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心与全球的责任感”
——2017年4月27日尊者于印度新德里获颁松迪教授国际政治奖的演讲

敬爱的兄弟姊妹们：
我总是强调，我们同为人类的一员。我真的相信。我常想到自己是70亿人里面的一个，很显然没有人反对我们同为人类的一员。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强调70亿人类一体性的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很多问题包括杀人，实在难以想像，以及许多更严重的问题诸如战争和杀戮都是以宗教之名进行的。一切主要宗教的传统都是根源于慈悲心，一切主要宗教的传统都在传达爱、慈悲心、原谅、包容和自我约束。而这件事（宗教）导致分裂和残杀，我想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现在人类的责任就是去改变这种情况，不是透过宣扬鼓吹、也不是透过祈祷，而是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先具备一个明确的视野，才能采取一个实际而且神圣的行动。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坚定的保持乐观。我在每次演讲时都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同为人类的一员，我想要快乐幸福，70亿人里面的其他每个人也想要快乐幸福。

我刚刚提到现在有很多问题，基本上许多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科学研究结果显示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人类本性是慈悲的。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去努力，人类真的有希望。也许我的这一生未必能达成目标，但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努力，21世纪的下半段将会是一个更和平、更有慈悲心的世界。

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印度男孩，他的眼神非常清澈良善，我告诉他，他们这一代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以印度来说，也就是创造一个更有慈悲心的印度。全世界数百万、数千万像你们一样的21世纪年轻人，这个世纪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在起坚定不移、踏实、有计划的去努力，那么你们人生的后半段将可以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20世纪的这一代人将无法看到，我想我们最好去天堂休息，而不要再涉入这个困难的世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20世纪的人，也就是年纪50岁到80岁的这一代，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制造太多问题，导致现在21世纪的这一代人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

简要来说，我们必须理性的认知到人类是一体的。不论西藏问题或者其他类似的事件，都太过强调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所以我非常敬佩欧盟的精神。过去许多世纪以来，以保卫主权之名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了解到彼此必须分享并开始考量共同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欧盟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常常提到，欧盟的精神如果能够在非洲实现，可以减少包括战争和残杀等很多问题，并可释出购买武器的资金改用于促进农业的发展。我的一个梦想是，撒哈拉沙漠充足的太阳能拿来发电，这些电力不使用于任何其他工业，只用来淡化海水，这样所产生的淡水将可绿化沙漠并且供应一两亿人口生存所需。

澳洲也是一样的，过去几年我一直提到，澳洲人需要从各方面去努力，澳洲海岸朝向内陆一两百公里的范围内，可以种植树木并使用淡化处理后的海水来灌溉树林。海水淡化技术实在太棒了，有很多好处。如果我们大量使用海水，那么加尔各答、上海、东京这些大城市将不会淹没在洪水中。

关于70亿人类的一体性，我们要认真思考去促进这种理解，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关键因素是关注他人幸福的慈悲心，还有全球的责任感。每当我想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见面时，我立刻感到亲近而且毫无隔阂。如果我认为自己很特殊、我是达赖喇嘛，这种想法会造成隔阂；70亿人中只有一个达赖喇嘛，如果我太注重这个身分，我将成为一个寂寞的人。当我想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想到我们彼此是兄弟姊妹，这时候往这边看，是年轻美丽的兄弟姊妹，往那边看，是年长成熟的兄弟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需要任何形式或客套的微笑，自然表露自己的本质。我相信你们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今我们必须教育年轻的一代，善良和慈悲心不仅仅是宗教的修行，而且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越有慈悲心，你的身体就越健康。某些科学家发现长期的愤怒、恐惧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而慈悲、平和的心可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请大家看看我的脸，以一个八十岁老人而言，还是很好看的，呵呵。

我跟一些老朋友见面时，他们说:「你的脸跟许多年前相比没什么改变，你的秘密是什么？」我一开始打趣说我不想跟别人分享我的秘密，然后我认真的告诉他们，没什么秘密，平和的心会带来改变。我指的不是思考停滞、什么都不想的那种平和。我的思想是非常敏锐的，前几天在阿鲁纳恰尔邦，我认识一个印度人民党的秘书，我们后来变成好朋友。当时我告诉他，我每天睡九个小时，凌晨三点起床，然后开始禅修四、五个小时，禅修让我的心变得非常敏锐，所以我可以更有智慧也更容易去欺骗他人，哈哈。这个好朋友回应我说，他只睡六个小时，所以没办法骗人，哈哈。
平和的心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平和的心有助于提升智慧。太多情绪往往阻碍我们去客观看待、硏究和分析事情的能力，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才具有客观分析的能力。无论是否具有宗教信仰，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学到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如我上面所言，人类本性是慈悲的。

