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國）彭小明:

經過了文革和六四，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個人崇拜多少都有一定的免疫力。我是決不會再去崇拜任何個人或偶像的。對於達賴喇嘛這樣的世界名人，我的態度也很平常，我把他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來看待。經過神化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幾十年曲折歲月，對於「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兩句話，我和許多同齡人都有了特別的認識。我們決大多數漢人都是在影視節目中見過達賴喇嘛的形象，或者到過國外的教授的言辭中聽說過達賴喇嘛的言行，完全沒有個人接觸。然後就是閱讀他發表在報刊和書籍上的言論。我曾經對達賴喇嘛的言論發生過質疑，達賴喇嘛說，多年來他從未主張過西藏獨立，可是我曾經得到過不少西藏流亡政府的朋友給我的中文材料，裡面有多處都有達賴喇嘛講到西藏獨立的字句。後來有藏人朋友的文章解釋說，可能是因為藏文對英文或藏文對中文在翻譯上的不確切造成的誤會。（我完全不懂藏文，這方面必須聽從懂藏文的朋友解釋）。

我覺得，即使達賴喇嘛在過去的歲月裡確實有過西藏獨立的想法和言論，也並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面對暴政，古人的詩歌中說道：時日曷喪，令吾與汝偕亡。你如此作惡多端，我願跟你同歸於盡！從文革煉獄的批鬥、隔離審查、酷刑中過來的人，從國內監獄和勞改營的飢餓、打罵和侮辱裡走出來的人，不論漢人還是少數民族，誰沒有過這類反抗的一閃念？作為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領袖，面對西藏人民遭受的數十年苦難，不產生獨立的想法倒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幾十年來，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有的偷渡出國，有的考察或留學而滯留不歸，有的申請政治庇護，然後取得綠卡或外國國籍，何嘗不是一種獨立？實質上也是一種個人的政治獨立，獨立於中國當局的暴政以外。只是由於我們的民族血緣是漢族，不會從民族獨立的方向去思考罷了。

但是作為民族的宗教和政治領導人，簡單的反抗和摒棄仍然不是成熟的理性想法。現在，達賴喇嘛終於提出了「不尋求獨立，僅要求真正的自治」的中庸之道。這肯定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有過審慎的權衡才宣佈的。因為這項主張不僅將面對中國當局的抨擊、鄙薄，更要面對藏人內部強硬獨立派的抵制，可是達賴喇嘛還是提出這個主張，而且不斷地堅持和介紹這個主張。這是達賴喇嘛非常務實、冷靜、大智大勇的表現。著實讓所有的漢人大吃一驚，感覺到他的精神力量。

漢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可謂不大，其中的積怨不可謂不深。尤其是1959年西藏事件以後，又陸續發生拉薩抗議行動和鎮壓戒嚴，每年還有許多西藏的青少年翻越高原雪山，秘密逃亡去印度達蘭沙拉加入流亡陣營。國際上對達蘭沙拉的支援比較多，可是主要都用在教育和宗教事務，西藏邊境地區至今沒有成為亞洲和世界恐怖活動的頻發地區，（相反，在尼泊爾倒是頻繁發生毛澤東主義遊擊隊的恐怖活動），這不能不歸功於提倡慈悲為懷，善惡相報的佛教文化，歸功於西藏人民的溫良稟性，歸功於達賴喇嘛的榜樣感召。我們不難想像，1959年出走印度時的十萬藏人，當時中年以上的人們都已逐漸凋零，當時的青年已經進入遲暮，當時的兒童少年現在正當年富力強，然而在他們的生活記憶中，對於中國、對於漢人的印象，沒有和平、沒有溫馨，恐怕只有槍林彈雨和圍追堵截。他們今天正是流亡地達蘭沙拉的社會中堅。他們對中國，對漢人的態度如果不是完全敵視的，至少也是相當冷峻的。達賴喇嘛恰恰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或決策環境中，作出這樣的決斷，不能不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我認為，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達賴喇嘛的主張，才能更加體會這個主張的來之不易，同時也為漢藏兩個民族之間有這樣一位明智、知己知彼的領袖人物感到慶倖。長期以來，我都希望促成漢藏實現統一。所以更為達賴喇嘛的主張感到欣慰。

