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维洛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朝民歌描写了内蒙古一带草原茂盛牛羊肥壮的景象。中国曾是世界上草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曾有过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原。可以说游牧民族就是靠吃草而生存发展。 2018年月10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可见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包括草原生态系统。本文讨论中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就是吃草问题。

中国人吃草也能活。若尔盖草原上的草在哪里？
 一、前言

都说中国大数据技术名列世界前茅，但是一些最最基础的也是最最简单的数据，如中国的面积有多大？中国的耕地有多少？中国的森林面积有多少？中国的草地面积有多少？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有多大？近年来各类用地间的变化如何？许多年以来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而且逻辑上能解释得通的说法。无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高瞻远瞩，没有这些最最基础的数据，他们的任何决策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喂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依然是垃圾，在错误数据基础上做出来的决策必然也是错误的。

在德国，联邦统计局每两年更新一次土地利用数据数字。联邦统计局发表的这些数据，与市县、州政府发表的土地利用数据都能对起来，也能和历史的数据对起来。而这一点，中国做不到。如果没有这些最最基础的数据，搞什么两个一百年的规划，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下面一张表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1996年发布的土地利用状况，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面积也换算成亩，因为中国媒体中常常出现耕地红线18亿亩这样的说法：

对比两张表,草地和可利用草地以及内陆水域面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国土总面积、耕地、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下面一张表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9日发布的土地利用状况：

首先，国土总面积从96093万公顷，即960.93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5820万公顷，即958.20万平方公里，整整减少了2.73万平方公里。习近平说过：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不能丢。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表上，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会儿是多了，一会儿又少了。到底丢没丢？丢了多少？怎么丢的？大家都想知道。最好大家都不要去知道。外交部告诉大家，不用你们管，这是国家秘密。知道了国家秘密，最轻的罪起码是窃取国家秘密。

从1996年到2008年，耕地面积从14.2455亿亩增加到19.5060亿亩，森林面积从19.2945亿亩增加到26.2365亿亩。 1996年到2008年期间，大量的农田被开发成房地产用地，但是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三分之一。

中国土地利用数据的最大秘密就在“其他”这一项。从1996年到2008年，其他土地利用从47.9790亿亩减少到35.3670亿亩，减少了12.612亿亩。 “其他”这一项包括了哪一些土地利用呢？这里包括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还有就是所谓的荒山，最后就是城镇建设用地，工矿企业和交通道路等。中国的沙漠占国土面积7.4%，戈壁占5.9%，石山占4.8%，寒漠占1.6%，冰川和永久积雪占0.5%，把这些土地面积加起来，一共占20.2%。可见，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表的土地利用状况数据，比1996年更不靠谱。

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发表土地利用数据，而是采用国土资源部的数据。下面是2016年国土资源部发表的土地利用数据（2015年末）：

国土资源部发表的数据，只涉及960万平方公里中的684.050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利用数据，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一。这样就避免了国民对老祖宗留下的领土是否有所丢失问题的追问。同时也避免了由于重复统计、或者夸大某种土地利用而带来的各类土地利用面积之和大于国土面积的问题。 684.0501万平方公里只包含了两大类土地利用，一是农用土地，一是建设用地。没有被包括在内的就是沙漠、戈壁、石山、寒漠，冰川和永久积雪，荒山，一共占百分之二十九，比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点二多出许多。

在国土资源部发表的2016年数据中，耕地和园地的面积进一步扩大。面积扩大更快的是林地面积，已经超过牧草地面积。如果从美国航天局发表的卫星照片来看，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出这么多的林地。

从上面简单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要谈吃草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基础数据不牢靠。让计算机分析，输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也是垃圾。只有牛羊，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是奶，吃草也是能活的。

二、中国草原面积减少近半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1996年发布的数据还是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有天然草地面积40000万公顷（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41.62%，是世界上草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世界草地面积的12%，超过当年的苏联。在中国诸多土地利用类别中，草地也是最重要的土地利用类型，超过森林，超过耕地。

中国政府最喜欢说18亿亩耕地是保证中国人吃饭需要守护的最后红线。按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1.385亩耕地。如果把60亿亩草地分摊在13亿人头上，每人有4.615亩草地。

中国的天然草地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到黄土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联系到西藏高原和新疆的大草原。

可是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发表的数据，牧草地只有32.91亿亩，与之前的60亿亩相比，减少了27.09亿亩，减少了45.15%，差不多减少近半。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吃草可以活一年的话，那么按照国土资源部2016年发表的数据，中国人吃草最多可以活200天，或者说，只有一半的中国人可以靠吃草活一年。这是草原面积数量的减少对中国未来的危害。

三、中国草原质量大幅度下降

中国不但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大草原面积，还曾经有过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场。比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四个质量最好的草原之一（其他三个为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新疆伊犁草原和西藏那曲高寒草原），曾被誉为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草原。

