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琪 ：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西藏民族是“三叩一身”叩頭朝聖的。這樣一個虔敬宗教的民族，產生了一個賦予現代性的達賴喇嘛，這不僅僅是達賴喇嘛的奇蹟。
2011年8月，達賴喇嘛宣布脫離政治權力，實現政教分離―― 這標誌著延續了數百年的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制”的結束，完成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轉型。
達賴喇嘛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為西藏樹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西藏這個傳統宗教文化的社會形態裡，融入了現代化元素。正如印度傳記作家馬顏克.西哈亞所說的那樣，達賴喇嘛“最成功的一點就是在眾人公認最科學最重科技和理性的時代，讓達賴喇嘛的製度有了更新的意義。 ”
諷刺的是，達賴喇嘛這位受世人普遍尊重和敬仰的“世界良心的守護人”（同上），卻在中國大陸被“屏蔽”了。與西藏命運息息相關的中國民眾，“被知”的是一個毫無真相可言的、被官方媒體“妖魔化”的達賴喇嘛。這種情形客觀上剝奪了中國人的知情權和話語權，使他們面對西藏境內外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和事件難置一詞，處境尷尬。
達賴喇嘛――一介無權無國的僧侶， “獨自面對一個強大的共產中國”數十年。是什麼能夠讓他說服整個世界，將西藏這一幾乎被遺忘的宗教民族納入世界民族之林？是什麼能讓數以萬計的不同族別、不同信仰的人們追隨他的腳步並為之動容？又是什麼能夠在經濟主導一切的當下，僅達賴喇嘛這一稱謂就能讓經濟崛起的中國凸現精神匱乏？
這裡，我們有必要避開達賴喇嘛自身的光環和所有圍繞達賴喇嘛的政治話語和神秘色彩，還原一位真實可敬的達賴喇嘛。
“轉世靈童”的平民意識
身著絳紅色迦裟的達賴喇嘛，常常謙稱自己是“一個平凡的喇嘛”。他說，“只要悟道，人人都可以成佛”（見「達賴喇嘛新傳」）。實際上，除了讓一般人感到奇特不解的“轉世”說外，就達賴喇嘛的成長過程來說，與所有“智慧明師”或俗稱中的“聖賢者”一樣，是一個日復一日的苦讀苦修過程。
藏傳佛教的轉世認證制度，源於印度古老宗教中前後世存在的宗教理論和哲學思想，淺顯地說，就是佛教中的因果輪迴觀念。 “ 西藏人普遍相信前後世的存在，也行成對聖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進行祈願和隨喜的傳統”（引自“達賴喇嘛關於轉世的聲明”）。經過傳統的神秘儀規被指認的轉世靈童，行坐床典禮後，即升座為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 “靈童”五、六歲時開始系統嚴謹的僧侶教育，範疇包括梵文、哲學、工藝、醫藥、佛學、詩學、戲劇學、占星學、辭藻、聲律等學科，學期長達十幾年甚至更長。成年後行冊封即位大典，正式成為西藏的政教領袖。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博學與智慧，皆源於此。不同在於，由於情勢所迫，達賴喇嘛剛滿15歲就即位，流亡前夕獲得相當於佛學博士的格西頭銜，時年24歲。
達賴喇嘛自幼就是一個善於思考，興趣廣泛，生性好動的人。由於特殊的生活環境，童年達賴喇嘛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圍繞在周圍的眾多雜役為伴。這些雜役多半是中年人，他們各兼其職，照料達賴喇嘛除學習修行以外的一應事宜。達賴喇嘛將他們當作朋友，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了解他們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這讓他從小就明白，“藏人生活並非日日平順”。 （引自「達賴喇嘛自傳」下同）孤獨的達賴喇嘛的另一個“玩項”，是在課間休息時，在庭院里或屋頂上，用望遠鏡眺望深院以外的拉薩景色。較遠處的監獄是他常常“探視”的地方，多半時間正趕上犯人放風，達賴喇嘛對他們心存憐憫。他說“我把他們視為朋友，關切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也知道我，當他們看到我，就行五體投地大禮。我全認識他們，我也知道誰獲釋或又有新人犯來了。”
