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最近，西藏問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2月21號，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會見了正在美國訪問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達賴喇嘛多年來倡導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表示支持。 3月6號，達賴喇嘛為美國國會參議院全體院會主持祈禱，次日，又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發表演講，以此結束對美國兩個星期的訪問。
此後，中國的國家媒體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進行了嚴厲的抨擊。在達賴喇嘛訪美期間，VOA衛視時事大家談主持人寶申於3月6號採訪了他的中文秘書才嘉，請他解釋“中間道路”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它包括哪些內容。以下就是採訪的文字版本。
寶申：才嘉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美國之音VOA衛視的採訪。
才嘉：謝謝你，謝謝。
寶申：我們知道，奧巴馬總統2月21號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尊者，這是奧巴馬任內第三次會見達賴喇嘛。您作為達賴喇嘛的中文秘書也參加了會見。在會見中，奧巴馬總統對達賴喇嘛多年來一貫倡導的“中間路線”表示支持。次日，新華社發表了署名文章，對“中間道路”進行了抨擊。首先，我想請您給我們的電視觀眾解釋一下“中間道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是怎麼形成的，它的內容有哪些？
才嘉：其實我覺得這個“中間道路”的主張，它的最根本的一個精神應該可以用很簡單的話來闡述，就是說，西藏這一方不爭取西藏獨立，不爭取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這麼一個主張。然後呢，我們也不接受現在中共對西藏的這種施政方式，我們去選擇一個的中間道路。也就是說，我們尋求一個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西藏自治，而這個自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框架之下的一個自治。中間道路，簡單講的話，它的一個精神，或者它的宗旨就是這樣。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說呢，達賴喇嘛不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在外國占領下的一個國家。達賴喇嘛對西藏的地位和歷史究竟是怎麼看的？
才嘉：您剛剛談到的這個自古以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有點奇怪。那說自古以來到底是什麼時候？自古以來中國有嗎？有中國這麼一個國家嗎？所以這個陳述的方式上還是有它的問題，我曾經了解到，中共的說法有些變化。有些時候他說，13世紀的時候，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有時候他們說，自元朝以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有時候又說是自古以來。我覺得歷史的部分，應該由歷史學家去定論。我認為最關鍵的一點是，“中間道路”的精神不是去追踪過去的歷史是什麼情況。它最關鍵的，最在意的，就是未來西藏前途的問題。達賴喇嘛也多次強調，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要去糾纏它，因為很多歷史的事情是很複雜的，歷史沒有辦法改變。也就是說，達賴喇嘛講一句話，沒有辦法否定歷史，我們在意，我們注重的，是未來的發展，我覺得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另外一個指責呢，就是達賴喇嘛試圖搞所謂的“大藏區”，把中國版圖四分之一的土地都納入這個大西藏的範圍之內，其中包括青海、四川和雲南，還有其他中國的一些省份，或者說自治區的這麼一些地盤，然後在這個地盤上搞一個國中之國。請您解釋一個所謂“大藏區”的概念是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概念是達賴喇嘛首先提出來的嗎？
才嘉：不是，在我們的所有的公開的文件裡面，從來沒有提出“大藏區”這個概念，而“大藏區”這個概念，應該說是中共相關部門–可以是統戰部，或者是宣傳機構–他們扣的一個帽子。就是說達賴喇嘛或者是西藏這一方他們在搞大“大藏區”，但是藏區沒有大小，它只有一個，那我們所講的就是說所有的藏區，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跟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規定、承認的所謂的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的法律所承認的區域，沒有什麼大小西藏之分，也沒有什麼大小的藏區之分。所以呢，我們從來沒有提大西藏，也沒有提小西藏，我們提的是所有的藏區。
