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琳 :
從 2008年至今，藏區形勢持續緊張。中國政府一方面展開宣傳攻勢，不厭其煩地重複自我表揚，宣講藏區民眾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於藏區維穩。中國政府一再宣傳中央每年對西藏的巨額財政補貼，宣傳政府對藏人的優惠政策，可是藏區形勢依然日趨緊張，到處是軍警，民眾戰戰兢兢，政府風聲鶴唳。漢地民眾多年來只聽到政府的自我表揚，久而久之難免奇怪：為什麼政府對藏人如此之好，藏人卻還是欲反欲“叛”呢？難道真的是藏人“不知好歹，沒有良心”嗎？
中國政府把漢地民眾無法理解的這一現象，籠而統之地解釋為藏人民眾受了境外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挑唆。可是，藏區民眾歷經幾十年，為什麼仍然不相信中國政府？為什麼全世界都同情藏人、支持達賴喇嘛呢？
從2009年開始，藏區民眾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特別是在四川、青海和甘肅藏區，出現了年輕僧俗接連自焚抗議的事件，漢藏關係到了1950年代後最為惡劣的時期。當前漢藏關係的緊張狀態，有著直接的歷史淵源。不了解這一歷史淵源，就不能理解為什麼藏人採用如此慘烈的抗議方式。
從歷史上看，直到清末民初，漢藏關係是相當和睦友好的。在1951年解放軍進入西藏以前，西藏有過四十年“事實上”的獨立時期。中共建政之初，在軍事佔領西藏以前，中國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間，簽訂了承認西藏自治的十七條協議。這在中共建政過程中是獨一無二的，從側面證明了西藏的獨特地位和漢藏關係的特殊性。
但是，基於其理論、綱領和意識形態，中國當局從一開始就計劃將藏區納入其統治模式。在五十年代初，漢地一系列政治運動大局已定的情況下，1955年和1956年從周邊四省藏區開始，中共在藏地展開以土改和毀寺等暴力運動為核心的“民主改革”。這一殘暴的“民主改革”立即激起了藏民族的反抗，於是開始了藏民族和中共之間反抗和鎮壓的歷史。從那個時候開始，這種反抗和鎮壓就一直沒有完全停息，一波又一波，至今已是第五波。
第一波：1956-1962，在中共宣傳中稱為“平叛鬥爭”，但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在6年半的時間中，席捲了甘青川滇和西藏自治區。 1962年3月，西藏自治區境內“平叛鬥爭”結束；10月，青海軍區完成“第三階段”作戰。至此，發生在青藏高原上這場鮮為人知的戰爭宣告結束。戰爭結束的標誌為“三光”，即“叛匪殲光、槍支、反動證件收光”，而且作戰地區不再有10人以上的“小股叛匪”。
戰爭帶來巨大的破壞。短短幾年內，戰爭以及同時發生的大饑荒，導致藏人人口急劇下降。根據公開發表的官方數據，甘南藏族自治州從1957年至1961年，四年間藏人人口減少量達1957年藏人總人口的31.8%；四川藏人人口從1958年至1965年減少11.8%；青海藏人人口從1957年至1964年減少了17.75%。
幾十年來，漢地民眾相信“百萬農奴翻身做主”的宣傳，卻並不知道這個“社會主義天堂”是建立在戰爭廢墟之上的。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共將藏區納入“紅色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同時也埋下了下一波反抗的種子。
幾年後，在文革的反常政治狀態下，藏區出現了第二波反抗和鎮壓。
文革期間，四川、青海、西藏自治區等地再次發生鎮壓藏人的軍事行動。在中共的文獻裡稱為“再叛”或“新叛”，以區別1956-1962年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典型事例為西藏自治區境內的“尼木事件”，以及涉及範圍很廣的“紅成事件”。有關這兩個事件的資料不多，對其性質也有不同看法。 1969年發生在西藏自治區的“尼木事件”牽連很廣，18個縣、幾百個村被劃為“叛亂縣”、“叛亂村”，報經中央軍委批准後，西藏軍區派軍隊實施“平叛”。這一波鎮壓導致的死傷俘降和判刑人數，至今沒有詳細資料，有關研究難以進行，只知道後來被稱為“再叛擴大化”。
