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瓦格桑堅參：
一、西藏在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
西藏在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這在浩如煙海的藏文歷史資料裡有清楚的記載：公元前217年西藏第一位贊普（皇帝）建立吐蕃政權至公元九世紀間共有四十三位贊普在西藏高原上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朝，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可與大唐，大食相抗衡。
公元九世紀由於吐蕃王朝內亂，致使整個西藏高原在近四百年時間里處於諸侯割據的內亂狀態，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從來沒有外來勢力統治過西藏。
公元1260年，薩迦法王朱棍曲傑帕巴（八思巴）重新統一西藏三區建立薩迦政權統治西藏以來，在三百八十多年時間裡，西藏先後經歷帕竹政權、仁蚌政權、藏巴汗政權而有效統治了西藏。
公元1642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丹普章政權至中共入侵西藏以前的三百多年時間裡，雖然有外國勢力曾經短暫入侵過西藏，但西藏一直有效地捍衛了自己的主權，厲輩達賴喇嘛成為西藏至高無上的政教領袖。
二、中共入侵西藏及其對藏政策
公元1949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開始入侵西藏的安多和康巴地區，並在1950年的昌都戰役中打敗西藏軍隊，西藏在國家軍隊幾乎全軍覆沒的情況下，不得不與中國政府簽訂城下之盟《十七條協議》，西藏從此被中共統治而失去獨立地位。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雖然西藏政府想盡一切辦法，力求與中共合作，但中共在1954年至1955年先後修通川藏公路及青藏公路，並在西藏各要地部署完他的軍事實力後，《十七條協議》開始成為它控制西藏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公開破壞和撕毀《十七條協議》內容，從1956年開始在西藏的康和安多地方強行實行所謂“民主改革”運動，沒收寺院財產，將西藏的高僧及地方頭人以開會的名義軟禁關押，並沒收他們的財產，強行改變西藏現有製度。由此導致了整個康巴和安多民眾的大範圍抗議活動，最後這一反抗中國統治的抗議活動蔓延到整個西藏，致使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及其領導的合法政府不得不於1959年離開西藏拉薩，流亡印度至今已達半個多世紀。
尊者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流亡印度後，中共在西藏以“平叛”名義調動正規軍隊大肆進行鎮壓活動。他們將西藏的有識之士、青壯男女不是趕盡殺絕就是投入牢獄。在所謂“民主改革” 、“平叛” 、“大躍進” 、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中，西藏六千多座寺院遭到毀壞，一百二十多萬西藏人死於非命。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0年、1961年、1965年等討論西藏問題時，許多國家譴責中國非法侵占一完全獨立的國家。並認為中共在西藏實行的是種族滅絕，文化滅絕政策。
到八十年代，西藏在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時代雖然有過短暫的開明年代，但後來又急轉直下，對藏政策越來越左，越來越強硬。至中共領導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不僅提出“打蛇先要打蛇頭”的歪理，將至尊達賴喇嘛定性為“國際反華勢力的總工具” 、“禍藏亂教的總根源” 