寶申：但是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網頁上看到了所謂西藏三區的說法，包括衛藏、康區還有安多，這和所謂的“大藏區”有任何重疊的概念在裡面嗎？
才嘉：這個實際上就是所有的藏區，包括在西藏三區裡面，當然有時候我們談到西藏這個概念的時候可能在定義上有些含糊不清。現在很多人覺得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區。但是呢，在英文和藏文裡面Tibet和BOD就沒有任何混淆的地方。就是說，這是藏區。您剛剛提到的衛藏、安多和康區實際上它就是所有的藏區。這是一個歷史上一個稱呼而已，實際上，它現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的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範圍之內。
寶申：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篇就是過去西藏的中共高官、曾經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的平措汪杰先生在寫給胡錦濤的一份信中就談到過藏區統一自治的問題。他說，早在五十年代，一些西藏的中共的高官向中央提出過統一藏區這樣一個想法。其中它包括的地區就是很多現在劃歸青海、雲南、 西川等等一些省區的這麼一些地方。他們當時認為，這樣的話對西藏的進步是有好處的。中央代表團原則上表示同意。而且，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先生在在拉薩的一次高級黨的干部會上也說，這個說法很好，西藏將來可以分別的聯合起來，這樣對於西藏發展，對於藏漢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有好處。您是怎麼理解當時這一段歷史的？
才嘉：我知道這段歷史，而且平措汪杰之前給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寫過信，談到的也就是您剛剛所說的，我們也是知道的。這個情況在五十年代的時候當時在十七條協議裡面有提到西藏要成立軍政委員會， 但是後來毛澤東覺得西藏的情況跟其他的中國的地方是不一樣的，特別跟其他的少數民族地方也不一樣，西藏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這是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的這些領導他們共同的認定。這個認定有了之後，他們覺得，西藏就成立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沒有軍政委員會）。那麼這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您剛剛談到的，當時的中共的高官陳毅到拉薩的時候，據我了解還成立了一個小組。當時這個小組裡面還有當時的藏族的共產黨員、老紅軍天寶，這麼一個人，藏人的名字叫桑吉悅希。以他為主成立一個小組討論是不是把所有的藏區，我們所提的所有的藏區統一起來作為一個自治區，這樣對中央的管理，以及西藏的整體的發展有幫助。因為這樣不分開的話，整個對西藏民族的援助、對西藏民族的發展，包括對西藏生態的保護等等是不是更好，就是說，統一起來是不是更好。當時有考慮過這樣的問題，據我們了解。可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因為中國後來也發生很多問題，這個想法沒有實現。
寶申：所以可以說“大藏區”的這麼一個概念也不是達賴喇嘛尊者他首先提出來的。
才嘉：對，這很清楚。
寶申：我們知道新華社的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搞所謂的“高度自治”，就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自治法。但是您剛才談到，達賴喇嘛還有其他的一些藏族人士所主張的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和“高度的自治”之間有什麼區別？
才嘉：我覺得，我們沒有使用“高度”這個詞，因為“高度自治”這個我覺得在憲法第三十一條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時候提出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麼一個概念。但是我們沒有用“高度自治”這個詞，我們用的就是真正的自治，也就是名副其實的自治。因為這是我們公開的文件裡面，是達賴喇嘛所有的公開的講話裡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們剛剛談到“中間道路”，我剛剛也提到“中間道路”的宗旨，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名族區域自治法的精神以及它的框架之下尋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那所謂的真正的自治是什麼呢？我們最關心的是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語言以及西藏的民族特性，還有西藏脆弱的生態環境。這個保護呢不僅對西藏，對於整個中國都是一個好的事情，一個正面的事情。我們最關心的是這個。那麼最重要的關鍵的一點呢，我想特別是華人的觀眾、聽眾朋友最需要了解的一點，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最關鍵的一點是沒有分裂中國，沒有說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那在這個前提之下，你要為了發展西藏、為了保護西藏既有的傳統的文化，你把藏區做成一個什麼樣的自治，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沒有關係的。如果你要把西藏分裂出去，西藏要獨立的話，當然這樣中共的官員，中國的華人可能不接受，但是關鍵是我們沒有分裂，我們沒有獨立啊。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之內，我們說藏區應該怎麼發展，藏區應該怎麼去保護它既有的傳統的文明，那麼關鍵是這一點。
