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樂慧:
紅旗與紅衣僧侶（上集）
引言
我，一個漢人，分別在中國和德國度過生命中一半的時光。在這兩個國家和兩種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樂。年歲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無邊。幾年前，我接觸到藏傳佛教並屢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終於獲得了回家的溫暖的感覺並充滿了離苦得樂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這個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國政府強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擔憂它還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14日西藏發生抗議以來，我更加密切地關注著藏族人的命運並日夜為他們祈禱。四月底，我從居住地北京出發，途徑成都進入四川藏區甘孜州，訪問了我所皈依的甯瑪派藏傳佛教的故鄉康定、甘孜、甘孜某縣、德格、白玉等地。
上集
4月28日，成都
堪布
堪布是甘孜某縣人，大學畢業後出家修行已有二十多年，現在在成都自費編輯整理和印刷一些行將失傳的藏文經書。堪布漢語水平極好，曾譯介數本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的傳記和開示，編撰漢語的藏傳佛教學習範本。
一年多沒有聯繫，電話裏，堪布的聲音一如既往地熱情，一聽說我要去藏區，他答應立即見我。
一個十幾平方的房間，裏面有六七台電腦，幾個穿藏裝的姑娘坐在電腦前工作，螢幕上顯示的是藏文，我上次來的時候她們也是這樣坐在電腦前的。
我向她們說：“阿彌陀佛”
她們靦腆地對我笑笑，算是對我打招呼。
屋子中央是一個藏式的沙發和一個玻璃茶几，兩個穿紅色喇嘛服的八九歲男孩坐在沙發邊上就著茶几在本子上寫字。我認出那個年齡小一些的眼睛透出聰慧機敏勁兒的是堪布的侄兒，上次我見到他時，他矮小得多，剛剛被甘孜某縣家裏送到成都來跟隨堪布學習，（藏族家庭常常將家中至少一個孩子送到寺廟或交由當喇嘛的長輩教育），當時他還沒穿喇嘛服，看來經過這段時間，他已經受戒出家了。
這小喇嘛也還記得我，他站起身迎接我，請我坐下，漢語普通話說得非常標準，上次他還一句漢話都不會說呢。我坐在沙發上，看清楚兩個男孩是在作業本上練習寫簡單的英語單詞。我請小喇嘛念一念他寫的內容，他大方地念朗讀起來，發音居然不錯。
堪布來了，穿的是便服，上裝是絳紅色的。我本該向堪布頂禮，可是堪布隨和親切的寒喧使我免了這套禮節。時間不多，我問堪布可不可以和他單獨談話，他把我帶到隔壁的一套公寓，小喇嘛跟在我們身後，輕聲請求我把鞋子脫了。
這套房子裏地上密集地擺著地鋪，紅色木地板泛出潔淨的光亮，地鋪上支起帳篷式的白色尼龍蚊帳，房裏顯得比擺滿電腦的工作室還要擁擠。堪布把我帶到房子盡頭的一間小屋子，這裏只有一個地鋪，沒放蚊帳，緊挨地鋪一頭的窗戶邊有個蒲團，堪佈在那上面坐了，看來那是他平時打坐的位置。
我坐在堪布的對面，地鋪的另一頭，小喇嘛也在我身邊的門框下面坐下來。
“堪布，藏區目前情勢怎樣，我很想知道。現在記者和外國人都無法進入藏區了，外界無法瞭解在藏區每天都在發生什麼事情。我想進去瞭解真實情況，向外界報道。您是我想採訪的第一個物件。能告訴我，面對這個局面，您都想些什麼嗎？我能做筆記嗎？”
“有關藏族人目前的情況，我們就這樣口頭談談不要紀錄了吧。我害怕。
我是1960年出生在已經屬於中國的大藏區的藏族人，從小共產黨讓我領受的就是恐懼。我來自一個上師傳承的家庭，我的父母親戚上師被他們關進了監獄，我去看望他們，去給他們送飯，要麼得不到許可，要麼在監獄持槍的漢人和藏人面前嚇得發抖。我的親人們被他們毒打、虐待，有時候連還是小孩子的我也會遭受他們毒打、威脅、侮辱，我給親人送的飯撒在地上，挨餓的親人眼看著食物而吃不到。我們的寺廟全都被他們摧毀了。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就在恐懼中度過。後來我上了大學，想在畢業後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做點事情，可是，畢業後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們分配給我的工作我不想做。他們讓我當統戰幹部，讓藏族更聽話地接受這個政府的統治，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乾脆就出了家。我想，當和尚最能繼承和發揚我們藏族的文化傳統，當了和尚也沒有人來要求我當政府部門的幹部了。
我本是西藏人，可是，今天，如果有人問我是哪國人，我也只能說，我是中國人。已經沒有西藏這個國家了。現實就是這樣。正因為如此，達賴喇嘛也不會要求獨立，更不會為了獨立而策劃暴力行動，他只是要求中國政府將大藏區作為一個象香港那樣的特別行政區來對待，在這個特別行政區中，藏族人管理自己的內政，中國人管理外交和軍事。這應該是一個對雙方都現實的要求。讓他們把西藏完全交還給我們，這是不現實的，他們已經統治我們太長時間了。我們佛教徒可以由於慈悲的緣故而為他人獻出自己的手臂，獻出自己的生命，但他們不是佛教徒，他們大部分人也不喜歡佛教，他們只喜歡權力、金錢和自己的利益，象你這樣的喜歡藏傳佛教的漢人太少了。
他們在媒介竭力醜化達賴喇嘛的形象，說他搞什麼“達賴集團”，說他在搞藏獨和暴力活動。他們這樣做，其實對他們自己的形像不利。達賴喇嘛天天在國際上露面，說話，很多國家的領導人物都和他接觸過，都聽見他是怎麼說的，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有一回，克林頓總統在上海會見江澤民時還對江說，江應該和達賴喇嘛見面、交朋友，因為達賴喇嘛是一個很有人格光輝的人，這個鏡頭中央台播過一回，就再也沒播出了，但是人們畢竟看見了、聽見了。
他們應該和達賴喇嘛對話。達賴喇嘛已經七十多歲了，趁他還活著，他們應該和他一起解決這個幾十年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西藏問題。現在，新的一代藏族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印度還是這裏藏區的年輕人，宗教對他們的影響都越來越少，他們看見達賴喇嘛主張的非暴力手段至今沒起作用，覺得這不是辦法，他們已迫不及待，不想聽達賴喇嘛的了。我恐怕，一旦達賴喇嘛圓寂，這些新一代的藏族人就會鬧得更兇，衝突會變得更加頻繁，更加激烈，結果真是難以想像。
在這個情形下，我能做什麼？我什麼也不能做。我是一個和尚，一方面，我不主張暴力和流血衝突，我不可能去參與同胞們反抗中國政府的鬥爭；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走到我的同胞之中，告訴他們，他們應該走達賴喇嘛指引的非暴力道路，他們不可能聽我的，他們連達賴喇嘛的話也不聽了嘛。作為一個和尚，我只能禪坐並祈禱，我為我們民族的前途祈禱，為那些為了我們民族的自由與權利獻出了生命的藏人祈禱，但也為了那些在衝突中死去和受傷的漢人士兵與警察祈禱。我想，雙方都一定死了比政府公佈數位多得多的人。
我已習慣把自己完全沈浸到工作中去。幾年來我一直在做編輯出版經書的工作，還有兩三個月，這個工作就結束了，我就可以離開成都回藏地了。我不喜歡生活在城市。回不回我原來修行的寺廟，現在還說不准，反正是一定想回藏地的，到時候再說，誰知道到那時情況怎樣呢，到時我們藏族喇嘛能不能自由旅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現在藏族喇嘛旅行已經受限制了。”
“怎樣的限制？”
“我也是聽說的，你進去就會知道了。”
堪布是一個大忙人，而我也忙於坐車進藏，簡短的談話之後，我匆忙地告別了堪布，臨別時堪布叮囑我不要攜帶任何可以當作把柄的文字資料與照相機之類，免得惹麻煩。
4月29日雅安－康定
路途軍車
頭天從堪布那裏出來，我去藥店買防止高原反應的藏藥“紅景天”，藥店店員不解地問，這個時候，除了當兵的，怎麼還有人要去藏區？她說，這藥這一向都是部隊的來買，很少有老百姓買了。
買藥後打車去新南門長途汽車站，趕上一班去介於成都與康定中間的雅安市的大巴，夜歇雅安車站旁一旅館。第二天清晨七時登上一輛雅安至康定的大巴。
大巴座位只坐滿一半人就開了，除了我和幾個帶了大袋物品及一隻公雞、看似去康定做小生意的漢人外，車上坐的都是藏人。這是些漢服穿得乾乾淨淨、臉上有高原紅的女人及一潑穿藏裝、頭戴珊瑚瑪瑙松雀石的康巴漢子和女子，從後者身上發出在藏區總能聞到的酥油味。
司機頭頂的電視螢幕上出現了多年來我在藏區旅行總會看見聽見的流行藏歌MTV，仍然是我已耳熟能詳的《青藏高原》《青海湖》一類的曲目，漢藏歌詞交替，畫面上是紅紅綠綠的、模糊的草原與雪山與穿長袖長統靴舞蹈的藏族男女。
山越來越大，因有泥石流擋道，車不得不繞道走了好長一段老公路。
半新的國產車車窗被振動得劈啪作響。窗外是青蔥稠密的叢林，春天的新綠鮮豔欲滴。
坐在我斜後面的兩位穿得很整潔的藏族姑娘先是小聲跟著MTV裏哼著歌曲，既而大聲唱了起來，她們聲音變大後，我才發現她們唱的和MTV裏的不一樣，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那種我在藏區的村莊裏聽到過的簡單但調子很悠長的歌兒，一種走在村路上禁不住發出歡叫的樸素民歌。好一會兒，旅客們都像我一樣安靜地聽她們唱，她們一個聲音細高一些，一個聲音低沈有力些，搭配起來就像兩道溪流彙聚到一起，自成一條獨立的較為粗壯的河流，動聽地汩汩流淌著。
到天全縣城前，車又開到了好路上。同時，一批大型軍用貨車也劈面開了過來，聲勢浩浩蕩蕩。“嗖，嗖，嗖”，軍車插窗而過，沒完沒了，車牌均為成都軍區多少多少號。
第一次，傳說中的軍隊出現在視野裏，不禁有驚心動魄之感。
藏族姑娘的歌聲變得柔弱而模糊起來。
為了給自己和大家壯膽，我向她們投去微笑：“你們唱得太好聽了！請唱大聲一點吧！”
那個聲音細一些的年輕姑娘臉上飛起紅暈，把額頭抵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聲音低沈、三十多歲的女子則向我點點頭，說，等會兒再唱，好不好？
