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唯色:
提要：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的模型，我與一個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黃昏將至，遊人不少，紛紛高舉手機或數碼相機，留下彷佛去過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其實很難看，與同樣微型化的三峽大壩以及五個肥碩的奧運福娃，被鮮花和綠樹簇擁著，擺放在天安門廣場的兩邊，構成迎“國慶”的盛世氣象。這氣象中暗含著國家權力的頤指氣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著手、拉著臉的員警，我一眼看穿，卻又無奈，只好也合影一張，以示紀念。對了，還有一列滿載花朵的假火車俯衝而來，這是這個國家最近取得的又一個輝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氣勢向世人炫耀？小販及時地兜售著小面五星紅旗，年輕人一手揮舞著它一手比劃著“V”。
但是，9月30日上午，在西藏，在真實的而不是模型景觀的珠穆朗瑪（確切地說，是在緊挨著珠穆朗瑪的另一座山峰卓奧友與尼泊爾交界的山口——囊帕拉，又譯為“朗喀巴”），中國邊防軍警的槍聲擊碎了冰雪世界的寧靜。
在槍聲中，75個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爾的西藏平民，一人當場身亡；一人倒下，是死是活至今不明。在槍聲後，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後來逃到了目的地——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達蘭薩拉。這就是獻給業已主權在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禮物嗎？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馬拉雅群山中延綿起伏的無數山口之一，從此使珠穆朗瑪如雷貫耳的名聲失去了地理學的意義，當然，這只是對於這個世界上相當少數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舉槍射擊的軍人，又怎會記得囊帕拉的雪紅雪白？甚至根本就無所謂囊帕拉的雪紅雪白！
2、
五天后才從網上獲悉這次槍殺事件，是BBC的報導。幾乎同時，網友山子從美國發來的E－mail也轉告了此事。非常難過。一些記憶浮上心頭，於是回信：
說到BBC的報導，只不過這次是被公開了而已。事實上邊防軍人打死的早就不止兩個博日（藏語的“藏人”）了。
幾年前跟內地一電視臺的攝製組去珠峰，路過定日邊防檢查站時，一個小軍官用四川話得意地說，他這裏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門關。
還見過一個年輕的康巴，不愛說話，是個蛇頭，帶過許多藏人坐車徒步到尼泊爾。當然他會從中收錢，據說一趟最多時收過數萬，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認識的另一個年輕的康巴就從康到了拉薩，跟著他一起掙這個錢，但在一個夜裏神色慌張地跑來找我，說是那個康巴蛇頭把一車的博日給出賣了，他們的車快到定日檢查站時，按照計畫都要下車繞道而過再上車，卻發現中國的邊防軍已經攔在路中間，電筒光亂晃，一車人趕緊提前跳車逃跑，兵們開著槍沖過來，到底死傷人沒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薩，然後在帕廓街頭和車站一帶看見車上一些逃脫的博日一副找人的著急樣子，他分析蛇頭康巴騙了博日們的錢，而博日們是在尋找蛇頭康巴和他，他們以為他倆聯手騙了他們的錢，所以要報仇，而他不但一分錢沒掙著，還差點丟了命，只能趕緊借錢買機票逃回康地老家……
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驚使得多少見慣不驚的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是旁觀者的角度，卻不是袖手旁觀的那種人，而是因了一顆良心才會感同身受的那種人。有時候，身在其中的人們反而會被太多的類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懾住了，逐漸地習以為常。信中，他這樣寫到：
我才發現我有嚴重誤解。因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數以百計、千計的博日去印度朝聖、求學，在路上凍傷、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那是由於嚴酷的天氣和稀薄空氣。我以為，邊防軍睜一眼閉一眼，隨他們去，讓上路的西藏人聽天由命，至少不會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來可以開槍。
我錯了。中國又開槍了。中國軍隊又對著人民射擊了。
六四的傷口，是一輩子不會痊癒的。我今天才知道，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確如此，“對於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說明的是，對於許許多多普普通通從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發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3、