寶申：關於高度自治，我記得八十年代在北京採訪的時候，十世班禪也多次提出要在西藏實行真正的自治。他在全國人大會上也經常談到，回到西藏視察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說。那麼這個真正的自治是不是和現在由於西藏沒有真正的實行藏族自治所引起的一種說法呢？
才嘉：對，我覺得這個顯然很清楚。因為我們為什麼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現在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裡面有很多自治的條款，但是這些條款只是書面上的，它沒有真正的落實在實際生活當中。比如我們舉個例子，從宗教自由的方面來講的話，它憲法裡面有宗教自由，但是在藏區，有宗教自由嗎？很清楚，是沒有的。我們舉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達賴喇嘛的照片。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領袖，但西藏掛一個達賴喇嘛的照片都是要被關進監牢的， 在那邊都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在這麼一種情況之下，這個宗教自由是可想而知的。還有一點，我覺得最關鍵的，我們也最在意的，就是西藏的語言、文化，就是文字、語文。那西藏語文在藏區它的地位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說，你在小學，可能有藏語課，但是實際的運用呢，你藏語是沒有用的。因為我曾經也當過老師，我自己有親身的體會，你藏語學的再好，用藏語學了數學啊、化學啊等等，但是你高考的時候沒有一張考卷是用藏語的。實際在當地招工、招乾的時候，不可能用藏語去考試。所以我們在實際的生活當中，藏語被邊緣化了。所以西藏的語言跟文化的保存遇到了很大的，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危機。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最在意的就是真正自治裡面語言文化的保護，這是我們很在意的。還有就是宗教自由，對西藏人來講，他注重精神大於注重外在的物質。我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寶申：新華社的評論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說要把其他的所有的民族都趕出藏區，達賴喇嘛本人有這種想法嗎，有這種主張嗎？
才嘉：沒有這回事，我覺得“中間道路”，達賴喇嘛不尋求西藏獨立，尋求真正的自治的中間道路的精神可以說在1974年的時候就講出來了。那70年代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74年的時候他在我們內部會議中提到了，說未來解決西藏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和中央政府談判、對話。如果要談判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選擇一個不分裂中國的道路，不然你要爭取獨立的話，中央不可能跟我們談判。那談判、對話的話，唯一的就是我們尋求真正的自治。當時中國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後來79年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跟達賴喇嘛的哥哥見面以後，鄧小平當時提出來，只要你不爭取西藏獨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所以當鄧小平提出來這個議題的時候，我們其實在1974年就做好了準備，我們就以“中間道路”的方式開始談。但是“中間道路”經過這20多年來的調整，它的政策和內涵有一定的正面的發展，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所有藏區的，不是藏族的民族都要趕出來，沒有這回事。我們最在意的就是我剛剛提到，保護西藏的民族的特性，外來移民如果超過當地的居民的話，那對這個保護文化是有衝擊的，你懂我意思嗎？意思就是說，外來的民族的人數超過了當地的藏族人口的話，那你所謂的藏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就不是名副其實的。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是有一點在意，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居住在西藏的其他民族在西藏獲得真的自治以後要讓他們離開，沒有這回事。
寶申：因為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網站上也看到就是要停止向西藏地區進行更多的漢人的移民的這麼一個呼籲，指的是這麼嗎？