康巴漢子們開始用藏語大聲向她倆打趣，是為了讓我聽懂吧，其中有人用四川話湊和：
“就是，唱吧，唱吧，大聲點，大聲點！”
有人甚至為她們起了一首歌的頭，但她們並沒有接著唱，而是和大家聊起天來。年紀大的那個女的說，她倆是巴塘人，她們那裏的人都喜歡唱歌，一天不唱歌，就覺得憋悶。
在閒聊中送走第一批車不一會，又有第二批軍用卡車迎面開來了，佇列更長，這一次我看清它們擋風玻璃右上方貼著白底紅字的編號，最後一輛車上有“尾車”字樣，編號為70。我也看清了，在擋風玻璃更上方的位置，每輛車都貼有白底紅字的標語口號：“堅決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人民武警愛人民，人民武警為人民！”“……（上聯沒來得及讀），全面穩控局勢”，“正義的事業是不可戰勝的！”“嚴整社會秩序，確保平安奧運！”等等。
過二郎山隧道前，車子停下來午休，大家都在一路邊餐館吃午飯。又有軍用貨車從雅安方向開往康定方向。餐館的服務員說，這些貨車是去“外面”為軍隊採購物資的，“裏面”住了那麼成千上萬的士兵和武警，天天要吃飯，天天都有這樣的貨車開進來開出去。我們大巴的司機在我旁邊吃飯，他接著服務員的話說，這幾輛貨車算得了什麼，三月份“裏面”出事後，開進去的軍車那才算多呢，軍隊自己的車都開完了，不得不租用他們車站的車，把武警送進去。
“估計從這條路進去的軍隊有多少？”我問。
“誰知道？五、六位數吧，反正只要你進到裏面，就會看見公路上、每個縣城、大一點的鎮子都守滿了武警，還看得見解放軍野戰部隊駐紮在野外，搭著帳篷。”司機說。
瀘定橋
二郎山隧道兩公里長。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康定時，這個隧道還沒打通，那時，汽車翻越二郎山需半天，盤山公路的道路也很危險。現在，二三分鐘即可穿越二郎山隧道。過得二郎山來，就到了屬於甘孜州的大渡河邊的瀘定縣。
汽車沿險峻的山路走著，萬丈深淵之下就是大渡河，河水呈渾濁的黃紅色。就像不一會兒前連續不斷的軍車擋住了我的視線一樣，現在，白雪皚皚的貢嘎山在車窗左前方河谷的盡頭向我昭示：啊，貢嘎山，甘孜藏區第一座雪山，7500多米之高，它巍然聳立在藍天之下，一如既往地美麗，美得冰清玉潔、高不可攀。（登上過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的人已有無數，但據說登上過貢嘎山頂的人還沒有，曾有幾位日本職業登山家嘗試過這項冒險，結果全都遇難了。在雲南香格里拉境內的梅裏雪山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貢嘎山和梅裏雪山都是藏族人膜拜的神山，他們圍著神山轉經，朝拜，有的甚至磕著等身長頭從遙遠的地方來轉山。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它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動，藏族人不喜歡有人在神山上進行攀登或採礦一類的活動，所以說，神山“高不可攀”。）
瀘定縣城。當年紅軍長徵曾經過此地，“飛躍大渡河”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歌頌紅軍從瀘定開始擺脫國民黨部隊追蹤長徵進入勝利階段的電影。此刻，我們的公共汽車就從橫跨大渡河的著名的瀘定橋頭開過。那是已被當作博物館來賣票供遊人參觀的一座鐵索橋，看得見一隊隊穿校服、打著小幅紅旗的學生正在排隊等待走上鐵索橋。
這一定是學校組織的活動，瀘定橋附近學校的學生，想來也每年必來一趟瀘定橋受教育吧－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每年都要組織學生為本地人民英雄紀念碑掃墓，至今，學校仍還保持著這個革命傳統。在經濟資本主義化、全社會一味追求金錢和物質享受的今天，學校這樣的機構還沒有忘記向下一代灌輸共產黨如何偉大的革命歷史，漢語教科書上還充斥著講述革命烈士豐功偉業的文章，政治學習和黨史課仍在繼續進行著，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吧。新的一代除了被鼓勵往上爬、和整個社會一樣追求名譽、金錢和地位的同時，也在繼續被培養成不能獨立思考的、“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黨指向哪裡就沖向哪裡”的意識形態產物，這就是中國，我從小就熟悉的“新中國”：人人都要成為能夠被擰進同一個螺母的、規格相同的螺絲釘。
過了二郎山，就離開了漢人居住的地方，在二郎山和康定之間的瀘定一帶，漢藏雜居，民風已比純漢人的地方純樸。路邊蹲著許多穿著樸素的當地人，在他們的面前擺著裝滿櫻桃的竹籃，人人以期待的眼神瞅著過路的車輛，但沒有一輛車停下來。
吃完中午飯上得車來以後，旅客之間已經有熟人的氣氛了，大家互相閒聊著。我的鄰座是一位矮小的梳兩個辮子的農村婦女，她一直不大開腔，但是一看見櫻桃，她變得活躍起來，她對我說她們家的櫻桃也熟了，該摘了：“我們那裏的櫻桃比瀘定這邊的甜多了。”她自豪地說。
我本以為她是漢族，交談之下，才獲知她也是藏族，來自康定前面一個鎮子姑咱，她說她有兩個孩子，竟和我同齡，四十出頭，我原以為她起碼有五十歲呢。我問她會不會說藏話，她說不會。她的兒女呢？“也不會。”“你父母呢，會不會？”“他們只會聽。”“你們村裏的人都不會藏語了嗎？”“都不會。我們鄉、我們這邊方圓好多裏的人都不會，只有到康定去才聽得見人說藏話。”她老實地說。“那你們還算藏族嗎？”唱歌的巴塘女的問她，“就是！你們這樣的算什麼藏族！”康巴人裏的一些也付和著用開玩笑的口氣和她打趣。“我們就是藏族嘛，祖祖輩輩都是！我們身份證上都是這樣寫的，你們要不要看我身份證？”可憐的女人急了，一味分辨。“你們就是為了孩子考學校可以少分兒才報的藏族吧？”還是有人不饒她。
“請你們倆再唱幾支歌來聽吧，下了車，你們可沒我這麼忠實的聽眾了！”我扭頭對兩個巴塘女的說。年齡大一些那位爽快地說：“唱！唱！唱！”她咳嗽兩聲，清清嗓子，大方地唱了起來。不久，年輕的那位也吐出了口香糖，跟著唱起來。
她們唱得太好聽了，所有人又都安靜地聽她倆唱，有時候康巴漢子們也跟著唱。這回，司機頭上的電視也啞了，不再看得見有MTV畫面。
下午二時許，大巴進入康定前，從車窗裏老遠就看見兩個身穿迷彩服、頭戴鋼盔、手持長長的機關槍的軍人筆挺地站在路邊。車子減速，停下。
姑娘們的歌唱嘎然而止。
我看清站在兩個軍人前面的還有一個穿深藍色便服、樣子帶點文氣的男子。車門打開，便服男子跳上車，例行公事地向司機打招呼後，面向旅客，用機警的眼光一個個掃視我們。我以為他要檢查身份證了，可是並沒有，打量完我們每個人後，這人跳下車去，戴白色手套的手往康定城方向一揮：“走吧！”
車子重新啟動後，有旅客大聲問司機，他們要檢查誰？檢查什麼東西呀？
“和尚，尼姑，還有外國人。”司機說。
“為啥子要檢查外國人呢？電視裏不是說搗蛋的是和尚嗎？沒有說過外國人呀！”那位旅客又問。看來這些人只看電視不讀報紙，除了“裏面”和尚鬧事了，更多的事情他們不知道。
“外國人是支援那些和尚的，為了那些和尚，外國人給奧運會找麻煩，在奧運會上做文章呢！所以現在不讓他們進來了，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國人來管，他們要管，就不許他們進來，懂不懂？”司機說。
司機明顯是漢人，不知道那些藏族旅客聽見這些話怎麼想？從他們平淡的表情上，我什麼也看不出。
康定城
上一次我來康定是2004年，這次，康定車站一如四年前，小，舊，黑暗，髒，冷清，作為一個州府的車站，比內地縣份的車站它都不如。除了剛下車的我們這車旅客外，車站裏也沒看見幾個人。往常那些兜旅館和往縣份上去的私車生意的人不知道哪裡去了，往常，旅客下車後總是會被他們圍住，現在，我站在路邊，連計程車都難看見，等了好一會兒，才等來了一輛小小的長安奧托計程車。
我有學佛的漢人朋友住在康定，他們是一對醫生夫婦，在醫院裏工作，為了學習藏傳佛教的緣故，他倆從華西醫科大學畢業後就主動要求來藏區工作了。四年前，我來康定時，住的是他們家。可是，這次，我知道我最好不要住在他們家了。因為，在電話裏，他們已力勸我不要在這個時候進藏，他們說，情勢那麼緊張，現在在“裏面”工作和做生意的漢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連他倆，放五一節假的時候都要多請幾天假去成都呆一段時間呢。
我讓計程車開到金剛寺招待所去。更早些年我來康定時，就住在那裏。招待所就在金剛寺前面，很安靜，也有一些寺廟的磁場，住在那很讓人安心。在金剛寺也能碰見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在那裏，我認識了杜衍，一個修習藏傳佛教的江南人，美國加州某大學人類學學者。通過杜衍，我認識了在甘孜州檔案局工作的澤仁鄧珠，此人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是康定首屈一指的知識份子；通過杜衍，我還認識了一些活佛和藏區的高僧大德。
金剛寺位於康定城的北面，與車站各據一頭，計程車穿城而過。
康定仍和四年前差不多，不像內地城市有日新月異的變化，在這裏，全中國猛烈發展的局勢突然不見了，給人感覺彷彿時間停滯不前了。不過，很快我就發現這感覺是不對的，這裏已從2004年進入了另一種時間，另一個時代了：到處是穿迷彩服的武警，到處是在街上巡邏的警車，往昔常見的穿紅衣的喇嘛和尼姑們幾乎看不見了，外國遊客更是蹤影全無。
金剛寺招待所已面目全非，車還未開上坡去，我已聽見大城市酒吧裏常放的那種搖滾樂，招待所已改成“背包族之家”了，接待我的女服務員說自己是從成都來的，我便跟她講四川話，可她還是和我講普通話。她說，她們早就承包了這裏了，早就按照現代化辦店的方針來吸引我這樣的背包客了。我說，在安靜的寺廟前面，這樣喧囂的流行音樂好像並不能吸引我呵。她生硬地回答，那就沒有辦法了。
我只好退出來，重新坐上了計程車。時間在康定還是變化的，搖滾樂已然壓住了念經和法器的聲音，打破了藏區的寧靜，全球化的樂曲已然在甯瑪派藏傳佛教的寺廟前奏響。
計程車路過“武警招待所”，我靈機一動，讓車停下，下車走到寬大的玻璃門前，這才看見門從裏面用自行車鎖鎖上了，一名年輕的武警站在廳裏，看見我，向我走過來，從門縫裏對我喊：“不對外！”
“為什麼？
“不為什麼，就是不對外！”
