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博樹 ：
中國西藏網3月22日刊發、接著被人民網等官辦網媒轉載的“七問達賴喇嘛”一文，是一篇充滿文革式棍子語言的五毛之作。此文不但延續“主流媒體”對達賴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的許多不實指責乃至污衊，甚至荒誕地把達賴喇嘛與二戰時的納粹和希特勒相提並論。該文稱“達賴打著所謂’自治’的旗號騙取同情，為有朝一日復闢農奴制後推行種族清洗鋪路墊土；舉著’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間，築起種族隔離和民族仇恨的’柏林牆’”。 “達賴的言論不禁讓人們想起二戰中瘋狂的納粹。達賴的’中間道路’、’高度自治’背後，是赤裸裸的民族驅趕，和當年希特勒’清洗’猶太人何其相似！”
然而，這個攻擊卻如此地不堪一駁，因為攻擊的全部根據無非是流亡藏人方面《為全體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的建議》中關於未來的藏區自治機關應享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經濟活動自主制定相關法規的權力是極為重要的”這一主張。
那麼，這個主張是否真如五毛作者所說，是在“公然叫囂將非藏族居民驅逐出西藏”呢？
事實是，就在《為全體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的建議》這份文件中，流亡藏人方面明確表示：“我們並沒有將定居西藏或長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員驅走的想法。我們所擔心的僅僅是，鼓勵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成員大量移居西藏的結果，將會改變現有的西藏社會結構，西藏民族因此成為少數而被邊緣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無可挽回的破壞。”
為了避免誤解，流亡藏人方面特別在闡釋這個《建議》的一個補充文件中寫道：“《建議》要求賦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來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經濟活動方面製定相關規範條例的權限，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在很多國家，自然地具有或製定了為保護原住民、少數民族地區或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而限製本國其他地區人口移入的機制和法律條文。《建議》明確提出這並不是為了將長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會談中特使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達賴喇嘛尊者和噶廈在之前的講話中對此已做了明確的說明。如2008年12月4日達賴喇嘛尊者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中就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將非藏人驅逐；我們擔心的是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鄉也成為少數民族，並對極為脆弱的西藏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這已清楚說明其中並不存在除單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說法。因此，這只是為保護面臨滅絕危機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對臨時流動人口、求職者、以及新來定居者制定規範條例的權限分配問題。”
用不著做更多解釋。這些建議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存憲法框架內、為落實民族區域自治而提出的具體主張。它們可以在漢藏人士間討論、交流，也可以在北京和達蘭薩拉間作為談判的議題，甚至可以作為未來中國民主政府考慮民族地區製度建設時的某種參考，但無論如何，這些主張同所謂“赤裸裸的民族驅趕”毫不相干，更與希特勒的“種族滅絕”風馬牛不相及乃至完全相反。難怪國際猶太人權組織西蒙。維森塔爾中心（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該機構網站發表聲明，認為中國官媒對達賴喇嘛的污衊令人髮指、完全無法接受，也是對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的詆毀，“因為達賴喇嘛在數十年來已贏得世界的尊重，他現在行使的使命中其中一項就是尋求和平與對話。事實上，達賴喇嘛倡導的價值觀，正是納粹企圖摧毀的”。該聲明最後要求中國主流媒體人民網、新華網和中國西藏新聞網等立即做出正式道歉。
我想強調的是，這樣一篇連署名都沒有（或未敢）的棍子文章如果僅僅是某個五毛作者的即興之作，本來無需搭理，也不值得認真對待；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它居然被官方主流網媒大量轉載，儼然一副大有來頭的氣派，這就不是小事了。誰都知道中國嚴格的網絡監管制度，包括人民網、 新華網等在內的中國官方網媒紛紛為這樣一篇想入非非、信口雌黃的無良之作大開綠燈，到底在釋放什麼信息？傳達何種傾向？
眾所周知，中國的政治轉型正接近一個關鍵性當口。最近，薄熙來、王立軍事發，保守派和極左勢力受挫，溫家寶總理在諸多場合再次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民間民主化要求再度高漲，對未來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無論當政者還是反對派，都在重新審時度勢。而我以為，對於有志於中國政治轉型、開闢新局的體制內改革者和民間反對派人士來說，制定一個合理、可操作的轉型路線圖至關重要，在這個圖表中，要排出戰略目標的實施步驟、 輕重緩急，民族問題無疑是這張圖表中必須解決的目標之一。過去60年來，當政者在民族政策領域做過不少錯事，甚至惡事，也說了不少謊話，積累了大量負資產。這當然不利於轉型。為了減小民族問題的解決難度，化解制度不合理造成或累積的民族積怨，在啟動實質性轉型之前，營造寬鬆的民族氛圍，少講或不講不實的話、謊話，或至少不再“製造”和“發明”新的謊話，不再妖魔化自己的談判對手，這是當政者起碼應該做到的事情。事實和真相在中國是一個極其匱乏、極其稀缺的領域，這是多年黨機器控制新聞傳媒、被壟斷的信息資源有意誤導公眾的結果，也是很多中國公眾（包括一些黨的官員）往往容易被“忽悠”的原因。舉個例子： 如果沒有嚴密的信息封鎖，如果一般公眾、特別是漢族公眾更多了解了藏族兄弟的政治、文化、語言、宗教信仰權利被擠壓的真實情況，也了解了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數十年來在流亡社區推進民主化建設的事實以及他們的自治而非獨立的真實主張，像“七問”之類的可恥文字就不會有市場。
走向民族和解，這既是中國政治轉型的目標之一，也是和平的政治轉型得以發動的前提。而民族和解的前提，則是消滅謊言，至少不再炮製新的謊言。
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為出現“七問”這樣的荒誕文字、且在“主流媒體”上橫行無忌擔憂，因為它代表著某種危險傾向，它不是在為中國轉型創造有利條件，而是在攪局，在加大轉型的阻力。它的背後，可能有最頑固地抵制中國政改的那部分力量的身影。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對此 不可不察。
章來源：縱橫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