才嘉：對，我們提到的就是有計劃的移民，那這個移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曾經在50年代的時候，我記得做過這種移民，但是，因為當時的天候、環境不適應，很多這些移民的，當然沒有在西藏自治區裡面，大部分在青海藏區、四川藏區，中央當時做了大批的有計劃的移民，在那些牧區進行開墾、開荒，做過這麼一些大的努力，但是因為天氣、環境的不適，都沒有成功。我覺得這種有組織的移民，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像剛剛提到的，我們最在意的就是說，比如說一個自治縣，你是藏族自治縣，當外來的人口超過了藏族人口的話，那這個少數民族的自治就不存在了。所以呢，這個是我們最在意的。加上這樣的話，當然還有很多利益的部分， 因為一個民族自治區，我們也是在意除了文化以外還有經濟的發展、生態的保護等等。移民越來越多的話，會衝擊到當地的生態，特別是在經濟上因為藏族民眾的本身在商業競爭中會邊緣化等等，有這樣的問題，這種是在政策方面的問題，我覺得不是關鍵的。當西藏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自治落實以後， 我覺得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是可以討論，是可以改變的。
寶申：這署名文章還指責，達賴喇嘛呼籲把西藏建成一個國際和平區，說是達賴喇嘛不要讓中國人民解放軍再駐紮在西藏區域內，達賴喇嘛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想的，他為什麼提要建立一個國際和平區？
才嘉：我覺得達賴喇嘛當初提出和平的區域的時候應該是在1988、89年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在美國國會發表的一個演講以及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提出來的一些建議裡面，他有這種建議、有這種願景，就是說未來如果西藏成為一個和平區域的話，對整個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印度這麼大的兩個國家，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有這麼一個緩衝的地方的話，有利於當地的和平、有利於世界的和平。這是達賴喇嘛的一個願景，不是他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計劃。它是一個願望，也是達賴喇嘛作為一個精神領袖、作為一個和平的導師，他提出來的一個心願，但是這不是一個計劃、這不是一個要求、也不是我們尋求自治裡面的一個條款。當然，當時也提出來說，國防跟外交由中央政府主導，其他的西藏人自己去做，那這個國防的話，當然要有駐軍嘛。所以達賴喇嘛的講法和他被指責的這個是完全矛盾的。中共的指責裡面說，達賴喇嘛說，除了國防和外交以外全部要有達賴喇嘛來領導。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說他來領導， 由西藏人民自己來做主，但你承認達賴喇嘛說國防和外交的話，國防由中央領導的話，達賴喇嘛怎麼會說解放軍要撤出西藏啊，所以這是矛盾的。所以實際上呢，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說，提出和平區域是他的一個願望，他的一個願景，但是我們在自治條例裡面，特別是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跟中央提交的一個全體西藏民族獲得名副其實自治的一個建議書裡面講的很清楚。
寶申：您剛才談到，達賴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方面商談的事，據我了解，從2002年到現在，雙方已經進行了十輪的商談了，請您介紹一個商談的主要話題是哪些，在商談過程中有沒有取得什麼樣的進展？
才嘉：我覺得2002年到2011年，您剛才談到的，我們大概相互談論了十次，這個結果呢，基本上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成果。那當然雙方開始的時候是一種交流性，溝通性的一個接觸，那到了大概第五第六的時候，開始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我們提到了西藏的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的部分。後來，中央的代表也提出來說，你們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我們想听聽，我們想看看，後來我們把備忘錄，就是很詳細的自治的內容，我們最關心的是什麼，我們把這個書面的意見交給了中央，那後來中央的代表說這是變相獨立，是半獨立等，他指控這個。那實際上，過去這麼多年來的談判，2005年的時候我們正式的提出說，達賴喇嘛希望去五台山，因為達賴喇嘛在1954、55年的時候去過北京，當時他提出說，作為一個佛教領袖到五台山，因為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聖地，到五台山去朝聖、禮佛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達賴喇嘛希望去，但是當時北京說那邊的道路不好，條件不成熟，所以達賴喇嘛沒有去成。所以達賴喇嘛還一直希望說能去一趟五台山，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我們在談判的過程中也把這個具體的問題提出來，後來沒有下文。所以呢，我們覺得過去的談判呢基本上沒有獲得真正的一個的成果。我不知道中央的骨子裡面是怎麼想的，是不想解決，還是有一部分利益集團覺得拖這個西藏問題，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們是誠心誠意的把真正的我們的想法用書面的方式呈給了中共相關的代表。