又上得計程車來。司機開始不耐煩地抱怨了，他說，如果我沒有目標的話，下車想好了再打別的車吧。
“為啥子？你這樣開著我，表不是在走嗎？我照付錢就是。”
“我們康定計程車里程價低，就靠起步價掙錢，今年遊客特別少，都到五一節了，還沒有遊客，生意難做啊！”
聽司機這麼一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欠了他的似的，很快在前面一處有“某某賓館”字樣的街邊下了車。
某某賓館，標準間打折後100元。
賓館停車場停了好幾輛有部隊牌照的車，還有公安的車。噢，也有當兵的住在這個賓館裏！
漢人大夫王，藏傳佛教修習者
晚飯與王一起在一富順豆花餐館吃。豆花、紫油菜、豌豆尖：我們都是素食者。漢人大夫王，藏傳佛教修習者三、四年以後，我和王琳終於不是在電話裏而是面對面談話了。然而，王老談一些工作和家庭的事情，談這些事情使我感到無聊，我本不是一個喜歡談論日常生活的人，我一向認為日常生活太瑣碎，光做就行了，不值得浪費時間去說它，往常在電話裏，我總是喜歡和王談修行的事情，現在，她好像不想談這方面的事了，於是越談我越沒有話說。
吃完飯，我們還是去了她家。她老公已經帶著孩子去了成都，她明天也要出去。看見客廳裏電腦開著，我問她可以看看電子郵件嗎，她說行。我當然沒有帶電腦。看完電子郵件，我順便瀏覽了一下“法蘭克福彙報”，這段時間以來我總是看該報兩個駐京記者和那些發自達蘭薩拉的關於西藏問題的報道。這次，有一篇有關中共願意與達賴喇嘛接觸的報道，還附有達賴喇嘛的照片，我很高興獲悉這個消息，說給王聽了，我還說，她要感興趣的話，我可以翻譯給她聽。
王並沒表示想聽我翻譯，但我們終於就此談起西藏的話題來。
“樂慧呀，你沒像我們一樣在裏面生活這麼些年，和藏族人相處可難了，他們中很多蠻不講理呢，醫院的病人常常找醫院麻煩，最近我們還被他們勒索了90萬元呢，他們宣稱，如果不給他們，他們就要圍攻醫院，要鬧事，你還不知道，這次鬧得可兇了，州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命令我們把錢給他們，我們醫院不得不吃這一大筆錢的虧哩。再說醫院裏的藏族領導和同事吧，好多也不是好相處的，蠻橫得很，裙帶關係又嚴重，我們這些沒有背景的人，說話做事都得謹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麼人他們所有人都跟你沒完。說真的吧，藏族人，除了那些真正修行好的高僧大德，沒什麼人值得敬重的。達賴喇嘛應該是一個修行的大成就者，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可是，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支援那些藏青會的藏獨分子搞那些打砸搶的事情……”
“王，你是修習藏傳佛教的，你怎麼也相信中國媒體上宣傳的那一套？達賴喇嘛一生都致力於以非暴力形式解決西藏問題，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自三月十四日以來，我每天看德國媒體的報道和照片，事實上，達賴喇嘛一直在達蘭薩拉呼籲和勸說他的藏族同胞冷靜，不要使用暴力。德國記者是親臨現場後才發回了這些採訪和攝影報道的，要知道，中國的媒介並沒有派記者到印度、到達賴喇嘛那裏去採訪，他們連他一張照片都不登……”
“我的消息來源不只是中國的媒體，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一些臺灣出版的達賴喇嘛的書，比如他的自傳，還有DVD帶子，比如他在時輪金剛法會上的講話，我覺得他有些觀點看法就太過分了，有問題，我不明白怎麼作為觀世音菩薩化身的他，可以講那麼極端的話……”
“哦，我很感興趣，一直強調走中道的他什麼話講得過分了？比如說？”
“……他具體怎麼說的，一時我也想不起了。”
“他的自傳，比如《流亡中的自在》，你看了嗎？我是看過的，看得很仔細，我還看了一切能找到的他的書，臺灣、香港出的，德語的，我都看了，沒有發現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話，相反，在讀他的書時，我覺得他是那樣慈悲、理性、智慧，他從來都主張中間道路，主張通過對話來解決衝突，我相信，如果不是作為領袖人物的他這樣克制，西藏問題早比現在糟糕了。”
“樂慧，你受西方媒體的影響太深了！”
“是嗎？有如說是西方的影響，不如說是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的影響，我對達賴喇嘛的人格有足夠的信任，你知道，我親眼見過他，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會不會，是你受中國媒體的影響太深了？我覺得，是相信佛陀和他的化身還是相信共產黨政府的宣傳，目前這是一個問題，尤其對我們學習藏傳佛教的漢人來說。也許，你看達賴喇嘛的書還不夠多，當然，我也理解你，你們一直在內地，沒有機會接觸國際社會，沒有我那麼多機會見到他本人和看到他更多的書，這次出來帶這些書不方便，不然我一定會帶幾本給你……”
“不管如何，藏人目前鬧事是毫無意義的。不要說這個民族，就是佛法都要滅亡的，我們已經進入了末法時代，這你也清楚吧？早就有授記表明，藏傳佛教有一天要斷送在一個樣子很像毛澤東的人手裏，鬧有什麼作用呢？還不如接受，大家過穩定的平常日子……”
“……”
談話的後來，王已經很激動，三月份出事後我從北京給她打電話，我們在電話裏吞吞吐吐的交談已使我估計到見面後她會有諸如此類的言論，所以並不詫異，我只是對她一方面信奉藏傳佛教，一方面對達賴喇嘛懷疑並對藏族人的命運如此冷漠感到無話可說。因我和《藏族通史》的作者澤仁鄧珠先生約好了八點見面，於是抽身告辭了。
王把我送到宿舍樓外面，我說，我們擁抱一下吧，不知這一別又何時相見？她勉強笑著，接受了我的擁抱，接觸到她的瞬間，我感到她身子很是僵硬。
藏族學者澤仁鄧珠
情歌酒店，康定最好的酒店之一。白天從那裏經過時看見好多輛軍車和警車停在外面，一些個軍人站在車輛之間，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做什麼。晚間這些車還停在那裏，軍人卻不見了。
一進酒店門，卻看見四五個穿藍色警服的男女環坐在大堂一處正對著大門的沙發上，緊盯著進出酒店的客人。這時候進出酒店的人並沒有幾個，和澤仁鄧珠約了在大門口見的我就成了他們多次打量的物件。
我穿得很一般，外套甚至是國產的，我沒有穿從德國的戶外登山店裏買來的從頭到腳裝備得萬無一失、足以對付藏區惡劣天氣和道路的衣褲鞋襪，我穿得像一個縣份上的漢人，到哪裡都不可能引人注目，站在他們的視線裏，我儘量讓自己感到心安。過了不久，他們也覺得我沒有什麼看頭了，聊天嗑起瓜子來。
澤仁鄧珠五十出頭，看起來還象2004年見他時一樣，精神氣色都好，他的漢語普通話很流利，但一聽就帶了藏族說漢語的特有的口音。這口音堪布也有。
我們去了三樓茶室。相對而坐，我們先聊了一些熟人的事情，我獲悉杜衍也回到了中國，而且也是在北京。看來，杜衍和我、和好多所謂的“海歸”一樣，有一種“中國情結”，可是，一回到中國來，事情就多了，複雜了，象現在，作為知識份子和藏傳佛教的追隨者，不得不考慮良心和立場的問題，杜衍一定和我一樣有著同樣的問題吧，回北京後一定要和他探討。
眼前，我面對的卻是一個藏族知識份子，在過去，我見過他幾次，一起吃過飯，可從來沒有和他討論過這樣敏感的話題。
樂：澤仁鄧珠先生，藏區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澤：除了官方電視報紙上的消息，我在這裏得不到更多的消息。電話裏人們都不敢談這事，我的電話肯定是受監聽的，自出事後杜衍就沒給我來過電話了，我也沒給他打，我們都知道通話不方便。這段時間很少有人從康定來來去去，能見到你我非常高興。我早就認識你，和你談可以，別的人我就不敢談了，前段時間接到一個北京的電話，對方說是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問我是不是“藏族通史”的作者，想採訪我，我說我看不見他們的記者證，這樣推掉了他們的採訪。
樂：這段時間你有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壓力，比如說單位呀，安全機構呀，有沒有特別向你施加壓力？
澤：好像沒有，我正在致力於調動單位，我想從檔案局轉到師專去，這樣可以更好地搞研究工作，我在甘孜州還算一個人物，沒有人敢輕易動我吧，他們知道我又沒有搞什麼政治活動，我只是從事學術研究而已。
樂：您知道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嗎？您怎麼評判這些事件？
澤：大概知道吧。就是從拉薩的寺廟裏開始的吧，一群喇嘛要求釋放去年因慶祝達賴喇嘛被布希接見而抓起來受到非人待遇的喇嘛們，與警察發生了衝突，藏人長期的不滿又一次被喚醒，發生了反抗，發展到整個藏區。這樣的事件總是隔一些年來一次。他們說是達賴喇嘛策動的什麼“藏獨”，其實都是一些自發性的反抗活動。我知道在印度和國外，搞“藏獨”的人是有的，但他們和達賴喇嘛不是一回事，他們恰恰是反對達賴喇嘛的。至於在國內的藏區，想搞“藏獨”的人很少吧，普遍只是對一些民族政策不滿而已，而這些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解決，當然就會時不時地爆發出來。我在1995年自費出版了一本書，叫“我的心願”，我太太開的書店裏還有這本書，你明天可以去買一本。當時，我把它寄給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我在裏面談到藏區不穩定的8個因素：
1．極少數分裂分子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支援和操縱下，在藏區進行煽動破壞，製造分裂祖國的活動，這是外因；
2．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實處；
3．民族間經濟文化的差距；
4．藏語言文字得不到應有的地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5．民族意識增強，關切本民族前途民運所表現出來的願望和要求得不到解決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
6．科技、教育、醫藥衛生處於困境；
7．官不為民引來離心力的增加；
