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茉莉：六十多年前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其留在大陸的思想遺產和執政經驗並不一無是處。尤其是在上百藏人捨身自焚抗議中共統治的今天，那個由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當年在大陸執政二十餘年所製訂的民族理論及施行的民族政策，更值得研究和借鑒。
在對待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問題上，中華民國政府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路，經歷了從單方面宣示主權、主張同化到願意給予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過程。一個“准民主政府”，由於國內外現實環境以及它自身施行的憲政制度，使它在處理對藏事務時身段靈活，能夠與時俱進，逐步改善政策，緩和民族矛盾。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年的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獲勝，它不太可能像當今中共這樣嚴重摧殘西藏文化、蹂躪西藏人民，漢藏矛盾也不會陷入目前這樣無解的絕望境地。
◎空洞宣示主權，公開宣傳同化
在西藏人看來，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只和元朝有蒙藏矛盾，和清朝有滿藏矛盾，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才開始產生漢藏矛盾。西藏人最不明白的是：西藏人與漢人同為滿人所征服，藏漢兩族本來不相統屬，一旦滿清覆滅，漢人的“中華民國”怎麼把藏地劃成他們的呢？
最初，革命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本意是追求“漢族單一建國”，其他民族包括蒙古、西藏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革命黨人一旦掌握政權，胃口就大了起來。早年鼓吹“漢族單一建國論”，到1912年孫中山發布《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時，就變成了“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五族共和說”。
原本只指漢族的“中華民族”，這之後就把滿、蒙、回、藏等族統統給包括進來。看來我們漢人不容忍外族統治，卻很樂意去統治外族。民國政治家們的一大“創造”是：虛構了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不承認的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一夜之間，中國成為單一的民族國家，其他民族不叫民族而被改稱“宗族”了。這個由民國大漢族主義者製造的政治名詞，被中共繼承下來沿用至今。
無論民國漢人怎樣親親熱熱地把藏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 西藏人卻不肯認這門親戚，只把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定義為宗教意義上的“施主關係”。在西藏人眼中，漢藏是兩個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權民族。然而，1912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卻明文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這樣民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強行認定對西藏的主權。
這個單方面的主權宣示，在當時是空洞而無意義的。西藏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一直是事實獨立的，民國政府從未在那裡實際行使過主權。但是，這個宣示卻給共產黨後來以大砲鐵蹄攻占西藏，提供了所謂的“法理”基礎。曾一度宣稱“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從中國獨立出去”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應該對他們的老對手感恩不忘，因為就在中共大唱“民族自決”先進思想之高調時，被他們視為“反動落後”的國民黨作為第一個漢族政府，擅自向西藏宣示了主權。
儘管國共兩黨在搞大漢族主義方面有共同之處，但比較起來，國民黨要誠實客觀一點。例如，國民黨就不太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話，因為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主流認為，西藏並不是在元朝期間被納入中國版圖的。
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的誠實還在於，他們不像中共那樣“掛羊頭賣狗肉”，而是公開宣傳同化少數民族。孫中山曾於1923年在廣州號召說：“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此後，國民政府制定並實施了各項民族同化政策。
◎以“上國”自居卻無能治藏
在單方面宣示主權和製訂同化政策時，國民政府根本不考慮包括西藏在內的少數民族自己的意願，因為他們認為漢族天生就優越於其它民族，因此要由大漢族來承擔改造其他落後民族的使命。這就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民族主義導致集體的自我崇拜。”
但是，一旦漢族政府真要去遙遠的西藏實施主權，卻是處處碰壁。即使只想繼承滿清和西藏的那種類似“宗主權”的關係，也是難上加難。 1929年6月，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決議：“派員分赴蒙古、西藏，宣達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與決心，慰問並調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但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否認與中華民國有任何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國民政府派員前去宣慰遲遲未能成行。
直到1934年，國民政府才能趁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機，派出官員黃慕松帶團進入西藏。這還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民政府高級代表團第一次進藏與西藏政府官員會晤。但西藏人一心維護自己完整的獨立狀態，他們明確地向黃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適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具有弱勢關懷的魯迅，曾在1933年的雜文《王化》中，挖苦國民黨的“王化”政策：“對於西藏的懷柔，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他指的是國民黨拉攏出走內地的班禪喇嘛，在內地舉辦祈禱法會，以此表示懷柔。