寶申：也就是說從2011年到現在雙方沒有任何新的接觸？
才嘉：對。
寶申：現在達賴喇嘛和北京之間有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溝通渠道的存在？
才嘉：我們到目前為止，從2011年到現在為止，沒有官方的溝通的渠道，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商人、中國的可以說是退休的一些幹部陸陸續續都會來見達賴喇嘛，特別是中國的佛教徒。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在2011年的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度的菩提嘎雅舉行一個大型的法會－時輪金剛法會。那個時候呢，有大概兩千多的來自大陸的華人參加，這裡面不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還有馬拉西亞的這些華人，純粹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超過了兩千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就是中國的佛教徒越來越多，特別是信仰藏傳佛教的人。那這些人來的時候呢，有時候會安排他們單獨和達賴喇嘛見面，那麼這些見面的人裡面也有我剛才提到的知識分子啊、包括商人啊，包括一些退休的干部啊等等，也有一些共產黨員，等等。這些人呢他們也會帶一些訊息，就是說現在中央的政策怎麼樣，他們現在對新一屆的領導的看法，等等。但是我們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官方的渠道。
寶申：中共的領導層已經發生了變化，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擔任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央統戰部門人事安排也發生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在習近平今後掌權的這些年當中，達賴喇嘛和北京的關係會改善嗎？西藏問題會出現突破嗎？
才嘉：我們希望有突破，我們希望發生變化，因為我們看到習近平上台以後他的一些施政方針、他的一些作為，我們是非常肯定的。特別是達賴喇嘛也在公開的場合特別的肯定習近平打擊貪污腐敗的決心，他覺得這是可以肯定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裡面後來提出來的很多改革的項目，達賴喇嘛也注意到有一些關於農村、農民的權益的保護，還有一些司法體制的改革等等，而且已經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廢除勞教制度等等，還有很多司法， 法制層面的部分，達賴喇嘛也了解了這些問題。所以他也在公開的場合裡提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裡面有一些很正面的，包括他很關心的農民、農村的問題，未來可能有機會改善等等。我覺得，從現在這一屆中央領導的做法來看的話，我們希望未來西藏問題，他們能夠面對這個問題，然後呢去解決這個問題。
寶申：我們確實看到習近平執政以來面臨各方面的挑戰，有黨內貪腐的問題、有經濟發展的問題、有和台灣的關係問題等等。現在您認為，和這些問題相比較起來，西藏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哪裡？
才嘉：我覺得首先我們要承認西藏問題的存在，因為這個問題首先是一個存在的問題。你要逃避它，迴避它，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所以我想中央也知道這個問題。因為過去的中央，胡錦濤時代、江澤民時代，我們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始的，2002年，他們也知道有這麼一個問題。不管他們願意解決還是不願意解決， 不管他們的這種談判是一種表演也好，是對國內的一個說法，還是對國外的表演也好，至少他們面對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未來的中國領導人應該面對這個問題。而且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是達賴喇嘛健在的時候是很重要的，因為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領袖，雖然他在2011年辭去了所有的政治責任，但是他依然是西藏人民心中的精神領袖。所以他的影響力、他的說服力是非常強大的。在他在的時候我們去解決的話我覺得這個容易度是比較高的。然後一點我覺得，中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是我覺得西藏問題能夠解決的話，可能對其他問題的解決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寶申：我看到有些評論人士說，現在北京並不是十分願意和達賴喇嘛進行進一步的談判，希望在他身後，西藏問題就是自然而然地消失。