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長青:
達賴喇嘛最近成功地訪問了台灣，這是他一九五九年流亡海外之後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達賴喇嘛在台灣可謂刮起了“旋風”，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他主持的一次宗教活動，參加者就有五萬人。
達賴喇嘛離開台灣後來到美國訪問。四月二十三日下午，達賴喇嘛在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戈爾會談之前的一小時，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麥迪遜旅館會見了中國異議人士和學者蘇紹智、王若望、羊子、鄭義、胡平、唐柏橋、龍宗澤、蕭強、劉曉竹、劉白芳、曹長青等十一人。
此次會面是由總部在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中心”召集，會見人員也是該中心擬定和邀請的。兩位藏人學者，現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主任的阿沛晉美（中共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之子）和“美國之音”藏語部記者才旦旺秋擔任了翻譯，達賴喇嘛用藏語和英語講述了他訪問台灣的經歷，並再次闡述了他的非暴力理念，和與北京對話以談判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
達賴喇嘛曾一再呼籲，要求藏人去發現每一個他們能發現的中國人，和他們交朋友。他認為，漢藏問題的真正解決在於兩族人民視對方為兄弟姐妹，真誠相待。因此他在和美國總統見面前夕特意抽出時間與這麼多中國人會面交談。
對西藏也應實行“一國兩製”
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的原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第一個發言，他很動感情地說，他非常非常尊敬達賴喇嘛。還是在中國大陸時，他就聽到達賴喇嘛主張對西藏也要實行“一國兩製”，他對這個設想非常贊成。他當時曾向統戰部的領導提議，應該支持達賴喇嘛的這一設想。
另一名與會人員劉曉竹則提出，流亡的大部分藏人都主張西藏獨立，而達賴喇嘛現在的主張是“自治”，這會不會得到多數藏人的支持？達賴喇嘛在回答時說，從非暴力哲學的角度，必須用談判協商和對話等方式來解決人類之間的沖突。如果他現在堅持的和中國政府對話，尋求西藏“自治”的主張二、三十年都不起作用，那再尋找其他方式。
“中國人權”執行主席蕭強向達賴喇嘛表示了他對“非暴力”理念的贊成。八九民運時湖南學生領袖唐柏橋則講述了他的“思想轉變”﹕他以前在中國大陸時所知道的西藏知識都是政府的宣傳。因參加八九民運蹲了監獄，他更加體會到被壓迫和被迫害者的痛苦。因此他覺得更應該同情和支持被中共壓迫和迫害的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漢人和藏人應該從被壓迫者的角度聯合起來，結束中共的專製統治。
唐柏橋正在策劃大紐約地區的“六四八週年紀念晚會”，當他會後向達賴喇嘛說起這個“晚會”計劃，並邀請達賴喇嘛給予錄像致詞時，達賴喇嘛馬上就答應了。看到達賴喇嘛這樣爽快地答應，使我想起現仍在中國大陸的蔣培坤、丁子霖夫婦，他們在給海外朋友的信中說，當“六四”屠殺一周年的時候，他們從“美國之音”聽到達賴喇嘛紀念六四遇難者的講話，深為感動。他們說，八九民運之前的幾個月，中共在拉薩屠殺了幾百名和平情願的藏人，並宣布了戒嚴，可我們中國人，包括知識份子，都沒有表示對藏人的支持。現在，達賴喇嘛在“六四”週年之際，還記得中國的受難者，那種精神境界讓我們既感動，又慚愧。因此，當我編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一書，邀請蔣培坤、丁子霖夫婦撰寫文章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寫了題為“關心西藏人權，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的專論。這本書去年五月由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此書的十三名作者中，只有蔣培坤、丁子霖夫婦和魏京生身在中國大陸，在那樣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這樣仗義直言，體現了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和良知。
達賴喇嘛這樣悼念“六四”遇難者，支持所有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是他一貫的哲學。他在一九八九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領獎致辭時，對他自己做了這樣的角色定位﹕“首先，我是一個世界公民，我有人類責任；第二，我是一個佛教僧侶，我力圖向精神世界貢獻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個藏人，我對西藏的命運負有責任。”
達賴喇嘛的主張受到藏人的質疑