在中國長大又在美國學習的山子不是藏人，卻一直讓我覺得就是真正的藏人。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真相，他將英文報紙和網路上關於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報導翻譯成中文，用mail發送或貼在網上，還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是“雪紅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這些翻譯，讓我驚訝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證人是當時聚集在卓奧友先頭大本營的各國登山者，他們耳聞目睹了這一切並拍攝了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驚訝之中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邊防軍警“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那樣射殺藏人，我更驚訝的是射擊者肆無忌憚的態度，難道就不在乎這些登山者將會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們的血腥暴行嗎？
一位美國登山者從卓奧友發給國際登山人網站的電子郵件中寫到：“目睹隊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槍聲四起，我們注意到兩個人形僕倒。望遠鏡下就清楚了：兩人倒下，沒有再起來。”
一位英國登山隊嚮導說，在先頭大本營有多達60名登山者目睹了這一事件，“看到中國士兵非常靠近大本營，跪姿，瞄準藏人射擊，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無寸鐵。”
羅馬尼亞登山者 Alex Gavan 說：“他們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沒有像樣的冬裝。……他們看來被人告發後，遭中國軍人冷血謀殺。這些就發生在許多登山隊員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沒有留下任何紀念標誌。”
英國登山者 Steve Lawes說，“我們在開槍的中國士兵300碼開外。……士兵們平端步槍，瞄準，向人群開火。……我們有一架望遠鏡，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後來他們用望遠鏡來觀察屍體。”大約開火後半個小時，一隊兒童10到12個，看上去6歲到10歲的樣子，被三個手持衝鋒步槍的士兵押到大本營。Lawes 說：“孩子們排成單行，離我大概6英尺。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他們不像一般這個年齡的孩子那樣左顧右盼，他們嚇壞了。那個時候，先頭大本營已經佈滿士兵，基本上被他們接管了，空氣令人恐怖。我們盡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發更多暴力。”
挪威登山者 Geir Lysfjord 說，當時他正在大本營吃早飯，親眼目睹大約1000米開外，中國軍人瞄準藏人後開槍，打倒了一人。之後，25名中國軍人帶著自動武器進入了大本營，氣氛恐怖壓抑。他們到處搜捕藏人，帶走了11名孩子。
山子的翻譯很快出現在海外的中文網站上，由此可以想像在中文網路激起的反應。這期間，我離開北京，開始了去西藏東部的旅行，在西藏傳統地理上，那裏稱作“康”，是我的成長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儘量保持著網路聯繫，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稱為“囊帕拉事件”的情況。
4、
從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轉站，於是在成都的一個喧嘩的網吧，在埋頭狂打遊戲的半大少年、歡快地語音聊天或沉醉在槍戰片、色情圖像的年輕人的包圍中，我打開“雪紅雪白”上的視頻，正是登山者在現場對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的影像記錄。雪山。雪白。槍聲刺耳。被槍殺的藏人的血，紅得發黑。舉槍射擊的中國軍警，果然那麼肆無忌憚。我默默地流著淚，默默地感謝冒著風險記錄這場屠殺的登山者。幾天後，在康地的達折多（藏人對康定的稱呼），在一個同樣喧嘩的網吧且幾乎玩著同樣的網路節目的藏漢年輕人中，我再次打開那個視頻，再次看見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紅雪白。
除了將近3分鐘的錄影，還有數張很清晰的圖片，年輕的邊防軍人無動於衷的臉與一群穿著單薄的孩子凍得青紫的臉形成強烈的對比。影像顯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雖然這些拍攝者並不是專業的攝影師，他們的專業或者說專業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這些非專業的拍攝者在專業的登山運動中記錄下了突如其來的人間悲劇，很難想像專業的攝影師會有如此難得的巧遇。天憐藏人啊，讓藏人的慘死發生在一群來自各國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於是舉世皆知。這也實在是這個冷漠的世界應該正視藏人的苦難了，否則天理何在？儘管不知究竟是幾個人所拍，也不知他們的名字、國籍和長相，但是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見了，我們看見了，許多人都看見了。
在網吧裏我反復地點擊視頻，看了一遍又一遍，淚水幹了，每個鏡頭都留在了記憶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種亦在現場的感覺，與這些登山者一起，目擊在潔白的雪地上像兩條細細的黑線似的生命隨著刺耳的槍聲倒下，變成兩粒黑點，而其他移動著的細細的黑線突然飛快地移動起來，這是槍口餘生的藏人在捨命逃亡，我亦在現場，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點被士兵像拖條死狗一樣拖著，在雪地上變成一條彎彎的黑線，我亦是那個躲藏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裏，向著救助自己的登山者雙手合十的藏人驚懼萬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瑪目睹了這一幕。