现有教育制度的不利因素在于太注重以物质目标为导向，而较少重视内在价值。透过科学家和教育专家的协助，我们目前正在全力推动一个更丰富的现代教育，要把内在价值涵盖进去。我们将跟随印度的传统，以世俗的共同经验、常识和科学发现为基础，而不是以宗教为基础。

我在印度居留已有五十八年，关于不同宗教彼此之间和平共存，我有强烈的信心。如我先前所言，世界某些地区因为宗教信仰差异导致冲突，这是狭隘的思想。宏观来看，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施行民主政治以及各主要宗教传统和平共存的国家。偶尔有一点冲突，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接受。不同宗教和平共存已在这个国家持续了两三千年，所以我认为不同宗教彼此之间和平共存是有可能的，我也致力于推动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镇压以及我的逃亡，促使我得以推动这个目标；如果我还住在布达拉宫或诺布林卡，我想现在的我可能是个思想比较传统的人；由于我来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使得我有机会认识很多人，尤其是科学家。我描述现在的自己一半是佛教和尚，一半是科学家。

实际上，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佛陀曾经说过:「我的追随者们，请你们不要出于虔诚而去接受我的教导，你们应该去检验我说的话。」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观点。某些那烂陀大学的大智者们曾经拒绝佛陀的教言，他们说佛陀的某些教言，如果单就文字上去理解，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他们拒绝这些教言。这个非常难得。所以我有权去拒绝某些传统的信仰──比如须弥山，我现在公开的拒绝这个；很显然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从印度飞往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等等各地，没有人见过须弥山。虽然某些佛教经文中有详细描述须弥山的高度和大小，时轮金刚密续也有提到它，尽管如此，我仍然拒绝。我们有这个自由。我更愿意看到大家提出问题、交互讨论，有更多的互动。

回顾松迪教授对西藏人民的支持，我很遗憾当时我认为他所提出的关于西藏的理念不切实际；现在看来，他的某些观点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是众多大力支持西藏事业的支持者之一。众多支持西藏事业的人并非支持西藏人民，而是拥护正义，因为西藏事业是以真理和慈悲心作为基础。自从西元八世纪那烂陀大学的大智者寂护论师受藏王邀请入藏以来，我们透过研读和实践，将那烂陀传统保存了下来。平均三十年到四十年的严谨学习、用心背诵法教文本、听闻老师们讲解那烂陀大智者论著的每一个字，并以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辩论，这样的学习方式在整个佛教领域是非常独特的。西藏佛教传统是真正的那烂陀传统。所以保存西藏文化以及西藏佛教传统，不仅仅关系到六百万西藏人民，也是全世界佛教徒都应该重视的。现在许多科学家开始对佛教感到真正的兴趣，比如说量子力学与佛教的中观思想非常近似，你们许多人也许知道，拉贾拉曼纳在一个会议中指出，量子力学在当代世界可能是一个新观念，但在这个国家（印度）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事实。

印度对于内在和平的确可以做出巨大贡献，如我上面所言，不是透过祈祷和信仰，而是透过知识去理解我们情绪和意念运作的整个系统，然后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去处理愤怒以及其他具毁灭性的情绪。这些知识并非只是古印度的知识，而是与现今世界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尝试着尽力去贡献我们从印度学习得来的知识与经验。尤其在过去这一两年，我更加确信这个国家必须复兴古印度的知识。以后你们会非常感谢我们这些门徒(学生)，你们是古鲁(导师)而我们是门徒(学生)；一旦你们知道这些古印度的知识何其珍贵，我们就变成古鲁而不再只是难民，你们就从古鲁变成学生了，哈哈。

中国有四亿人是佛教徒，也是世界上佛教徒最多的国家。这些佛教徒渐渐了解到西藏佛教传统是真正的那烂陀传统，其中很多人因此渴望跟随西藏佛教传统。

印度政府以及许多朋友包括松迪教授在内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这个小小的难民社区，经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对印度做一些回馈和贡献，甚至对中国也有所贡献。