、“西藏分裂勢力的總頭子”等開始大肆進行污衊詆毀至尊達賴喇嘛的活動，而且開始在西藏各寺院開展所謂“愛國愛教運動”，強行讓僧人批判達賴喇嘛、劃清與達賴分裂勢力的界限，此舉使大量西藏僧人被抓，被關押，被清理出寺院而大大傷害了藏人的心；他們在經濟政策上以所謂“對口援藏的名義”，為大量漢人湧入西藏創造條件；在文化政策上開始進行以中文教育為主，藏文教育為輔，削弱藏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空間；在對藏幹部政策上因不信任藏族幹部以派遣“援藏幹部名義”，讓漢族幹部佔據西藏各要害部門職位；特別是08年以後更是極端化了極點，他們不僅在各寺院派駐工作組，成立派出所，而且在各寺管會成員裡強行加入乾部成員，其比例必須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寺院裡開展“九有”及“六建”工作，強迫各寺院懸掛無神論中共頭目畫像；寺院裡建立黨組織，由黨的工作人員全面管制寺院日常行政事務及其法事活動；尤其在各寺院開展所謂“和諧模範寺院及先進僧尼評選活動”，將文革時期的“階級鬥爭”方式重新在藏地發動；外地藏人若要到西藏首都拉薩就要辦理多達六種允准進入證件及擔保書，可漢人任憑空路交通工具隨便進出拉薩，暢通無阻。由於篇幅有限，在次無法一一詳述！
三、西藏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中共殖民統治的活動
中共入侵並統治西藏三區的六十多年時間裡，對西藏採用的強硬高壓政策從來沒有改變過；它在侵占並掌控所有藏區後，屠殺和關押，嚴刑拷打，騷擾西藏人民的嚴厲鎮壓行為從來沒有停止過。而西藏人民為保護自己民族的宗教文化，語言等民族靈魂，保持民族尊嚴的正義鬥爭也從來沒有間斷過。
從59年的抗暴運動到68，69年代的再起義運動，（中共史料稱再叛）以及80年代末爭取西藏語言文化，爭取西藏自由權利等運動雖然遭到了中共的血腥鎮壓，但這種鎮壓及屠殺並未能使境內藏人屈服，也未能使西藏的局勢趨於穩定。自２００８年以來。西藏三區更是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他們為捍衛西藏的宗教自由權利、語言文化權利、民族平等等權利紛紛走上街頭進行和平抗議活動。但這些正面訴求非但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正面回應，反而被冠以危害“國家安全罪” 、“民族分裂罪”而遭到了嚴厲鎮壓。最後境內藏人以“不參加由中共舉辦的演出活動” 、“不參加中共的慶典活動”、“不過藏歷新年”、“罷耕”、“守護拉嘎”等不合作運動進行了抗爭，但最後中共愈發加強了對藏人的殘酷屠殺行為。由於境內藏人無法忍受如此非人待遇，無法忍受猶如地獄般的苦難，他們為著解決西藏問題，為至尊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為使自己所遭受的苦難能使聯合國及其國際社會，各國政府和非官方組織，以及個人所了解和關注，開始以自焚的形式表達心中的痛苦和不滿。
據我們清楚掌握的資料來看，從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在境內藏地共有95位藏人自焚，包括14位女性，已知其中80人犧牲。最年長的為64歲，最年輕的是15歲。其中58人當場犧牲，23人被軍警強行帶走之後身亡，1人在寺院治療六個多月後犧牲。另有14人被軍警帶走，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從目前找到並已經披露的大概有30位自焚藏人專門留下的遺言、寫下的遺書或錄音的遺囑，還有五十多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時發出的口號包括“讓尊者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獨立”、“民族平等”等等都是最響亮的遺囑。
四、中國政府如何對待境內藏人的抗議活動
對境內藏人的和平抗議活動，中共當局除了派重兵進行嚴厲鎮壓，並把所有責任推在所謂“達賴集團”頭上以外，是否並沒有人去深究導致藏人不滿的深層原因。而且越把藏區的不穩定因素誇大，越把“達賴分裂集團”的滲透力和破壞力吹大，越能從中央拿到維穩經費及高壓權利，自己也可不負任何行政問責而高枕無憂地對付藏人，並從中得到高升級重用。這是所有在藏區工作的漢人官員的為官之道，而藏人官員在這一事關“旗幟”，“立場”“原則”，“路線”上根本沒有發言的權力。憲法及法律在所謂“旗幟”與“立場”的原則下在西藏成為一張廢紙。
特別是對待藏人自焚問題上中共更是黔驢技窮，所定性前後矛盾：先是說自焚藏人是因精神分裂而自焚；後又污衊自焚僧人嫖娼欠債而自殺；當出現俗人自焚時又巫稱家庭不合，經濟困難等等。
但這些指稱都被境內自焚藏人連續以遺囑，口號的形式瓦解以後，中共開始巫稱有充分證據證明，自焚事件是達賴集團企圖分裂中國，實現“西藏獨立”的一場政治陰謀；還誣陷“達賴出錢買屍”，“自焚去世者40萬盧比，傷者30萬盧比”。但這些巫稱又都無法出具任何有力證據而使國際社會無法信服時，中共又改口聲稱西藏境內發生的自焚事件是“達賴集團”煽動唆使的，是藏區偏遠地區的個別寺院發生的孤立事件，充分暴露出達賴集團已是強駑之末態勢，已顯迫不急待之狀。