因此，當我提到，很多中國人擔心如果西藏高度自治，達賴喇嘛是否要恢複原來的“大西藏”的版圖，還是繼續現在中共劃定的“西藏自治區”時，達賴喇嘛堅定地說，他關心的不是版圖、邊界和地盤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就此闡述他的“中庸之道”理論，他說，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取中間。一些藏人要求西藏完全獨立，這是一極；而中國政府想保持現狀，即西藏成了中國的殖民地，這是一極。“我想在這兩極之間找出一個中間的道路，這就是自治。”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曾寫道﹕“我多年的奮鬥，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為了我的六百萬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我關心的不是邊界，而是想像力、創造力，這些對於人類是最重要的。而實現創造力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有自由。”
但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主張在流亡的藏人社區引起爭論。今年一月二十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達蘭薩拉城舉行的“西藏前途討論會”上，一些藏人少壯派則對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提出質疑。西藏青年會副主席葛瑪益西和議員葛瑪秋培等就提出，“我們少數流亡藏人無權否定歷史上即為獨立國家之人民的恢複獨立的權力，同時我們也沒有改變西藏民族後代之前途的權力。我們的問題是民族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沒有人會把獨立送上門來給我們，捨身爭取是極為重要的。在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中，採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義的，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爭取自由與獨立時可以採取什麼手段而又不能採取什麼手段。”包括達賴喇嘛的兄長在內的一些藏人曾指責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是“出賣西藏”。但該討論會上，多數發言者都支持達賴喇嘛的“自治”訴求。
以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至高無上的政教領袖地位，和“諾貝爾獎”得主的國際聲望，他的主張在流亡藏人中不會受到實質性的挑戰和抵製。因此，世人看到的結果是，在新疆，暴力反抗中共統治的事件接連不斷，直至今年初的“伊寧暴動”，造成幾百人喪生的慘劇。但在西藏，這樣的大的暴動至今沒有發生，這很大程度上在於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張在對藏人起著製約作用。如果北京政權明智的話，趁著達賴喇嘛還健在，盡早與達賴喇嘛談判解決西藏問題，可以避免將來的大流血。歷史上的達賴喇嘛的壽命都不是很長，除了五世達賴喇嘛（六十六歲）和十三世達賴喇嘛（五十八歲）外，其他的達賴喇嘛都是在五十歲之下就去世了。今年六十二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可能是所有達賴喇嘛中最博學的宗教領袖，而且最具有西方民主思想和開放胸懷。北京政府如果對達賴喇嘛提出的“自治”的訴求都不予回應，那將是這個政權的大愚蠢。
在中共統治下，一百多萬藏人異常死亡
達賴喇嘛的訴求在愚蠻的北京政權那裡得不到回應，但在能夠接觸到自由信息的中國人社區得到了巨大反響。在台灣，很多民眾到機場去歡迎達賴喇嘛。台灣媒體對達賴喇嘛的來訪幾乎都給予正面評價，對達賴喇嘛本人則一片尊敬的聲音。即使台灣最反對西藏獨立的新黨舉辦的抽樣調查中，還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支持西藏獨立。而在與達賴喇嘛會面的十幾名中國異議人士和學者中，幾乎都對達賴喇嘛提出的“自治”主張表示同情和支持。
從台灣民眾和海外中國異議人士對西藏問題看法的轉變來看，只要中國大陸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隨著更多的民眾了解到西藏的真相，中國大陸人民也會像台灣民眾和海外中國異議人士一樣，對西藏人民給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為只要有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權的“西藏人權白皮書”中那些謊言就會被戳穿，人們會了解到西藏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即使在清朝時，西藏也不是中國的一個行省；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清朝結束後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間的近四十年間，西藏完全是“事實獨立”；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了。據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透露，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二野”部隊在一九五零年進軍西藏時“消滅了五千七百名藏人。”