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明 :
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的手，犧牲者守護朝圣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圣和莊嚴。
一，追尋自由的偉大史詩
考古學和無數學者的研究已經證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實的歷史，它被譽為是人類最偉大的流亡史詩；不過我認為，公元後一千九百五十九年開始的西藏人出中國，這不需考證的歷史，是更偉大的史詩，現代史詩。我曾經在我前不久出版的那本《藏土出中國》一書中比較過以色列人和西藏人的流亡。我願意在這裡再次進行比較：
以出走條件而論，同樣為了擺脫奴役，追尋自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公然逃亡，有摩西引領，有耶和華一路看護；出中國的西藏人秘密出走，各自為營，無人引領，看護他們的只有他們背著的佛像、經卷、唐卡。
以出走前景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在前方召喚，鼓舞鬥志；出中國的西藏人若有目標，目標在他們身后：他們要遠離奴役他們的中國。在逃亡的最初歲月里，他們大多數人沒見過火車，只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西藏，還有一個印度。翻過了雪山，他們就失去目標。他們尋找前人逃亡的足跡，并不知道當時流亡的盡頭是瘟疫流行的西藏難民營。
以出走艱難程度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過紅海，海水退卻，過去之后，海水合攏，淹沒追兵，而他們暢行無阻，毫髮無傷；出中國的西藏人初而翻過兩萬五千英尺高的雪山，繼而陷入原始森林，終而要為養活自己而出賣苦力。他們歷經嚴寒、酷暑、高山、平原，他們隨時可能缺氧而死、射殺而死、落入雪淵而死、凍死、餓死、困入密林而死、毒蛇猛獸梟禽水蛭攻擊而死，僥幸活下來的，再要歷經屈辱、乞討，苦役、疾病、瘟疫，繼續家破人亡，死亡率高達半數以上。
一出走表現而論，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路走，一路怨聲載道；只為了一時缺水，吃不到肉，就不斷要求返回埃及繼續做奴隸，不斷背叛耶和華，私自在製造偶像，轉移崇拜對象，甚至憎恨他們的帶領者摩西，以至于要用石頭砸死他。但是藏人的流亡，縱使深痛巨創，悲哀淒涼，縱使最後化為難民營日日焚屍的黑煙，他們沒有人背叛他們的達賴喇嘛，沒有人砸毀背上沉重的金屬佛像、拋棄那些古老易損的經卷，卸下那些的累贅的唐卡。在那條遍布悲慘故事的逃亡途中，聽得見他們散布在雪野、密林、公路、荒山、帳篷裡和火葬場的啜泣與悲哭，看不見他們的仇怨和悔恨。
以出走人數和時間而論，色列人一次性出埃及，人多勢眾，號稱六十萬，加上婦女兒童200萬，抵達西奈山走了三個月，加上後來受罰在曠野流浪，历时40年；藏人年年出中國，勢單力薄，人數不及色列流亡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卻綿延不絕半個多世紀，長達62年，至今仍在繼續。
藏人的流亡這是迄世界上最漫長、最孤獨、最艱難、最危險、最血腥殘酷的馬拉松流亡，堪稱迄今為止人類追尋自由的最偉大的史詩。
二，劫後復興的諾亞方舟
結果是富有啟示性的：流亡藏人而不是流亡漢人，在一片被遺棄的不毛之地上而不是在美國或歐洲各民主國家富庶之地，重立了自己的家園。更富于啟示性的是，如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埃格•阿爾維克（Egil Aarvik）在給達賴喇嘛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時所指出的：流亡藏人的家園，是人類歷史上眾多流亡者家園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武力的和平家園。