1967年發生的“紅成事件”起源於四川省阿壩，蔓延到青海和甘肅，牽涉到三省十餘個縣。最初的起因是因為阿壩地區兩派群眾的衝突，“支左”部隊介入，支持其中一派，對另一派開火，打死打傷近百人。成都軍區為了自保，將此事定為“叛亂”，得到中央軍委和國務院批准，進行軍事鎮壓，這就是被稱為“新叛”的事件。這個事件牽涉面比“尼木事件”更廣，資料卻更少。目前所知，青海果洛久治縣有900多人，其中包括35名基層幹部和民兵加入了“紅成”組織。 1958年11月在久治縣的“平叛”中，824人自動歸降，戰場俘虜64人，打死7人，捕辦12人，2人被叛死刑。
文革結束後，各省藏區對1950年代的“平叛”和文革中“新叛”、“再叛”的“擴大化”作出了“平反改正”，但是至今沒有公開有關檔案資料，在中國政府的歷史敘述和宣傳中，對文革期間藏地民眾的狀態諱莫如深。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中共高層反思西藏政策，由鄧小平親自出面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團訪問藏區。這一政策鬆動，給了藏地民眾和流亡藏人以新的希望，希望漢藏關係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回到對話與友好的傳統中。藏地民眾對達賴喇嘛代表團所表現的盼望、崇敬和熱情，使得中共的很多幹部大為震驚。隨著胡耀邦等開明幹部在政治上的失勢，這一寬鬆形勢很快被終結， 中共內的頑固派和強硬派重新掌控了對藏政策。藏人盼望達賴喇嘛回歸拉薩的希望很快熄滅，失望重新籠罩藏區。
現任中共最高領導胡錦濤就是在這一時期被派往拉薩管治西藏。胡錦濤治藏期間中止了中共內部對治藏政策的反思和爭論，採取了對所有問題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歸罪於境外流亡藏人所引起，以宣傳上的強勢來掩蓋政策上的連續錯誤。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現在。
這種強硬、蠻橫而無理的做法，也許可以忽悠不知真相的漢人民眾以一時，卻無法安撫親身經歷高壓政策的藏人。於是，從1987年開始，藏區出現了連續不斷的藏人和平抗議。這是中共佔領西藏以後的第三波反抗和鎮壓。
1987、1988年，西藏自治區發生多次抗議事件。 1989年，第十世班禪大師的圓寂，激發了藏人的大規模抗議。從2月起，發生了4次以僧尼為主的遊行。遊行被彈壓，成為1959年3月之後最大的抗議和流血事件。 1989年3月7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戒嚴令，拉薩市從3月8日開始戒嚴。戒嚴至次年5月1日才解除，這是中共建政後歷時最長的軍事戒嚴。同年，由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同一年發生在拉薩和北京的民眾政治抗議，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的結果而告終，也是至今在中國境內被嚴格管制、不可議論的政治事件。這兩次事件，象徵著漢藏民族在當代世界政治史上的相同地位和相同命運。
在以後的二十年裡，漢藏民族在同一個政治制度下，經歷著相同的政治風波，民眾反應卻有鮮明的民族特點。 2008年，當年在拉薩親臨街頭鎮壓藏人的西藏黨委書記已經執掌中共最高領導，中國要舉辦奧運會，在西藏卻爆發了第四波民眾的抗議。
2008 年3月10日，拉薩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開始和平抗議，當即被警察抓、打。 14日，小昭寺一帶藏人與軍警發生衝突，衝突逐漸擴大，成為繼1959年“拉薩事件”之後的第三次“拉薩事件”。這一波抗議蔓延到周邊四省藏區，四川、甘肅、青海等地均發生藏人遊行抗議行動。軍警在部分地區開槍，造成流血事件。這一波反抗和鎮壓是1956年之後規模最大的藏人抗議事件。
今天發生在藏區的僧俗自焚抗議和中國政府的強力維穩鎮壓，是半個世紀來藏民族的第五波反抗。比起前幾波的抗議活動，藏人的抗議方式有很大變化。由於嚴密的基層控制，很難形成“群體事件”，因此抗議從“群體”行動轉變成個人行動。自焚這樣一種抗議形式，在世界各地雖然都曾發生過，但在短時期內連續不斷的自焚，是極其罕見的。這一波抗議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對於藏民族，不自由，毋寧死。
從歷史角度來看，目前的事件是歷史的延續。藏人的抗議方式有所改變，而面對藏人的抗議和訴求，不管中共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沒有什麼力量能夠粉碎藏民族追求自由的決心。
原载：（《中國人權雙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