8．民族歧視現像有所抬頭引起民族隔閡。
後面七條是內因，我列舉了很多數位來證明我的觀點。針對這些不穩定因素，我提出了對策。可是，我的意見從來沒有得到上面的答復，沒有人要聽我的，不過，有些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給我回了信，比如廣西的壯族就在信中說，這也是他們的心聲啊！
樂：康定的漢人對這個西藏問題怎麼看，比如您那些漢人同事？
澤：年輕的我不知道。你可以想像，人們在單位從不私下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是，我知道，那些在康定生活時間長、瞭解藏族文化的漢人，比如我的一些老同事，他們的想法肯定跟藏族人一樣，因為許多東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只要是公正、正直、有良知的人，心裏都明白真相嘛。
樂：記得好像在您的生平上讀到過您是黨員？
澤：是的。
樂：那，在現在這個時候，作為黨員，同時又身為藏族人，您怎麼協調自己的內心？
澤：入黨是工作的需要，我的感情卻是藏族人的感情。有很多藏族幹部都是黨員，但他們的感情一定是站在藏族人一邊的，包括那些在北京、在中央的藏族領導幹部，一定也是這樣，有機會你應當採訪採訪他們。你知道唯色嗎？一個藏族女詩人、作家，祖籍德格，是我們藏族的才女，臺灣出了她的《西藏筆記》，她為這本書惹了不小的禍。她在北京，通過她你可以接觸到一些高層的藏族領導幹部。不過，和這些人接觸，你有兩個障礙，一是你是漢人，他們信不信任你，說不說真話；二是，最能聽見真話的場合是藏族在一起討論的時候，而你不懂藏語。
樂：好，謝謝你，回去後我試試。我很好奇，您既是黨員，還信佛嗎？
澤：我去美國訪問的時候，別人也這樣問過我。我說，這麼說吧，我基本上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同時也熱愛我的民族的文化傳統，而我民族的文化傳統也就是佛教的傳統，所以呢，有時候我也燒香拜佛。
樂：您念經嗎？打坐嗎？
澤：不，我沒有時間，我太忙了，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業餘時間做的，整本“藏族通史”都是在檔案局白天工作之後，晚上寫的。
樂：這是可能的嗎？
澤：是呀，我後來寫的另一本書也是業餘時間寫的。要知道，在我寫出“藏族通史”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付印時，國家剛好也決定出一本“藏族通史”，他們有一整班人馬，撥款上千萬元來做這件事呢！後來他們知道一個甘孜的藏族已經單槍匹馬完成這個工作了，他們吃了一驚，把我找了去，一起討論還有沒有意義再編一本“藏族通史”，我的意見是可以再編，因為他們的資料一定更全面，各方面條件比我更好，書一定會寫得更完善，可是，他們就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耗資千萬，是要再出一本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書呢，還是拿出一本嚴肅的符合史實的學術著作？據我所知，最終這個專案沒有進行下去。
樂：哦，還有這段歷史。
澤：但我的“藏族通史”也只出了初次印刷的那兩千冊，就不許再印了，所以現在很少有人知道有這麼一本書。
樂：什麼原因不能再印呢？
澤：我也不太清楚。西藏的話題總是敏感的，又是因不同的時間而變化的，以前沒問題的內容，後來變得有問題，這都是可能的。
樂：記得您好像是不會讀寫藏語的，對嗎？
澤：對，我只會說。我小時候學校裏沒有藏語課。
樂：那英語課就更沒有了……那麼您做研究時，資料來源都是漢語的了？
澤：對。我知道這使我的研究很受限制，可是，為我們藏民族做一些事情總比不做好吧。
澤仁鄧珠也問了一些我所知道的資訊，中共要在深圳和達賴喇嘛對話的消息他也已經從中國的媒體上瞭解到了，說到這，他的眼睛裏閃著光，他的言語裏對可能發生的改變充滿了希望。
當我們走出茶樓，走到酒店大廳時，已是十點過，那幾個警察男女還坐在同一個位置上。看見他們，澤仁鄧珠條件反射似地小聲說：“他們還在這裏。”他的眼睛頓時變得黯淡了，也不再說話。
我們穿過停在酒店前面的警車和軍車，走到城市中心的河邊，澤仁鄧珠一直緘口不言。街上已看不見什麼人，只有穿城而過的康定河奔流的聲音。好久不和外界聯繫，經過這兩個小時的強化談話，這位藏族學者的思緒一定很活躍很複雜吧，他在想什麼呢？我很想知道，但我已經向他提了足夠多的問題，我不想再打擾他。
我伸出手去，和他告別：“謝謝你。我們都應該對未來有信心，讓我們祈禱。”
“也謝謝你，有你這樣的漢人，我還是看得見一線希望的。一路平安！”他緊緊握了一下我的手，聲音重新變得中氣實足。
4月30日
康定，“黑帳蓬”旅館
上午去澤仁鄧珠妻子開的康巴書店。每次來康定，我都去這個書店，過去書店有許多漢語的藏族文化方面的書籍，現在漢語書卻很少了，大部分是藏語書和經文。買了“我的心願”，回旅店在筆記本上記錄這兩天所見所聞。從書店回來的路上，見“黑帳蓬”藏式旅館所處位置在離河不遠處，便走過去看了房，木質結構的房子住起來更舒服，旅館很空，沒什麼旅客，也沒有警車停在這小小私人旅館裏，清靜，於是午飯後搬至該旅館。
下午三時往南無寺方向散步。沿旅館後面的小巷上山，經過一單位門口，看見有簇新的鮮豔的紅旗高高掛著，仔細看了看大門口字樣，是甘孜州民政局。上到山坡上，鋼筋水泥的房子少了，代之以藏式木質結構和粘土的小型農舍，這裏屬於農村了，牆壁上到處貼著標語：“堅決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分裂動亂是禍，團結穩定是福”，“不造謠、不聽謠、不信謠”。再從高處往下面的城裏看，好多大型一點的房屋上方都懸掛著紅旗，看來那些都是國家機關了。
從南無寺下來，走到馬路上，我嚇了一跳：從金剛寺即折多山進城的三叉路口處站著三個手持機關槍的士兵，巨型陽傘下，他們背對背向三個方向站著，周圍有我在電影裏才看見過的半身高的工事保護著他們，那是用裝了沙的生料袋壘起來的工事，工事成90度直角的方形的兩邊圍著士兵們。頭天去金剛寺，我也經過這條路，沒有看見這一幕，是因為沒有往路的左邊看。
在離士兵和他們的工事幾米遠的地方，是街道上普通的店鋪，人們很平常地坐在櫃檯邊，顧客寥寥無幾，有人頭靠著玻璃櫃檯在打盹，有人在閒聊，女店員在織毛衣。
出於畏懼武器的本能，我不想從持槍的士兵前面的馬路上走過，而是靠街邊商店溜過了這個關口，走過去後，我才覺得自己有點可笑。我走到一個有公用電話的商店櫃檯前，往北京給女兒打了個長途。女兒十四歲，從小跟我一起接觸藏族人和藏傳佛教的上師，她跟我一樣同情和關切藏族人的命運。電話裏，我很想告訴她，在我的面前就站著持槍的士兵，如何嚇人，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和受驚嚇，我只問了問她的情況，說了一些我很好之類的話，便放下了電話。
電話旁邊的一條長凳上坐滿了休閒聊天的的當地人，店鋪裏面有一桌漢人在打麻將。哦，在機關槍後面，一切都顯得正常而和平。
5月1日
甘孜縣城，一漢人旅館
早上五時半起床，天濛濛亮，打開門，在陽臺上即看見幾十米遠處的橋上停著一輛車頂上不斷閃動著紅燈的警車。提起行李出得旅館來，一個好玩的念頭浮起來：如果找不到計程車的話，就問警車能不能把我送到車站吧。不過，還沒走到橋頭，就有計程車開過來了。
早上六時的車站比我頭天來時熱鬧多了，發往各個方向的車都在這個時候開，小小停車場停了上十輛大巴，是為了給發動機熱身吧，車子都啟動了發動機，場上一片喧囂，空氣裏充滿了廢氣味兒。去甘孜縣城的車子已經坐滿人了，只有開往甘孜方向的白玉的車還有座位，我用行李在這輛車上佔了個座位，便走出車站去吃早餐。
六點半，人差不多坐滿了，等在車前的司機讓站在車下的我上車，司機隨口問我是不是去“裏面”朝佛的，我回答是，他就說，那你坐在前排那個位置吧。我受寵若驚，一面坐上那個他為熟人準備的、全車最好的座位，一面問已坐上駕駛座的司機怎麼看出了我是“朝佛的”，司機說，他開公共汽車這麼多年了，對哪種人是進裏面來幹什麼的瞭如指掌，“一看你的樣子就像嘛。”他說。我暗自吃驚，我身上沒有任何標記啊，我連一串念珠都沒戴，是因為我的外套是絳紅色的、跟喇嘛裝一個顏色嗎？
車子駛出小小的康定城，破舊的IVECO像老牛拉破車一樣翻越著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山上還有很多的積雪，昨天下午在康定山上散步我就看見了這五月份還是雪山的折多山，它與跑馬山後面一座疑是與貢嘎山一脈的雪山交相輝映，顯得十分美麗壯觀。翻過折多山，人就是在“裏面”了。
318國道。路礦很差，柏油路破爛不堪，到處是坑坑窪窪，司機不斷地以大動作轉動著方向盤，小心地避免掉到洞坑裏去。近幾年我在中國很多地區旅行過，已經很少看見這?爛的路了。汽車的車速大約是每小時三十公里。想起前天王琳抱怨甘孜州幹部腐敗時說到過修路的錢被貪污的事，我就問司機為啥這條國道竟然這麼差？司機說，修路的錢都落到各級頭頭們腰包裏了，就是沒有落到路上來把這些坑填滿，就像修康定車站的錢一樣，一分也沒有花在車站上就沒了。
“這是別人說給我聽的啊，我可沒有親自看見哪個領導把錢放到腰包裏啊。你們不要亂說這是我說的啊！”司機回頭大聲向一車旅客說，大家哄笑起來。
來自江孜的統戰幹部
“嗡嘛呢唄……”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人在念六字真言，一直在念，象飛行的蜜蜂與生俱來就會發出一種聲音，簡單的六個字，只有藏人能念出那種好像是屬於他身體機能之一部分的味道，只有念過一億遍這個咒的人才能念出那種味道來吧，反正我迄今念不出那種味道來。
那是一個高大、氣宇軒昂長相英俊的藏族男人，年紀可能和我差不多，上車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他，當時我就想，這個人氣質不凡，是不是一個穿便服的喇嘛？
我回過頭去，和他說話：“嗨，您好像一直在念咒？您很會利用時間嘛！”
“嘴裏念念有詞，這對我們藏族人來說很正常。”他用純正的普通話回答我。
“您只念觀音菩薩心咒，還是也念別的咒？”我從四川話改成了普通話。“我也念蓮花生大士心咒。你知道這個咒嗎？OmAHungBanzagurubeimaxidihong。”
“OmAHunBanzagurupeidmasidihong。”
