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平 :
著名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過，流亡的艱辛，“必須要自己經歷過，才能理解”。我們也是流亡者，我們對流亡藏人的境遇及艱辛，感同身受。我們比別人更清楚地知道，流亡藏人能堅持這麼多年，發揮這麼大的影響，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建設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多麼的不容易，多麼的了不起。
（一）
應該說，流亡藏人能取得如此成就，那是和藏人的文化傳統以及其特有的達賴喇嘛制度分不開的。
藏人是篤信宗教的民族，而宗教信仰是聯繫人們的有力紐帶。今年3月7日，我參加了大紐約地區流亡藏人舉辦的藏歷新年慶祝活動。與會的藏人竟然有兩千多。漢人的類似活動都很少能達到如此規模，而此地的漢人數目應是藏人的幾十倍。可見流亡藏人的認同感有多強。不錯，在藏人中也有世俗化的傾向或趨勢。然而，即便是那些不信教的藏人，對於他們的宗教也是尊重的。
古老的達賴喇嘛制度，和很多傳統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而流亡狀態則把其缺點大大弱化，把優點發揚光大。
按說，達賴喇嘛從小就生活在十分特殊的環境中，搞不好就很容易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以達賴喇嘛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制約的權力，也很容易陷入這種或那種形式的腐敗，然而流亡生涯使得十四世達賴喇嘛遠離這些弊害。與此同時，流亡又使得達賴喇嘛制度的優點發揮到極致。
達賴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是藏人無可爭議的象徵。世俗的流亡群體，雖然精英薈萃，由於其世俗性，卻難以產生這樣無可爭議的象徵。
由於達賴喇嘛的尊貴，他可以不像一般流亡者那樣為生計為瑣事操心，而把全副精力放在事業上。由於達賴喇嘛是終身製， 不可替代，他不必為保住權力而煞費心機。由於達賴喇嘛的超脫，超然，他不必違心地遷就一時的流行意見而比較容易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對於在非常時期發揮精神領袖和政治領袖的作用都是利大於弊－－當然，那也有賴於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的優異資質和歷經滄桑的智慧。
達賴喇嘛既能以宗教領袖的名義頻繁會見各國政要及文化領袖，又能以精神導師的名義吸引成千上萬的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民眾。作為西藏的象徵，人們從達賴喇嘛身上看到了西藏。五十年的流亡，成全了達賴喇嘛，使之成為世紀性的人物，使得藏傳佛教走向世界，並使得西藏問題成為國際性的問題。
一般的流亡者最擔心自己被本土的人民所淡忘，不管你原來在本土多有名多重要，隨著時間的流逝，更由於專制當局的刻意封鎖，你的影響力都可能日趨衰落。達賴喇嘛則不然。既然有如此眾多的藏人依然尊重他們的傳統，信仰他們的宗教，他們就會順理成章地認同達賴喇嘛。儘管現今西藏境內的藏人，大部分都是在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才出生的，但是這並不妨礙達賴喇嘛在他們心中的崇高地位。
2006年1月，達賴喇嘛在印度南部小鎮舉辦的一場法會上，用感性的語言呼籲藏人不要再穿戴和買賣動物毛皮。在場的藏人當即立誓，境內更有成千上萬的藏人聞風而動，將價值不菲的皮毛製品付之一炬。有中共官員私下驚呼：“我們嚴厲的法規和打擊行動，還頂不上達賴喇嘛的一句話。”達賴喇嘛對藏人有多大的感召力，這便是一個證據。
國王失去了王國，就不再是國王，然而達賴喇嘛永遠是達賴喇嘛。就連他的對手也不得不承認他是達賴喇嘛。專制政權對流亡者的一貫策略是，故意無視他們的存在，決不肯和流亡者的代表人物坐到一起來。因為他們知道，和流亡者的任何公開接觸都是在增加流亡者的政治份量。但是中共當局卻不得不好幾次公開地和達賴喇嘛的代表會談。在這幾次會談中，達賴喇嘛的代表是代表流亡政府，所談的問題是西藏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對外否認他們是和流亡政府的代表會談，也否認談的是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只說他們是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會談，談的只是達賴喇嘛的回國問題。這就表明，儘管中國政府可以不承認流亡政府，不承認有所謂西藏問題，但他們也不能不承認，一個沒有達賴喇嘛的西藏總歸是不正常的。