回顾三十年前，松迪教授和班迪尼赫鲁（印度前总理）他们对待我们非常非常慈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古鲁与门徒，所以当门徒遇到困难，古鲁理所当然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你们已经做到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达赖喇嘛尊者回覆听众提问

问: 尊者，我是一名记者，我曾经在达兰萨拉与您见面，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你的谈话和建议，为什么中国不听您的，您觉得您的说服力是不是有所欠缺？谢谢您。

答: 我们首先要区别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即使在中国政府官员里面，许多已退休的官员与我会面时，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态度非常温暖诚恳。我每周平均与15到20个中国人会面，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会流下眼泪，所以中国的普通民众是很良善的。但是中国的政治系统是极权统治的，不仅仅对待西藏人民，中国在六四天安门广埸屠杀事件中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当我遇到中国人以及一些退休的中国政府官员，我总是告诉他们13亿或14亿的中国人应该有权利知道真相，他们知道真相之后应该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中国政府）事先审查资讯并且扭曲事实是不道德的行为。

我认为极权统治没有太多前景。他们的领导人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拼命斗争。看看以前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他们也曾经尝试去巩固政权，最后失败了，他们的许多党员外表看起来很忠诚但内心并不忠诚，这种虚伪的政权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一些中国人开始到外地旅游，许多中国人包括高阶官员的孩子们在外国接受教育，所以事情一定会改变的。

另一方面，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六十年来共产党以各种强硬手段想要改变西藏人的精神，但完全失败。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达赖喇嘛）在中国政府眼中是个非常麻烦的人物，因为西藏人民信任我。

问: 我的问题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已经把我们生存的目标远远抛在脑后，我们的科技力量也超越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有能力控制飞弹却没办法正确的引导人类，由于物质主义盛行于这个地球，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被这些现象呑没了。

答: 这是事实。我先前提到，目前的教育制度有欠缺，不足以培养出健全的思想，所以我们已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协助解决问题，这些科学家们也有同感。就在今天上午，我和一些人开会，明天我要草拟一个关于世俗伦理道德课程的文稿，两三个月后我们要再开会讨论，最后我们会确定这些世俗伦理道德课程的内容。未来先在印度这个地方实施，我的许多朋友也准备要去实验这些课程。虽然现实世界是这个样子，但事情正在改变中，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对于现有的教育制度都表示失望。

关于精神世界，主要有两大阵营。一个是有神论，他们相信造物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属于有神论。另一个是无神论，包括印度的耆那教、数论师（古印度的一个教派），以及佛教，这三个是无神论，他们不相信造物主存在，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提到无神论，尤其是佛教，如我上面所说，逻辑推理和检验非常重要。我们的修行不仅仅是念诵祈愿文和寂止的禅修，还包括分析的禅修，就像量子力学家所做的，我们分析真相是什么。量子力学家最近有一个知性上的发现，我们引用他们的学说来减低终极无明（俱生我执）的障碍。量子力学家指出，外界的事物依靠观察者的（主观）认知而存在，而非客观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观察者在哪里？科学家没有答案。现代科学还未发展到可以证明思想以及自我的具体存在。

在这个层次上，古印度哲学大多是基于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世界，除了佛教以外，所有的宗教包括古印度的无神论在内，这些观察者都相信有一个自我（灵魂）存在，这个「自我」是永恒不变的，从前世延续到今生，再从今生延续到来世。佛法的「无我」学说则是认为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 「无我」不表示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不是这样的，而是指「自我」假借思想和身体二者的组合而存在。佛教对于思想和身体的组合从粗到细、再到微细都有很详尽的分析。目前我们与科学家们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一些科学家对此感到真正的兴趣。谈到心理学，现代心理学跟古印度哲学相比就像幼儿园的阶段；古印度哲学是已高度发展的知识，唯一的问题是，传统上作为我们古鲁的你们轻忽了这些知识。

问: 尊者，我是ANI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您可否跟我们分享您去阿鲁纳恰尔邦访问的感受，以及您是否觉得印度政府现在与中国面对面讨论西藏问题变得更有信心？

