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晴
——大轉型期的動盪，民族問題必將成為焦點，中共半個多世紀來的暴虐統治，已經深埋下絕望與仇恨的種子，這是各族人民的悲哀，也是歷史不得不承擔的代價！世事不昧因果，民族關係亦然。本文將從下列問題入手，釐清歷史與現在及未來的關係。
1.中國今天的疆域是滿清帝國的遺產嗎？ 2.“中華民族”的誕生與“五族共和”的消亡？ 3.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是什麼？ 4.真正實現各民族和諧共存的出路在哪裡？
一、中國今天的疆域來自大清帝國的遺產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所謂的中國版圖，不過是繼承了大清帝國的遺產。自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大清皇帝開始正式以“中國”自稱其全部統治區域。 1689年清康熙帝在與俄國簽訂的，具有現代國際法規範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中，首次將“中國”作為正式國號使用，與“俄羅斯”國名相對。
但人們不太了解的是：大清帝國是一個複合型帝國，在它擴張的不同時期，對先後征服的不同區域實行了不一樣的統治方式。它的疆域由原明朝的18個行省（內中國），與新設立的東三省、新疆省（外中國）合為22個省，加上外蒙古、內蒙古、西藏、青海、新疆與黑龍江布特哈等（外藩部）所組成。
外蒙古沿襲了各大部汗王的統治（由清廷冊封為扎薩克，基本處於自治的狀態），內蒙古則由清廷委派的官員管理，各旗均擁有兵權，成為滿清入主中原重要的軍事力量。青海則由辦事大臣主持會盟29旗和設立了40族土司製度管理（西南各少數族裔地區也實行土司管理制度）。雍正時期，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種下的民族衝突種子影響至今。
西藏古稱“吐蕃”，在清帝國時期，分為衛、康、藏、阿里四部，以及霍爾三十九族地區，由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噶廈政府管理，清廷派有駐藏大臣。滿清皇室尊崇佛教，也為了牽制蒙古，給予了西藏政教領袖高度的禮遇。回疆較為複雜，滿清以天山南北為界，劃為準部和回部，在不同民族區域分別實行盟旗制、伯克制管理，清末（1884年）設立新疆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清在征服準噶爾汗國之後，其族在乾隆的屠殺令下慘遭滅絕。進而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亂，清除了南疆的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了新疆（比征服中原晚了一百多年）。清政府為維護統治局面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對民族、宗教問題採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允許新疆各民族保持其伊斯蘭教信仰、風俗習慣和正常的宗教生活。
從滿清的地域劃分可以看出：所謂“藩部”——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民族區域，基本是沿襲舊制，由各民族歷史形成的統治方式管理。雖派有朝廷官員，但實際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權，特別是外蒙和西藏，滿清實際上享有的只是宗主權。體現了清廷“因時順地、變通斟酌、寬嚴並舉”的統治智慧。因此除了回疆之外，（1862-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新疆回亂，並收回伊犁。）沒有釀成民族地區大的騷亂。在漢地18行省（內中國），清帝國沿用了明朝中央集權舊制，實行“省—府—縣”三級垂直統治。
與滿清優待蒙古、西藏、維吾爾等民族的王公貴族，實施冊封名爵代為統治不同的是，滿清入主中原後，為摧毀漢人的抵抗意志，在漢地實行了：剃髮、易服、圈地、佔房、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等“六大弊政”。其中剃髮、易服最為殘忍，不從者斬。漢人的強烈反抗，遭致了清廷的血腥鎮壓，史稱“甲申國難”，“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發。康熙帝親政後，才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緩解了滿漢之間的矛盾。
對於滿清帝國來說，統治中國這樣一個廣袤的國家，不只是民族意義上的統治，不可或缺的更是文化上的統治。所以，作為東亞最強大的國家，滿清從漢人那裡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經驗和官僚統治技能，從藏人那裡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權力，從蒙古人那裡承繼了“黃金帝國”的世襲，從滿洲八旗獲取了具有高度適應性的軍事駕馭能力，並且從周遭的安南、朝鮮、琉球等小國那裡獲取了“中央帝國”的宗主權力。