1949年中共大軍壓境，次年11月17日，達賴喇嘛臨危即位，開始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時代。 “掌權”的達賴喇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所有囚犯。稍後，在往南藏的避難途中，微服的達賴喇嘛主動接觸到許多西藏民眾，通過與他們的交談，獲得了大量他在“深宮”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的社會真相。他說：“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裡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狀況改變，我會盡可能去解決以幫助他們”。達賴喇嘛先是廢除傳統的承襲債，減輕牧民的負擔。接著，著手進行司法、教育改革和土地改革，試圖改變落後的生產力。但這些很快就被中共推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沒了。
1954年秋，青年達賴喇嘛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接觸和在北京的短期居住經驗，讓他對政治謊言有本能的敏感，認識到“中國的政治生活充滿了矛盾”，滋生了他對西藏民族的憂患意識。在流亡印度之初，當他必須承擔所有重擔和責任，獨當一面的時候，他的睿智和潛能中的民主變革思想馬上就體現在行為上了。
離開“惡土”，連枝民主之菩提樹
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印度這個西藏流亡者的所在國。都說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很難將它與秩序井然的西方民主國家相提並論。印度那數以千計的不同族別、宗教、語言，以及種姓、等級等封建遺留，形成一種既矛盾又復雜的社會形態。加上人口密集，貧富懸殊造成貧富兩極的不同世界，想像中的印度，是一個雜亂無章、貧困落後、乞丐成群的國度。
就是這樣一個國度，由於實行的是民主憲政，亂象和貧窮並沒有影響這個國家的社會穩定。 （可惜這一點遲遲沒有引起盲目自傲的中國人的注意）半個多世紀前，印度國民在自身難以果腹的情況下，慷慨地接納了西藏流亡難民，給他們劃分土地和居住營，當時的總理尼赫魯熱忱地鼓勵達賴喇嘛成立西藏兒童學校，讓西藏兒童集中起來讀書，在學習與印度教育同步的現代教程的同時，學習藏語和西藏傳統文化課，將西藏宗教文化和傳統傳承下去。這是一種極具前瞻性的戰略眼光。眼觀世界，大部分國家在接納流亡者時，都無可厚非地以融入所在國為前提條件，因而身份認同常常是困擾海外流亡者的普遍問題。很難想像還有哪個國家能像印度這樣，有如此的胸懷和包容度。
有人說印度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抗衡中國政府，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並非全然如此。是的，當初對中國政府抱有幻想，希望與新政權建立友好關係的尼赫魯，曾明確表示不支持西藏，勸達賴喇嘛遵照1951年被迫簽訂的“西藏和平解放的17條協議” 。但“畢竟印度是個自由的國家”（尼赫魯語），一旦達賴喇嘛逃亡到了印度，尼赫魯那印度政治家特有的宗教情懷就代替了實用層面的政治考量。這種情形在印度政府官員中並不鮮見，恰如印度另一位前總理德賽所比喻的那樣：“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樹上的兩條分枝”。這種淵源足以讓印度政府在如此長的歷史階段中，持之以恆地視保護西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身份為己任，在國際社會中起重要的表率作用。
正是在這塊充滿宗教氣氛和民主意識的土地上，達賴喇嘛才得以實現自己民主改革的願望和理想。
達賴喇嘛齊頭並進地“展開全面民主化的艱難歷程”。首先是安身立命，即開荒耕種，安營扎寨以立足。二是抓教育――達賴喇嘛流亡的第二年就創辦了兒童學校， 55名西藏孩童成為西藏流亡者的第一批學童。同時，延續有藏人的地方就有寺院的宗教傳統，開設僧侶學院，盡可能地配置與之相關的各類課程。三是抓政治改革，設立議會， 1960年9月通過第一部憲章，並且建立了非常人性化的稅收制，（最早是自願捐，以後發展為稅收制，納入印度法律。）納稅人即選民。幹部實行公務員考核制，逐步建立了藝術學校等文化機構和群眾組織。