答: 我去访问之前有咨询过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印度政府说没有问题，可以去，所以我才去当地访问。中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有一些不太寻常的反应，我不是很清楚。所幸当我访问达旺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侵扰。边界距离达旺很近，如果中国的军人过来的话，我可能会立刻离开达旺，幸好没有发生这种事，哈哈。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很类似北韩和美国，一方面双方严阵以待，但现实中双方都不想发动战争，中国也是如此。印度并非小国，而且军力日益强盛，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妥协。再者，中国如果想要开启争端，他们必须顾虑西藏境内的情况，这是双重压力。中国同一时间要控制西藏又要与印度军队对抗是很困难的。由于中国的强硬派人士视我为麻烦制造者，所以我就展现为一个麻烦制造者。

问: 尊者，我也是一名记者，我是纽约时报记者，关于您访问​​达旺的事，我也有一个问题。当地人民多年来向您表达一个愿望，他们渴望下一世的达赖喇嘛在达旺这个地方转世。我的问题是，根据您对佛教学说的理解，转世之处的当地居民是否友善或者怀有敌意，对于转世是否有影响？

答: 我没有很重视这个事情。几年前我在纽约附近的纽瓦克市进行几场演讲，也遇到一些媒体人士。其中一位媒体人士问我关于十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我拿掉眼镜看着他的脸，然后问他：「你觉得转世的问题很急吗？」他回答说：「不急，不急。」

事实上早在 1969 年，我在我的一个官方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的制度是存是废，由西藏人民决定。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教。现在所有主要的寺庙团体都已在印度重新建立起来，大部分在卡纳塔克邦。经过四、五十年后，年轻的一代渐渐成为很好的学者，我们所保存的千年那烂陀传统将透过他们延续下去，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保存法教，这是比较重要的。上师制度在西藏社会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但其实并不重要。事实上，佛陀的转世或制度并不存在，龙树菩萨的转世或制度也不存在，但祂们的法教仍然延续至今。我们学习并且实修，这就是方法。佛陀的法教比佛陀本人更神圣，西藏人创造了上师制度，这个制度有利有弊，最重要的是去学习。这一次在达旺，我也呼吁当地民众一定要学习，我告诉他们，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是好事，但盲目的信心不会带来很大的利益。从拉达克到阿鲁纳恰尔邦，我总是强调，所有的寺庙最终要成为佛学中心并且一定要提供佛法学习课程，仅仅只靠信仰以及上师举行祈愿仪式是不合时宜的，我真的这么认为。

问:尊者在另一个场合中表示关于转世这个问题可以再等等，我想补充一个理由。我和我太太以及儿子一起去拜访尊者，他坚持要陪我太太走到电梯，我太太患有帕金森症走路很困难，尊者握着她的手并搀扶她一起走，当时我太太对尊者说，我们祈祷您可以健康长寿。尊者停下脚步然后说：「我相信科学，所以我去做了DNA检查，科学家说我将会非常长寿并且给了我一个令人安心的很遥远的数字。」尊者还说，无论如何他都会活得比中国共产主义制度还久，哈哈。 （提问者Arun Shourie，是此次专题讨论的参加者之一）

答:坦白说，我相信这个。人民在虚伪的政权统治之下会逐渐失去信心，北韩也是一样。由于北韩领导人的恐惧，他们的人民只能得到扭曲事实的资讯，而且乡村非常贫穷。北韩人民因为缺乏资讯，他们不知道真相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一架从成都飞往拉萨的飞机上，一个中国官员、一个中国商人，还有几个西藏人也在飞机上；中国官员和中国商人开始谈话，中国官员在谈话中指责西藏难民，尤其是达赖喇嘛；中国商人曾经旅行世界各地，他告诉那个官员说，达赖喇嘛没有那么坏，达赖喇嘛是一个很好的人。世界正在改变，这种阻绝真相的封闭社会是没办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提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经济学说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具有慈悲心的元素。当西方开始工业化以后，我想劳动大众的权利是被许多资本家掌控的。劳动大众是社会中的多数而且生活贫困，基于维护劳动大众的权利，所以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他发展的经济学说来制衡资产阶级。以社会经济学理论来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喜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远超过资本主义。我认为列宁糟蹋了马克思主义，他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以及极权统治。大战期间，有一些错误的心态产生，思想和行为被严格的监控、审查，当这种心态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就完全错了。所以我常常说马克思主义非常好，但是列宁毁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后，有一次我去访问莫斯科，我问戈巴契夫说，苏联解体是表示马克思主义解体或者表示极权统治解体，因为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同的。戈巴契夫没有回答我，他当时是党委书记。我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极权统治解体了，这不代表很棒的马克思主义解体了，不是的，我是这么认为。