我重復了一遍這個咒，我的發音和他的有點不一樣，我是多年前在德國，在“西藏生死書”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的法會上學會這個咒語的。索甲仁波切來自東藏，康省，即現在的甘孜這一帶，看來藏語發音和這個人的有細微的不同。
“您是喇嘛嗎？”我問。
“不！”他笑了：“我是搞統戰的。”
聽見“統戰”兩個字，我可笑不起來。一切牛鬼蛇神和有港臺、海外關係的人都屬於被統戰的物件，我這樣的人肯定也屬於。但見這人樣子和善，口氣平常，親切，一點不“左”的樣子，看起來也很高興和我聊天，我便很快消除了聽見“統戰”兩個字的瞬間產生的心理障礙，繼續和他聊下去：
“您是哪里人？”
“我是從西藏自治區的江孜來的。”
“那可是後藏！很遠哦！”
“是有點遠。我得坐汽車到拉薩，從拉薩乘火車經蘭州到寶雞，再轉車到成都，再從成都乘一天大巴到康定，第二天再趕上這輛車。”
“您要到哪裡去？”
“白玉縣。”
“出差嗎？”
“是的。我們那裏一位覺母在白玉縣的寺廟修行，我來把她接回去。”
“為什麼要接她回去？”
“你知道亞青寺吧？”
“知道，和色達的五明佛學院一樣出名，聽說五明佛學院的法王彭錯晉美圓寂後，很多修行人轉到了亞青寺來，我這次旅行也有計劃要去這個寺廟看看。”我回答。
“那邊修行的人上萬，三月份藏區出事後，亞青寺好多人必須疏散，必須回原籍去。”
“哦。接回去拿她怎麼辦呢？會讓她還俗嗎？”我知道逼迫喇嘛尼姑還俗的情況很多，所以這樣問。
“我們會把他們集中起來政治學習。嘿，尼姑進行政治學習，可笑吧？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誰叫他們要鬧呢？”
“誰鬧什麼了？”
“就是從拉薩發展到四川、青海、甘肅藏區的事情呀，您不知道嗎？”
“知道一點。你們江孜也鬧事了嗎？”
“沒有。我們那裏一直很安靜，很穩定。他們這樣一鬧，對整個藏區的穩定、對誰都沒有好處，大家都不得安生，你看，好多年以來都沒有讓和尚尼姑政治學習的，現在，好傢夥，本該念經修行的時間，得用來受愛國主義教育了。”
“既然派您來領這位尼姑回去，那您政治上一定很過硬了。您是黨員嗎？”
“是的。”
“那您還念經？信佛？”
“黨員是工作的需要，信佛是精神的需要。”
“您家祖祖輩輩都信佛吧？”
“那當然了。除了少數苯教的，所有藏族人祖祖輩輩都信佛，自從蓮花生大士把佛教帶到藏地來就是如此，已經一兩千年了。”
“您是怎麼成為統戰幹部的？您上過大學嗎？您的普通話說得那麼標準，您一定受過比較高的教育。”
“我只是中專畢業而已。畢業後做過專業工作，因為表現好，後來被派到統戰部工作。我年輕時不信佛，雖然父母都信，但我沒當回事兒，可是，過了三十歲以後，不知為什麼，自己就信起來，而且特別虔誠。二十幾歲時，我對外面的物質世界很有興趣，到成都去，很興奮，到處轉，什麼都想看，想知道，想嘗試，可是，現在，一去成都，我辦完事就把自己關在旅館房間裏念經，就覺得念經比做什麼都好，可能因為我祖輩都是藏族的緣故吧，反正越來越信佛，不僅希望自己向善，也希望別人都向善，所以，藏區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動亂，我覺得特別痛心。”
“你們統戰幹部，有關這次的動亂，應該知道比外界更多的消息吧？”
“可能有的消息我們知道得早一些，總的說來與媒體和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吧。”
“您要說，路線是一致的，內容不一定一樣，對吧？作為藏族，你相信政府宣傳的是真相嗎？”
“當然是真相了。藏族人裏就是有人要搞分裂，尤其是那些印度尼泊爾的藏人，他們一點都不瞭解國內的情況，就想鬧事，想回來重建他們失去的天堂。其實，在國內，大家好好的，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鬧什麼呢？””
“您家庭出身是？””
“我們家以前是農奴，從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要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要不是他們，我們祖祖輩輩還在受農奴主的奴役。””
哦，小時候看過的電影《農奴》裏的主人公強巴的後代！《農奴》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宣傳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電影，家喻戶曉，中國人對西藏的認識都是從這部電影裏來的：共產黨使西藏從落後的奴隸制一下就過渡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使西藏省略了其他文化所要經過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西藏人民有福了。”
“那你祖輩把達賴喇嘛看成自己的精神領袖嗎？”我問。”
“當然了！我也把他看作是精神領袖，可是，就是這樣一位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有作為人的業力呀，有時候我睡不著覺，躺在床上翻來複去地想不明白，為什麼他當初要叛逃，而現在又要策動藏獨，我只能解釋，這是業力的作用。””
“哦，是這樣嗎？……我告訴你一些話，你想聽就聽，不想聽就等於沒聽見，好不好？我想您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所以願意信任你，”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說吧。”
“我也信佛。我在歐洲住過很多年，讀過達賴喇嘛一些書，見到過他兩次。三月中旬以來，我每天在網上用外語查閱關於他的活動與言論的新聞，我瞭解的都是第一手的資訊，配著很多嶄新的照片，而不是政府灌輸的、沒有根據的宣傳。我告訴你，達賴喇嘛並沒有策動藏獨，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平主義者，自出事後，他在達蘭薩拉一直在向你的同胞們強調非暴力，並向中共呼籲對話。”
“……哦。可能，我們的資訊來源太少了，我沒有機會看他的書，更沒有機會見到他，甚至他的影像，我也是這次才在內部資料上看見了一兩個錄像鏡頭。你太有福了，你竟然親自見過他！那麼，你看見的他是什麼樣子，可以告訴我嗎？”
“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時我才二十四、五歲。那是1990年六四運動紀念日，在當時的德國首都波恩哥德斯堡，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人士把他請去了，和他進行了漢藏對話。民運人士對西藏問題的態度與中共截然不同，他們承認西藏的文化是獨立的，認為中國應該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尊重西藏人的感情，讓他們高度自治。到那時為止，除了在中國上學時被灌輸的那些概念以外，我對西藏的真相一點也不瞭解。第一次，我聽見一有中國人對西藏發表與中國政府不同的看法態度，並瞭解到西藏問題並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簡單，我大吃一驚，深受震動。
但更使我受震動的是達賴喇嘛本人的形象。當時會場上的人很多，有中國人、西藏人、德國人，上千人擠在一個會議廳，很多人站在門外，我站在離坐在臺上的達賴喇嘛有四五十米遠的地方吧，達賴喇嘛很放鬆地、笑瞇瞇地和民運人士說著話，幽默地回答著觀眾的提問，會場氣氛很活躍，熱烈，時不時爆發出笑聲。我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達賴喇嘛。雖然當時我對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一無所知，但我就是?達賴喇嘛的樣子著迷。他當時五十歲出頭吧，紅色衣服裏面露出一隻手臂，他的臉熠熠生輝，散發著善良、慈悲，他整個的人既像小孩子一樣單純，又有智者的深度和力量，看著他，我就是覺得好，覺得美，我深深地感動。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非常特殊的體驗。我唯願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他當成敵人的漢人也能有見到他的機會和體驗。記得當時我想過，要是我的父親有一些他的特質，我會多麼高興啊！我還想過，比較達賴喇嘛，中共中央的領導一個個形容委瑣、醜陋無比，如果此刻他們和達賴喇嘛一起坐在臺上，人們一定能自行區分，誰代表了真善美，誰代表了假醜惡。
第二次見到達賴喇嘛，是在去年夏天，在德國，那裏舉行了為期五天的他的法會，每天有七八千人參加，我只能從幾十米遠很遠的座位上看見他，通過德國翻譯聽他講空性和菩提心。每天開會前、散會後，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他進出會場的路上守候著，為的是能夠近距離地看他一眼。歐洲人只有對他們的羅馬教皇有這樣的景仰，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能夠贏得人們如此的尊重。”
“啊，真是太羨慕你了，你太幸運了……我在錄像上看見達賴喇嘛的樣子，也能多少感受到你說的那種人格魅力。把他說成恐怖分子，我確實不能接受。”
“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肆無忌憚地編造謊言作為宣傳手段，這是共產黨一貫的做法。那鏡頭有沒有配他講的話？”
“沒有。只有畫面，都是一閃就過了。”
“……這裏也只有畫面，你看！”我看著窗外，示意給江孜人我們正在經過的一大片軍營。
這裏是新都橋，公路右側廣大的谷地上，離公路幾十米遠的山那個方向，停放著成百輛綠色的軍用卡車，那後面隱約可見成片的綠色軍用帳篷，隱約可見一些軍人在車子和帳篷邊做他們的事情，在公路與這個區域之間有鐵絲網，有戴鋼盔帽的荷槍實彈的站崗的衛兵。
江孜統戰幹部安靜地目睹這個畫面，先是一言不發，繼而又小聲念起觀世音菩薩心咒來。