（二）
今年3月，我和蘇曉康應邀到印度的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社區參觀訪問，正好趕上兩件大事：一是達賴喇嘛宣布退出政治，一是流亡藏人舉行人民議會和政府首席部長的投票選舉。
一個團體怎樣實行民主原則，怎樣實行民主選舉，這個我們大體都知道。一個國家怎樣實行民主原則，怎樣實行民主選舉， 這個我們大體也知道。可是，一個流亡社區怎樣實行民主原則，流亡政府怎樣實行民主選舉，這個恐怕一般人就不大知道了。我不妨就我所知道的情況，向大家，尤其是向漢人朋友做一番簡單的介紹。
首先，在流亡政府的選舉中，誰是選民？什麼人有資格投票？
條件有兩個：一、要是藏人；二、要認同流亡政府。具體來說，就是要自願地給流亡政府繳稅。在藏人投票的照片裡，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手裡拿一個綠色的小本子，那個本子就是流亡藏人自願繳稅本。要憑這個本子才能領取選票。稅金的標准在各地不一樣。在北美，有工作的人每年繳96美元，沒工作的（包括學生）繳46美元，18歲以下的繳36美元。據了解，在上一年度（2010/4/1－－2011/3/31），北美地區繳納的稅金有989,048美元。這筆錢是納入流亡政府的預算的。
有人問，在西藏也有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為什麼流亡政府要規定只有藏人才能成為選民呢？
我想，這裡有很多具體的困難。我們問過負責接待難民的藏人官員，每年都有很多藏人來投奔流亡社區，共產黨也一定會派特務來，你們是怎樣鑑別怎樣防範的呢？當然，他們有很多經驗很多辦法，但也有不少困難。
例如台灣。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稱是全中國的政府。按照他們的法律，大陸人也是中華民國的公民。然而，很多大陸人發現，他們想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和選舉權卻極其困難。因為根據台灣的規定，大陸人要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先要取得中華民國戶籍；而取得中華民國戶籍的手續很複雜，一般大陸人很難達到其要求。不少大陸人對此嘖有煩言。我想，這恐怕和台灣與大陸大小懸殊有關。南韓和北韓，人口與面積都勢均力敵。西德的面積是東德的兩倍，人口是東德的三倍半。所以南韓和西德都是敞開大門接納北韓人和東德人。我相信，如果台灣若是和大陸差不多大小，他們在接納大陸人的問題上一定會更積極。流亡社區，從結構上講就有其脆弱的一面。因此，他們對接納漢人和其他民族時的保守態度應是特定情境下的權宜之計。我注意到，在藏人的“未來政體與憲法要旨”裡就明確規定，西藏的公民不分種族不分信仰。
另外，有人說，把投票權和繳稅捆綁在一起不合理，不符合民主原則。在美國，一個公民不繳稅，政府也不會剝奪他的選舉權嘛。問題是，在美國，政府可以對不繳稅的人罰款，甚至判刑，流亡政府沒有這種制裁能力。在這一點上，流亡政府類似於民間社團。很多社團都規定會員不交會費就停止會員資格，或者是停止在會員大會上的投票權。
順便說明，流亡藏人社區實行三權分立。我們被告知，他們的最高法院實際上只處理一些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由所在國當地政府處理。就此而言，流亡政府的法院在現階段的功能，和民間社團的監事會比較接近。
流亡政治很難，難就難在它面對一系列兩難的問題。
例如“在地化”與“流亡性”的問題。由於流亡歲月漫長，流亡者必須解決好在地化的問題，努力使自己在所在國安家立業，落地生根。然而流亡者畢竟不是移民，也不是純粹的難民，流亡者之為流亡者，就在於他們執著地關切故鄉，關切故鄉的同胞，並始終把在故鄉實現其理想當作自己的使命。加強在地化和保持流亡性不是一回事，有時還是彼此衝突的。流亡者必須同時做好這兩件事，但搞不好就很容易顧此失彼。應該說，到目前為止，流亡藏人在兼顧兩者方面做得還是比較成功的。
另一個兩難的問題是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與合法性的問題。