人類這個唯一的沒有武力的和平家園，實際上是西藏人的諾亞方舟。在共產主義洪水席捲整個藏民族的文化與宗教生態環境時，在意識形態壟斷和專制行為宰制的滅頂之災中，西藏流亡者們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經過半個世紀不懈的艱苦努力，為自己的民族打製造了這條諾亞方舟。
近代幾百年以來，人類不斷在中東地區阿拉諾山脈尋找聖經中所說的諾亞方舟的影子，諾亞方舟在人類歷史上那次大洪水沖卷地球一切生命之前，承載著諾亞一家人及其他動植物物種，成為大洪水之後人類得以繼絕存亡的元素。1917年，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拉斯科維斯基（Vladimir Roskovitsky）的俄國飛行員宣稱發現了諾亞方舟的影子。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發現，那一年，俄國正在開始一場後來造成數千萬上億人非正常死亡的共產主義革命實驗。此后無數科學家和方舟發現者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土耳其那神秘的大山，試圖發現讓人類劫后余生的那個生命之舟。這是一個有意味的象徵，一如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所言，每當人類面臨文化危機，都會回到軸心時代尋找自己的最初的終極關懷和拯救之方。公元前500年上下那段有數百年長遠的時期，人類各地同時產生了偉大的思想與宗教先知釋迦摩尼、耶穌、孔子、老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借助他们的宗教與哲學思考，人類走出原始時期的黑暗與蒙昧，发展出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和思考，浩茫宇宙被賦予意識，生命被賦予意義……，世世代代人类的没有超越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和价值，它被證明是人類困惑中尋求答案，危難中尋求保護的永恆家園。
流亡西藏這個諾亞方舟是西藏在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洪水猛烈席卷中自我復興的載體、繼絕存亡的保證。它不僅為西藏民族保存了十五萬人種，而且保存了這個民族繼往開來的火種：宗教、語言、醫學、文藝以及相應的生存方式與風俗習俗。通過這個諾亞方舟，他們還建立了使這個古老封閉的民族與人類現代文明世界接軌的機制：現代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制度、自由主義思想和文明政治管理制度、宗教神秘與現代人體科學之間的對話……。由此，這個諾亞方舟不僅保證了藏人浴火重生的能力，而且在達賴喇嘛的不懈努力中，使東方佛教文明遠播到全世界。
三，自救救世的精神資源
對于中國而言，這個方舟上至少有三樣東西可以借鑒或學習：民主經驗、藏傳佛教、西藏價值。
關於民主的建樹與經驗，自由世界有目共睹，流亡西藏這方面的成就遠遠走在漢人的前面。在相對完備的西藏流亡政府民主體制基礎上，這年（2011年）達賴喇嘛正式退出政壇，此一舉完成的是西藏民主體制轉型的最後一道程序，結束的是延續了四百多年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創建的是一座喜馬拉雅雪山上的勃蘭登堡之門，鋪設的是一條古老西藏走向現代文明的通衢大道。
關於藏傳佛教，看看中國和尚們一再被迫下嫁政治的歷史，聽聽他們最近集體喊叫的“紅歌”，了解他們再度集體被強姦的現狀，世人可以判斷：佛教作為一種文化在中國大勢已去，作為一種宗教更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多年之后，中國人可能會像西方人通過達賴喇嘛認識佛教那樣，通過藏傳佛教重新接納這一傳統東方宗教。
我最想強調的是西藏價值。
二戰時期德國學者波普爾曾痛心地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他指的是為了抑制納粹使用原子武器，西方被迫研發原子武器並終於使用了原子武器。此話意味深長：所謂西方世界道德水準下降並非由於於納粹對西方世界的壓迫，卻是由於西方對納粹的反擊。