反復重播的經驗使我多少感覺慰藉。這一次，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殺，確實被公眾看見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眾多的國際登山者（這是多麼重要的證人）看見了，然後被這個網路時代的我們看見了。如果沒有網路，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見的。而且也因了網路，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滿了煙味煙霧以及其他亂糟糟的氣味和被網路刺激得尖聲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網吧中，也可以看到其他散佈在各地的朋友把槍擊視頻的鏈結位址，通過E－mail發給我以及更多的人。這就是現代科技的力量，當現代科技如此服務于人的良心時，我對其感恩。
5、
可是山子寫到：“令我吃驚的是，在我得到的回饋中，漢人網友的震驚超過藏人朋友。這種對暴力的習慣，比暴力本身還可怕。”
是的。年輕的藏人學子們仍然風花雪月著，已不年輕的藏人精英們仍然無病呻吟著，時髦的話題如原生態、裸露、婚外戀、藏獒被熱烈地議論著。轉貼在藏人網站上關於囊帕拉的消息不斷被刪，不見反響，而一個上海女子去西藏旅遊了一趟之後寫的帖子卻掀起軒然大波，許多藏人被她的評語“野蠻！骯髒！造物主對西藏有仇？”氣得暴跳如雷。
同樣，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見到了不少藏人，城鎮的，鄉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業，受過多元教育的，不識一種文字的。可當我講述發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獵般的槍殺，聽到的歎息看到的悲憤並不太多。我可以對此解釋這不是藏人反應不足，更多的是對暴力的恐懼；恐懼加上習慣，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飯。但我也有猶豫，是不是這樣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範圍，所以哪怕慘無人道，也很難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遠在美國，按理說這事件更是遠遠地超出了他的生活範圍，為什麼他卻痛徹肺腑，並且追問：
太多人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西藏、來看殺人事件。我在想，為什麼不能從個人——人的角度來看看呢？一個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來，瞄準，射擊。他這樣做的時候在想什麼？他看到了什麼？難道沒有看到對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過去的金屬東西，碰到人的肉體，是會痛的嗎？是怎麼樣的心理活動使軍人可以正當化自己的這種行為？
明明在囊帕拉，軍人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雙方是獵人和獵物的關係。現在大家都知道捕殺藏羚羊不對，但這些士兵卻可以說服自己，對根本就無助的人一一扣動扳機。我們完全可以不談論政治，沒有政治的干擾，不管什麼政治觀點的人，都不應該正當化這樣的人，不應該如此徹底地敗壞人之間的關係。
不過，類似的震驚和思考相信不會太多。甚而至於，包括藏人在內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這樣的反應：海外部分華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發自國內）在網上不但破口大?披露真相的各國登山者，誣衊登山者拍攝的是“虛假的宣傳錄影”，是“種族主義錄影”，“應該刪除”，開槍的軍人應該當時就沒收“SB登山者的攝影器材”，還昧著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該殺，中國做得對！
難道這些內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嗎？當西藏的藝術家們諂媚地唱著“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名字叫中國”的時候，人家卻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該死！
6、
被認為該殺的格桑南措就是錄影中第一個隨著槍聲倒下的藏人。是一個尼姑，17歲。另一個也被槍擊但生死未卜的藏人是農民，20歲，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鄉女伴的逃脫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區，是6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說是17歲，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計算年齡多報一歲的習俗；說是尼姑，其實藏地的寺院屈從的是18歲才准入寺的政策，於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著；逃亡的原因是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學習，就像多衛康全藏地有許許多多農民和牧人的兒女渴望遠行印度，主要的夢想：朝聖，學習，拜見達賴喇嘛。據報導，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顧一切地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由尼泊爾抵達印度，其中約三分之一是兒童，他們隨後被送到流亡藏人學校，如今有的已經獲得高等學府的博士學位；還有許多僧尼，他們的目的是尋求比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於中國政府加諸所有寺院的種種限制無法獲得正常學習佛法的可能。