我們知道，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堅稱自己是流亡政府，其法理依據是，它本來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為發生在1959年3月的非法事變，失去了對本土的統治權力，其主要人員被迫流亡境外；但是他們認為並相信，他們依然是得到境內藏人的認同的， 他們的合法性依然是有效的，故而他們繼續以政府自稱。所謂流亡政府，就是政府在流亡的意思。在這裡，有沒有外國政府的承認固然很重要，但是從原則上並不影響他們自己對自己的定位。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
第一，隨著時間的流逝，流亡政府的人員就可能發生更換，新上來的人怎麼證明他們是有合法性的呢？
第二，很多形式的政府，其合法性是有時效的。例如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而必須建立在定期改選之上。問題是，在流亡狀態下，本土的人民無法參加改選，流亡政府的改選勢必只能是流亡社區的人民的改選，由此產生的新政府只得到了流亡社區人民的授權，得不到本土人民的授權，這樣，它就變成了流亡社區的政府，而不再是本土地區的政府。也就是說，如果它繼續聲稱是本土地區的政府，其合法性就成了問題。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流亡政府，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失去全中國。但由於台灣（加上澎湖、金門、馬祖）只是全中國的很小一部分，其人口只佔全中國人口的1/50，因而，中華民國政府要聲稱自己是全中國的政府也會面臨類似的問題。
起初，中華民國政府可以聲稱它在統治全中國時期曾經得到過全中國人民的授權，可是接下來怎麼辦呢？你要不要定期改選 呢？如果你不改選，那就是不民主；如果你改選，因為改選只能在台灣地區進行，由此產生的政府只得到台灣地區人民的授權，得不到大陸地區人民的授權，因此你若是繼續聲稱你代表全中國、你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就很勉強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和大陸朋友談台獨》（《北京之春》2000年5月號）一文裡有較多論述，此處不贅。
我們知道，西藏原來的製度是政教合一，達賴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領袖，又是政治的最高領袖。對此，中國政府也是承認的，有“十七條協議”為證。這就為流亡中的西藏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提供了法統依據－－只要流亡政府是以達賴喇嘛為其最高領袖，它就可以聲稱它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原來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英文名字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這個名稱突出地顯示該政府是達賴喇嘛的政府，並由此而將自身表述為西藏合法代表的政府。
（四）
早在五十年代，達賴喇嘛開始親政，就有改革傳統體制的願望，但限於當時的條件無法推行。 1959年3月拉薩事件後， 達賴喇嘛率眾流亡印度。在這一年年底舉行的法會上，達賴喇嘛就提出要建立民主制度。第二年9月2日，西藏歷史上第一個人民議會（流亡）宣告成立。流亡藏人 實行一院制。第一屆人民議會共有議員13名。此後，議會又進行了多次改革，增加了議員名額，擴大了議會權力。
今年3月我和蘇曉康應邀訪問達蘭薩拉，正趕上第十五屆流亡議會的選舉。這一屆議會共有44個議員名額。這44個名額 首先是按地區分配。藏人習慣於把整個藏區分成三部分：衛藏（前藏後藏）、多朵（康區）和多麥（安多）。每個區有10個名額。其次，再按教派分配名額。有五大教派，紅教（寧瑪派）、白教（噶舉派）、花教（薩迦派）、黃教（格魯派）和黑教（苯教），每個教派有兩個名額。議員均由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為什麼在按地區分配議員名額之外，還要有個按教派分配的名額呢？這是為了避免小的教派，由於人數少，在議會中發不出聲音。再有，北美和歐洲各有兩個名額。總共44 個名額。議員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關於流亡政府即行政班子的選舉。早先，流亡社區草創之初，由於條件不具備，流亡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流亡政府的各個部長（通常是7個，包括首席部長）都是由達賴喇嘛任命的。其後，由達賴喇嘛提出14名人選，經議會投票選出7名。 2001年，首席部長改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然後由當選的首席部長組閣，提出其他部長的人選，經議會表決批准。第一屆民選首席部長是桑東仁波切；2006年連選連任，今年任滿下台。桑東仁波切是僧侶，也是學者，今年75歲，在年齡上和達賴喇嘛是一代人。