這也是中國的的現實悲劇。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扭曲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而且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行為方式，它因此降低了中國的文明水準，使得暴政的反抗者在精神結構上與之合二為一，這是60年極權主義宰制中國大陸的最深刻的標誌。當我指出這一點的時候，我的理解和同情是可以當泣的悲歌，伴隨著內陸的兄弟姐妹師長同道友人，滲透半個多世紀不得超度的累累尸骨……。“流氓治國”（黃寶蓮語），逼良為娼，官方縱火，民間自焚！條條去路都阻绝，人不墮落，死路一條。索爾仁尼琴曾沉痛地指出：“我們身上有狼血”，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員。
雖然如此，我的欽佩和讚嘆卻是針對藏人的，它是我遠望可以當歸的一個心靈家園。面對同樣的苦難甚至更加殘暴的奴役，正如俄羅斯十二月黨人們為了公義以命相许，正如普希金則直面沙皇尼古拉一世回答說：“如果我在彼得堡，我毫無疑問會參加起義”，因此我們知道俄羅斯民族生命力不死，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另一方面，又如蘇聯時期被槍決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獄中所言：“我不是狼，我拒絕嚎叫”，詩人倒下了，但是我們因此知道，俄羅斯的貴族精神沒有倒下，俄羅斯整體社會的文明高度沒有倒下。那條弗拉基米爾大道上，總是“聖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腳下的荊棘”（王康語）。藏人當年作為一些個體，面對中共軍隊的屠殺，他們曾經不計成敗地抵抗過，在自己的領地堅守過，因此我們知道他們拒絕任人宰割，雖敗猶榮；現在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尋求對話但拒絕用流氓語言回贈流氓政府；他們尋求妥協但拒絕與奴役者一起被邪惡獸性所宰制；他們承受苦難但避免讓仇恨毒化自己心靈，宰制自己的認知、感受和表達方式。從個體到整體，流亡的犧牲的藏人在漫長六十年的地獄般的生活中，在對抗苦難和暴政過程中，拒絕成為獻媚的奴隸，同時拒绝淪為粗鄙的賤民。他们越過了卑瑣、狂妄、仇恨、自私、陰險、下流、刻毒、冷漠、無恥……的深淵，沒有與奴役者在道德上精神上同流合污，守住了自己人格的尊嚴。在那條從雪域高原伸延到熱帶森林、連接起荒郊曠野、通往達蘭薩拉的流亡路上，他們曾經戰士牽著僧侶的手，犧牲者守護朝圣者的長叩；他們如今尊者劈開信眾腳下的荊棘，仁波切們用悲憫和仁愛護著藏民族的神圣和莊嚴。
這樣一個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在結束此文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正在華盛頓對數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布道。我登陸他的網站，試圖看看他的言說，不料看到了他的另一段表述，是今年（2011年）5月他回答美國德克薩斯美國記者杰姆•格拉斯曼（Jim Glassman）問題的一段話。格拉斯曼問：在西藏自由運動中宗教有多重要？達賴喇嘛回答說：西藏民族精神與西藏的佛教信仰有直接的關系，他說，這就如同在納粹占領和蘇聯占領的各種困難時期，波蘭民族精神與他們的天主教的信仰有直接聯系一樣。這位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自己的民族歷經六十年種族滅絕、文化破壞和苦難折磨之后，向全世界明確指出：支撐自由西藏運動的“西藏精神”直接來自“悲憫”與“和平”的文化遺產。我想這正是流亡西藏走出絕境的依據。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類追尋自由的史冊，流亡西藏的諾亞方舟已從雪域高原駛向世界，唯願流亡西藏的價值成為中國的拯救之方。
四，普世價值的信仰之力
在人類自身各種情感能量中，仇恨和愛是人類兩種原始的、本質的力量，前者是破壞的力量、毀滅的力量，后者是復興的力量，拯救的力量；前者直接，過癮，易見 現實成效，后者深沉、隱忍、超越現實功利。在達賴喇嘛帶領下，西藏人於苦難中依舊選擇后者，他們選擇的是一條超越現實功利的民族精神拯救之路。