格桑南措的照片也出現在網上。那是一個秀麗的西藏牧區少女，深情地親吻著懷抱中的孩童。而溫順的孩童，是尚未削髮為尼的她的同胞手足嗎？
倒在雪地裏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國軍人一槍擊斃，還是在冰冷的雪中流盡了鮮血才掙扎死去？我想像著她的痛苦，如同體驗著她的痛苦，但我在這個進入冬季而變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縮成一團，內心的挫敗和不甘遠遠超過想像中的肉體之痛。那麼多的逃亡者當中，被奪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歲月要在修行中度過的清苦阿尼，於是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職業者，使得格桑南措成為一個命定的符號，成為西藏的象徵；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犧牲，在那些同樣也成為象徵——西方世界的象徵——的各國登山者的目擊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犧牲。
一次次觀看槍擊視頻，有一種特別的經驗愈來愈深化：我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就在這被追捕、被槍殺的75個逃亡者當中。甚至可以說，被槍殺的格桑南措，其實就是我認識的許多同族友人，許多同族友人的親人。甚至可以說，如果有一天，我也這樣跟著許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於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會是死於非命的格桑南措。對於西藏人來說，格桑南措就是我們，我們都是格桑南措！當然，說出這樣的話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點矯情的。
7、
為什麼，西藏人非得以這種“偷渡”的方式，置生死於不顧，翻越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雪山，逃往遠離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為朝聖、探親或學習，為什麼不能通過辦理護照的正常管道，一路平安地走出邊界？西藏人，難道不可以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帶上身份證、照片和200元人民幣，去駐地公安局辦理護照的部門，理直氣壯地申請護照嗎？難道給國民發放出國旅行護照，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嗎？
可是，問題恰恰就是在藏地——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的藏地，尤其是在那個被叫做“西藏自治區”的地方，藏人辦護照比登天還難。既然比登天還難，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風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饑寒交迫甚至流血捨命，也就成了經常發生的事情。相信誰都明白，如果並無登天之難，如果能夠像中國的其他國民那樣容易地辦護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討苦吃？
而逃亡者當中，最終保全性命抵達目的地的幸運者並不算多，比較多的藏人的命運正如我在康地寺院聽一個僧人講述的親身經歷：
“一直想去印度，見達賴喇嘛，聽時輪法會，留在那邊的寺院學習佛法，可是根本辦不了護照。去年夏天，坐卡車到了拉薩，住在帕廓，到處打聽去印度的門路。一個月後，別人介紹了一個可以帶路的人，但要付帶路費3000元。出發時才發現是跟57個人擠在一輛卡車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還有好些小孩子，就這樣朝著阿裏的方向，坐了5天的車，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裏。有一晚睡在阿裏的那種連棵樹都沒有的山谷裏，天亮了，卻看見四周站滿了端著槍的‘加瑪米’（漢軍人），連個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個人就這麼全都被抓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那個‘波’（老頭）出賣了我們。他的羊皮襖破破爛爛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從那個下午就不遠不近地跟著我們了，我們還以為他是放牧的，結果‘瑪米’（軍人）抓我們的時候，竟發現他就藏在瑪米的身後。”