儘管“這種變化對西藏人而言太過突兀，”但是，西藏流亡社團畢竟是在學習和實踐民主的過程中。而當時的中國， 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掌權者，繼續用槍指揮著一切，迅即地將人們賴以安居樂業的家園變成了”惡土“，在中華大地進行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運動和荒誕的造反革命， 新的“三忠於”、“四無限”的“共產宗教”深深地毒害和摧殘著中國人的心靈。今天看來，在那個“六億神州盡舜饒”的鬼魅年代，達賴喇嘛能夠離開“惡土”，實乃西藏之大幸。
達賴喇嘛的現代性
與民主變革同步進行的，是簡化所有的宗教禮節。早在拉薩時，達賴喇嘛就深知那些繁瑣的宗教禮儀，“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絕得這麼遠。我心中強烈地感覺到我們不該再緊緊抱著老舊的習慣不放，這些已經落伍了。”流亡的現實，讓達賴喇嘛更有一種緊迫感，他說“我不想再讓西藏人對我行那些大禮”，同時“我也規定我接見任何人時，他或她應該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傳統禮節中的我坐在高位，晉見者坐在較低的位子。”宗教禮節的改革，融入了平等意識，這與民主進程無疑是相輔相成的。在這方面，達賴喇嘛身體力行，讓難以計數的所有見過他的人都深受感動。
在這樣一種祥和的民主氛圍裡，西藏流亡社團於2000年實現民主選舉，產生民選政府總理。經過十年的嘗試與實踐，2011年選舉產生了第一任行政中央部長，與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脫鉤，全權領導政府事務。達賴喇嘛這樣一個至高無上的尊者，主動“屈尊” “讓”權，以一介普通僧人自居。這一點，中國大陸生活在專制下的人們恐怕是難以置信、更是難以理解的。
在推進西藏流亡政府民主轉型的過程中，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力也經歷了一個遞減過程。達賴喇嘛曾說：“我和我的噶夏（內閣）在哪裡，政府就在哪裡。”現在噶夏成員不再由達賴喇嘛指派，而是選舉產生。有獨立的選舉委員會， “人民代表投票通過的事項都必須依照決議執行”。達賴喇嘛以前可以指定三人和解散議會的權力，現在也取消了。就是說，達賴喇嘛讓出了所有世俗政治的實權。這裡要指出的是，這一切都是按照達賴喇嘛的主張進行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是達賴喇嘛將民主（而不是專制）“強加”給了他的子民。他的權力的遞減，每一項都是他自己提出來並執意實施的。是達賴喇嘛引領西藏流亡者走上了民主之路。
但這並不是說，達賴喇嘛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事。達賴喇嘛的反對派――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就是一例。藏青會1970年成立於達然薩拉，是一個擁有3萬餘人，分會遍布世界多國的非政府組織。他們中大多不同意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外界視為主張西藏獨立的激進組織。在中國政府的詞彙裡，常把達賴喇嘛和藏青會視為一體。凡是藏青會的主張，都算在達賴喇嘛的頭上，不相信如達賴喇嘛所說的那樣，他“沒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會的行動”。
這裡有一個常識問題，在一個民主機製完善的社會，誰都有權利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何況，受過現代教育的新一代西藏人，他們有著完全不同於前輩的成長環境和知識結構，有很強的獨立自由的思想意識。達賴喇嘛只能重申自己中間道路的主張，而沒有理由限制他們表達訴求的權利。
將達賴喇嘛和藏青會混為一談，不承認個人選擇的權利，這不能不說是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社團的認知盲點。比較“現代化”的達賴喇嘛，中國政府顯然是“落伍”了。
慈悲與尊重的人格魅力
再看在國際間“隻身行走”的達賴喇嘛，他向世界傳達西藏人民訴求的“傳道之旅”，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一帆風順。