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為了天上的幸福，把地面交給魔鬼。超越現實功利并不意味著必然在現實層面走向失敗。事實證明往往相反，藏人因此具備了擺脫權力野心宰制的 可能，擁有了走進民主大門的力量，正如美國參與制憲的國父們大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信仰者，而美國迄今為止44位總統裡有39位信奉上帝。他們的信仰如同羅 馬軍人每戰之後必然舉行清洗儀式以便重新做人的“淨身術”（這個詞語源自拉丁詞語“Lustratio”），自創世紀以來，對於當勸者而言，這便類似造物 主對他们的“審查”，是為人民服務的祭品——政府官員——的“潔身禮”，建國者們因此有能力避免權力野心的宰制，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帶領自己的 人民走進人類自由（而非魔鬼自由）的大門。
經驗證明，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始端，少數政治聖賢的主導作用極端重要。美國在獨立戰爭勝利後面臨的大民主（Mob Rule）亂局中，制憲會議由各州代表進入費城獨立大廳“暗箱作業”，採用嚴格對外保密原則，整整四個月炎熱的夏季時間裡，門窗緊閉風都不透，全世界只知 道那個五十五人小集團正在決定這片新大陸的未來命運，無人知曉他們具體幹些什麼。在完全沒有輿論監督情況下，他們草成的一部美國憲法沿用至今，嗣後其細則 解說文字遍傳世界，成為憲法學家們的案頭卷和冷戰後東歐各國借鑒學習的典範，憑靠的不僅是美國國父們的政治智慧（“我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還少嗎？中國乃 至世界各國流亡者也大都是政治精英！），更深沉的力量還在於他們面對現實的超功利態度，獻身精神和普世價值的宗教情懷（詳見拙文《解讀美國》（2）：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9/beiming/2_1.shtml）。流亡西藏民主制度的建立，異曲同工，最初乃至今日，首先依靠的是達賴喇嘛本人的民主理念和對民主改革的親自推動。這背後無可置疑的是達賴喇嘛本人的政治道德和高尚人格（詳見拙著《藏土出中國》上篇“消解的坐標”一章)。
自由理念人人都願意表達，民主實踐則不是人人都能奉行。而人類的道德是人類智慧的航標燈，在各民族走向文明的關頭往往成為歷史的“先知”。上個世紀東歐社 會主義陣營解體，蘇聯極權主義制度垮臺的歷史證明，舉凡擁有踐行普世價值，具有信仰基礎的民族，無論多么弱小或者多么邪惡，可以擺脫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扭轉歷史的方向，改變歷史的步態和姿勢，走入新的紀元。仁義道德的信仰力量，不是工具性的力量，而是基石般的存在，在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它如同“以荣 耀签署斑斓的空气”（斯蒂芬•斯彭德詩句），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它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有時它直接消解世俗的判斷尺度。
稱病期間跳出來主政而信誓旦旦的東德政府首腦昂納克為什么最終沒有對德國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采用“天安門模式”？除了戈爾巴喬夫的警告，德國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終極審判觀念難道沒有可能能促成他內心的恐懼和畏縮，並成為他退縮的因素嗎？
是什麼使萊比錫這座城市在柏林牆倒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何以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成為這段天翻地覆歷史的第一推動力？為什麼那裡每周一次點亮漆黑街道的十 數支“和平祈禱”的燭光會在數年之後、幾週之內迅速擴展成漫過卡爾•馬克思廣場的燭火，匯聚起東德抗議的海洋，最終導致柏林墻的坍塌？勝利的歡呼聲淹蓋了 那漫長的、超越世俗的、非實用主義的、堅韌不拔的恪守和努力，但是當人們回首往事，一個明晰的問題將被燭光的海洋托起：急功近利的政客們也許可以改朝換 代，促進歷史在黑暗中的循環往復，但是他們有能力有意願轉變歷史方向，開創新的紀元嗎？他們有勇氣有犧牲精神像華盛頓、杰弗遜、麥迪遜等美國建國者和達賴 喇嘛那樣蔑視權力，為歷史進步、國家民主自由竭誠盡力成為鋪路的基石嗎？