而且只要有新聞自由，中國人就會了解到，在中共統治的這四十多年中，西藏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難。據達賴喇嘛一九九一年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披露，在中共統治下，有多達一百二十萬藏人因迫害、饑餓和槍殺而喪生。據美國原《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Aveton）寫的關於西藏歷史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中披露﹕五十年代末在甘肅蘭州郊外監獄曾關押七萬名藏人，只有一半人倖存，其餘全部被迫害和饑餓致死。在甘肅“舊鎮監獄”關押的七十六名藏人，一半以上活活餓死。已故的十世班禪喇嘛曾統計說，全部藏人人口中，有百分之十五的藏人被關進監獄，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死於獄中（《華盛頓郵報》，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最近剛剛出版，並受到西方媒體廣泛好評的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柏克（JasperBecker）寫的關於中國大陸六十年代初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著作《餓鬼》（HungeryGhosts），披露了藏人在這場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的人為的“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在人口比例中為最高。據該書援引的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四年間，“西藏自治區”和周邊的一些藏人自治州的人口從二百七十八萬下降到二百五十萬，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
即使鄧小平主政後，鎮壓仍沒有停止。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共軍隊公開在拉薩屠殺和平情願的藏民。當時在場的原《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根據目擊和得到的中共文件寫成調查報告在海外發表，該報告披露，在那場屠殺中，有四百多名藏人被槍殺，幾千名藏人受傷。即使中共在西藏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後，發財的大部分是漢人，因為他們與內地和北京高官有更多的關系。據英國《金融時報》今年三月三十日的專題報道，在拉薩的一萬三千家店鋪中，只有三百家為藏人經營。在西藏的其他地區也是這樣，大部分店鋪都是漢人開設的。
中國人應多一點良知
除了這些歷史和嚴酷的現實外，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藏人有不同於漢人的獨特的藏語語言、文化、風俗和全民信仰佛教的宗教傳統和生活習慣。僅憑這一點，西藏人民比台灣人更有理由要求獨立。但達賴喇嘛考慮到中國人的感情，考慮到中國政治的現實，主動妥協，僅僅要求西藏能實行真正的“自治”，這樣的要求已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霸道的北京政權對此不予理會，但有良知的、信仰真理的中國人，應該對西藏人民伸出援手，以超越種族和膚色的“人類意識”，去支持西藏人民爭取自由和生存的鬥爭。
會面結束後，達賴喇嘛和很多中國異議人士聊天。作家鄭義在和達賴喇嘛談到西藏作為當今世界最後一塊“淨土”被中共踐踏，西藏人民這些年遭受的深重苦難時，不禁落淚，無法說下去。剛剛度過八十大壽的作家王若望是與會人員中年齡最大的，達賴喇嘛一直拉著他的手達兩、三分鐘，聽王若望講訴他一九八二年隨作家代表團去西藏訪問時看到佛教寺廟被毀壞的情景，和他了解到的當年西藏的六千多座寺廟在文革中被毀壞到只剩下八座的慘劇。
會面結束後，達賴喇嘛向每一個與會者贈送了藏人像徵友好的白色哈達和他的中文著作《慈悲與個人》，並應很多人請求，在哈達上一一簽上了他的名字。告辭時，他握住蘇紹智的手說，“這次時間太短了，如果有時間，我要向你請教一下馬克思主義。”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說，他是“半個馬克思主義者”。
望著微笑著的達賴喇嘛雙手合掌，向大家告別，一身紅色的架裟飄然而去的情景，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台灣詩人余光中最近寫的題為“達賴喇嘛”中的一些詩句:
藏文滔滔有幾人能懂
密宗奧妙更難以參悟
但他的微笑深入淺出
無需譯成台語或漢文
看雙掌合十，心心相印
有千千萬萬的頭顱低俯
不向飛彈，向他的法壇
…………
我沒有哈達可獻，也未入密門
只能在春分的第六個黃昏
在一株菩提樹下默禱
願他能帶著微笑與族人
重踏來時的天梯千仞
回到他夢裡的冰國雪鄉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於紐約
（原載香港《前哨》月刊一九九七年六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