今年3月是第三屆首席部長選舉。由於候選人多達十幾位，選舉分兩階段進行，先是預選，產生三名正式候選人，然後決選。整個選舉過程相當開放，相當民主。
首先，候選人不是由“上面”指定的，而是由“下面”自己推出的。各地區、各教派、各寺院、各非政府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議員候選人和首席部長候選人。其次，選舉很富有競爭性。有演講會、辯論會、答辯會、研討會；尤其是三位首席部長的正式候選人，不僅走訪各社區，還在自由亞洲電台舉行了電視演講和辯論。一批知識分子還創辦了報紙專門報導選舉盛況。在選民方面，參與熱情非常高，投票率創紀錄。據了解，北美地區的 投票率高達78%。考慮到選民居住是那麼分散，投票並不方便，這個數字的意義更不容低估。
在這次首席部長選舉中，三位正式候選人洛桑森格（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客座研究員）、哲彤丹增朗傑（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長， 現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員）和扎西旺堆（流亡政府宗教與文化事務部部長，達賴喇嘛駐歐洲代表）都不是僧人。當選的洛桑桑蓋是平民出身，今年才43歲，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天安門一代是同齡人。
按說，在民主制度下，僧人當首席部長或貴族出身的當首席部長沒什麼不好，那和政教合一、和貴族統治都不相干。但既然這次三位候選人都不是僧人，既然洛桑森格是平民出身，中共當局還硬要說藏人搞神權統治、政教合一，搞奴隸主貴族專制和復闢農奴制，就更見其荒謬了。
（五）
今年3月，達賴喇嘛正式宣布退休，即不再擔任政治領導職責。這一決定意味著藏人在民主化上的重大推進，是政教的徹底分離。
有人批評說，既然達賴喇嘛到現在才退出政治，既然此前的流亡藏人仍然實行的是政教合一，那麼，說藏人早就在實行民主就是站不住腳的－－一種政教合一的製度怎麼可能是民主的製度呢？
不然。例如英國，英國至今仍然是君主制，但這並不妨礙英國早就是民主制；直到今天，英王在名義上仍享有很大權力，但實際上英王的權力早就虛化。達賴喇嘛就很像是一個虛位的君主。他的權力早就在弱化、虛化。事實上，自2001年民選首席部長以來，達賴喇嘛就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除了在一些文件上作象徵性的批示之外，全部實權都交給了首席部長，現在則是把那份名義上的權力也交出來了。倘若未來某一天，英王宣布退位，那便意味著君主制在英國的徹底終結，但你能因此就否認此前的英國早就是民主的嗎？
綜觀流亡藏人社區民主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中，達賴喇嘛發揮了很大的主導作用。像這樣，由最高統治者自己主動推行民主改革，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裡提出，政體可分為三類：1、由一人實行統治的君主制；2、由少數人實行統治的貴族制；3、由多數人實行統治的共和製。亞里士多德認為，相比之下，君主制最優，貴族制次之，共和製再次之。不過他又指出，如果原政體蛻化變質，情況就正好倒了過來：君主制就變成僭主制，最壞；貴族制就變成寡頭制，次壞；共和製就變成平民制，最不壞。在流亡藏人的政治裡，達賴喇嘛猶如一位賢明的君主。但是，再好的君主制，由於它不利於培養人民的主動性和獨立精神，因此還是不好的。只有民主制最有利於發揚人民的主動性和獨立精神。畢竟，民主參與的意義不但在於其結果，更在於其過程。人是政治的動物，參與政治本身就是好事，有參與勝過不參與，勝過無參與。達賴喇嘛在向藏人說明他退出的理由時也講到過這一點。