從《許家屯回憶錄》中我們知道，當時達賴喇嘛和他的人馬在逃離拉薩以後，完全是解放軍的重圍之中。是毛澤東下令讓邊境亞東的邊防部隊網開一面，容忍他們走出國境，進入印度的。有時我曾有過假設的遐想，如果當時達賴喇嘛的隊伍走投無路，陷入絕境時，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立即停止武力追剿，申斥左右，笑臉相迎，將達賴喇嘛接入北京，優禮有加，任憑養尊處優，或許今天西藏問題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但是仔細一想，也未必是幸事。經過三年困難時期，四清，階級鬥爭教育，接著是文革浩劫，關起門來的整肅，所有涉入拉薩事件的藏人僧俗群眾數十萬人仍將九死一生。連並未涉入拉薩事件的班禪喇嘛都無辜地坐了九年秦城監獄，何況其他藏人貴族和平民參與之眾！到頭來，不過北京又多了一位唯唯諾諾的西藏宗教界中央級統戰高級幹部，出任人大常委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拉薩的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或者人民政府也多了一名雷打不動的副主任或副主席。或許他本人不會有更多的顛沛流離之苦，獲得北京中央機關的小灶特供物質待遇，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可是心理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卻是比逃亡更加難於忍受。逃亡雖然是奔波而流離失所，畢竟是在追求自由。而且經過了短暫的艱困年月，達賴喇嘛以和平和理性的形象逐漸成為世界上東方文化的代表，變成了許多聞名國家最受歡迎的貴賓，後來終於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舉世殊榮。

不僅如此，達賴喇嘛還沒有停留在他和他的流亡僧俗群眾的困苦之中，卻以他的智慧和學養繼續認識和學習國外的新世界。他週遊列國，廣結善緣，閱讀思考，從一個曾經集宗教和行政權力於一身的、神​​人合一的東方統治貴族代表人物，逐漸變成了一個承諾民主、追求人權的新型領導人。達賴喇嘛在他的講話中明確宣佈，如果在人民選舉的議會中三分之二要求他離開最高職權，他將會離開權力地位。而且明確地主張未來在回到西藏以後，實現了真正的自治，就要實行民主，他自己完全回到宗教生活中去。

西藏社會過去長期實行貴族威權統治，從未實行過民主，達賴喇嘛敢於這樣宣佈；中國漢人社會，也曾長期實行皇朝統治，後來已經推翻帝制，一度實行過議會民主，也曾享受過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取得領導地位之後，從未實行過民主，並一再整肅「右派分子」，甚至武裝鎮壓學生的和平示威，至今不敢有任何關於民主的承諾。兩相比較，我覺得，達賴喇嘛應該成為中國各民族領導人的表率。他深明大義、理性務實、思想開放、順應時代的言行舉措，應該是中國領導人的榜樣。中國民主運動讚賞和支援達賴喇嘛的自治主張，不僅認為他順應了漢族人民反對分裂，追求統一的意願，而且還因為流亡的藏人力量在流亡中認識和學習了民主，他們將帶來民主的風氣，並自身實踐民主。一個對內實行民主自治的自治區必然會對中央提出民主的要求，同時也在中央享受民主的權利。西藏不要求獨立，要求真正的自治，就是壯大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力量。正是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害怕民主，正在貽誤漢藏兩族聯合的契機。長此以往，達賴喇嘛等老一輩穩健人物逐漸凋零，那些頭腦中對中國、對漢人只有怨恨和猜忌的藏人繼往開來，那時統一框架下的自治前景則更加渺茫了。

統一框架下的自治是合理的主張。看一看中國政府的地圖和達賴喇嘛出示的西藏地圖，就明白了。達賴喇嘛的地圖包括了西藏自治區、青海全省和甘肅四川雲南各省的部分地區，漢藏雙方的領土構想如此重疊，在古代，除了戰爭恐怕沒有別的辦法。但是雙方力量的對比則說明在現代世界上這樣強弱懸殊的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恰恰是統一下的自治可以化解領土紛爭。如果實現了民主自治，一般來說，也就會實現政教分離，即行政與宗教脫鉤，這些各省的藏族地方雖然不在西藏自治區之內，同樣也將實行真正的民主自治（自治州和自治縣），所以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仍然跟自治區內的人民一樣享受宗教自由，保持民族文化，所以不必完全並入​​西藏自治區。

達賴喇嘛提出了願意在中國國家的框架下實現真正自治的主張，為解決西藏問題解決了一個重要的障礙。統獨問題是最幹擾和平生活的問題，也是最容易挑起社會分裂的問題。達賴喇嘛的主張把統獨問題解決了大半，爭議直入自治的主題，也給中國領導人越來越少規避、拖延的迴旋空間。