但是，中共的這種宣傳及強壓並未能使境內藏人屈服，他們的抗爭規模越來越大，自焚地域從安多蔓延到康巴，從康區蔓延到衛藏，涵蓋整個西藏三區，中共的所謂“邊遠局部”地區的謊言不攻自破。藏區更是出現了藏人向自焚者敬獻哈達，頂禮。自焚者的葬禮超過過去高僧喇嘛享受的待遇。一人自焚，上萬藏人前往探視慰問，並向自焚者親屬捐款等等。
藏人的這種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讓中共慌了陣腳，12月3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不顧憲法精神，聯合下發了《關於依法辦理藏區自焚案件的意見》， 將自焚行為定性為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並且對公共安全、社會秩序造成危害，其行為屬於違法犯罪活動。組織、策劃、煽動、脅迫、引誘、教唆、幫助他人實施自焚，本質上是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嚴重犯罪行為。並指出，對實施這類犯罪行動的人以故意殺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要作為打擊重點予以嚴懲。
特別是中共青海省政府於12 月17日在西寧市召開所謂的“反自焚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公佈《青海省反自焚專項鬥爭方案》，揚言要嚴厲處置自焚事件。並鼓勵幹部群眾檢舉揭發自焚等違法犯罪行為，凡檢舉、揭發他人預謀自焚的，獎勵人民幣5萬元；檢舉、揭發鼓動他人自焚的幕後操縱者，獎勵人民幣10萬元；在現場發現自焚並及時制止，未形成事實的，獎勵人民幣20萬元；在自焚現場主動及時實施撲救的公民，獎勵人民幣1000元。
在這樣的一種中央違憲所開的口子下，藏區各當局變本加厲，肆意抓捕所謂“達賴集團幕後唆使人員”，藏區各公安當局連續成功破獲所謂“系列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 。據我們所知，從阿壩到甘南，從甘南到青海各地，從青海到西藏自治區已經有上百人被抓，有很多藏人幹部被開除公職。漢族官員儘管佔據了藏區所有重要職位，但沒有一個官員被免職，這就是藏區的現狀。
如何緩解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
我們對境內藏人連續自焚的嚴峻形勢深表憂慮！藏人行政中央雖然一再呼籲境內藏人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中國政府卻與此相反，一味指責境內藏人的自焚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為分裂中國而唆使”的，並由此對藏人開展嚴厲打壓行動。我們認為這是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暴政表達不滿而採取的和平非暴力活動。
我認為，藏區連續發生自焚抗議活動的根本原因是藏人強烈不滿中共的對藏政策而導致的。如果中國政府政府能夠專門討論藏人自焚事件，並詳細調查致使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制定出符合藏人根本訴求的正確政策，藏區的緊張局勢將會得到改觀。
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停止將尊者達賴喇嘛視為敵人而對其進行人生攻擊，在藏區連他的法相都不准供奉的錯誤政策，創造出一個藏人能夠自主傳承管理自己的宗教、文化、語言的社會環境，藏區的不滿情緒將會得到控制。
如果新上台的中共新領導人能夠正視西藏問題，依照實事求是的態度與藏人行中央恢復和談的途徑，西藏問題則會得到解決。
我深信，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採納上訴意見，不僅有利於緩解藏區的緊張局勢，而且對整個中國的穩定也將起到積極的作用；不僅有利於藏漢兩個民族能夠和睦相處，而且在國際上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及威望也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巴瓦格桑堅參在澳洲國際漢藏會議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