魯迅的諷刺說明，南京政府在少數民族面前以“上國”自居，卻又無能獲得藏地治權，只能訴諸於宗教形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中看到，國民黨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妥協性，不像後來共產黨執政時毫不妥協地施行暴力鎮壓。
◎國民政府的和平原則與自我改善
應該說，當時的國民政府不是沒有軍事實力征服西藏的。三十年代初，國民政府統領上百萬軍隊，光是駐紮在離西藏不遠的川、青兩地的軍隊，就多達數十萬人。其時西藏噶廈的軍力總數不足萬人，而且缺乏戰鬥力。但是，有實力的國民政府在對藏政策上，自始至終奉行和平主義原則。
例如，1923年九世班禪喇嘛出走內地後，國民黨就一直支持班禪返回西藏，希望利用這位親漢班禪的返藏，來實行他們向西藏滲透的計劃，獲得藏地的治權。但此事因各種原因受阻，一直到1937年班禪在青海圓寂，也未能成功。在這十幾年間，國民黨曾一度計劃以軍事護送班禪回藏，有人主張“假手武力”、“施以兵威”。但國民黨最終仍然堅持恩撫懷柔。
除了拒絕對藏動武的和平主義原則之外，國民政府值得稱道的，還有他們對西藏原有政治制度的態度。最初國民政府企圖用三民主義去改造西藏，推行政教分離，後來轉為承認西藏的特殊性，採取羈縻的放任政策。
1929年3月，雄心勃勃的國民黨曾在其決議案中宣布：將在西藏等邊疆地區實行三民主義。雖然“人民之方言習俗，與他省不同”，但同為中華民族，應該實現西藏和內地一體化，“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
然而，西藏人認為他們世世代代有自己不同於漢人的文明，“吾藏隆盛之教業”是“吾數千年以來西藏之正統”。儘管藏人對國民黨企圖改造他們的意圖有危懼之感，但噶廈官員仍然對前去拉薩的國民政府特使黃慕松說：“改變為民國之法規，於教於政，均有極大方悖之處。 ”
1935年，南京行政院對此表態：“國民政府得依西藏官民之願望，允許維持其固有之政教制度。”這一點，後來以武力攻下西藏的共產黨也曾在其《十七條》裡承諾過，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
國民政府的自我改進，更體現在他們對少數民族的立法上。 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此時蒙藏兩族的地位與各省差不多，只是稍有一點特殊。到1934年黃慕松入藏時，國民政府表示給予西藏的“適度之自治”。 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宣布“賦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權”。
◎為什麼國共兩黨對藏政策走向相反？
從行省化到適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國民黨的政策隨著形勢發展不斷變化，變得越來越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與權益。在國民政府遷台十年之後，西藏人民不滿中共的統治奮起抗暴，蔣介石在台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發表聲明，承認西藏人民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想必此時，蔣總統對國民黨早期的西藏政策有所反省。
這就有了一個令人奇怪的問題？為什麼早年信仰馬克思民族理論的中共，到今天走到它自己的反面？中共的民族政策，從早期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到建國後製訂民族自治政策（大都停留在紙面上），再到目前醞釀取消民族自治政策。六十年餘來，中共走在一條與時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上，至今仍採取強硬鎮壓的暴力手段，釀成西藏民族巨大的悲劇。
肯定會有人說，國共兩黨的對藏政策之所以走向相反，是由於不同政權所擁有的不同實力決定的。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期間，先是對付軍閥割據之混亂局面，而後陷入國共戰爭之泥潭，接著是日本入侵中國，抗戰勝利後又是三年內戰，國府敗逃。一言以蔽之，他們缺乏足夠的實力和余暇來征服西藏。
這個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蔣介石也曾說過：解決邊疆問題之方法有兩種，“一即剛性的實力之運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羈縻。”“但吾人今當革命時期，實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這樣看來，如果國民政府不是陷入長期戰亂，其治藏手段可能要剛硬一點。
但是，民國畢竟不同於共產黨國家，即使蔣介石想要強硬對付西藏，也會有各種力量製約蔣介石，使他不能像當今中共一樣動輒使用武力。民國時期就有各種制約政府的因素，使其不能為所欲為。
第 一，憲政體制。 20世紀初，中華民國開始實行憲政制度，明確規定主權在民。雖然由於形格勢禁，國民黨在大陸時沒能完全實行民主制度，但它畢竟有一個時間表，計劃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確定了五權分立的國家組織方法。這樣，蔣介石想要像毛澤東一樣，只要一個命令就發起進攻西藏的戰爭，似乎不太可能。
第二，傳統繼承。眾所周知，共產黨一貫破壞中國傳統，而國民黨一直繼承中國傳統。中國自唐代以來，便有允許邊疆民族自治之羈縻政策。儘管國民政府是具有憲政性質的共和政府，但蔣介石還是尊重傳統的，他認為：“放任自治，則邊民樂於自由，習於傳統，猶有羈縻籠絡之餘地。”
第三，國際環境。當時國共兩黨受到不同國際勢力的支持。蔣介石受到英國的影響，西方的壓力，使他在對藏事務上不能不小心翼翼。而在社會主義陣營方面，蘇聯斯大林直接指使毛澤東佔領西藏。 1950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莫斯科發回電報，指示解放軍強行進攻西藏。
第 四，自由知識份子的作用。民國時期，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家致力於構建“邊政學”，其中有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漢族統治者認識邊疆民族的不同文化，改進了政府對於邊疆民族的政策。但到了共產黨時期，這些專業學者中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
總之，雖然國共兩黨都是在中國千年專制土地上產生的政黨，都有不同程度的大漢族主義，但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他們的民族政策有著相反的走向。如果當年國民黨不敗於中共，今天的西藏很可能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區域，中國很可能實行了聯邦制。
人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反思歷史卻需要假設。在反思中假設歷史原本存在著某種更明智的選擇，認識到這一點，人類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劇。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二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