但是問題恐怕並沒有完全解決。在漢藏之間，依然存在著嚴重的互信疑慮。漢人方面擔心達賴喇嘛的承諾到底是真誠的自治要求，還是一個政治陷阱，一旦返回西藏，取得地方實權以後，會不會突然變臉，又重新策動獨立。藏人方面也擔心，一旦回歸西藏以後，漢人又在西藏製造第二個董建華式的自治區行政首長，製造又一個西藏「二十三條」或者「功能界別立法會」。如果重新出現統獨紛爭，社會將重新陷入分裂的困擾，如果出現虛偽的自治，則因為西藏沒有香港的自由港的特殊國際地位和新聞自由傳統，恐怕將完全失去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兩種情況都是違背兩族人民的意願的。中國共產黨現在拒絕跟達賴喇嘛正式談判，海外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漢人可以不斷接觸，不斷互相接近，不斷地建立互信。每次接觸都可以公開宣示，藏人方面一旦達成建立真正的西藏自治的協定，將在基本法的條款裡寫明，完全放棄獨立建國的訴求，決不主張分裂中國國土、決不挑戰中國國家主權。這樣的條款並非沒有歷史先例。美國憲法就有這樣的條款，李登輝修改以前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有過這樣的條款。這樣可以永遠解除人民對統獨紛爭的擔憂。

另一方面，漢人方面也將承諾，除了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主持以外，​​決不干預藏人的內部事務，行政首長完全由西藏人民普選產生，而且一定不由外族人士出任。完全尊重西藏民族的宗教和思想自由，文化事務完全由西藏自治當局自理。西藏除了中國的國旗、國歌以外，還擁有自治區的區旗和區歌等等。同時雙方還可以就許多自治事務進行務實、冷靜的磋商。例如關於語言政策。為了便利國內經濟文化的交流，自治區實行雙語政策，同時普及藏漢兩種語言文字教育，不能讓藏語文化式微失傳。

許多年來，輿論比較注重的總是主權的歸屬，歷史上漢藏之間的往來和供奉關係，十七條協定的簽訂經過，其中的爭議當然能把很多真相逐漸敦廓清楚。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忽略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人民之間的理解和溝通。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揭露過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言辭中隱約透露出來的看不起藏傳佛教的文化歧視。他在訪美正式談話中表示說，西方社會那麼多有科學知識、有文化的知識份子竟對喇嘛教發生濃厚的興趣，他覺得不理解。言下之意，西方人士對於基督教、天主教發生興趣，他能想得通，對藏傳佛教（官方不應當使用俗稱喇嘛教）發生興趣，他就想不通。一個多民族文化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口出此言，暴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文化心理素質。

在共產黨專制社會中長期缺乏人性、人權的素質教育，人民的道德理念就出現嚴重的缺損。例如大家知道的德國納粹時時有死灰復燃的苗頭。令人驚奇的是，恰恰是在東德的社會中，新納粹的中青年人數比例和活動勢力大大超過德國西部，最近甚至進入到幾個州的議會中取得席位。馬列毛的階級、階級鬥爭意識，無神論優於有神論的意識，注重群體而忽略個人的意識，片面強調唯物（經濟效益），否定惟心（精神訴求）的意識，過分強調的祖國（大漢族）文化優秀論的意識等等助長了漢族文化意識上的妄自尊大。我們這些海外流亡者也是來到海外才真正體會到貧弱民族的人群居住在富強民族的人群中的感覺，同時也發現了自己在文化、習俗和意識上存有相當多的不合理的，甚至惡劣的成分。察己而知人。我們可以由此想像得出少數民族生活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中的感覺。你要人家放棄獨立的想法，承認中國各民族的大家庭，就要給人家有回歸家庭的感覺。不僅是口頭上宣佈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而是在人民的精神深處相互把對方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而不要像江澤民那樣，表面上尊重少數民族，骨子裡卻鄙視少數民族文化。

今天的中國文化教育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勢必導致將來的民族融合問題上的重大隱患。即使勉強達成了形式上的大一統，民族之間的衝突和紛爭仍然可能複燃。我們從現在就要從自己做起，從文化上、性格上和精神上尊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學習他們的真誠坦率和聰明睿智，跟他們結成心心相印的朋友。

民族之間的衝突和紛爭仍然可能複燃。我們從現在就要從自己做起，從文化上、性格上和精神上尊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學習他們的真誠坦率和聰明睿智，跟他們結成心心相印的朋友。

—–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