我在心裏也跟著他默念著。哪一天，當我念過一億遍後，也許，和平與快樂也會象器官一樣生長在我身上了吧，而現在，我不能感到和平與快樂，我還連大圓滿前行都沒有修習完，外部世界發生的事情對我仍然是真實不虛的，我仍不能像《金剛經》裏所說的，把這一切看得“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車開過新都橋，接著剛才關於達賴喇嘛的話題，我對統戰幹部說：“你想想，如果他煽動藏獨和暴力，就一定會有很多這方面的言論，弄幾句來放給大家聽還不容易？我覺得我們不用擔心達賴喇嘛的業力，藏族文化和整個藏民族正在被同化、正面臨滅絕的危險這一點才是值得擔心。”
“藏族會被同化？藏族文化會滅絕？不可能！只有一個弱小的、沒有生命力的文化才可能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我們藏族文化這樣強大，漢文化是無法同化它的。”統戰幹部的聲音很樂觀，他一定把我說的當成笑話在看。
“哦！是嗎？請容許我提一個小小的問題：在江孜，你們這代人和你兒子或女兒這一代人掌握藏語的情況怎樣？你的漢語普通話這?標準，發音甚至比很多漢人的強，你的藏語呢，也一樣好嗎？我很想知道，你能讀、能寫藏語嗎？你的兒子或女兒藏語又怎樣？”
“……唔，聽你這麼一說，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從小在學校學的只有漢語，我藏文讀寫都不行，我們幹部的工作語言也是漢語，所有文件資料基本上是漢語的，所以，漢語不好的藏族人不可能當幹部。到我兒子這代人，學校裏開了藏語課，課時和漢語一樣多，可是奇怪，孩子們對藏語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都不好，雖然我們在家裏是講藏語的。”
“您想過這是為什麼嗎？”
“可能和升學與就業有關係吧。大家都知道，要升上更高的學校和將來找工作，漢語比藏文重要，學藏語沒有多少實際的用途。”
“藏族文化的精髓藏傳佛教有大量的經書《甘珠爾》《丹珠爾》，有輝煌的文學作品如《格薩爾王傳》等等，如果藏族人藏語不好，五十年後，這些經書和史詩恐怕就要成為甲骨文一樣的只有少數人研究的古董了，你看，納西族、白族這樣的少數民族，雖然口頭還講自己的語言，但是文字卻失傳了，藏族如果步他們的後塵，我感到很可惜。”
“哦，聽你這麼一說，我心裏還真發涼，這個問題我以前怎麼就沒意識到呢？！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回去要好好想想。”
“我相信，對藏族來講，物質生活和對其他民族一樣重要，可是，眾所周知，上千年來，精神生活對你們來講更重要，大部分漢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你們卻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信仰卻不自由，宗教領袖被斥之為恐怖分子，在藏區不許供奉他的像片，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藏族人的權利有保障嗎？”
“我是藏族人，但我的工作是統戰幹部，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時確實存在矛盾和衝突，但我一直相信，只要大家都聽政府的，安定團結，就沒事兒了。可你說的也有道理，而且是很有道理，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問題……唔，看來我們那裏太閉塞了，除了官方的資訊，其他的消息意見一點聽不到……”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還很多，國內的媒體都不會報道的，比如，大量向藏區移民，早在十年前，大西藏區漢人已超過藏人，漢人有七百萬，藏人才只有六百萬；比如，使用各種手段逼迫喇嘛還俗，減少藏區的僧眾；比如，鐵路修到拉薩，有沒有針求當地藏人的意見？在藏區生產核武器、遺棄核能廢料，你知道嗎？有一個旅行到有核能廢料藏區的外國人，告訴當地人那些核能廢料有輻射，當即被抓起來，判了兩年的徒刑。”
“……”
統戰幹部變得沈默了。我也突然覺得有點累，我們一直壓著嗓子說話，我的脖子向後成100多度角已很長時間，有點酸，我扭正腦袋向前，不再說話，閉目養神。
車開到八美鎮了，藏式的兩層樓的房子錯落有致，房子下部是粘土的顏色，第二層的木頭牆漆成褚紅色，房屋之間有剛發了芽的青黃青黃的樹，鎮子遠處是肅穆多姿的八美雪山，一座神山，在它的映襯下，八美鎮子從遠處到近處都顯得美麗到幾近完美的程度。
這時的我，還懵然不知，如果車子直接開到八美神山下的話，就會看見由於歷年開採礦產的緣故，山體已經千瘡百孔，慘不忍睹了。
生活在書齋中，熱衷於學佛的我，此時只是想起，在八美神山的某個山洞裏，我所景仰、也和他還有些緣分的多木喇嘛閉關修行了三十多年，直到脊椎骨垮掉才被弟子們?到山下的塔公佛學院。
“不信佛”的司機
車停在鎮子上一家餐館前吃飯，下車後，看見在我們之前所發的去甘孜和白玉、德格等地的車也都停在這裏，看來和其他漢族地方一樣，這裏的司機也和這些餐館有約，讓旅客們沒有選擇地在這裏的兩家餐館吃價格昂貴的飯，司機可以得到餐館的回扣。
不知是不是因為我是“朝佛”的人的緣故，司機對我很友好，邀請我和他一同進餐，我應允了。看見他吃的是肉食，我自己點了一個蘿蔔湯，一個燒豆腐。開餐館的當然是內地來的漢人，那蘿蔔湯是大鍋菜，只有很少幾片白蘿蔔在湯裏游泳，豆腐也很難吃。
飯間，司機很健談。他是爐霍人，半個漢人，半個藏人，他說自己不信佛，但是可以說自己還是比那些從內地來的朝佛的人虔誠吧：
“內地學佛的人，好多都自私得不得了，貪生怕死。我不是說你啊，你咋個樣，我還不曉得，反正，我遇到過一些北京來的就很讓人看不起，他們包我的車去朝山，到了聖山，你想想，就是要做好事累積公德是不是？可是這些漢人，路上看見老弱病殘，也不伸手幫一下，只曉得顧自己，我是陪他們去朝山，還不斷在幫著摻扶小孩啊，老人啊，漢人朝佛的就只顧自己，有東西也不分給別人吃，到了危險的地方，怕死得要命，都是先要別人走了他們才敢走。更有甚者，那天天黑了，路上看見有個人要搭車，在我們藏區，搭人很正常，在路上跑的車很少，你不搭他他就只好在路上挨凍受餓，你自己心裏也不安寧啊，可是這些人說，車是他們包的，不搭就是不搭。後來我聽出他們是怕人家身上不乾淨，一身酥油味道。我什麼話都沒說，心裏替他們難受，還學佛呢，差得遠！希望你不是這樣的一個學佛的啊！”
司機話那麼多，吃飯還很快，吃完後沒人收他的菜錢，我的菜連一碗飯他們收了17元，17元在北京那樣貴的地方我也會吃得比這好。我聽見其他旅客不斷抗議這裏收費太不合理了。
重新上得車來，我和江孜統戰幹部互相點了點頭。他頭仰著，眼皮向下，沈思地坐著，沒聽見他念咒了。我思量著，要不要把澤仁鄧珠的“我的心願”給他翻閱，想了想，還是作罷。我不想在車上引起注意。
“你要去哪裡？甘孜某縣？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朝拜日巴寺多洛活佛的寺廟，是不是？內地來的漢人去日巴寺的最多了，那裏原來有十幾個漢人跟著多洛活佛修行，不過聽說自從多洛活佛圓寂後，就走得差不多了！我好幾年沒去日巴寺了，不太清楚現在那邊的情況。前些年我知道有個廣州的修行的女的，到了日巴寺就住下來不走了，她老公還是廣州海關副局長，地位和家境都是很好的，老公帶著孩子來勸她回去，她就是不回去，跟多洛活佛不久，就出家了。多洛活佛最能攝受漢族弟子了，他本人就是一半漢人，一半藏人，他是瀘定人。我還和多洛活佛有點緣分呢，那年他講他前世下過地獄去的書還是我偷偷幫著運進來的呢！那個路才叫難走！不過要不是幫他們運了這些書，我還見不到多洛活佛呢！當時他老人家給了我五十塊錢，我至今還捨不得用，放在家裏呢。幫他們運書那天，我在一個修行的漢族女的那兒吃的飯，她也吃得太可憐了，只有一個素菜，真不明白你們這些大城市來的人怎麼要到這裏的山卡卡裏吃這個苦……”
司機大聲地和我聊著天，為了蓋住發動機的聲音，他對我不是說話而是喊話，他的話一車的人都聽得見，有的旅客就跟著講起多洛活佛的傳奇來，說這位活佛有什麼什麼神通，怎麼怎麼了不起。
有很多漢人弟子跟隨多洛活佛的事情，多年前我就聽說過，我也一直很想去日巴寺，可一直沒有機緣。現在，有機緣去的時候，活佛卻已圓寂了。學習藏傳佛教的漢人要找到一個與自己緣分好的上師是不容易的，這位多洛活彿看來特別適合做漢人的上師，我卻錯過了機緣。無常啊，俗人只想等到機緣成熟了再去學佛，再去走解脫之道，無常卻每天都在對我們說，沒有時間了，再等就晚了，就完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這個意思，可是，為什麼我們卻還不覺悟呢？為什麼我還要居住在北京那樣的煙塵滿天、人欲橫流的大城市，在俗世的痛苦中輪回呢？一萬個理由都說明著人的貪、嗔、癡和對空無自我之執著啊，真是羞愧！
車過通往丹巴縣城的岔路口，路邊又是紮營的軍隊，他們的帳篷離路邊很近，以致看得見帳篷邊的鍋碗瓢盆，當然有紅旗飄揚在綠色帳篷上方。進入道孚縣城之前，一個叫葛卡的美麗小鎮左邊，也看得見大批軍隊軍車駐紮在一個單位的院牆之內，屋頂上高高升起一面紅旗。
在道孚縣城口子上，車停下來。既有綠色軍隊又有藍色警察把守在崗哨邊，旅客們被要求全部下車，手持身份證排隊上車。一個藍色警服的警察站在車子的方向盤旁邊檢查我們的身份證。一車的人沒有一個沒帶身份證的，看來在裏面大家都很有旅行經驗了，沒有一個人大驚小怪，無論是進來做生意的漢族、出去辦事的藏族，大家都平心靜氣地下車又上車。
車一開，司機說他可是鬆了一口氣，說幸好這車人裏沒有一個受懷疑的，否則就要等很久才能開車，煩死人。我問他一般誰是受懷疑的物件，他說當然是喇嘛尼姑了，喇嘛尼姑的東西會被翻來複去地檢查，他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會反復被查問，前後說得對不上的，就遭了，就只好留下來了，那樣的話，車子也沒法再等他說清楚了再往前走。
我往後面看了看我們這一車人，再次確定沒有一個穿喇嘛服的。
“如果他是在康定車站買的票，那我就沒法退錢給他了，如果他還沒買票呢，我就只收他到這裏的錢。物價越來越高，大家都不容易，你說是不是？”
汽車司機應是“裏面”比較見多識廣的比較“油”的人，可是根據我在藏區旅行的經驗，就是這些人，一般也是挺仗義的，沒有什麼整人害人趁火打劫的心腸。
道孚縣城看來不過是一條主街和幾條橫街罷了，房子比較稀疏，遠沒有康定的密集，從車窗裏越過一些房屋又看見在房屋與後面的河流之間的谷地中駐紮有大面積的軍隊：綠色帳篷、綠色軍車，重復的風景。
車子開出道浮縣城時，又有一個關卡，車又停下來，不過，這一次，只是一個藍制服警察上到車裏，打量了我們一番，就下去了。