也許多數人會強調：他們已至權力頂峰，無需再顧及個人權力。我不同意這種實用主義的評價尺度和立場。因果關係其實相反：如果不是他們的獻身精神和殉道者般 的情懷，他們不會被自己的人民推舉為領袖。即便如此，華盛頓不斷辭職，不斷說服國會批准他的辭呈，准許他回到自己的莊園當農民。為什麼？杰弗遜鄭重告訴後 人他是美国《獨立宣言》起草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起草人、維吉尼亞大學的創建者，他唯獨沒有告訴人們他是美國第三任總統。這不是他的忽略，這是他 為自己起草的墓誌碑文。納粹集中營裡關了無數比這更重要的活的頭銜，而一個起草人、一個大學創建者不過權傾天下絕世悍将的俎上物，這卻是是他的價值所重， 為什麼？麥迪遜，作為制憲會議的倡導者、會議上傑出的西方政治文明專家、憲法會議討論草案的起草人，還隨身攜帶了數百本有關書籍和文獻到會，隨時對大會制 憲方面的各種知識性疑問和難題給予指導和解答。他的存在提高了制憲會議的思考起點和思想高度，而由他執筆並整理那份詳細的制憲會議記錄，是美國歷史上唯一 一份全備的憲法誕生過程的文獻。這位美國第四位總統不是沒有可能利用這個記錄為自己贏得更高的權力和榮譽，但是為了恪守會議的保密原則，為了美國不受騷擾 地度過踐行民主制度初期的陣痛，他始終沒有公佈他的記錄，即便在會議的正式記錄，另一份不完備的記錄在三十年之後解密公佈的時候，也沒有公佈。這份詳盡的 記錄竟是在制憲會議四十九年之後才公佈於世的，那時他已經與世長辭了。如果沒有歷史感，如果不是對未來責任感，如果不具備超越世俗功名的境界，他會連續四 個月主動詳細地記錄制憲會議的的全部討論和細節嗎？如果沒有為美國民主事業獻身的精神，他能夠對此一記錄保密終生嗎？至於達賴喇嘛，我們總是忘記他是一個 虔誠的僧人，我們總是用世俗尺度去衡量他的生命價值，我們總是習慣於把他當作一個有高尚道德的凡夫俗子。我想，每當達蘭薩拉的黎明時分，縷縷高妙佛香在透 進窗戶的微曦中繚繞盤旋，這位前世觀音盤坐在自己會客、修行兼用的房間，面對那半壁牆高大的佛龕打坐修行時，也許他會感到其妙，他與我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 遠。我們總是喜歡跟他抱肩搭背，他也總是願意與我們兄弟友人相稱，但是他在雲端看我們一清二楚，我們在地面，只能看見他腳下霧氣蒸騰。我們只能按照自己的 尺度衡量這位超凡脫俗的喇嘛。
無視自己母親一生愿望，拒絕做神父的斯大林那雙洗不干凈的血手，為什么竟對瑪麗亞•尤蒂娜留情？這位被數度剝奪自由，貧窮不堪而擁有“俄羅斯愚聖”之稱的 女鋼琴家，公然把斯大林支付給她的2000盧布演奏賞金交給了教會，而且在給這個殺人魔王的信中宣布：她將日夜為他祈禱，請求上帝寬恕他“對人民和國家犯 下的深重罪孽”！世人知道，尤蒂娜沒有因她那封自取滅亡信而遭難，而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後時期，卻是是在尤蒂娜的文字、祈禱和音樂中度過的——數年之後，人 們在斯大林倒斃的房間抽屜裡，發現他還留著她那封信，留聲機上還放著那張換了三個嚇得哆哆嗦嗦的指揮家才錄製成功的她演奏的鋼琴曲唱片。為什麼？
尼 古拉一世為什么不殺對他直言不諱要做十二月黨人的普希金？他已被上屆沙皇流放多年，殺他不費吹灰之力，而且他罪有應得。這位沙皇辦公桌上就放著臭名昭著的 第三廳呈交的十二月黨人的審訊報告：所有的十二月黨人都受普希金的熏陶，都會背誦他的詩；“我在朗讀了幾首手抄詩如《自由頌》《鄉村》……後，開始產生了 自由思想”（別斯圖舍夫）；“我的自由思想是從某些作品中得來的，特別是普希金……的顛覆詩”（迪沃夫）；“在有文化的青年人當中，誰沒有讀過、又有誰不 讚賞普希金的歌頌自由的詩？”（斯坦吉爾）……。他是他們自由精神的旗手，他們是他忠實的騎士。可是這位沙皇并不像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那樣熱愛文學，要用 最精美的戰利品寶盒收藏荷馬的《伊利亞特》，他是一位平時甲胄戎裝的軍人，喜歡的是閱兵不是讀詩，傾心的是數學般的嚴謹而不是文學的浪漫，崇尚的是國家兵 營化管理而厭惡自由。