更黑的黑幕還有。圍繞著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從他們啟程的那一刻起，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抵達目的地，無論他們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後投入監獄，而後釋放回家，所有的過程、所有的環節都佈滿了一張張貪婪的血盆大口，朝著每一個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張開著。除了蛇頭的嘴巴、司機的嘴巴、把逃亡者出賣給邊防軍人的農民或牧人的嘴巴，還有邊防軍人的嘴巴、家鄉公安的嘴巴、牢中獄卒的嘴巴，還有另一個國家的蛇頭、員警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們即使逃過了狠命的追蹤和奪命的子彈，也躲不過包括抵達尼泊爾之後的層層盤剝和敲詐，至少光是金錢就要損失好幾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這位僧人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給帶路的蛇頭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帶路費高達5000元），結果被抓捕他們的武警阿裏邊防支隊從拉薩的蛇頭家中沒收；1000元是付給老家的公安人員的，當他們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時，老家的公安負責領送，其中的開銷竟要他們買單。對於一個貧窮的僧人來說，4000元是一個天文數字，他積攢了多年卻在逃往夢想的路上被一搶而光。他當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這4000元，而是那個出賣他們的阿裏老牧人：“‘貢覺松’（向三寶發誓），原來是他把我們出賣給了瑪米。後來在監獄裏聽說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瑪米做生意，只要出賣一個就可以從瑪米那裏領錢，出賣得越多給得越多。這個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錢，他就這樣把跟自己一樣的博日給出賣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會關押在位於日喀則市的紮西監獄。這個監獄的名字實在太荒誕了，因為“紮西”是藏語“吉祥”的意思。這到底對於哪些人意味著“吉祥”呢？是那些因為無法辦得了護照而只好逃亡卻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嗎？據說這個“吉祥”監獄可容納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於被關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釋放一批人數，為的是給新被抓獲的藏人騰出地方。在這個“吉祥”監獄，沒有律師，沒有審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體力勞動，就在監獄周邊的地裏勞動，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於是有的人自殺了，有的人瘋了。在“吉祥”監獄裏被關押了4個月的康地僧人說，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光，我現在還會在噩夢中常常經歷。
8、
西藏的真實境況，毫不誇張地符合蘇姍‧桑塔格的這句話:“戰爭是常態，和平才是例外”。這世上，有的戰爭是那種槍聲大作、流血喪命的戰爭，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槍擊事件；有的戰爭，是那種在拉薩的帕廓街頭剛剛舉起手臂，放開喉嚨，還來不及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就被撲上來的秘密員警死死抓住，丟入牢獄遭受酷刑的戰爭。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訊，告訴我就在這幾天，在拉薩的帕廓街頭，一位僧人因為呼喊反對奧運、要求自由的口號而被逮捕。
這些戰爭都是單方面的戰爭，是赤裸裸的強權鎮壓弱勢的戰爭，雙方的力量根本不成類比。尤其是發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戰爭，對方是毫無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結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彈。沒有一個人是迎面中彈的，無論死者還是傷者。那麼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呢？沒有反擊的，沒有回應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禱只能任其屠殺的戰爭，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戰爭。
而在中國邊防軍的眼中，根本就沒有把逃亡藏人當作人來看。在他們的眼中，這些逃亡藏人其實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種低人一等的動物一樣，那麼向他們開槍，“就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有著狩獵者在狩獵場上狩獵各種獵物的樂趣，當獵物們在連續發射的槍聲中奪命而逃，開槍的士兵叫嚷著“他媽的”如同在爭先恐後地狩獵。甚而至於，西藏人恐怕連這些動物都不如，我曾經見過的那個武警小軍官，就把逃離自己家鄉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國政府在面對世界譴責時，竟在最初撒謊說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這世上難道有這樣的“走私者”嗎？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連充饑的糌粑都餘剩無幾，究竟會有什麼東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沒於邊境線上，運輸和販賣野生動物毛皮的走私者，邊防軍人又抓捕了幾個？——後來又撒謊說逃亡藏人們攻擊了邊防軍，而邊防軍是出於自衛才開槍……這就是中國政府對囊帕拉槍擊事件的處理方式，不是把槍殺逃亡藏人當作犯罪來掩蓋，而是理直氣壯地宣稱槍殺逃亡藏人不是罪。無恥啊！其無恥不但在於這一謊言本身，更在於這是一個扮演著法律化身的政府所為。