但強盛一時的大清帝國，並未能逃脫“王朝興衰”的周期律，隨著歷史巨變的來臨，在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後終於走向了它的尾聲。辛亥革命爆發後，共和風潮已不可阻擋，內地各省紛紛脫離清廷宣告獨立。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於南京宣布立國，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南北呈對峙局面。當滿清最後依賴的北洋軍隊失控之後，在袁世凱的軟硬兼施、利誘逼迫下，1912年2月12日，大清隆裕皇太后向全國頒布了以宣統名義所發的清帝退位詔書：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宣布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至此，由一場共和革命帶來的歷史變革宣告完成。清帝和平退位和中華民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統治，迎來了東亞大陸第一個“主權在民”的共和國——這是中國立憲共和國體的開端。一個新的歷史開始了，一個在那個年代還無法預見的百年滄桑也開始了。帝國遺產帶來的是一個遼闊的疆域，遠遠超過了孫文等革命黨人，當年發起反清民族革命時的建國初衷。
由於官方史書的片面描述，人們對這一段歷史的關注，始終是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和孫文、黃興等革命黨人的歷史功績。很少有人去關注《清帝退位詔書》，關注它的歷史意義——滿清皇室以屈辱而又光榮的遜位方式，加快了中國實行共和的步伐。它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南北對峙的流血，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並將“五族共和”與“立憲國體”注入現代中國的憲法性法律當中，成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的憲法規範——這是當代中國真正的法統開端。
如果人們以客觀地立場和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清帝遜位的歷史作用，不光可以與英國的“光榮革命”相媲美，而且為一個新生的共和國，贏得了各國列強的承認。那麼，面對龐大的帝國遺產，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們又將如何開始他們的治國方略呢？於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思路——“五族共和”的國策和“中華民族”的構想，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它們之間的此消彼長，其深遠歷史影響一直延續到了今天，而且仍將影響未來……
二、“中華民族”的誕生和“五族共和”的消亡
清末民初，一個影響了一百年來國人命運的稱號——“中華民族”誕生了。最早在國家層面使用“中華民族”這一詞語的，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他在民國初建時，為把蒙古保留在中國之內，在《致庫倫活佛書》中，正式使用“中華民族”的稱謂，來涵蓋當時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卻是由梁啟超最先提出來的。
1903年，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引介者梁啟超，提出“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即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首倡“中華民族”的構想——“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當時西方“每個民族都是國家、一個民族只有一個國家”的單一民族建國思潮傳入，使得孫中山等革命者相信，只有以漢族為民族單位的民族國家構造，才能完成國家穩固、強盛的目標；再加上滿清統治者的腐朽統治使得傳統中國的華夷之辯論得以重新強化，排滿和建立漢族國家，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成為當時革命黨人最直接的政治訴求。
單一建國論者主張排滿，其理由是滿清異族統治者是其建立中華共和國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革命。對“五族共和”的主張，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嗚呼，今之執我主權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國者，非黃帝之子孫也，奏章詔論，所稱為列祖列宗者，謳歌而揚頌之者，非吾民之祖先，與歷史無關係也，既非同族，則何從而愛之？既無歷史之觀念，則何從而起感情，是中國所以終亡也夫！”
也就是說，在一百多年前革命家的心目中，在中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強烈反對“一族（滿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為之奴隸”的不平等民族關係。而梁啟超等立憲派則認為應區分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在當時帝國主義侵略和邊疆危機之下，只有“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合四萬萬人之力，才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狹隘的種族革命只會自傷元氣。
清末政治家楊度則認為：“五族分立”為“亡國之政策”，而必須合五族之人民為中國之人民，合五族之土地為中國之土地，即加強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按照楊度的觀點，領土、人民、統治權為國家之至關重要的要素，中國從王朝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之路中，這三個要素堅決不能改變，即“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
