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唯色《西藏記憶》有感
文/達瓦次仁:
今年是文革四十週年，四十年前的文革對當時的中國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記憶，然而對很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人）而言，文革不過是民主改革的繼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沒有民主改革那樣慘烈，因為民主改革表現了更大規模的屠殺、逮捕、饑餓與暴力，而文革更多 的是精神的折磨。
有關中國大陸文革的資料和專著已經很多了，但有關西藏文革的資料卻非常罕見，所幸不久前臺灣『大塊文化』 出版的《西藏記憶》可以說是填補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該書的作者唯色不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經成為境內藏人堅持信仰與 探求真相的某種象征性 人物。
唯色在書中紀錄了幾十位當事人對文革的回憶，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樣，從那些積極份子閃爍其詞的回憶中實在難於 看到良心的發現或公開的發自內心的懺悔，即使到如今，他們還在為當年的行為尋找著各種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 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環，一切罪惡也就不那麼面目可猙了。該書的附錄之一『有關文革的兩種解釋』中著名學者王力雄先生對文革的研究結論也支撐著這些人的辯解，因此，本文借開放雜誌的一角，談談對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對西藏文化的破壞並非始於文革
『在所謂『破除迷信』之下，反對宗教此其一，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此其三』，『民改後整個西藏地區只有七十多個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區寺廟和喇嘛數目比平叛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區，在基層幹部的阻撓下，甚至連日常的經課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幹部看到嘴唇一動一動的時候，就會追問（注﹕懷疑在念經或祈禱），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給以像對待反革命活動一樣的壓制。
以上這些並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禪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寫的七萬言上書中對西藏地區民主改革運動的描述。而且從七萬言書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門等迫害，即使六、七十歲的老喇嘛也『自覺』要求還俗，工作隊甚至讓喇嘛站在一邊，尼姑和俗女站在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搞速配，而且一切在當時也被說成是『自願還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對西藏寺廟的摧毀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為，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早在五十年代，對寺院的破壞和對宗教的殘酷迫害就已經開始，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這樣描述﹕『在消滅佛像、佛經、佛塔方面，從基本上來說，除去四大寺等被保護的 極少數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廟和廣大的農牧區的村莊或村鎮或城市中，我們的漢藏幹部中，一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藏族幹部動員，積極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當執行者，盜用群眾的名義或帶著群眾的面具，掀起了消滅佛經、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 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購機關在收購有色金屬時，收購了用有色金屬製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無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 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對此有些人卻說『 廣大勞動人民覺悟了而消滅的』，這是絲毫不了解西藏實際情況的胡說八道。』這些情景後來幾乎絲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間再次重演，因此，對西藏人來說，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其實已經很熟悉了，那不過是民主改革繼續與更加極端化而已。
由于有這些連續不斷的殘酷歷史做為背景，因此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拉薩居民一般說紅衛兵砸爛大昭寺時，很多西藏人也『主動』將自己家的佛像拿出來扔進拉薩河或用微乎其微的價格出賣給當局的廢品收購站（見唯色的《西藏記憶》）。如果一個對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瞭解的人僅僅看到藏人的這些革命或覺悟的行動，可能會感到突兀，也有些蹊蹺，但如果他瞭解到西藏已經經歷過的殘酷的民主改革運動， 就不會對藏人這些行為感到奇怪 。
唯色的專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薩地區為中心，其實在拉薩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區，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經被摧毀，即使一些沒有被摧毀的寺院，剩下的也僅僅是外面的建築（一般被利用來作學校、軍營、機關或居民等其他用處），里面沒有僧人，經典佛像等宗教標誌也已經被消滅，因此，文革對宗教文化的破壞更多的表現在拆掉剩餘的寺院建築和對宗教信仰更加厲害的鎮壓。寺院做為宗教組織和場所的功能早已經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經被摧毀。
無孔不入的恐懼主宰一切
由于有殘酷的民主改革做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順理成章。文革暴發時我還是個兒童，因此留下的記憶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說了什麼反動話，我只記得我父親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說﹕『住嘴，別人會聽到的』，我當時很奇怪，因為家中並沒有其他人，怎麼會被別人聽到。為此我後來還做了一個實驗，在沒人時悄悄爬到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旁邊，小聲說『你這個壞蛋』，然後緊張地環顧看是否被人聽到了。
另外還有一件發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劇，長江邊上的一個偏僻小村莊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們在長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報告說老喇嘛已經投河自殺，過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結束時，兩個不同村莊的女人在山上（或說在河邊背水時）談到這個老喇嘛時，該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訴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傳開了，一些人偷偷前來祈福，不久當局也聽到了風聲，當公社公安特派員帶著民兵趕來時，村莊的書記只好真的上吊自殺，其他受牽連的更是不在話下。