西藏當局的最高當權者還在最近的黨員大會上宣稱西藏的“軍警民聯防體系日益鞏固”，“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和邊防建設收效明顯，反恐工作機制得到完善”，這等於是將中國邊防軍槍殺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業之中，等於是在向世界宣佈，中國政府還要繼續嚴厲地打擊在西藏邊境出現的“恐怖分子”活動。而這也就是說，中國的邊防軍人如武警西藏總隊派駐日喀則、阿裏、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軍人，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還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隊前來觀看的現場，肆無忌憚地屠殺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這個詞確實已被這個國家的權力者使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了。只要誰敢針對這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發出批評的聲音，權力者就會把矛頭完全不顧事實地轉移到“恐怖分子”的話題上來，而且說誰是“恐怖分子”誰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該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說西藏人也是人，不該“像殺老鼠、殺兔子、殺狗”一樣被槍殺，那好，我們就說17歲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歲的農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個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這就是強權中國的邏輯，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誰又能奈他幾何？
至於在現場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過視頻觀看現場的世界各地的觀眾，目睹中國軍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開槍、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屍身拋入冰川，頗為困惑地發問：他們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自信和勇氣，來鼓動他們毫無顧忌地進行如此可怕的獸行？他們哪里來的自信和勇氣，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沒有任何不安？但這樣的思忖，實在是把他們給美化了，給正常化了，給非法西斯化了。身為鎮壓機器的他們何嘗需要考慮合理或合法？他們的自信和勇氣又何嘗與合理、合法有關？何況如今的中國自以為已經強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飾諸如此類的殘暴行徑，你愛看不看！
9、
所以“他們不在乎我們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說。所以“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山子憤怒地批評。
看來這個世界是欺軟怕惡的。——“他們決定袖手旁觀。他們不是告訴中國領導人必須停止屠殺無辜的人民，而是決定和這些領導人觥籌交錯、握手言歡，還送上奧運聖火，換取中國的訂單、貨物、貿易利益，然後一轉身，他們向達賴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個還不夠，一次次送，並稱讚西藏人對和平與慈悲的堅守不渝。”
山子的話很殘酷。我從看到這些話起，就不願再看見。可是從9月30日到今天，整整兩個月了，這期間，北京大張旗鼓地宴請非洲各國的首腦，其中一個成績就是讓吃了嘴軟的那些首腦們無視中國人權的黑暗；這期間，中國的最高首腦聲勢浩大地去了印度，為的是鞏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體關係。而這幾年，為了尋求“西藏問題”的出路而努力營造藏漢對話的良好環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對中國的抗議和示威活動，期望以善意、溫和的方式得到比較樂觀的回應，但事與願違，形勢卻越來越惡化，中共在西藏的當權者號召要與達賴喇嘛進行“殊死鬥爭”，境內藏人的生存空間愈發遭到鉗制，當9月30日響徹囊帕拉山口的槍聲傳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憤席捲了達蘭薩拉和其他藏人社區，但也只是席捲了這幾個地方，連新德里和孟買都只能在週邊波及，因為印度政府不允許讓胡不爽。一位年輕藏人絕望得甚至點火自焚，但也沒有感化這個世界的硬心腸。
連印度的知識份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歷史學者歎道：“說起來令人難過，但是事實是，藏人人少、無足輕重，他們的事業註定失敗。印度人民仍然認為藏人的抗爭是正義的，但是現在印中關係緊密了，西藏的事業必將受損”。一位印度作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意味著“為了貿易，人權只得讓路”。
