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崇义 :
2011年3月25日，應十四世達賴喇嘛之請, 西藏流亡議會通過決議，同意達賴喇嘛退出政壇、只當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而將以達賴喇嘛的名號所 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移交給民選的行政首長。運行了四個世紀的政教合一、由達賴喇嘛同時擔任政、教兩界領袖的達賴喇嘛制度，就這樣順暢轉型，波瀾不驚。如此 重大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引導下隨緣而得、水到渠成，功德圓滿的達賴喇嘛對中共執政當局有莫大之啟示。此文就其犖犖大端，揭示兩點。 其一，秉承開放心靈與時俱進，融入人類主流文明；其二，依照天下為公之古訓與造福人間之慈悲情懷，行憲政民主之大道。
秉承開放心靈與時俱進，融入人類主流文明
在中共史學上，有“和平解放西藏”一說。就中共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人類社會五階段論而言，此說似乎中規中矩。按照中共關於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 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歷史框架，中共進藏之前的西藏屬於“封建社會”，自命代表共產主義更高級文明的中共，自然可以居高臨下去“解放” 西藏。但是，從嚴格的比較政治學角度來審視，如果說當年中華民國本部所實行的打了折扣的資本主義及共和政制，比諸於西藏的封建社會及政教合一的政制尚稱勉 強先進的話，那么，中共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社會及極權主義政制（另一種意義上的政教合一），是一種借尸還魂式的歷史倒退，并無多少先進可言。
就在中共建立全國政權的前一年，聯合國制定、頒布了《世界人權宣言》，將普世人權確定為人類文明的共同基礎，宣告“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 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序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第一條）； “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 （第二條）。以這一宣言的發布為標志的世界“人權革命”，是人類在二十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從此，人權不再是某些特定社會階層或某些特定族群的專 利，而是世界每一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的權利。而且，《世界人權宣言》還將人權與民主結合起來，將民主和法治視為內在與人權的政治法律框架：“人人在行使他 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 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第二十九條）。在普世人權觀念及其相應的社會、政治運動的沖擊下，全世界的殖民主義統治被徹底顛覆、種族主義成為過街老鼠、專 制主義政權一撥接一撥被淘汰。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中共領導人沉迷於極權主義統治的時候，悟性極高的達賴喇嘛就已深刻領悟到時代潮流的變動，迅速確立起對自由民主的信仰。 1950年，年方十六歲的達賴喇嘛提前兩年於危難之中親政，并一度避難印度。達賴喇嘛與英國、美國、印度等民主國家的密切聯系，也有助於他對民主觀念和民 主政治的學習和了解。初握權柄，達賴喇嘛便成立了“改革局”，試圖依照法治精神對西藏政治實行局部改革，但隨就因西藏的“和平解放”而擱淺。
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離開青藏高原上的布達拉宮圣殿，走進異國他鄉的達蘭薩拉低谷。這場奇災異難，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可謂置之 死地而后生。達賴喇嘛臨危不懼，帶領流亡藏人在危難之中張開雙臂擁抱人類主流文明，走向民主、走向現代性。現代性是不同於中世紀的社會特性，是从中世紀社 會現代社會轉型所形成的成果，基本內容包括世俗化的國家與社會生活、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文明、以自由競爭為基本規則的市場經濟、以議會制度為 核心的現代民主政治、以人人平等和個人權利至上為基本原則的現代法律框架，等等。从西藏走向世界的流亡藏人，在經濟生活中告別了高原游牧生活，而迅速與現 代農業、現代商業及現代工業文明融為一體。在政治生活上也逐步告别政教合一的僧侶政权而向憲政民主轉型。