達賴喇嘛1972年曾嘗試前往美國，但由於“簽證”問題，直到1979年才得以成行。那次旅行，他一方面感受到美國的自由精神，“認為美國是自由的鬥士”，但同時也發現，“事實上極少美國人知道西藏的命運”。達賴喇嘛當時不無遺憾地說：“現在我進一步了解美國，我已經明白，在某些方面，美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遵循它自己的理念”――自由、開放的心靈，敏銳並直接地說出真相，這是達賴喇嘛的一慣作風和魅力，也是他叩開世界各國大門的“金鑰匙”。
可以想見，在中國政府的阻擾下，“行走”於國際間的達賴喇嘛的“簽證問題”，是一個無休止的政治問題。但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幻，無論政府首腦的態度如何不同，會見形式隆重或簡單，訪問性質官方或私人，所有這些都不會影響達賴喇嘛的初衷。早在流亡前夕，當他得知一向與西藏友好交往的英美兩國改變了立場，不願對西藏伸出援手，他就清楚地知道，“西藏必須獨立面對整個強大的共產中國”。
無權無國的達賴喇嘛，只能以本色面對一切。達賴喇嘛的本色即慈悲與尊重。事實證明，正是這種具普世性的價值理念及其所展示的強大道德精神力量，才使得西藏沒有成為無數民族紛爭中被遺忘、被消滅的一員。
達賴喇嘛於1974年擬定爭取實現名符其實的西藏自治的中間道路政策，取代流亡初期尋求西藏獨立的主張； 1979年，他積極響應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提出的漢藏和談建議，在之後的十多年間，多次派代表與中共進行協商會談，希望取得實質性進展；1987年9月，達賴喇嘛向中國政府提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建議，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1989年6月4日，中國政府調動軍隊鎮壓和平抗議的民主運動，舉世震驚。作為甘地的傳人，堅持和平非暴力理念的達賴喇嘛成為這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22年後的今天，深知“制度比達賴喇嘛更重要”的達賴喇嘛，終於引領西藏流亡者實現了民主，完成了政教分離的製度轉型。將一個既有現代意識又保留完好傳統宗教文化的“小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達賴喇嘛再次感動了世界。
達賴喇嘛的這一步，走了半個多世紀。當他一旦走出了政治權力，那所有東、西方功利主義者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的政治話語就都被擊破了。
普世精神實踐“宇宙責任”
達賴喇嘛認為“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禱文是不夠的。相反地，他們實際上不得不貢獻他們的一切所能來解決世界問題”。
長期以來，達賴喇嘛堅持不懈地呼籲和捍衛人權，關注人性，推進世界和平，實踐他的“宇宙責任”觀。不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達賴喇嘛充滿慈悲的道義聲援和關注。在達賴喇嘛的世界裡，不同宗教、信仰之間，不同族群、種族之間都可以平等對話。上個世紀90年代，達賴喇嘛親自促成的海外漢藏對話平台，不僅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漢藏關係，而且為中國海外民運注入了新的凝聚力。
作為一位宗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與深受愛戴的前教皇保羅二世一樣，也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之一。多年來，通過廣泛深入地接觸交流，達賴喇嘛成為歐美多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國會的常客。許多國家政要或公眾人物不顧日益升級的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與他建立了友好關係和友誼，並引以為榮。他所倡導的慈悲與尊重，正在成為21世紀新的價值定位指標。達賴喇嘛――這位西藏命運的守護者，創造了個人對峙一個強大共產極權的神話。
達賴喇嘛的神話，能否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整體覺醒，進而啟發或感召中國新生代當政者呢？斯如此，則幸莫大焉。
原載：香港「前哨」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