沒有幾個人關心西藏的。沒有幾個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是這麼殘酷，永遠都是贏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諺語說得好：漢人疑心重重，藏人充滿希望。許許多多藏人都愛把這個諺語掛在嘴邊，自嘲著說，無奈著說，絕望地說，沒心沒肺地說。但也只是說說而已，懷著各種各樣的情緒說完了，還是那樣，依然滿懷希望，或者說滿懷的是夢想。有個安多藏人說，我的夢想是，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我就給他取名“自由”。我奉承道，哦，“讓旺”（藏語的“自由”），聽上去多麼好聽；心裏卻想，這個夢想很容易實現的，一個男子，正當壯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許許多多藏人都會念叨這個諺語，可是只有那個叫戈爾斯坦的美國人，把這句話印在了他給平措汪傑寫的傳記上。平措汪傑，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產主義信徒，藏人中率先與中國軍隊一起進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這倒不是說他擁有格瓦拉那樣的生平事蹟，而是他們有著同樣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麼早犧牲的話，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歲的高齡，他是否還要做共產主義的信徒？他會不會同卡斯楚搞路線鬥爭？我不知道格瓦拉會變成什麼樣，但我讀到過平汪先生在2004年寫給胡錦濤的一封信，呼籲中共當局與1959年因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離西藏的達賴喇嘛對話，呼籲讓達賴喇嘛重回故土。而這個出於解決“事關整個藏區的長期安寧與持續發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共存共榮的重大問題”的懇求，卻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難道又是藏人千萬個夢想中的又一個夢想嗎？
10、
不過這個世界假裝看不見並不足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裝看不見。半個世紀來，連續不斷的由暴風驟雨的革命帶來的一個個殺劫，我們的畫家們，有誰描繪了？我們的音樂家們，有誰悲歌了？我們的作家們，有誰記錄了？我們的詩人們，有誰哀唱了？竟然啊，就這樣，竟然就像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發生的都是“翻身農奴把歌唱”，“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有著流亡身份的友人從美國打來電話說，看拉薩親戚結婚的攝像，那麼多拉薩人，打麻將，“鬥地主”（一種撲克賭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紅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傷感：是不是，拉薩人的心裏早已經淡忘了，麻醉了，快樂才是人生大事？
快樂當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時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親切而感到快樂的一路上，總有什麼讓我如鯁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安多藏人為此寫下的詩句：“看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們應該怎樣？/又能夠怎樣？/我們難道只有無動於衷嗎？/隨著時光的流水/我們是否也已流盡了最後的一丁點良知？”在途中的另一個網吧，我看到中國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記者獲得國際上的“新聞勇氣獎”，雖然並不瞭解堅持揭露強權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為，但她的答謝辭中引用的一句話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槍，我有筆。”
你有槍，我有筆。而我的筆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攝影器材。是的，在遭遇發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槍殺時，僅僅有各國登山者而沒有數碼相機、照相機和攝像機這些攝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中國政府又如何面對囊帕拉山上真的槍殺了平民的事實？“口說無憑”，他們肯定會這麼說的。事實上，即使有了真正的憑據——照片和錄影，他們還是敢於無恥地說這是假的，是編造的，是拼湊的，屬於西方反華勢力的動作。幸而這世界不會乖乖地聽從他們的指令，幸而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經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你有槍，我有筆。願我的筆書寫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名字，願我的筆復活被槍殺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這僅僅是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樣的罹難者嗎？不，這對已經死去的人不存在這個問題，而對依然活著的我們才是值得捫心自問的問題。
一位叫諾布贊波的藏人在流亡他鄉的歲月中這樣問自己：
我們的犁已經折斷
我們應當把它變成什麼東西？——
一枝筆？
一杆槍？
或者，我們僅僅燒毀它
忘記曾經有過這樣一件東西？
11、
山子繼續來信：
囊帕拉事件的後果，與我原先想像不同，昏睡者依舊昏睡，冷漠者冷漠依舊，什麼也沒改變。也許只改變了幾個西方登山者，真是於事無補。當權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幾乎找不到一個同情者，讓我大吃一驚。在一個留言欄裏，有人要我多為小戰士想一想，他們如果不開槍可能會大禍臨頭，要我不要對小戰士那麼“冷漠無情”，我簡直要昏倒——到底誰“冷漠無情”？怎麼會有人這樣思考問題？
