去了 !  同胞们，请您扪心自问，请您换位思考，请您设身处地站在藏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如果您认同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认同在这个蓝色星球上，人类是彼此依存的兄弟姐妹。那么，请您发出正义的声音！不要让藏人再用燃烧生命去争取自由了！因为这不光是现代文明之下的惨烈悲剧，这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耻辱和悲哀！

九、中间道路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中间道路”方案吗？它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设想：全称叫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藏民族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拥护。此后，尊者的这一主张从未动摇过。所谓中间道路，就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现状，要求改变，但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选择“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寻求在西藏三区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

“中间道路”对于西藏民族来说，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和妥协，因为在历史上，西藏一直是一个雪域高原上独立而又奇特的国家。

自公元前127年始，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藏民族先民们，就拥戴聂赤赞布为王，建立了雪域高原上的民族部落国家。当土蕃王朝崛起于藏南的雅隆河谷时，西藏民族已经延续了20余世古代部落国家形式的存在。在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成功的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土蕃王朝，在唐代时，曾一度占领过长安。唐蕃（汉藏）两国因此签订了“世代友好”的条约。至今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当年“文成公主”的入藏，因此留下了汉藏民族历史交往的美好回忆。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西藏曾一度被蒙古人入侵。以及在满清的康熙年间，迫于大清帝国的武力，西藏沦为了清帝国的藩属国（宗主关系）。但西藏的宗教文化也同时征服了蒙、满两个帝国的统治者。分别成为了蒙古民族的文字、宗教来源，和满清皇室佛教信仰所供奉的国教。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与国关系来看待历史上的西藏，在2000多年的历史延续中，西藏（土蕃）始终是一个在雪域高原上，独立存在，具有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化、历史、领土和有效统治的一个古老的国家。

到了近代，当大清帝国“皇统解钮”、中华民族“旧邦新造”时，西藏民族也开始了寻求自己的独立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轰然解体。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91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颁布“圣地佛谕”，宣布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并维持到了1950年中共军队的武力入侵西藏，占领西藏。这就是西藏全部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

一直到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为止，雪域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这一政府有其独特的权力结构，独特的传承方式，领导着一个完整的国家。“西藏地方政府”这一说法，是1951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城下之盟”时才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流亡藏人的政治诉求是西藏的独立。这一独立诉求有其历史依据，并符合“民族自决”的联合国公约精神。而“中间道路”主张则明确地放弃了这一独立诉求。

因此，“中间道路”是在当今政治现实之下，基于汉藏民族的未来，由达赖喇嘛代表西藏民族，做出重大政治让步而提出的妥协主张。这一主张兼顾了汉藏双方的利益和诉求，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在中国未来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打开化解民族冲突僵局的金钥匙。

必须指出：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不只是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让，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讲“无常”，承认世间的一切，无时无刻都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包括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对待这种变化，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思想提倡人类审视自己的动机，要求人在对待外境时，怀有善良的动机，做的事情不仅对自己有利，也要对他人、对他民族都有利。基于佛教的“中道”思想，而放弃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保证各方必要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方长远的冲突。对藏人而言，“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得到保护、延续和发展。同时也保证了中国人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要求，对相邻国家而言，“中间道路”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区域安全。

“中间道路”方案，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因为：“真正的慈悲並非根基於我們自身的投射和期望，而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不論那個人是親密的朋友還是敵人，只要他期許和平和幸福，也希望克服苦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於他的問題，便能真正心存關懷。如果你希望別人幸福快樂，必須慈悲。如果你想要幸福快樂，也必須慈悲。”（注3）

其实，西藏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两个民族曾经世代友好过，它既是历史的记载，也是在我的家族中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只要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在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中，一定能够找到汉藏民族和谐相处的方法。对此，我的设想是：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复合型的联邦制国家。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各民族关系的建构中，无疑，美国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其优点集中在联邦制上。托克维尔曾对美国联邦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称赞不已。他说：“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自立自强、进取创新、关心公益的精神得益于其自治和分权制度。联邦制通过分权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为公民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联邦制又是一种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制，通过分权、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愿望的充分渠道。

我的观点是：相对于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观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始终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任何国家形式，都必须建立在保障自由、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基础之上。这是在“统一”或“独立”之上更高的价值理念，它即合乎佛教倡导的“万物共存”之精神，它也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标杆。尽管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是一个各民族共赢的未来蓝图，它需要我们共同的为之努力 !

结语：人类需要慈悲情怀

达赖喇嘛曾说过：“慈悲通常能夠帶給我們某種內在的力量，它一旦展現，自然會開啟一扇心靈之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與人類，甚至是有情眾生，自在地靈犀相通。”（注4）。

在尊者的倡导下，自90年代起，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汉藏民族之间有了许多民间交流。它有效地化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的隔膜，开始让人们突破中共的丑化宣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和纯朴善良的西藏民族。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逐渐恢复了汉藏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传统。

在这个友好交往的过程中，我也交到了许多来自西藏的好朋友，如前文提到的达珍女士，还有才嘉先生、达波代表、安乐业、达瓦才仁、贡嘎扎西、洛桑尼玛等其他一些藏族朋友。如今我们情同兄弟姐妹，患难相助，休戚与共。我又回到了在家世传承中的，那个美好、温馨的回忆之中，并幸运地继承了三代人传奇的西藏佛缘，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弟子。

在尊者多年的教诲下，以及和藏族朋友们的友好相处中，我终于明白了——“慈悲是獲得幸福快樂的最大能量。真正的幸福來自心靈的平靜，獲得幸福唯一的方法是利他，獲得快樂唯一的方法是慈悲。”（注5）因此，对于汉藏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将来，我们需要慈悲宽容的情怀。

在结束本文时，我愿将自己多年来的修行感悟透露给各位，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对此都不难理解。其实，修行就是放下执着（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修行就是慈悲利他（包括对待其他弱小民族，因为人类本是一家）。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生命无常，没有什么是你可以带走的，唯有你的德行和孽障如影随行，直到来世。慈悲不光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你自己。

最后，我想告诉读者：在成为藏传佛教弟子之后，是尊者的教诲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向死而生”，是藏传佛教让我明白了无始以来生命的真谛。

因为: “在我的心中，宗教是不需要寺廟的，也不用複雜的哲理。我們的心和腦就是我們的廟宇，仁慈就是哲理。”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注6）

扎西德勒！
潘晴
2015年5月写于澳洲悉尼

【注1】达珍女士，西藏流亡行政中央驻澳钮代表处华人联络官。
【注2】理蕃院——满清政府处理西藏、蒙古、新疆事务的机构。
【注3、注4、注5、注6】达赖喇嘛格言——引自尊者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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