问: 很抱歉，我的问题仍然是关于转世的。请问班禅喇嘛有任何消息吗？您觉得班禅喇嘛未来的转世应该由中国或西藏决定呢？

答: 我所认证的班禅喇嘛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有些人说他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说他还活着并接受正常的教育，我并不知道。至于官方认证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据他的密友以及老师们所说，他非常认真学习。关于班禅喇嘛的问题，一旦中国对于西藏以及我的政策变得实际可行之后，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问:尊者，我很多次感受到您具有疗愈力量的碰触。有一次我病得很严重，您碰触我之后我就痊愈了。这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我目前任教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那是一所急进派的学校，学校正在经历很多困难，因为学生自杀、封闭自己、服用抗忧郁药物。您刚才说年轻人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平和的心，寻找我的灵性，因为我所代表的是大学里面几个最大的中心之一，而那里是心灵的沙漠。请问您是否知道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我应该怎么做以及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杀。

答:这个现象并不罕见，美国及日本自杀的人数也在上升，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必须发展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之前说过，现代教育必须涵盖内在的平和以及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除非我们能发展一个扩大我们思想及情绪的教育系统，不然这样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只谈论金钱和权力，却缺乏方法去平衡我们的情绪，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知道愤怒是思想的一部分，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愤怒，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缺乏知识与能力去处理困扰我们的情绪，而去依赖酒精或药物，长期下来只会使情况更恶化。所以我们要考量一个全球性的、循序渐进、实际可行而且系统化的方法，否则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问:尊者，我是一个新闻媒体学生，我想请问您有关我的工作。您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如何保持平常心？您如何能够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采取乐观的方法，当每天都发生这么多仇恨的事件而世界上许多人都漠不关心除非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答:当我们说发展人类的慈悲心，有两种层次。一种是生物的层次，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来自父母亲，我们需要双亲的疼爱、朋友的喜爱，这个不是我讲的要透过觉知与教育去发展的慈悲心，这种生物性的慈悲心是（真正）慈悲心的种子，我们要用人类的智慧去扩展它。这种第一个层次的慈悲心是不平等的，慈悲心的对象仅限于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而且还要视对方的态度而定，这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是执着。

真正的慈悲心是，我们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态度很好，而是因为自己想要快乐、不要痛苦，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爱自己。对于其他人也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是你的敌人，即使他们对你是怀有敌意的，但他们仍然是人类的兄弟姊妹，都有同样的权利去淡化痛苦，在那种层次上，我们透过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发展一种关注的感觉，这就是真正平等的慈悲心，不会受他人的态度左右，而是在于对象本身。

透过训练，现在有一些修行人，当他们听到中国强硬派人士的暴行时，他们不会感到愤怒，反而会去关注这些强硬派人士的幸福。 1958年中国从西藏康区展开镇压，接着扩大到安多地区的东北部。 1957-1958年这段期间，中国在西藏控制这两个地区很多地方。我认识一个老师，实际上他是札西卡寺庙一个高僧老师。那个时候，我想有数百位出家人被逮捕，这个老师也在其中，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最后他被判死刑，当中国的军人要对他执行枪决时，他请求中国的军人让他念一个简短的祈请文，军人答应了。那个祈请文的内容主要是说──他人的痛苦以及种种负面情绪全部由我取受，而我的快乐、宽恕等等正面情绪全部给予他人──我们称之为「自他交换」，也就是说一个人自愿承担他人的全部痛苦并且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全部给予他人。这位高僧念完祈请文后说：「现在可以枪杀我了」，不带一点嗔恨。那样的精神状态是可以透过训练和修行达到的。

对于那样的人，他的精神状态不会有任何不安或其他障碍。许多修行人在中国的监狱或集中营关了很多年，当他们抵达印度，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好的修行期间就是坐牢的时候。其中一些人对于折磨他们的人心存感激。这是真正的慈悲心。请大家好好思考并以宏观的角度来看，仇恨和愤怒有何益处，完全没有，它们只会摧毁内在的和平并且损坏健康，另一方面，慈悲心可以立即带来内在的和平以及健康的身体以及长寿。