可惜汉族人不懂游牧文化，只认农耕文化，并且认为汉族的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最先进的文化。几千年来，汉族人和少数民族争斗，当汉族人取得胜利时，就把农耕文化推广到草原地区，最著名的如汉武帝，屯垦戍边，最后的结果是农耕文化破坏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灾难，也造成了汉族人的失败。最近的例子有如新疆建设兵团。曾在新疆建设兵团劳动九年的美国女作家韩秀说：“兵团在那里没干什么好事，绝对没干什么好事。大力地破坏资源，比如说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周围本来有千年的胡杨林，密密麻麻，等于是包住了塔什拉玛干大沙漠，让这个大沙漠不会再继续扩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十万人在那砍树，砍十年，连根挖掉，所谓屯垦戌边。”相反，当少数民族取得胜利后，他们并不把游牧文化强制推广到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也没有强迫汉族人，一定要吃草。只是当朝的共产党领导人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

1958年之前，呼伦贝尔草原只有零星的耕种，耕种面积很小，只是为了满足游牧民家庭的粮食和蔬菜需要。 1958年，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皇上英明，呼伦贝尔随即建立了25个农场，成为国家开垦草原和种植粮食的重点地区。到1962年末已经把19.8万公顷的草原变成了种植粮食的农田。结果如何？ “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场”。但是汉族干部还是一味坚持以粮为纲，坚持吃草不是方向，继续加大开垦力度。文化大革命中派去了大量知识青年，在广阔草原上施展开垦农田的力量，让许多人至今还感到“青春无悔”。这样，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呼伦贝尔草原就逐步消失了，变成沙漠化最严重的地方。

呼伦贝尔草原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草原。中国最大的草原在西藏高原上。哲夫在《黄河生态报告》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西藏高原草原退化的问题。以黄河源头的玛多县为例，玛多县是青海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县，面积25253平方公里。曾经这里64.7%的土地为草地，牧草主要为禾本科、莎草科等140属429种。曾经玛多县的草原上牧草生长茂密茁壮，平均覆盖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单株的高度最低也在10厘米，高的可达50厘米，虽然最高大的草棵不能盖没牧牛，但是足以淹没羊群的身高。

玛多县的县委主要领导人都是是汉人，有一位的妻子孩子都在香港，是裸官。由于你懂的原因，玛多县的草原发生退化和沙漠化。曾经玛多县的5亩草场可以养一只羊；后来30亩草场可以养一只羊；最后需要1000亩草场才可以养一只羊。

前面谈到了草原面积数量减少对中国人靠吃草存活的潜在危害，那只是线性的减少，面积减少一半，一半中国人没有草吃。这里谈的草原质量的下降，其危害更大，是指数式的减少。如果中国过去的草原可以供13亿人吃草，那么由于草原质量的下降，只够不足一千万人的吃草。最后的结果不是吃草，而是吃人。

四、人能胜过老鼠？

中国人吃草能活，必须首先战胜老鼠。

哲夫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西藏高原上的鼠害问题。

“玛多的草场上老鼠种类中最多且为害最严重的便是这种名为达乌利亚鼠的鼠兔。这种贪吃会打洞个体硕大繁殖力十分旺盛的啮齿类动物，和它的不同种族界别的同类们，已经在这片超载、超生、过牧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它们不事声张，悄然崛起，抓住人类犯错误的这个空当，抓紧时机繁衍自己的族类。它们为人类的愚蠢，欣喜若狂，它们为鼠丁的兴旺，弹冠相庆。”

“玛多人是谈鼠色变。如果说超载过牧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那么鼠害便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的帮凶。它们的危害，加剧也加速了草场退化的速度。这些象早期人类一样盲目生育盲目吃喝的小动物，先天的近视使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光景，无计划地生育使它们鼠口大量过剩，为了肥硕现在的自己，吃跳蚤都不留后腿，连鼠子鼠孙的窖藏，也敢挖出来吃光喝尽，超前享受和消费。最为可恶的是它们喜欢吃牧草的根茎，它们将牧草的根从土地里刨出来，连须带根一点不剩地吃个精光，这种吃法如同人类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吃得牧草断子绝孙，连来年再生的指望，也被它们毫不留情地吃进肚子里了。更加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它们还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版图，发展壮大自己家族势力。它们盲目地不断地开辟自己的疆土，到处挖掘它们地下通道，将翻出来的黑色沙土，堆满了草场的地面，压灭和窒息了残有牧草的最后一线生机。”

改革开放后，汉族人蜂拥到西藏高原去挖发菜、挖冬虫夏草，去挖矿藏去挖玉石，也把汉族地区的老鼠带到了西藏高原。西藏高原本有雄鹰，是老鼠的天敌，保持了自然界的平衡。汉族干部相信耗子药可以毒死老鼠，可惜毒老鼠的药也毒死了西藏高原的雄鹰。也许老鼠的智商超过人类，当老鼠看到同类被耗子药毒死，它们绝不会再去碰耗子药的。