正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達賴喇嘛退出政治，勢必會對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影響。後來，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西藏流亡政府網站”也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網站”。其實，早在去年5月，達賴喇嘛在接受采訪時就講過，“流亡政府”主要是別人叫出來的，並不是他們自己的正式官方稱謂。桑東仁波切先前則說過，如果流亡藏人能夠回到西藏，行政班子和議會都將解散，新的政府和議會將由包括回去的流亡藏人在內的全體西藏人民選舉產生。這表明，名稱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是不是得到境內藏人的認同。而在這一點上，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是很有自信的。
不過，現在的流亡藏人的行政部門和人民議會雖然不再叫流亡政府，但它和一般的流亡政治組織還是有所不同的，至少，它確實對流亡藏人社區這一實體起到了某種政府的功能。另外，它所體現的民主理念和實際運作能力，想必會對境內的藏人產生很大的感召力。
按說，達賴喇嘛未嘗不可以像過去一樣，繼續擔任名義上的政治最高領導職務，這就是為什麼達賴喇嘛在提出退出政治後， 很多流亡藏人都表示不贊同。為此，達賴喇嘛做過不止一次的說明。我以為達賴喇嘛的這一決定是深思熟慮的。它既是對一個古老制度的徹底民主化，也是對其未來可能面臨的政治困境的一種破解。
我們知道，中國政府迄今都沒有妥善處理好西藏問題的意願，它只想拖延時日，等待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流亡藏人群龍無首，衰落下去。它還可以在轉世靈童的問題上製造麻煩，自己也搞出一個來。再說，下一世的達賴喇嘛從確認到親政，總還要十幾年。這就是說，假如流亡歲月還很漫長，藏人就不能不考慮如何因應未來的一個沒有達賴喇嘛的時期。
達賴喇嘛在現在宣布退出政治，就是鼓勵流亡藏人獨立自立，不再依賴於達賴喇嘛，靠自己的力量支撐起局面；同時也是促進國際社會學會和沒有達賴喇嘛的流亡藏人打交道。正因為達賴喇嘛還健在，這段期間出了什麼問題，他還可以提供幫助。有這樣一段過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達賴喇嘛不在後形成的真空。
簡而言之，達賴喇嘛完成了只有達賴喇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後又留下了一個沒有達賴喇嘛也能持續存在與發展的事業。
當然，達賴喇嘛做出退出政治的決定，並非只是基於現實的政治考量，而且也是出於對西藏命運的深謀遠慮。因為達賴喇嘛清楚地認識到，政治民主化和社會世俗化都是趨勢，因此，古老的達賴喇嘛制度是必須要改革的。
毫無疑問，退休後的達賴喇嘛在政治上仍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在這裡，我們務必要把影響力和權力區分開來。政治影響力和政治權力的關係很複雜，在很多時候，兩者是交織的，但是確實存在著獨立於權力之外的影響力，例如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來自其言論的說服力而和權力無關。影響力的典範莫過於印度的甘地。
甘地沒有公職，沒有軍隊，也沒有自己的政黨，但是對印度人民擁有很大的道義感召力，從而對印度的政治擁有很大的影響力。我想，就此而言，退休後的達賴喇嘛和甘地是很類似的。
達賴喇嘛表示，即使他全面退休後，如果有必要，他還是會出來參與同北京的對話。達賴喇嘛強調，過去十年，與北京官員的對話是由藏人民選官員準備和決定的，然後他們來問他，他當然支持他們。過去十年主要的責任是由他們承擔的。根據具體情況，如果藏人民選政府決定要通過他參加對話，他一定會繼續承擔這個使命。注意：在這裡，達賴喇嘛談到他在今後仍然可能繼續承擔與北京的對話，但是和過去有所不同。在過去，和北京對話是由流亡政府決定的，但事先要諮詢他，要徵得他的同意；今後和北京的對話也是由政府決定的，但無須再向他諮詢和徵得他認可，而是直接委任他去做這件事。達賴喇嘛說過，身為藏人，“只要有廣大人民的信任和託付，我將永不會捨棄政教公眾事務”。
（六）
以色列開國總理本•古里安說：“在以色列，為了當一個現實主義者，你必須相信奇蹟。”
五十多年來，流亡藏人在民主建設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只有知道他們的處境是多麼艱難，你才能知道他們的成就是多麼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