不仅如此，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有慈悲心，临终时你将会感到满足。我每天最喜欢念诵的祈请文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吾住世间，尽除众生苦。」秉持这样的思想，我的身语意全部奉献于增益所有其他生命的安乐。这个思想带给我内在的力量，也实现了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人类要用智慧去淡化负面的情绪，并且增进正面的情绪。这是真正的修持佛法，而不是只有仪式而已。拉达克地区许多西藏佛寺用号角、铙、钹等等进行所谓的宗教舞蹈，是毫无意义的。许多年前我在拉达克，某天看到几个出家人搬运一些宗教物品并表演宗教舞蹈，我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他们的一个赞助者去世了，他们正在搬运他的遗体，所以他们表演宗教音乐及舞蹈，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对于佛陀进行供养，可以表演宗教舞蹈，但搬运遗体时这么做完全是错的，他们稍后停止了这个仪式。

像这种情况，我们精神上的修行一部分受到社会制度或封建制度的影响，也就是受到居高位者的影响。我也反对印度的种性制度，现在每个人都必须工作，这个时代已经来临，由于封建制度，地主可以剥削穷人，他们说神创造了种性制度，所以他们有权利剥削穷人。西藏的上师制度也带来一些影响，所以2001年开始，我逐渐卸下我的政治责任，并且在2011年完全退出政治。不仅是我个人的退出，也是延续四百年之久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终结。这个制度让达赖喇嘛自动成为世俗的和宗教的领袖，从那个时候我自愿的、正式的、光荣的宣告结束。我觉得这个制度与封建制度有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宗教领袖应该从事单纯的宗教活动。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这个五世达赖喇嘛所创立的制度，赋予达赖喇嘛世俗的和宗教的双重责任，如果五世达赖喇嘛重新现身，他将会说什么？但他不会再出现了，我很确定没有这个危险，所以我可以自由决定怎么做，哈哈。

我觉得我们的某些制度，包括西藏佛教传统的某些修行方式，是有一点迷信的，并且违反那烂陀传统──那烂陀传统是非常科学的而且重视民主。佛陀建立了一些关于戒律的制度，事实上祂完全可以自由颁布戒律，但是祂宣布，除了五个比丘之外，没有任何个人可以颁布戒律，这是非常民主的。佛陀是独特的，祂不希望祂的追随者们认为一个人有权自行决定（僧团的）戒律。所以戒律的制度是非常符合民主精神的，这个非常好。这五个比丘颁布了一百条左右的戒律，每颁布一条戒律之前，五个比丘中的主导者会询问其他四个比丘是否同意，只有在五个比丘全部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能颁布这条戒律，所以是非常民主的。当然，最重要的修行是无限的利他主义，这也是民主的精神。在学说上，如我先前说的，这也非常近似量子力学。

问: 尊者，我来自马尼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最近访问过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宣布了阿鲁纳恰尔邦境内六个地区的（中文）名称，您有何看法？第二，您说过时代已经改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您认为在您有生之年西藏问题可以解决吗？

答: 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之前已简短的回答过。我记得一位（印度）外交部官员多年前告诉我，中印双方在一次会谈中，中方表示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地区1950年之前并没有看到印度的行政或警察机关在那里，印方表示1950年之前中国也不在那里。中方官员听了之后不发一语，但脸色突然泛红。这是一个资深的外交部官员告诉我的。西藏的东北部及东藏的很多地方，由于他们无法正确的念出某些藏文名称，所以改用中文名称。

问: 首先，我非常荣幸可以聆听您的演讲。我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尼泊尔应对藏人定居点的政策。我阅读过很多书刊评论，但我无法把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以及藏人定居点跟西藏流亡政府连系起来。 1959年西藏难民初次抵达尼泊尔时，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之后国际组织伸出援手，但我并未发现西藏（流亡）政府跟这些难民在当时有任何连系。西藏难民在印度所有的定居点都是透过您协助建立的，我想除了您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想知道西藏（流亡）政府是如何协助这些难民的。