楊度指出：民主立憲國之國民文化需基本均質化，但“滿、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驟等於漢人，很難實現“五族平等、共同選舉”。且這些地區的宗族、部族觀念強於國民觀念，極易產生分裂主義；如建立單一的漢族民主共和國，當時“漢人的兵力不能驟及於蒙、回、藏地區”，當地民族分裂分子在列強的挑唆下必然會產生異念。
楊度認為：以上論蒙、回、藏問題，非民主立憲黨所能解決，即“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當保全，則立憲亦可，即五族立憲論。楊度這種重視少數民族國民文化程度以及國家認同狀況的做法，以及對當時邊疆局勢的判斷，和立憲後推行國民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未雨綢繆，不但超過了革命黨人鼓吹漢族單一建國思路的狹隘與偏頗，其先見之明至今仍未過時。
楊度主張：“於立憲之下，合漢滿蒙諸民族皆有政治之權，建設東方一大民族之國家，以謀競存於全地球列強之間是也”，整合國內各民族的策略，不是“一族為主、各族為奴”，而應是“各族皆為主而非為奴”的新式的統一。 “以政治權分配於數個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國家主權之一分，而視國家為已所有之物，則對於國家親切之心日增，即對於民族憎怨之情日減” 。
楊度主張的“五族君憲”，基本上取消了一切限制條件，達到了各族人民享有作為中國公民的平等權利，可以說是一種平等、民主的憲政民族觀，如果我們對比一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條中“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的條款規定，即可發現，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近代中國的仁人誌士們，在處理民族關係方面基本達成了“五族平等”的共識。
立憲派的這一主張，逐漸被以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所接受。
這也是孫中山後來以美國為模式，創立“國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在當時，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該觀點認為文化同化是把不同民族，納入“高度文明”的漢文化，使之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將中華民族塑造成血脈及文化相連的新國族。
由此我們看到，究竟是單一漢族建國還是五族共同建國？這關涉中國這個多民族大國的族群關係和國體結構。五族建國者認為當時邊疆形勢極為危急，各少數民族地區又都不了解共和製度，所以即使從維護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定和保存領土完整的角度出發，也應當採取君主立憲制度。也即是說，清末憲政思潮論爭的核心問題—-君憲共和之爭，其背後也涉及到深刻的民族關係問題。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雖然提出了“五族共和”主張，但真正實行的是民國北洋政府，在憲政制度上基本採取了“五族共和”的政策。這在當時對維護中國統一、民族團結、邊疆安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是清末立憲以來，中國這個多民族大國的轉型和民族國家建構之路的繼續，但民國並未真正解決這一國體結構的憲政難題。
孫中山從美國帶來的“民族融合”理論、“新國族主義”主張，雖然催生了“中華民族”，但“五族共和”卻名存實亡了。民國在內部不斷的革命中，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下，加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重創之後，已是滿目瘡痍。民族區域離心離德，滿清政權垮台後，西藏事實上已獨立。而外蒙古在蘇俄的策動下，也宣告獨立。在蘇俄大力支持的中共軍事打擊下，民國政府終於全面崩潰，敗退台灣。
中共奪取政權後，徹底顛覆了民國“五族共和”的憲政體制。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法統顛覆之後，所有的事情就只能從破壞開始了，民族問題又豈能例外？相對於滿清和民國的統治，中共政權是一個在真正意義上，對所有民族區域實行了強權殖民統治的帝國政權。於是，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另一個血腥地、冗長的歷史循環開始了……
三、困境及出路，解決民族問題的鑰匙是什麼？
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刻意宣傳，在許多中國人當中，對中華民族的了解，與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符。如官方教材宣稱：“我們中華民族是多種族融和而成的”，是“同屬亞細亞蒙古人種的血緣宗支”。血統論是納粹的糟粕，以血統論解釋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只是統治者的需要。人們習用的所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各個不同的民族。