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才嘉：我覺得北京應該有持這種觀點的人，這一部分應該是利益集團。據我們的了解，也就是中國的一些學者的研究說，吃藏獨飯的人超過了六十萬人，就是所謂的吃反分裂飯，他們說吃反分裂飯的人超過了六十萬。這個是一個龐大的，當然這裡面也包括藏族的官僚，但最關鍵的問題，我相信像統戰部一樣，這些利益集團他們沒有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去著想。他們想到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部分。他們千方百計就是想把西藏問題拖延，拖到達賴喇嘛圓寂，這樣的話對他們的利益是沒有衝擊的。他們永遠都可以站在利益的最高點，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央要面對的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寶申：接下來我想請您談一談達賴喇嘛，因為您是達賴喇嘛的中文秘書，而且據我了解，您和達賴喇嘛的關係非常親密。中國官方的媒體， 中國政府經常指責達賴喇嘛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還說是達賴分裂集團等等。請您談一談，跟我們的觀眾來介紹一下，您所了解的達賴喇嘛是什麼樣的人？他在想些 什麼？
才嘉：達賴喇嘛在2011年的時候完全的退出了政壇，因為之前他從16歲開始自然的成為了西藏的政教領袖，這不是達賴喇嘛的選擇，這是因為西藏本身的一個制度。在公元十七世紀，五世達賴喇嘛的時候，成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這個政權從十七世紀開始一直到2011年都是由達賴喇嘛，歷代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的領袖。但是2011年，達賴喇嘛除了他個人退出政壇以外，他非常堅定的、自願的把將近四百年的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這個制度劃上了句點。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具有時代意義的一個做法。所以我覺得達賴喇嘛他現在的做法，您剛剛提到，他覺得他有三個責任。第一，他說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人類的一部分，他到世界各地訪問，接見不同的人，他都是提倡人類的善心，就是說提倡人類的慈悲心，人類的愛心，他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人類需要幸福，人類需要安定，人類需要和平的話，關鍵是從每個人做起。每個人的這種愛心，激發他們的愛心。提倡他們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他說他作為一個宗教人物，他覺得世界上七十億人口當中，除了十億人口沒有信仰之外，六十億人口是有信仰的，那說明宗教在人類社會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樣他覺得他作為一個宗教人士，宗教之間的對話、宗教之間的和諧、宗教之間的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世界各地區、訪問的時候，他會見到很多不同宗教的領袖，他在提倡宗教之間的對話、宗教之間的和諧、宗教之間的友愛。這是第二。第三，他雖然辭去了西藏的政治責任，但是他依然有達賴喇嘛這樣的一個名稱。加上他是一個藏人，他有義務、他有責任，為了保護西藏的文化、保護西藏的宗教、以及我們剛才提到的西藏的語言、西藏的民族特性、西藏的生態環境。為了保護這些，他要到世界各地奔走呼籲這是他的責任。所以你說達賴喇嘛是什麼一個人，用他的這三個職責來形容的話，最好不過了。
寶申：那麼達賴喇嘛就像您所說的在2011年是基本上全職退休了，但是他現在還是西藏的事務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他現在幾次訪問美國還有訪問其他國家，每次來中國官方都指責他分裂祖國的活動，您談一談他訪問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其他國家是做一些什麼事情？
才嘉：過去六年多的時間，我是跟隨達賴喇嘛去世界各地，他的訪問基本都有跟隨，跟隨他的行程。所以在這麼多的行程計劃裡面，我看到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一些大學裡面演講，然後就是對民眾的公開的演講（Public Talk)，接見一些不同層次的，包括跟科學家的對話，包括跟知識分子的一些論壇。那這個議題啊，基本上我剛剛提到的，他就是提到人類的責任心，然後就是宗教之間的對話，他從來沒有談到任何政治，包括西藏問題。當然，有的這個大學裡面演講的時候，演講的是相關的一些問題，但是有的人提出來一些西藏的問題的時候，因為提問者這樣提，他把他知道的告訴他們。除了這個之外，比如美國、歐洲之外，我們去年也去了墨西哥，也去了拉脫維亞，也去了蒙古，這些比較不一樣的國家。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達賴喇嘛都是在宣揚他對人類的這種愛心、宗教的和諧，當然去了蒙古跟這些國家，有些佛教徒的國家，他會安排一些佛法的課程，兩天、三天，這是講法，他沒有談到任何的政治問題。
寶申：好，非常感謝才嘉先生接受我們的採訪，也請您向達賴喇嘛轉達我們的致意。
才嘉：謝謝你，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