1960年3月，達賴喇嘛向藏人宣布将在藏人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并选出民選議會代表，第一届西藏流亡议会1960年9月2 日在達蘭薩拉正式成立，任期五年。（流亡藏人后来郑重其事地将9月2日定为“民主节”。“西藏人民議會”實行比例代表制，由普選產生。衛藏區、安多區、康 區這“西藏三區”各選出十名議員，其中女議員不得少於兩位；西藏佛教四大門派及西藏本土宗教本波教各選出兩名議員；居住在歐洲的藏人選出兩名議員，居住在 北美的藏人選出一名議員；另外三個議員名額留給達賴喇嘛從科、教、文或社區服務領域任命。）制定民主憲憲法的工作也密鑼緊鼓地進行。1961年10月10 日，西藏流亡议会頒佈《西藏憲法草案綱領》。(達賴喇嘛加入一條規定，只要國民大會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就可以解除達賴喇嘛職權。)依據這一綱領，西藏流亡 议会制定了《未來西藏民主憲法草案》，於1963年3月10日頒佈。這部憲草經過長期的討論和修訂，定為《流亡藏人憲章》於1991年6月14日由西藏流 亡议会通過并頒布，制憲工作告一段落。與此同時，原來由達賴喇嘛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內閣於1990年5月集體辭職，並經議會選舉產生新的內閣。隨后，議會 又根據達賴喇嘛的提議修改憲章，將最高行政長官的產生從議會選舉改為流亡藏人直接選舉。2001年9月5日，由流亡藏人直選產生了政府首席部長（噶倫赤 巴）所組成的第一屆民選內閣（噶廈）宣誓就職。內閣當然也是與議會一樣任期五年，迄今已進行三輪首席部長直選。
流亡藏人建設民主政治、向憲政民主轉型的偉大事業，隨著達賴喇嘛退出政壇而完成。達賴喇嘛退出政壇, 是達賴喇嘛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民主改革，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第一世達賴喇嘛1447就位的時候，本來就只是宗教領袖。為了結束西藏當時的分裂狀態，第五世達賴喇嘛1642年獲得“法王”稱號，同時行 使政治權力，成為西藏王國至高無上的政教兩界領袖。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幾百年間為西藏的統一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起源於十七世紀的政教合一制 度，在當今世界已不合時宜。達賴喇嘛高瞻遠矚，順應時代潮流、自愿放棄這一職務所承擔的所有政治權責，并由西藏流亡議會通過民主程序確認這一政治變革，實 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壯舉。達賴喇嘛這一壯舉，使流亡藏人在政治上完全融入了人類主流文明。
中共宣稱“解放西藏”，但1949年以后中共在中國所建立的政治，是比國民黨黨國更為專制的黨國，是比中國及西藏中世紀的王權專制更為嚴密和嚴厲 的黨權專制。起初，中共狂妄地宣稱它建立了比主流文明國家的民主制度更為高級的民主制度。在統治中國三十年之后，中共又回過頭來說，中國的條件太落后、中 國人民的素質太低，沒有條件實行主流文明國家的民主制度。即使我們承認中共的專制統治和愚民政策降低了中國人民的素質，但是在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沒 有實證依據來證明當今的中華民族比三個世紀以前的英吉利、美利堅、法蘭西諸民族還要落后，比已經完成憲政民主轉型的韓國、泰國、蒙古、哥薩克斯坦、印度、 埃及等等地方的民族都要落后。實際上，當今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唯一障礙，正是中共統治集團不愿放棄專制權力，而根本不是中國經濟文化的落后或中國人民的低 素質。如果中共統治集團也象達賴喇嘛那樣以開放心靈擁抱人類主流文明，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便只是舉手之勞。“吾欲仁，斯仁至矣”！
慈悲為懷，行憲政民主之大道
其實，除了專制統治者的不開化和冥頑不靈，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利於憲政民主的資源實在非常豐富。儒家的天下為公、惻隱之心和中庸之道，道家的道法自 然、率性自由和無為而治，佛教的眾生平等、寬忍精神和大慈大悲，都有助于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本價值的民主政治。更何況文化本身就具有流動性和可變性， 各個民族文化中不利人權民主的成分，也會順應時代潮流而變化。