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人們只要細想一下：漢族和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是“同一血統的分支”嗎？漢族和苗族、瑤族、壯族是“同一血統的分支”嗎？中國人常說：我們是“炎黃子孫”。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嗎？凡此都是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
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之間的衝突，往往是人類弱肉強食、貪婪擴張的結果。民族衝突，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一直存在，也不應該永遠存在下去，各民族人民現在對中共政權的反抗，實際上是為了自由、平等和幸福而戰。
中共之所以要強化“民族主義”，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壓迫弱小民族。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中共壓迫，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中共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中國各族人民對民主的共同追求。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都應該警醒的。
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經由孫中山等人依據美國的經驗，創造出“國族主義”予以放大和推廣，今天已成為中國人（主體為漢人）習以為常的稱謂。但現實證明，即使時間已過去了一百多年，在其他少數民族中，至今仍未接受這個由清末文人梁啟超生造出來的“新民族”稱號。
民族的構建，它的驅動力是一個族群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心理需要。中國從清末開始，逐步實現了從傳統文化民族到近代政治民族的轉型。只有到了政治民族這一步，才能從家國同構的簡單思想中掙脫出來，把君權神授觀點轉化為國家主權意識，從天下一統的觀念改為領土完整意識，從臣民服從轉化為公民平等。
成熟的政治民族飛躍，在於對民族國家的嶄新認識，不再以部落民族的血緣地域認同以及文化民族認同當成基本要素，而是著重於主權意識、公民意識、人權平等的概念。如此，當人們以人權原則為指針，在尊重各民族、地區自決權的基礎上，從單一民族主義中突圍而出，“五族共和”的聯邦中國才有可能真正形成。
美國之所以做到了族群融合，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包括人們持之不懈地抗爭，黑人等少數族裔才真正獲得了人格尊嚴和人權保障。美國人的族群關係無疑是成功的樣板，值得人們思考和借鑒。美國的立國精神，放之至今，依舊廣具先進性和人類理性的光芒。其普世意義，沒有因時代的變遷和歷代政治領袖的蹉跌而有絲毫的褪色。
只可惜一百年前的中國人只看到了美國的表象，卻沒有真正在製度層面學到美國的精神。美國的多民族融合基礎，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人權的憲政民主制度保障下的。沒有憲政共和的製度保障，談論民族和諧共存只是一句空話。極權體制下，民族對立和衝突只會愈發嚴重，所有的跡像都表明，在中共暴政奴役下，未來各民族之間關係的前景令人擔憂……
蘇曉康在《崩潰是大一統的宿命》中寫道：中國人的價值觀因欠缺人權維度，則斷然不會有種族平等意識，這是“大一統”的死局所在。 ……當代中國人（中原人）對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紀）漢胡/華夷之間的征伐、懷柔那一套相去不遠，只不過羼入了一截近代恥辱之後，其受難遺產多為負面、病態，大漢族主義特別亢奮，且有民族自閉傾向，聽不見它的受難者的聲音，而漢族精英中，對邊陲異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鳳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數也持“大一統”理念。
法國人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這句話拿到中國來就是：“大一統”情結是專制社會的最後堡壘——專制毒素成功地培養了一代中國人，動不動就拿“國家統一”的旗號張揚其被奴役的渴望。在此“大一統”心魔的驅動下，人們以中國今天所佔有的民族區域為想當然，而不是依據真實的歷史事實來思考問題。
不斷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和維族人的反抗，只是紅色帝國統治者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一個像徵。專制統治無法贏得人心，建立在對各族人民奴役基礎上的專制帝國，一定會走向崩潰。近年來以民族衝突為形式的各種惡性事件頻頻發生，已預示了中國未來的動盪。而解決西藏問題和民族衝突的鑰匙在哪裡？尋求各民族之間和諧共存的出路又在何方？
四、“中間道路”是各民族和諧共存的必由之路！
1924年1月23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鄭重宣言：“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人大常委會關於批准實施《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眾所周知，這項人權法案中對自決權的保障：