過了道孚，午後的烈日使車裏溫度升高，使人昏昏欲睡，車上旅客都睡著了。再也沒有聽見後座的統戰幹部念咒，他也睡著了嗎？雖然起得很早，但我無法入睡。那些軍隊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旦睡著，我定會馬上做噩夢。
收到春梅的短信。春梅是我的金剛道友，漢人，在甘孜某縣某寺廟慈善醫院工作。自我從成都出來後，她一直翹首盼望著我的到來。看來，她沒有收到我發給她的數個短信，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現在，我給她打了個電話，告知她我已過道孚。
道孚至下一個縣城爐霍的路上，老百姓的土木結構傳統藏式的房子修得巨大，漂亮，色彩鮮豔，一座比一座風光，和那些軍隊的帳篷一樣衝擊人的視覺。真是美麗而富庶的高原國度啊！爐霍這邊有好幾位高僧大德和一些著名的寧瑪派寺廟，佛法歷來很興盛，如果沒有這麼多軍隊給人意識裏造成罔罔的威脅，這裏簡直就談得上是田園牧歌的天堂了。
沈默很久的統戰幹部也終於又說話了：“謔，簡直跟宮殿一樣，這裏老百姓怎麼會這麼有錢！”
“你們那裏人的房子沒有這麼好嗎？”我問。
“沒有！我一路上很少看見藏區有這麼好的地區的！”
爐霍是司機的家鄉，應該問問司機為啥這裏人這麼富裕，可他一直在打電話。
爐霍縣城。和康定、道孚大同小異的荷槍實彈的武警關卡。到達爐霍縣城車站前，已兩次停車檢查身份證。第二次停車時，我發現走在我們前面那輛去甘孜的車停在關卡前面，看樣子已經檢查完畢，人們正在上車。由於我們的車今晚要在爐霍歇宿，而我想今天趕到甘孜，下車後我便跑到那輛車前面去和坐在駕駛台前司機說話，得知那輛車已有人下車，有空位，我趕緊回到開往我們的車那邊，針得這輛車司機的同意，付了車錢－他果然只收了我至爐霍的80元車錢，而沒有收到我原來的目的地甘孜－這樣我得以繼續向甘孜進發。我想快點到春梅那裏。
臨上這另一輛車前，我留意到站在遠處的統戰幹部在向我這個方向看，這個同齡人，他會不會也像我一樣想過，今晚大家宿爐霍的話，我們還可以交流很多資訊和想法？帶點遺憾地，我向他揮了揮手，表示道別。越過眾人，他也向我友好地揮了揮手。
便衣武警
這是一輛大型的國產大巴，比前輛車新一些，旅客也比前輛車多了一倍。旅客中漢人比藏人多。甘孜縣城是“裏面”最?發達的縣城，居住著的漢人也比周圍縣城的漢人多。發動機上方隆起一個臺子，所有國產的公共汽車裏都有這?個堡壘，我的行李包被壘在那上面的其他行李上，它因太大、太圓而不斷掉落。我坐在右前排一個顯然不屬於汽車固有設施而是運輸公司自己搭起來的長凳上，面向司機和他後面的座位上一位穿著藏裝皮膚黝黑一臉皺紋的老藏人，由於沒有靠背和扶手，汽車遇到有坑的路面成弧形開行或者抖起來的時候，我就被搖晃得蹭到旁邊人身上，也不得不接受坐在我旁邊打盹的那個人蹭到我身上來，同時還要擁抱不時往下滑的行李包並把它放回去。
汽車不斷向高處走，坡度雖然小，但是一直在向上，海拔越來越高了。去過藏地多次，我有以盡可能多喝水來應對高原反應的經驗，現在，雖然不斷喝水，我還是不可避免地越來越感到頭昏腦脹。早上，過海拔5000來米的折多山時，有一小會兒我也曾有過不舒服的感覺，不過下了折多山就慢慢沒事兒了。現在，我知道海拔不會低下來了，看見車裏有旅客在服用小瓶玻璃裝的葡萄糖一類的液體（屬於抗高原反應的辦法之一），我也拿出“紅景天”膠囊來，吞下了兩顆。
開闊的高地。被鐵絲網攔起來的草場。已是五月初了，草還沒有綠，地還是黃的。在平地上和成弧形起伏的山坡上，星星點點地散落著大多是黑色、也夾雜有白色和黃色的犛牛，它們全都在勤奮地低頭尋吃。荒蕪的草地上究竟有什麼可吃的呢？我的旅藏知識告訴我，犛牛現在能吃到的東西確實很少，所以，到現在這個時候，犛牛們最瘦了，也沒有人要殺犛牛，人也沒有犛牛肉可吃了，只能吃糌粑。藏地的冬天長達半年，這麼長的時間，就像其他動物冬眠一樣，犛牛們只是在草原上散步，靜靜地等待著大自然把草變綠，等待大自然賜給它們賴以生存的夏季。唉，犛牛，這些獨一無二的高原動物，它們就跟它們那生活在地球上這塊最難以生存的地域的主人們一樣呵，堅忍而有耐力。
又是雪山。地圖上，這座雪山叫卡瓦洛日雪山，海拔將近6000米高。雪山給高原的美境以畫龍點睛之筆，雪山使這塊土地顯得聖潔、神聖，也淨化了我這個目擊者的眼睛和心靈：一段時間，我在心裏念著Omanibeimeihum，生起進入禪定狀態的美好感覺。
將卡瓦洛日雪山甩到背後，公共汽車便翻上了道路的最高點。山那面的景觀給人一個驚喜：嘿，又是一排更美麗更燦爛的雪山！看吧，擋風玻璃正前方，遠處，藍天下，夕陽中，這些雪山群峰薈萃、連綿起伏，像一群我十四歲的女兒那樣的僥佻少女，豐姿卓約地相互比美著。在那山和我們所處的這山之間，是廣大的谷地，看得見小小的甘孜縣城就座落在谷地中央。坐了十個多小時車後，我今天的目的地終於快到了。
然而，汽車沒有滑向甘孜縣城，而是嘎然停車，發動機也熄火了。又要檢查了，這裏有一條通往色達縣城的岔路。在色達，有著名的五明佛學院，那裏有上萬喇嘛和修行人－在宣傳中最危險的藏人。
兩個大約5×8米大的綠色軍用帳篷並排搭在路的左邊。帳篷上照例支著紅旗，只見裏面和外面東倒西歪地坐著幾個士兵，帳篷邊放著一些鋁合金和不銹鋼的鍋碗瓢盆。不知在這樣的帳篷裏一共能住多少士兵？路的右邊，也就是通往色達的窄小公路的岔路口上，停著一輛公安的大眾牌轎車和一輛武警部隊的豐田山地吉普車。旅客被通知拿好身份證下車，下車後，有個穿軍裝的持槍的武警組織我們排好隊站到豐田吉普車前，那裏有個穿藍色制服的公安人員拿著筆記本和圓珠筆一個個地登記我們身份證上的名字和號碼。
迄今的檢查還沒有嚴格到這個程度，這樣登記後，到甘孜縣的人個個都有據可查了，看來甘孜是個重鎮了。
我是第一個下車的，第一個被登記，也第一個回到車上來。上得車來，即看見有一名武警正在檢查車上的行包。他這個包摸摸，那個包捏捏，沒有上鎖的包他都打開拉鏈來看看。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裏頓時很不是滋味。
我的行李包沒有上鎖，他已經檢查過了我的包了嗎？我這行李包是一個EagleCreek牌挎包，是我在德國的著名戶外用品店GlobeTrotter買的，它質地講究，售價不菲。它本來是黑色的，還很新，經過這兩天在幾輛公共汽車過道裏的折騰，眼下已變成了土色，雖然我也愛乾淨，但此刻，我對它變成這個樣子很滿意。這包是我在這趟旅程中唯一顯眼的物品，識貨的人可能會因此而對它的主人產生興趣。我的包裏有一本弘一法師和一本聖嚴法師的書，是準備送給春梅的禮物，還有就是澤仁鄧珠那本《我的心願》。此刻，在擔心這些書會不會給我引來麻煩的同時，我也深感作為人的尊嚴被侵犯了。我站在車門口，不知該如何反應。
他至少應該當著旅客的面做這件事！
別激動，這不是在德國，沒有人會尊重你的隱私權的，千萬不要輕舉妄動。我告訴自己。
武警檢查完後面那些留在座位上的行包，就回轉身，徑直走向門口來。我被動地側了側身體，讓過他。
武警下車後，看見車箱最後那排座位上坐著一個穿白色背心的小夥子，我走過去，一面問他後面還有沒有空位，一面也想和他聊聊他對如此檢查旅客行包有什麼感受。
小夥子告訴我還有座位，就不說話了。
我納悶，他怎麼沒有下車接受身份證檢查呢？就問他。
小夥子說：“我用不著。”
我更納悶了。他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和我一樣反感檢查這一套，居然敢原地不動抗拒檢查嗎？……？
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就再問他為什麼用不著檢查。
“我和他們是一夥兒的！明白了吧？”他不耐煩地掏出一個證件來在我眼前一晃。
哦，原來他也是武警。
我不禁打了個寒戰，走回我原來的座位去，坐下，又不安心地下了車，走到很遠的荒野上去，最後找了個地方蹲下方便。
我從不知，排泄還有如此這般的排解鬱悶的作用。
漫長的登記過程。那個做登記的公安對寫字實在不太在行，字寫得很慢，很醜。
一輛公安的藍白相間的警車從色達方向開過來，停在路口，有穿制服的人下車，從後座上取出用塑膠口袋裝的一些速食飯盒子，他是來給這些辛勤工作的警察送飯的，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嶺上，他們的速食飯從哪裡來的呢？這附近一定有大型的兵營吧。
他們餓了，我也餓了，饑餓使高原反應更加難以忍受。
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車終於重新?動後，我往車箱後面看了看，那個便衣武警還坐在原位。
他每天都在車上上班嗎？這一路的公共汽車上有多少這樣的便衣？想起我在前一輛車上和統戰幹部的談話，我不禁感到後怕。
我告誡自己緘口不言直到甘孜，可是，車開後，坐在我旁邊的男子不再打盹，開始和我聊起天來。他問我是不是有高原反應，說我臉色不好。一旦我回答了他，這人就像所有健談的中國人一樣，打開了話匣子。
聊起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是這輛車的第二個司機，每天往返於康定和甘孜之間。這人可能五十幾歲，對我說話的口氣儼然是我的長輩：
“非常時期，你還進來看啥子朋友喲？形勢這麼緊張，大家都怕得很哪，你朋友沒有告訴你到處有騷亂到處在抓人嗎？什麼？放五一節假？今年誰還進來過五一節？只有現在有時間？要是我，就不會進來，哪裡不可以去嘛，外面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單獨一個女的，你膽子好大喲！你要看的朋友是個男朋友吧？真是色膽包天！什麼，你已經有兩個孩子了？真看不出來。有兩個孩子也可以有男朋友嘛！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那你是不是同性戀喲？哈哈哈。
對不起，我是開玩笑，你不要生氣呵。我可是要警告你，這一路不僅檢查得嚴得很，說話做事也要小心喲！那天在爐霍，牆上發現了藏獨反標，有個小夥子，還是漢族的，在一旁說了句“共產黨是吃素的”風涼話，被人檢舉了，就給公安局抓走了，聽說現在還沒有放出來。”
“聽你這樣說，好像這裏面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說。
“哎，就是那個味道喲，人心惶惶的。你沒見那麼多軍隊拿槍比著？進到裏面去，軍隊更多了，光甘孜縣城就駐紮了四千五百人。”司機大聲武氣地說，從北京的出租汽車司機到這裏他這種成天跑在路上的人，全中國，凡是開車的，肚子裏都有好多故事，說話也都繪聲繪色，一般來說，我喜歡和他們聊天。