無神論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死後三十多年又出了一個薄熙來，可是為什么東正教的俄國出了個斯大林，接著就出了赫魯曉夫、葉 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當然，他們從黃金時代普希金開始，作家詩人中就精神偉人層出不窮，到了二十世紀白銀時代，那兩百多位流放者幾乎無一不是帶著俄羅斯正教 的烙印到歐洲去，又把這文明保存到蘇聯解體的精神貴族。
蘇聯這個龐大帝國和平不流血地解體，難道是偶然的嗎？除了政治學的解釋，不需要深入到社會的層面，到地下尋找俄羅斯“洗禮年”以來的傳統基石並深入到文化的層面嗎？可以忽略星羅棋布的教堂（僅莫斯科一個城市就擁有教堂兩百座）和內外些沉寂多年的鐘聲嗎？
為什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成員在這個國家解體的幾個月前，就對美國各界信奉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正式發出邀請，請他們組成代表團前往莫斯科，會見從戈爾 巴喬夫、葉利欽到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袖們，幫助這個國家“建立道德觀念，發展慈善機構……”？為什麼這個使團在克格勃的大樓裡竟奇蹟般地聽見克格勃高級官 員大段引述索爾仁尼琴的思想？那些關於“悔改”、“背起十字架”一類的詞語竟是從這個警察國家的心臟發出來的！蘇聯人永遠會記得次日那份發行八百萬份的 《消息報》上刊載的頭條新聞：“盧比安卡的第一次禱告”！蘇聯人心知肚明，盧比安卡是讓他們“每天琢磨如何被槍斃”（肖斯塔科維奇語）的恐怖之最——莫斯 科監獄系統、古拉格的正式名稱。為什麼蘇聯解密的檔案卷宗內容顯示克格勃成員中政治改革最支持者最多？僅僅因為他們的竊聽、審訊職業導致他們以特殊方式更 多地接近事實真相和西方文明嗎？被列寧、斯大林消滅的教堂鐘聲如果在蘇聯解體之後再度響徹俄羅斯天空大地，那麼盧比安卡的第一次禱告具有像徵性的意味。這 個意味就是：在言論思想管制國家，文明的信仰是被禁錮的良知的易燃易爆“危險品”，即便在寒冷的冬季也會發熱，即便在深層冰雪下也會被點燃。
德國，在教會把十字架換成希特勒像的災難性日子裡，為什麼能出現迪特裡希•朋霍費爾那樣的人？這位牧師大逆不道地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密謀，并在后來的獄中放 棄逃亡，在解放炮聲臨近前夕迎接死亡；德國還出了馬丁•內莫勒牧師，在集中營裡誠實地寫下了那段“最後他們向我下手了”的膾炙人口的懺悔文字；還有起草著 名《巴門宣言》，導致七千人脫離“亞利安條款”的神學家卡爾•巴特，還有在柏林蓋世太保眼皮底下組織營救猶太人並為此獻身的法學家、基督徒弗蘭茲•考夫 曼，還有最早獨立記錄德國種族歧視與迫害歷史的助理牧師瑪爾加•繆，還有在出入集中營之間堅持指揮對猶太人實施系統幫助工程的牧師漢瑞遲•格魯伯……，事 實上，在德意志舉國萬眾一心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瘋狂中，作為整體和群體，唯一發出抗議聲音的是德國的“懺悔基督教會”，為什麼竟是這樣？別的人群都 到哪裡去了？而在集中營，猶太人死前沒有驚恐地癱倒在地，沒有憤怒地集體反抗，卻唱著聖歌靜靜地走進毒氣室。他們無意間在人類大腦上刻下的這一幕深長雋 永，絲毫不亞於文藝復興時期留在大英博物館、盧浮宮、大都會博物館、國家美術館……展覽廳裡的傑作，如果他們用的不是達芬奇、拉斐爾、喬爾喬內、提香、丁 托列托們的筆，是哪一支筆？
波蘭，出了一位天主教美麗信徒艾仁娜•辛德勒，從猶太人隔離區活生生救出兩千五百名兒童，為此她先後飽嚐粹集中營和波 共監獄之苦 。這位在磨難中成為殘疾的女性本該是2007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她卻告訴我們：“那些孩子不是我生活的榮譽，只是我存在的理由”！如此偉大又如此謙 卑，何以如此？