其第一條規定：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自89年拉薩事件和“六四”屠殺以後，西藏的前途與中國未來的前途交織在一起，早已成為國際社會和所有中國人面對的重大課題。雖然中共當局繼續封鎖信息、繼續欺騙民眾以煽動民族主義為其火中取栗，但在中國，思考議論西藏問題和其它民族區域問題的禁區正在被逐漸打破。
在拉薩發生的3.14事件和新疆的7.5事件具有分水嶺的意義，這不僅僅因為中共當局的強力鎮壓和隨後的逮捕、監禁、迫害，再一次向世人宣布了中共民族政策的失敗；也不僅僅由於中國人由此開始較系統地關心西藏、新疆的現狀並將其納入中國民主化的視野中去，它更表現在人們對達賴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間道路”的重新思考上。
“中間道路”的內涵是：追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追求獨立，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則，在憲法的框架內尋求解決。達賴喇嘛提出的方案具有超越性的智慧。再加上他長期對此真誠地實踐，因此贏得了世人的尊重，也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道德精神榜樣。
如果我們對照中國國民黨一大的宣言，就會發現，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加上國民黨一大對民族自決權的鄭重承諾，結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一個解決中國未來各民族關係的基本藍圖已經出現。
一些少數族裔朋友對“未來民主中國”提出懷疑，他們說：“我們在歷史上多次受到漢人統治者的欺騙，為什麼這次我們要相信你們？”這個疑慮需要人們真正回到憲政民主共和的起點，在民族平等、相互尊重，承認各民族自決權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決方案。對此，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對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主張，筆者認為其包括了下述解決未來各民族之間關係的深刻內涵：
1. 不追求西藏獨立，在中國憲法框架下實行真正的自治——其實質是以主權換治權，與聯邦政體下各成員讓渡部分主權的當代國際慣例相似，也是解決未來中國各民族之間關係的參照模式；
2. 把西藏的真正自治納入憲政框架的製度設計中，實質上觸動了漢民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尋求在憲政框架下分權自治的民主起點，令人信服地提出了各民族之間和諧共存關係的解決之道；
3. 對有關西藏未來前途的設想考慮到了漢藏關係，並最終交由600萬西藏人民來做選擇，實際上是回歸了中華民國“主權在民”的共和理想。將成為與漢民族共同推動民主運動的契機；
4. 在宣布不追求“西藏獨立”的目標，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原則後，將贏得最大多數漢人民眾的理解和信任，為化解民族對立、民族衝突，尋求民族和解，共存共榮打下堅實基礎。
在人們的視野中，中國未來各民族關係的建構，無疑，美國的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其優點集中在聯邦制上。托克維爾對美國聯邦制所產生的政治效果稱讚不已。他說聯邦“既像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自立自強、進取創新、關心公益的精神得益於其自治和分權制度。聯邦制通過分權制衡約束和限制政府的權力，為公民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聯邦制又是一種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體制，通過分權、自治、多中心的製度安排，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利益群體提供了表達政治願望的充分渠道。
結語：回歸民國憲政，重塑五族共和，再造聯邦中國
筆者認為：經歷了血與火大起大落的中國人，痛定思痛，將會對以“中間道路”為標誌的區域自治產生新的認識與感悟。因為，國家始終是為個人而存在而不是人因國家而存在。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經歷了種種磨難的中國人，將會做出理性的選擇，接受“中間道路”並把它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典範。它將是富有活力的，同時又是未來各民族人民和諧共存的必由之路。
為了各族人民渴望自由、平等、幸福、和平的永久夢想，我們必須在艱難地探索中走出困境。這是我們每個人的歷史責任，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參與歷史。
人類歷史證明，一個重大的政治選擇或決策，可以極大地影響和改變歷史。而歷史的每一個走向，每一次變革，都將數十年或上百年的影響著億萬人民幾代人的命運。
因為，歷史在與人們內心期待的撞擊中記錄著每時每刻，改變著每時每刻，從而決定著人類未來的發展和方向……
請繼續關注“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之十——中國環境生態危機的臨界點-“天譴”的來臨！
潘晴
2014/4/17於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