根据笔者这些年来种植菜园的经验，没有三头六臂，是无法战胜老鼠。所以中国人要吃草，还得问问老鼠是否能够同意。

五、草原的生态环境功能

占国土面积的41.62%的60亿亩草原，不仅仅可以用于放牧，而是中国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理中心副主任刘加文认为：“如果把森林比作立体生态屏障，那草原就是水平生态屏障。草原承担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刘加文指出，科学研究已经表明，草原的防沙作用明显。当植被盖度为30%～50%时，近地面风速可降低50%，地面输沙量仅相当于流沙地段的1%；盖度60%的草原，其每年断面上通过的沙量平均只有裸露沙地的4.5%。在相同条件下，草地土壤含水量较裸地高出90%以上；长草的坡地与裸露坡地相比，地表径流量可减少47%，冲刷量减少77%。草原的这些重要生态功能是其他生态系统无法比拟的，更是无法替代的。中国沙尘暴灾害的增加，与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有直接关系。当沙尘暴直接威胁到北京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学学汉武帝，下个罪已诏，检讨一下发展政策的错误。

中国的母亲河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源头水源都来自草原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原是中华民族的水源和“水塔”。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东北河流50%以上的水量都直接源自草原。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过草地就是经过西藏高原上的若尔盖草原。若尔盖草原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由草甸草原和沼泽组成。若尔盖草原位于黄河、长江上游。若尔盖湿地和草原涵养大量水分，为黄河及长江提供充足水源，特别是黄河百分之三十的水是来自若尔盖湿地。近年的研究发现，若尔盖湿地正在消失，若尔盖草原正在快速沙漠化。如今若尔盖草原经常沙尘漫天，沙尘直接威胁成都市和周围的城市。黄河中下游缺水，和若尔盖草原的沙漠化有着直接关系。如果红军现在再过草地，可能就找不到可以充饥的野菜了。

六、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耕地的保护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提出18亿亩耕地是中国的红线。但是对于草原面积的减少和草原质量的下降，则不够重视。中国政府主观认为，中国草原面积大，那里地广人稀，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会很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杨光梅、闵庆文与李文华曾对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估算结果令人震惊。

锡林郭勒草原是中国四个质量最好的草原之一，面积1970.17万公顷，占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面积的 24.17%，草原东西绵延700余公里，是京津冀的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

2002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1.0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47.9%，锡林郭勒总GDP的13.5%；

2002年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间接经济损失为12.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52.9%，锡林郭勒总GDP的14.9%；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之和为23.3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锡林郭勒第一产业GDP的100.8%，锡林郭勒总GDP的28.5%。换句话说，草原退化的经济损失大于第一产业的GDP，锡林郭勒草原第一产业的绿色GDP为负数，第一产业的GDP的产出不如草原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济活动失去真正的意义。无论锡林郭勒的总GDP每年以百分之七或者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十五增加，也不能抵消草原退化一年的经济损失占总GDP的28.5%。

从杨光梅、闵庆文与李文华给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算的这笔经济账，可以看到锡林郭勒的真实损失，也能看到内蒙古的真实损失，看到中国西北部的的真实损失，乃至中国的真实损失。

七、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是罪魁祸首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退化最严重的地区。那么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汝荣在《我国西部草地退化原因及可持续发展分析》一文中例举了下列一些原因：

——开垦草原变耕地；

——畜牧数量超载；

——投资少；

——乱砍滥伐；

——乱挖滥搂；

——滥用水资源；

——干旱；

——病虫害等。

笔者以为已经退休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对中国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问题的认识最为深刻和尖锐。刘书润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定居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牧区推广的草原家庭承包制度是草原退化和草原沙漠化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定居政策还是家庭承包制度都不适合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生产组织（如村）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形式。这种承包制度是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农民提出来的，后来在内地推广，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后来中国共产党把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少数民族游牧地区，把草原也分块承包给每一户牧民家庭。共产党认为，在内地农耕区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的推广，中国共产党也强迫要求牧民改变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规定的某一个居住点定居下来，便于管理领导。

刘书润教授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蒙古并不是一个十分干旱的时段，但是是内蒙古草原退化最厉害的时段，原因是在这个时段，共产党在内蒙古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定居政策。

刘书润教授反问道：“蒙古包只是简单的住所吗？”“不是！是蒙古包拯救了草原，房子将把草原一块块吃掉，蒙古包是不动土的进行游牧的住所，是游牧民族的天才发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殿堂。只有蒙古包水草才能很快得到恢复，只有蒙古包牲畜才能天天就近吃到新鲜牧草。只有蒙古包才能使人类摆脱坏名声，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村民。圆圆的蒙古包把朋友和亲人紧紧围拢，它好象白莲花的花蕾，孕育着忠于大自然的人们，成为当代的诺亚方舟。”

刘书润教授用一个蒙古人著名的谚语告诉大家，为什么游牧才是适合草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孩子问妈妈：“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不停搬迁？”妈妈回答：“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移动，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就感到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捶背，妈妈会舒服，如果固定在一处会怎样？”

这个谚语就是特别深刻的生态学原理，为什么蒙古人、西藏人、新疆人是移动的民族，他们又比汉人更好的对自然、对生态、对环境、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八、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美国华尔街大佬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可惜，中国人在这之前已经把草原生态系统破坏了。中国人无法再靠吃草苟且生存！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