捷克，納粹集中營裡怎麼會有費利德•迪克那樣的“像自由一樣美麗”（林達語）的畫家？在地獄裡守護孩子們的夢想，為人類留存了數千 張從那死亡營產生的美麗純潔圖畫。還是捷克，蘇聯淫威下怎麼會出瓦茨拉夫•哈維爾那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跟新大陸先賢一樣拒絕權力腐敗，個人魅力非 凡，管理能力一流。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時代，在思想被牽制的東歐陣營中，是誰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第一次使用“獨裁”“野蠻”這類詞語 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相提並論？是匈牙利的約瑟夫•閔德森蒂先生，這位為此付出終生自由代價而客死他鄉的勇者，是匈牙利的紅衣主 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後來反抗暴政的匈牙利事件被鎮壓，他榮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他的身份他的信仰和他的抗議他的勇氣之間的關係難 道是偶然的嗎？
——回到中國，六十年沉陸一陷到底，當局無數次“革命”，封殺了我們在人類偉大的軸心時代貢獻給世界的文化大師和先賢孔夫子、釋迦 摩尼，使得我們四顧蒼茫，精神貧困，但是中國並非一無所有，出了一個小女子叫林昭。她的事跡一公布，弄得中國好男人自慚形穢，壞男人咬牙切齒，她是中國唯 一一個可以不打折扣的、不受時代局限的英雄。在蕓蕓眾生的勞改營里，在沒有路標的漆黑的年代，她是中國精神高度的唯一標志。她是基督徒，是愛的信使。
千年暗室，一燈可明。
可是我們尚不能伸出米開朗基羅放在西斯廷教堂穹頂上的那根接通天庭神力的手指，尚沒有腦細胞能夠解析這期其中秘密，我們除了贊美尚無法明白：為什么這盞燈如此明亮？
“教會，我們感謝你！”這是柏林墻倒塌後出現萊比錫街道上空的一個巨大橫幅上的字。我不是信徒，當宗教不陳述信仰問題時，我不覺得信仰與宗教有任何關係； 我也不信仰教會，當教會只是為那些周日去懺悔以便周一接著犯罪的人提供場所的時候，我不覺得信仰和教會有任何關系。希特勒是一個天主教徒 ，這個簡單事實，足以把創世紀以來宗教等於公義或悲憫這一人類幻覺徹底瓦解。希特勒並且將全德近三十個區的基督教教會合併為“帝國教會”，統轄在納粹政府 管理之下，成為其帝國肌體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也在中世紀之後，再度證明了教會並非人類文明價值的守護者和信仰之所。托爾斯泰後半生篤信上帝，恪守普世之 愛，經常盼望替農民去坐牢或者送死，卻被俄國東正教會革除了教籍。
信仰是比情感本身更巨大的一種能量。但是這種能量由於所信不同，而對歷史產生不同的作用。金錢、財富、名聲、榮譽、自我、天才、時間、健康、愛情、美麗、 色情、強權、正義、博愛、智慧、陰謀、疆土、暴力……都可以成為個人信仰的對象。“我國”從上倒下人們真的沒有信仰嗎？有，不過所信大都是達爾文生進化論 與人類社會嫁接之後產生的物質主義、叢林哲學、強權政治的產物。
雖然教會與信仰無關，但是當它們有關係時，教會變得如此重要。它能成為納粹的幫兇，也能成為反對納粹的堡壘。而它在世界冷戰和平告終，馬克思主義的本土悲 慘實驗土崩瓦解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歷史證明，人類對文明價值的信仰（而不僅是認同）是衰敗歷史持續前行的拐杖，是撬動邪惡勢力的杠桿，是撤換苦難 基石的挖掘機，是陳納德將軍的席卷陪都重慶上空橫行五年半的日軍轟炸機的空中之鷹，是民族和個體的拯救的之道，解放之道，民主自由之道。流亡西藏是這條道 路上的先行者。信仰文明價值（而不僅是認同文明價值），這是他們因為謙卑從不對漢人說教的啟示，這也是中國當局始終要滅掉的西藏精神（順便說一句，這也是 當局從內陸藏民兩年前以火燒珍惜動物皮毛的運動中終于明白達賴喇嘛去國半個世紀之久，在藏民中仍然擁有一言九鼎之尊，此後不再發放藏民出國護照的根本原因 ——許多藏民出國深切願望是覲見他們睽違已久的精神領袖）。