答: 由于政治因素，西藏难民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的情况是不同的。但确定的是，所有西藏难民无论在美国、欧洲、日本、澳州或纽西兰，都跟我们的行政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但具体内容，如我之前提过的，我在2011年已完全退出，我想我们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更了解目前的情况也能够更完整的说明，我自己并不清楚。但在尼泊尔的西藏人，他们对于西藏佛教的兴趣正在增长，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尼泊尔人是佛教徒。在菩提迦耶的许多西藏社区以及在尼泊尔，我总是呼吁他们，我们的佛教传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必须透过学习来延续这个传统，学习非常重要。有一些喇嘛经常去尼泊尔或者驻留当地，我总是告诉他们要去学习佛法并且传播佛法，不是只有举行仪式，而是去教导和讲解佛法以及佛教的学说。我总是告诉他们，为了具足能力来教导佛教的学说，他们自身必须学习，仅仅坐在高大的法座上展现不凡是不够的而且愚蠢。我自己从七岁开始学习，每天用心记忆并且念诵佛教文本。当时我对学习没有兴趣，但我必须勉强自己去学习，因为我的其中一个老师拿着一条黄色的鞭子，即使那条鞭子对一个虔诚的学生达赖喇嘛来说是神圣的，但我很清楚，当那个黄色的鞭子被使用时，神圣与否对疼痛来说其实没有差别，所以出于恐惧我努力学习。在正式场合，达赖喇嘛坐在高大的法座上面，但当我在学习时，我的私人教师把我当成普通学生对待，有时候也用鞭子吓唬我。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西藏传统看得太过神圣而不去学习，这是盲目的信仰。

问: 尊者，您饱学多闻，您富有智慧，更棒的是您总是非常喜悦。

答: 我想如果你多花一点时间跟我相处，你会看到我生气的一面。哈哈。

问: 尊者，您彻底的赢得全世界的认同，就像您现在赢得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是否曾经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

答: 是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碰到困难，我向我的私人教师抱怨，他就念诵一段出自第八世纪非常杰出的印度大师寂天菩萨的诗句给我听，意思是如果发生问题，就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何需烦恼呢，如果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烦恼又有何用。这一段话非常有智慧，我常常跟他人分享这些来自印度的智慧思想，我自己也思考这些话，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困难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看看欧洲人，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巨大苦难的那一代人，他们的精神比较坚强，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非常安逸，碰到一点小事就不断抱怨，这一代人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别。

我再次呼吁，把你的生命直接或间接的奉献于服务他人。寂天菩萨的教导中也提到，问题的制造者，也就是你的敌人，实际上是你真正的老师。理由是，我们在练习安忍，当有人激怒我们的时候，那正是让我们练习安忍的机会。我是一个佛教徒，当我面对佛陀，我不可能练习安忍，只有在面对制造问题的敌人，我才有机会练习安忍，想想寂天菩萨的教导，是他们给予我练习安忍的宝贵机会。

问: 阁下，聆听您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是德里大学的学生，我来自阿萨姆，那是您1959年从西藏逃亡出来后第一次发表演说的地方。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看到恐怖主义正在这个世界蔓延，不管是在孟买、巴黎还是其他地方的恐怖攻击事件，您怎么看待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以及人类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您认为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可否归责于某个特定宗教，或者那个宗教本身有缺陷需要解决？

答: 不不不，我近几年总是告诉大家，「穆斯林恐怖分子」是错误的名词。前一阵子在缅甸，一群佛教徒骚扰一些回教徒，某些媒体报导称他们是佛教恐怖分子。那些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已经不再是佛教徒，同样的，根据伊斯兰教义，那些从事杀戮的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回教徒。根据伊斯兰教义，你必须去爱护真主阿拉所创造的万事万物。虽然各自的学说不同，但所有宗教的精神都是一样的。我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和「佛教恐怖分子」是不正确的名词。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现代社会太偏重物质文化、太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差别，宗教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去扭转这种情势，我觉得称呼某一群人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是大错特错的，我有一些朋友是回教徒，他们很棒很有理性。

问: 尊者，请您原谅我的问题。由于您的个人感召力以及您在过去六、七十年为西藏事业所付出的努力非同凡响，我的问题是，在您之后如何去延续这种动力？您是否有任何计划去延续西藏事业的动力、延续那烂陀传统以及佛法的学习？因为像您这样的领袖几百年内只出现一个，您有考虑任何接替人选或关于这方面的计划吗？