“在爐霍，在110（當地警察）工作的藏人與武警部隊之間發生了沖突（！），一個18歲的武警士兵被打死了，他的父母從內地來領屍，哭得死去活來。在色達，有漢族士兵被割了耳朵。你說嚇不嚇人？到處都有事，只有五明佛學院還沒有出過事。其實武警部隊也開到五明佛學院去了，那裏負責的活佛說，你們如果駐紮在這裏，出了事你們負責，你們如果撤走呢，出了事情由我負責。武警最後撤走了。五明佛學院有上萬的人哩，出事的話可不得了。”司機講這些時，經常把頭轉向他身後的其他旅客，已然是在向全車的人講段子了。
“武警是對付藏人，保護漢人的吧？漢人不用怕吧？”我瞅瞅坐在我們對面的那個老藏民，好像聽見過他說漢話。老藏民懷裏抱著一長卷用布包好的東西，可能是唐卡。他一直一動不動，我這句話並沒引起他特殊的表情。
“難說喲。現在在裏面有幾類人不受歡迎，第一類當然是和尚尼姑，第二類是其他藏獨分子和他們的家屬，第三類是記者，第四類，思想落後的漢人。”
哦，“四類分子”，這個文革中經常聽見的詞又復活了，從前那是我出身不好的父母的標記，如今，我也該算在其中了：“思想落後”，從讀中學起，我每學期的通知書上都有這樣的評語，在大學裏，我也一直被指責為“思想落後”，由於這個原因，學習成績很好的我，畢業分配到一個不怎麼樣的單位，工作一年後，由於同樣的原因而沒被轉正。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想起來還感到不堪回首。
“現在這個時代，咋個判斷哪個人思想落後呢？”我問這位說他原籍是成都雙流的漢人司機。
“你說話或者打電話被人聽見，人家不就可以判斷，給你定罪了嗎？
就像那個爐霍的青佝子娃娃，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不曉得厲害。我跟你說呵，不光跟人說話，就是你打電話可也要小心些啊，儘量不要說那些在裏面看見聽見的和藏獨有關的敏感事情，我們裏面的人，哪個都知道，凡是從裏面打出去的電話都要被監聽的。我看你剛剛進來，一副憨膽大的樣子，怕你不小心闖了禍就麻煩了，才跟你說這麼多。我說的是真的呵，不是嚇你的呵，千萬小心呵！”
“現在人人有手機，進來做生意的，出去打工的人那?多，每天那麼多電話，他們怎麼監聽啊？”我想知道這個司機的知識究竟有多少，問道。
“哼！那還不容易，衛星電話的時代，一切都用電腦和數位程式控制，電視裏面還播放過這方面的科技知識呢！就是你的手機關機，別人也可以通過它聽見你說的話哩！只要你有一個手機，就等於為竊聽你的人隨身帶了一個竊聽器。這個你不曉得吧？”
手機關著也能被竊聽，這我確實不知道。我不禁對這個司機肅然起敬起來，心裏也開始打鼓，想起前兩年描寫東德國家安全局特務竊聽藝術家的德國電影《他人的生活》來。嗯，迄今我在電話裏說了多少可以惹麻煩的話了？我說的那些話都是用德語向德國老公和德國朋友說的，國安局有專門的德語人才來分析我的電話錄音嗎？那可是件耗時耗財的工作呵。他們很難找到德語聽力那麼好的中國人吧，我可是花了二十年，德語才說這麼好的呢！一面害怕著，一面我還作如是想。有點幽默感，害怕也少一些。
“如果把電池取掉，衛星就沒法了吧？”我問司機。我的腦筋使勁轉，一時連高原反應也沒了。
“那沒關係，只要你身上有一個電話卡，監測中心就有辦法接通你的號碼，用衛星監測出你當前所在的位置。”司機認真地說。
見我願意聽他的，司機開始講童話了。非專業技術人員的中國人對科技的信仰有時候達到迷信的程度，讓人啼笑皆非，這我經常遇見。
我想起後面坐的那個便衣武警，很想問問這司機知不知道有這種人在車上？但想到司機身上的手機和我自己身上的手機，我欲言又止了，轉而跟司機開玩笑：
“根據你說的這些話，我覺得你也有點思想落後。”
“我？良民百姓一個，天天在這路上跑，路上關卡的武警都認得我們。你這種人才值得懷疑哩，你是不是記者喲？只有記者這一類人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最不安逸（四川話，意為喜歡）記者進來後出去亂寫了···說老實話，不管你是幹啥子的，我勸你，是非之地，莫要久留，耍幾天就趕快出去了！”說到最後，司機壓低了聲音，好像為了保護非記者莫屬的我。而我，想像他說這些話已經通過手機傳到國安局了，不禁噤若寒蟬，從此閉緊了嘴巴。
甘孜縣城
一個形同於牌坊的不倫不類的建築物淩駕於街道兩邊，代替了古代的城門。“牌坊”下方的街道上橫著一跟鐵制欄桿擋住了道路，這就是所謂的關卡。牌坊西邊的人行道上，有個象郵局報亭那樣的活動房，活動房裏裏外外站著警察和武警。中國人多，人人需要一碗飯吃，吃警察飯和武警飯看來跟吃其他飯的一樣人滿為患。
我們的車又一次停下來。一個武警上車來，這次，大家只需把身份證拿在手上給他看看就可以了。
車沿主街穿過幾條橫街，就駛進在縣城較中心位置的車站。這車站倒滿新的，規模跟內地的鄉鎮車站差不多。
又有警車停在那裏等待我們。
高原反應，累，餓。我第一個跳下車，扛著挎包，徑直往車站外走。
還好，沒有警察過來詢問我的身份證，他們只是在監察嫌疑人員吧，而我看來不像嫌疑人員。
再走幾步，經過與車站擁有同一巷口的一個滿高級的賓館：天哪，裏面全是軍隊！賓館的鐵柵欄大門緊閉，柵欄上空，一根旗桿高高支起一面紅旗，大門後面挺立著兩位面向外持槍站崗的士兵，他們很像我小時候看見過的一張雷鋒的照片的樣子，眼神無辜而空虛。士兵後面的庭院裏停滿綠色軍用吉普和越野車，一些穿軍服的人站在院子裏，一些正在進出賓館樓門，從打開的窗戶看得見士兵在房間裏活動，聽得見他們說話。
一走出車站，好幾位從內地來的女人包圍了我，熱切地向我遞上來她們開的旅館的照片。我挑了一個面相較值得信任的女人，問了她房間的價格和地點，就跟她走了。
十字路口，靠車站的那邊，有一個士兵的崗亭，三個持槍士兵背抵背沿不同方向站著，各自把持120度角，在他們面前有一個類似在德國賣草莓的亭子，上方有個三角形尖頂，當然是綠色的，亭子中部掛著白底紅字的橫幅，“士兵神聖不容侵犯”八個漢字醒目耀眼。
幫我為行李包的旅館服務員領著我若無其事地從那個崗亭前繞過，好像我們無非是繞過一個被圍起來的高壓電線樁。
一個帶衛生間的單間，房間很乾淨，明亮，70元一天。我很滿意。
第一件事當然是洗澡。電熱器裏出來的熱水很不錯。在藏區這是應該值得珍惜的，明天到春梅那裏，就沒有洗澡的地方了，我長時間地享受熱水。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沒有熱水、一個月不能洗澡對我是個問題。在電話裏，春梅說她最多一個月從鄉下來一次甘孜縣城，有時間的話，她才去這裏的溫泉洗澡。她說，藏區空氣很乾淨，高原紫外線又強，細菌感染不那麼快，人不用像在內地城市裏那麼勤洗澡。她還說，有的長期閉關修行者，從不洗澡，身上還發出香氣呢。我願意相信她說的，但是在還沒有達到那一步前，我還是很歡喜能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間。唉呀，窗戶外面三四米遠的樓裏，有個士兵正在向我房間這邊瞅呢！幸好我身上裹著浴巾，我趕緊走到窗戶邊，把茶色玻璃窗推到原來敞開的一邊，那士兵即刻從他站的窗戶邊消失了。
穿好衣服後，臨出門前，我又走到窗前，推開窗戶，伸頭看後面那幢樓：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兵站，佔地有一個學校那?大，從我的角度只看得見操場的一部分，那裏秩序井然地停著一些軍車，有士兵三三兩兩站在一起聊天或休息。
雖然高原上日照時間長，但我走上街時，天色已暗下來了，8點來鍾，在內地正是燈火闌珊、人們飯後上街散步和購物的時候，這裏街上卻已經十分冷清了，沒什麼人，除了一輛明顯是在街上巡邏的亮著紅色信號燈的警車外，沒看見什麼車。只有很少一些店鋪還開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藥店，買了葡萄糖口服液，在店鋪裏當即服下了，以對治高原反應。
“士兵神聖不可侵犯”的崗亭那邊還是站著三個士兵，這回我看清離他們幾米遠，往車站走的人行道上還有一個迷彩活動房，裏面亮著燈，有幾個士兵進進出出。
一個成都平原來的漢人開的餐館，在一個不起眼的二樓上，寬綽而乾淨。就當地水平來講，是很不錯了，也很中我的意。但是太冷清了，一個老闆，二個服務員和廚房裏不知有幾位廚師全都為我一個人服務，而我吃得很簡單：我只要了一碗麵條和一個蔬菜。
在裏面，漢人對漢人總有一種親切感，至少不像人們在內地除了賺錢以外對其他東西很漠然。聽說我是今天才進來的，並且是從成都來，那個比我年輕一些的老闆熱情地親自為我服務，可能也是因為他非常需要傾訴的緣故：
“大姐呀，在裏面做生意不容易呀，今年特別不容易。去年五一節前前後後，旅遊的人，各單位的宴席，忙都忙不過來，今年過年後我們花了好多錢裝修餐館，剛剛整好就發生了動亂，就沒有生意了，五一節，單位的人都得把守在崗位上，旅遊的一個都沒見進來。唉，這世道，怎麼說變就變呢？早知道我們就不裝修了，壓力也就不會這麼大了，現在連每個月的房租都掙不夠。”
這就是佛教講的“無常”呀，可是，跟這些人說這些東西恐怕沒用，即使他們生活在佛國，看來離佛法還是很遠。我就只好勸慰他耐心等待，說非常時期過去後生意一定會好起來。
“你知道這個非常時期會有多久嗎？明年是達賴喇嘛出逃五十週年，藏人一定不會安靜的，到裏面來的軍隊得到的命令是駐紮兩年哩。兩年，對我們做生意的是啥子概念？好多人都沒信心熬下去，退了約回內地了，要是沒裝修，我也想回去了……”
我不知道再怎樣安慰他，看他想說話，就請他在我對面坐下來“擺擺龍門陣”。然後我獲知他來這裏已經七年了，開始的時候生意還是好做的，因此他才會開上這裏最大最好的餐館，可近年進來開餐館的人越來越多，競爭大了。
“餐館顧客還是漢人多，在單位上工作的藏人也來。藏人大部分都很好處，有些喝酒太多了，有時就有麻煩，不過嘛，在內地，在哪裡，人都有好有壞嘛，喝醉酒都一樣麻煩。我不覺得藏族有啥不好，在裏面大家處得挺好嘛，所以一聽說藏人鬧事，我還不相信，後來自己親眼看見拿雪山獅子旗、撒藏獨傳單的喇嘛，尼姑，才信了。”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鬧嗎？”
“誰知道？反正，在中國的地盤上，他們想獨立，肯定是不行的，越鬧結果越糟糕，就像現在，大家都遭殃，他們頭上比著槍，我們生意做不成。”
三句話不離生意，吃完飯，我得出結論：這個生活在這裏面這麼長時間的漢人，對藏人的問題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但他的飯菜質量是很不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