認同和信仰是兩種接受方式。認同一種文明價值和觀念，等於使它作用於大腦和思想、訴諸於文字和語言，是容易的；信仰一種文明價值，等於將它變成行為的規 范，踐行於自己的生活，不容易。我們很多人，包括很多重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言論倡導自由民主、仁愛公義；行為受制於或遵循着另一種世俗價值；思想則在書 桌前和家門外來回打架。我們的分裂人格已經成為一種無意識，滲透為我們的生命底色。
只有當一種觀念不僅成為我們標榜的價值，同時成為我們行為的準則時，才能說我們擁有某種信仰。所以說一個人有信仰，等於說一個人言行一致。
定居北美的余英時教授不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不是佛教徒，但是我記得多年前他說“天安門廣場上有我侄子的血，‘六•四’不獲正名，我不會回中國”，我 記得他說這話時那嚴肅的神情。他果然沒有回去。22年以來，無論中國官方消解他、冷淡他，出版界後來鼓吹他、出版他的著作，無論朋友學人真誠的邀請，還是 當局假惺惺的鼓動，他都不回去。他說：我無法想像自己走進那個政府的大使館，去向他們申請簽證！余英時先生對人道與公義的態度，不僅是一種認同，而且是一 種信仰。這是中國當代已經不多見的一種叫做“知行合一”的人格。
我也記得廖亦武，這位對我言必稱“嫂子”的诗人多年前陳述自己記錄底層民眾苦難的痛楚。他說：他們都是小人物，命不值錢，受苦受難，死了跟螞蟻一樣無聲無 臭，可我卻用他們的苦難裝點自己的文學門面（不是原話，但是原意）！說完他淚水湧上眼眶。余先生可以堅持不回去，但是廖亦武（當時）根本出不來。同一種價 值在中國環境踐行要難得多！夜色沉沉、晚風習習，藉著那被聖徒們奉為“基督寶血”紅酒，他為我吹起那隻跟他一起見證苦難的長蕭，簫聲嗚咽，是他撿拾的中國 悲慘生靈們的聲音。廖亦武不能做雲端歌唱的雲雀，他前半生注定是地下蟄伏十七年、破土一現三個月的十七年蟬。漫長的黑暗之後他從地下爬出，把腳上的泥巴底 層的哽咽一路帶進水泥叢林的城市，但是他立即就厭惡了那些虛偽的帝國學爺，他固然做不到人格統一，但是他拒絕人格分裂。聽那如泣如訴的簫聲，我知道我這位 兄弟一直明白自己身在何方，有這一痛、有這不斷折磨他的苦厄，他在中國泥沼裡掙扎就有了救贖，公義就能在他的心中永不隱退，他就有能力活出一個完整的人！ ——現如今，無論這鬍子走到天涯海角，獲得多少大獎，引發多少關注，爆炸多少輝煌，我希望他把荣誉歸於他頭頂的星空而不是他自己，我希望他記着他依舊是苦 難中國的說書人，在白天滔滔不絕的媒體轟然而去之後，當他獨處的時，記得那隻長蕭發出的嗚咽，還有他蘸着心中的同情、悲涼和愛對中國黑夜的簽署。
走題了，我回來——在失去傳統文化之根，失去精神道德資源和心中源頭活水的時代，我們只能不斷回到內心，尋找造物種植在我們心中的良知。而在全世界尋找軸 心時代并試圖重新認同那個時代提供給人類的普世價值的時候，聖者達賴喇嘛帶領的流亡藏人，借助他們的佛教傳統，把這種價值變成了他們的信仰，變成了他們的 行為指南，生活方式。
不僅認同文明價值，而且踐行文明價值，這是流亡西藏史诗般崛起的原因，这是他们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
一 個民族是否擁有踐行文明價值的能力，固然不能決定反抗奴役是否直接有效，但是能夠避免民族整體道德水準在苦難中或反抗中沉淪；固然不能立即轉移苦難，但是 能夠決定走向文明的歷史進程是否曲折艱難；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滿足物慾，卻能避免城市水泥叢林突然坍塌、河流大橋連續斷裂、教學樓指定爆破般準確地成片震 毀等事故，或能夠挽救“城市地面下沉、地下漏斗形成、渤海死亡、70%江河水系污染、90%以上城市河段嚴重污染、近千個自然湖泊消失、每年1.9億國人 因污染致病……”等災難性爆炸性惡果（參見拙文《中國冥路》：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5/beiming/3_1.shtml）。全地漢人如流亡藏人那樣知行合一地踐行文明價值，將是國人最終走出人間地獄，獲得拯救的前提。
谎言重复多次据说就能变成真理，那么真理呢？我愿意把《西藏价值》上篇的结语重复一次，不僅是为了平衡掉此文中諸多的问句： 藏人的流亡彪炳了人類追尋自由的史冊，流亡西藏的諾亞方舟已從雪域高原駛向世界，唯願流亡西藏所恪守的文明價值成為中國的拯救之方。
2011年7月25日
於北美維吉尼亞仲夏夜
（全文完）
原载：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