達賴喇嘛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權與民主，固然是基於對時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深刻領悟，但也得益於佛教教義與自由民主的親緣關系，以及他本人依 照佛教教義修行而得的從善如流的德性。民主的根本精神就在於平等，就在于在政治層面落實每個公民天賦平等的自然權利和權力。在各種宗教之中，佛教的平等思 想最為徹底。佛教是無神教，連神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也消弭於無形之中。實際上, 佛教本身就是產生於對等級專制制度的反抗。佛陀釋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是 至為等級森嚴的社會，社會人群被嚴格劃定為四個種姓，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各個種姓和等級的權利、義務甚至職業都有硬性規定。釋迦牟尼身為太子，卻徹 底擺脫既得利益和等級觀念的束縛，創立以眾生平等和慈悲之道為基本教義的佛教，弘揚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思想。佛教的戒律和修行方式，遵循自 主自愿而不強制的原則，符合自由理念。佛教所定之戒律，都是拿來約束自己而非強制別人；佛教依靠守戒自律來防非止惡，嚴戒強制或侵犯他人；無論是斷除我見 或寂滅欲望，佛教都是建立在個體自主選擇的原則之上，尊重眾生自由選擇的權利。佛陀釋迦牟尼當初在印度傳道時，就廣泛地將平等、自由理念付諸實踐。他直接 挑戰種姓制度，准許“賤民”在其座下出家, 甚至證成羅漢果位與菩薩果位；他也高度尊重弟子的自覺性與僧團的自主性，在僧團之中他只是做為精神上的導師、傳道解惑，僧團的管理事務則都交給僧眾公決。
達賴喇嘛深得佛陀釋迦牟尼之真傳，將人權民主時代的時代精神融會貫通的佛教教義之中。他審時度勢，將維護人權、民主政治和宗教和諧確定為他對世界 的三大承諾，秉承大慈大悲，既救世救難，也挑戰自我，為人權民主事業的進步而自愿放棄自己的權力。佛家的慈悲之道，既是解決西藏問題的精神力量，也是解決 中國諸多問題的精神資源。按照中國現代佛教大師圓瑛的通俗解釋，“慈者與人之樂；悲者拔人之苦”。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一樣，其主流一直是人生佛教、人間佛 教。不是追慕和標榜玄妙神奇，而是在人間日常行為中宣示和落實佛教的智慧、善法和戒律；認定諸佛皆在人間、成佛不在天國，明心見性就是佛。難怪中國近代自 由主義國學大師梁啟超盛贊佛教為“智信”而非“迷信”。達賴喇嘛弘揚的佛教慈悲之道，獲得世人越來越多的認同。他在全球各地廣受歡迎和愛戴、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關鍵就在於他雖長期處於流亡逆境也一直以天下蒼生為念、推廣和平精神和非暴力原則。為了消弭漢藏沖突、避免流血犧牲，增進藏、漢兩種及中國其它兄弟 民族的福祉，達賴喇嘛果斷地提出既符合佛教慈悲之道也符合儒家中庸之道的“中間道路”，主動放棄爭取西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利，將目標調整為爭取藏人在中國 憲法框架內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且通過磋商、辯論和議會表決等民主程序將“中間道路”確定為西藏流亡政府的大政方針。
達賴喇嘛主動讓權讓利的智慧，與中共當局嚴厲打壓中國人民的人權民主訴求而瘋狂地維護專制權力的蒙昧，真有天壤之別。二十世紀以來阻擊人權與民主 浪潮，最成功的是打著民主旗號以假亂真的共產黨政權。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共產主義世界民主化的“蘇東波”，在世界范圍內宣告了共產主義 時代的終結，共產主義政權已經不再是人類的一個選項。在“蘇東波”之后得以幸存的幾個共產黨政權，或者成為臭氣熏天的政治僵尸，或者借助資本主義的血液和 活力而茍延殘喘。中國部分采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在短短三十年內就使國民經濟徹底改觀、成就非凡。但是，由于中共當局頑固地將現代 人類主流文明所創造的憲政民主拒於國門之外，使中國公正缺失、貪腐成風、冤屈遍地、道德淪喪、生態破壞等種種敗象觸目驚心。
《世界人權宣言》發布之前的1947年，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還只是不足三分之一的少數。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已是超過三分之二的 大多數。中國這一“文明古國”的落后野蠻狀態，國人實在於心不忍。世界“人權革命”的浪潮，仍在勢不可擋地在全球奔涌。處於中華民族邊緣野地的臺灣、西藏 等地族群，率先擁抱了憲政民主。“禮失求諸野”，中原大地順天應人而融入憲政民主的人類主流文明，時不我待。大慈大悲、大賢大圣的達賴喇嘛,根本不需要民 眾的壓力就主動讓權，作出了光輝榜樣。中共當局何必抱殘守缺、負隅頑抗，徒增孽業及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代價？
2011年8月25日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