答: 我之前已回答过，那些年轻一代的学生经过二十年、三十年的学习，已经变成很好的学者，上一代的老师们逐渐离开由年轻的老师们接棒，所以我不担心。只要我们西藏人完好的保存我们的知识，不仅是为了佛教徒也为了全体人类，那么西藏问题自然会随着这些知识及文化传统的延续而受到重视。我之前提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我们的佛教传统真正感到兴趣，他们真正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所以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西藏问题发生至今已将近六十年，我们一直保持决心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也就是采取「中间道路」的立场，而非寻求独立。

西元七、八、九三个世纪期间，西藏、中国、蒙古三个王国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分享一个故事，1954年我去北京访问，回程途中我经过古代唐朝的首都西安。拉萨有一尊非常神圣的佛像来自西安的一个寺庙，我在（西安）那个寺庙看到一个空置的底座，因为原本放在那个底座上面的佛像被带到西藏了。某天一个中国高阶官员陪同我参观西安，可能是副省长，我们坐在古城墙遗址上，这个官员告诉我，古时候西藏军队到达这里，中国皇帝为了避难离开自己的首都。某些学者说皇帝离开首都长达两三个星期，我想西藏军队后来可能撤退了，由此可见当时西藏军队非常强盛。两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一本书谈到这段历史。书上说西元七、八、九三个世纪期间，有三个势力均等的王国。西藏国王非常重视佛教，中国国王非常重视政权，而蒙古国王非常重视战略。

过去的已经过去，只强调过去的历史是非常愚蠢的，世界已经改变，所以我非常尊崇欧盟的精神。我把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以及英国物理学家戴维・玻姆视为我的私人老师，因为很多年在很多场合我从他们两位的演讲中，学习到量子力学的知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当我聆听量子力学的说明时，我以为我了解了，但演讲一结束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学生。 1990年代，维尔纳‧海森堡当时已九十岁，他告诉我当他年轻的时候，每一个法国人眼中的德国人都是敌人，同样的，每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法国人也都是敌人，现在这种敌对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这些人经过几百年的相互争斗，又在大战期间经历巨大的痛苦，他们终于了解到战争以及国家主义是毫无意义的。西德前总理艾德诺以及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这两位欧洲最强盛国家的领袖对于欧盟具有前瞻性的视野，我觉得很棒。如果欧盟没有实现，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可能像非洲某些国家一样相互争战。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华沙公约组织曾经对欧洲有一点威胁，但欧洲一直保持和平，所以我是欧盟的支持者之一。

还有西藏的情况，如果中国给予我们有意义的自治，让我们能够全权处理西藏的环境保护，我们为何不试试看留在中国之内？谈到环境保护，中国的长江、越南的湄公河、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及恒河这几个主要河流都发源于西藏。这些河流发源于西藏，但河流的使用者之中包括很多的印度人，我想整个印度北部的人们都仰赖这些河流维生，所以印度也有权利去关注这些河流发源地的环境保护。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曾经下达一个指示，在河流发源地禁止砍伐森林，因为当时发生过严重的水患。同样的，印度有权利对这些事表达关注，因为这影响到数百万印度人的生命。我对于西藏最主要的关注点，除了环境保护之外，还有西藏文化的保存，以及西藏有关那烂陀传统的知识的保存。如果要精确说明那烂陀传统复杂的学说与逻辑，藏文是最好的语言，如同梵文一样。因此保存西藏文化不仅是为了六百万西藏人的利益，更关系到许多其他人的利益，尤其是佛教徒以及佛教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负起全责去保护西藏的环境、西藏的文化，尤其是西藏的文字和语言。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应该留在中国之内。

中国做了很多破坏，所以现在他们应该以金钱补偿。我们可以请求中国提供金钱让我们发展。这样的话，在金钱层面，中国可以帮助我们，在精神层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不是吗？这种区分你是中国人、我是西藏人的负面态度是毫无益处的，我们应该共同和谐的生存。西元第七、第八世纪期间，西藏与中国透过联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不透过联姻，而是透过更深层次的合作来保持密切的关系，不是吗，我常常这样思考。我想百分之九十西藏境内的西藏人完全支持我们的立场，但境外的西藏人里面有一些异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全力推动民主以及言论自由，非常好，谢谢你们。

 

（翻译：陆积华／选自：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达赖喇嘛文集～16》）

来源：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