另外有一位“冷靜”的觀察者，從這次流亡政府對事件的低調反應，看出他們“態度比較好”。不知道態度要怎麼好，才能讓他們滿意？這種居高臨下真讓人受不了。
後來我反思，我到處乞求漢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漢族中心主義在心裏作祟？如果漢人多一些同情心，我會感到舒服一些，似乎減輕些罪責？這種下意識想法其實也是不對的。當然，漢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對解決問題有幫助，不過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幸好漢人中還有山子。幸好漢人中還有胡佳，這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已經4個多月的社會活動者，在電子郵件中表達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議：
在這個藏族女僧人被槍殺的地方樹立紀念碑；建立藏族的瑪尼堆和經幡紀念死者和這次死亡歷程；組織漢族和世界登山志願者聲援、陪伴甚至護航每年藏人遷徙的隊伍。我第一個願意做這樣的志願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網吧裏看到這段話的。說真的，我很感動，雖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銘感於懷。原因無他，正如達賴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紀以來，西藏人和中國人相鄰而居，多數時間和平友好相處，偶爾也有戰爭和衝突的時候。今後，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毗鄰而居。 ……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做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與中國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一項根本的原則。
12、
囊帕拉槍擊事件之後，自由亞洲藏語部於10月17日和10月25日製作了兩次專題節目，採訪了幾個槍口餘生、仍有餘悸的逃亡藏人，有與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鄉女尼、16歲的卓瑪白吉和赤列旺姆，有錄影裏躲在登山者的廁所帳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輕男子、逃自藏東甘孜的洛桑曲登；還有一位23歲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帶有工布口音的藏語說，不為別的，就想見嘉瓦仁波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從小就信仰他，如果見了他，明天後天就死都可以。
那麼，哪怕全世界看見了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見也無所謂，哪怕全世界看見了還要假裝看不見也無所謂，只要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只要年輕的西藏人自己這麼說，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犧牲的西藏本身了。
13、
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槍擊事件發生兩個月的今天，就在我的這篇文章原本已經劃上句號的今天，我在一個藏人網站看見網站總監的一篇新作，為網站開始出現“八卦”和“惡搞”的文章叫好，且寫到：
兩年多時間過去了，如今上網的這些藏族人，終於松了一口氣，可以輕鬆地表達自己，慢慢地說出自己的不違法、不亂紀的心裏話了，這種變化，說明至少是使用漢文字的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瞭解了國家的法律法規，更清楚地強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權利和義務的意識開始逐步覺醒，哦，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我們也可以像漢族老大哥一樣大著嗓門說話，也可以向別人公開宣洩、傾訴，我們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項基本原則的圍牆原來很寬，裏面可以放火箭啊！——這種變化，我覺得非常好，它是積極的，進步的，有利於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發展，同時作為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的一份子，我們也沒有被時代拋棄，我們有自己的聲音，還有血肉。
是嗎？是這樣嗎？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讓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們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變得犬儒，還是話中有話，含有反諷？雖然有些“八卦”和“惡搞”或也算是一種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卻也是戰戰兢兢的諷刺，讓人笑中有淚，但我已無語。
是為補記。並向山子的“雪紅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11-30，“囊帕拉事件”整整兩個月，於北京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