現四川阿壩州一個最有名的酋長在文革 中領著家人投河自盡，他的十四歲的女兒在聽到這個消息時，第一個反映就是千萬不能哭。因為哭表明了對反動家庭的留戀，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達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無孔不入的恐懼，在這種恐懼的支配下，人們失去了思維與選擇的可能，甚至試圖做出選擇本身都可能招來災禍，因此，也就不再嘗試去做出選擇，隨大流和自保成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惡行為都是統一的集體行為。仍然是班禪喇嘛所說『一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其實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說法），藏族幹部動員，積極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當執行者，盜用群眾的名義或帶著群眾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歲的僧人要求還俗一樣，這些行為都是在極端恐懼的狀態下所做出的躲避禍患的自保行為，為這些行為涂上『自覺』或『選擇』的光環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在附錄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輪迴的概念，認為西藏人將毛澤東視為神，因而自覺地參與了文革，親手砸毀了西藏的寺廟等等。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些學術研究的弊端，鑽在一些理論邏輯和書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結果，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連當事人都沒有想到的深謀遠慮或重大意義。
實際上，只有當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進行選擇的自由和可能時，也就是說西藏人有不將毛當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覺參與文革的自由和可能， 有不親手砸毀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時，只有在這個時候，去分析那些行為是否屬于自覺的行動等才具有意義和價值。否則，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視為神，不敢不『自覺』參與文革，不敢拒絕砸毀寺院之命令或鼓勵的情況下，分析其行為是否『自覺』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雖然官方對那場浩劫冠上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論』，但對絕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們強烈感受到的只有 兩個字﹕『恐懼』。這種恐懼是通過民主改革的血腥鎮壓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內心深處。甚至至今仍在隱隱作崇。
文革積極份子是西藏民族的異類
當然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紀錄的那些積極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層社會』或『藏人』的概念，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 唯色的採訪中使用了更準確的『積極份子』這一概念。
積極份子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群體，他們當然是藏人中的極少數，而且大都來自社會最低層，實際上 他們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異類，其中極少數人可能是真的有共產主義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結束後竟然有二十幾個美國戰俘因相信共產主義宣傳情願去紅色中國而不願回美國），其余的大部分人不過是在恐懼、過分自我保護或貪求私利的過程中不惜傷天害理的可憐蟲。就像唯色採訪中的一些藏人談到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一點都沒有錯，是共產黨利用他們處于社會低層因而對社會不滿的情緒來『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實施對西藏的統治，他們中的少數人也因此而成為既得利益者 ，但問題是，這並 不能說明他們的行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會低層』之西藏人的集體行為或願望，也不能認為西藏人因此當家做 主了，更談不上他們喪盡天良，助紂為虐的的許多罪惡行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說毛澤東當年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時並不瞭解共產主義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當時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毛不懂外語，因此其對共產主義的瞭解和 洪秀全對基督教的瞭解差不多，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滿現狀，要造反，共產主義和基督教不過是他們煽動造反的工具。西藏 社會物質貧乏，底層人民的生活非常艱難，這些人中的一些人當然 不會甘心，因此，只要有機會就會設法擺脫自己低下的地位和處境，不管這個機會是 誰帶來的—— 不論是共產主義的中國，或榮赫鵬的遠征軍，對這些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實際上當年英軍入侵拉薩以及後來藏人驅逐滿清軍隊時都有藏人與入侵者合作）。
雖然他們並不懂共產黨，但這有什麼關係？對他們而言，擺脫低下的社會地位才是唯一的。在這里決定這些人行為的是擺脫低下社會地位的願望和貪婪，而不是共產主義或其他的什麼崇高理想。假設一九五零年進入西藏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英國人，這些人還是會像緊跟共產黨一樣地緊跟英國人，不同的是這個時候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應該是英式的，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口號。這一切從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來所表現的低能和無恥行徑就是證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裝他們實在是一直褻瀆。
次仁夏嘉在回應文章中引用印地語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話指出﹕「當人被一個巨大的暴君採在腳下的時候，他除了在他的腳上搔搔癢而外，別的什麼也做不了」，當然就更談不上做出其他的選擇了。而一般人在沒有做其他選擇的可能時，就不再嘗試去 選擇，而是本能地擠向唯一的出口，為了在擁擠的出口搶到位置，很多人就會暴露出人性最醜惡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離經判道的事情，或被暴力捲進政治旋渦而遠離原有的道德立場與信仰，就會感到難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婦女一旦被迫成為妓女，所有的道德恥辱感就會減弱，相反，她還會「自覺」地積極拉客以增加收入。
從這一角度而言，這些積極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難歷史的悲劇產物。
—-原載《開放》2006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