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在圓寂前留給西藏人的遺囑中指出:
為時不久,赤色的屠殺將必闖入我們的前門。無論是我們自起內訌,或是來自外面共產國家的威脅,我們遲早都必須直接面對。……這種情況發生時,如果我們不敢保衛我們的領土,則我們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將會遭到凌虐、摧毀和遺忘;如同父子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名可能會消失無蹤,寺院將會被劫掠、損毀而化為廢墟,僧尼將會被驅散或屠殺,神聖的佛語法典將會散落亡佚,人民與生俱有的權利和財產將會被剝奪,我們都會成為征服者的奴隸,一無所有,像無家可歸的乞丐一樣到處流浪,生活在悲慘世界之中,充滿極端痛苦與恐懼,度日如年。
一、佛國西藏面臨中國的入侵
1939年7月,西藏政府正式宣佈確認十四世達賴喇嘛。
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舉行登基儀式,尼泊爾、不丹、錫金、印度和中國派出代表團參加登基儀式。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民黨,西藏政府外交部致函毛澤東:
西藏為具一切佛慈悲自性之觀世音教化的聖地,也是佛法昌盛特別之國家,因此自古至今為一獨立自由的國家。我們需要得到中國軍隊不會逾越藏中邊界進入西藏以及不進行任何軍事行動的保證。同時,就幾年前被中國兼併的西藏領土問題,希望在中國內戰結束後展開談判。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回答卻是:宣佈要「解放西藏」。
1950年10月,四萬中共大軍向西藏發起攻擊,迅速打敗只有八千兵力的藏軍,並於19日俘虜多麥總督阿沛‧阿旺晉美,在戰爭的前兩週四千藏軍陣亡,其餘藏軍也被迫投降。此一消息傳到拉薩,西藏國民大會隨即決議11月17日由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親政。幾週後,西藏國民大會請求達賴喇嘛尊者離開拉薩,前往邊界城市亞東設立臨時總部。這期間,西藏政府兩次致函聯合國,要求聯合國援助西藏,信中談到:
西藏人民深知阻止不了中國人的進攻,因而已經接受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西藏人不能不經一戰而低頭屈服,但始終熱愛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熟練戰爭的中國軍隊似乎並沒有戰勝的希望。但我們相信:不論世界上任何國家發生侵略戰爭,聯合國都會予以制止。
但當時聯合國正專注於朝鮮戰爭,而印度由於擔心西藏問題會危及朝鮮戰爭之調停,因此主張勿將西藏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英美也同意延後討論,聯合國因此對西藏未採取任何措施。
由於國際社會的坐視不救,同時中國軍隊也在戰勝後停止前進,並表示願意談判,西藏政府只好派阿沛‧阿旺晉美率15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雖然談判代表未被授權簽約,但西藏代表團在逼迫下還是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西藏代表曾以未帶國璽為由試圖迴避正式簽約,中國政府立即在北京為他們刻製印章,還刻錯其中一名西藏代表的姓名。
1950年5月17日,北京電台播送十七條協議簽訂的消息和協議全文,達賴喇嘛尊者方知此一情況,立即試圖與談判代表聯繫並表明對協議內容的不滿,但卻為時已晚。
7月15日,中共代表張經武經印度抵達亞東與達賴喇嘛尊者會晤,張要求達賴喇嘛尊者承認協議,尊者沒有答應。其後,西藏政府要求修改協議內容,並提出整個西藏統一的問題,中國政府表示這些可以在協議簽訂以後再商議。
10月底,中國軍隊已佔領西藏全境。中國大軍早已在拉薩城外駐紮,等候西藏政府發表接受協議的聲明後便舉行入城儀式。達賴喇嘛尊者最後只好於10月24日同意由中國官員以他的名義發出接受協議的電文,並試圖以十七條協議賦予西藏的特殊權利和利益來保護西藏,避免西藏及人民遭受進一步的傷害。
1952年3月,由於大量中國軍隊的湧入,使原本物資貧乏的西藏面臨史無前例的物價飆漲和饑荒,西藏人民自發組成「人民會議」,向中共軍區提出改善民生、尊重西藏政府和西藏傳統等請願要求。結果中國政府強迫西藏政府於5月1日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的反動組織,拘捕主要成員,並迫使兩位不願與中共合作的代總理辭職。
1954年7月,達賴喇嘛尊者前往北京出席中國全國人大會議,會議決議在西藏政府原來控制的地區成立西藏自治區,使十七條協議給予西藏的特殊地位因此被削弱。達賴喇嘛尊者其後設立「改革辦公室」,負責對西藏舊制中不合理處進行改革,卻遭到中國政府百般阻撓。
1955年12月25日,西藏公路正式通車,中國政府不再需要十七條協議,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西藏。
二、民主改革引發藏人的反抗
1956年初,中國政府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甘、青、川、滇的藏族地區及中共直接控制的昌都地區推行合作化運動,強制將私人財產充公,寺院和僧人被控為「剝削者」和「寄生蟲」而遭到取締和逮捕。同時調派近十萬名軍隊和漢族幹部進入西藏自治區,在所有縣城設立辦事處,準備取代西藏政府。
在傳統的西藏社會制度中,西藏政府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西藏人民以支付差役或納稅的方式獲取土地的使用權。佔有的土地越多,差役就越多,沒有土地的人則不承擔任何差役;只要承擔相應的差役,土地可以代代繼承,因此大部分的人民都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和財產。中國政府強推合作化運動將私人財產充公,與一般藏人不願放棄自己私有財產的意願發生衝突。同時,西藏以佛立國,藏人虔誠信仰佛教,因此崇敬佛寺與僧侶的西藏人也無法接受中共對宗教和寺院的攻擊。所以中國政府對藏地實施的合作化運動,引發西藏人民武裝抵抗,戰火蔓延。
1956年11月,達賴喇嘛尊者應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前往印度參加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的紀念儀式。達賴喇嘛尊者鑒於西藏局勢無可挽救,考慮在印度尋求庇護。中國總理周恩來馬上飛赴印度勸導達賴喇嘛尊者,中國政府也隨即宣佈改革延遲,並撤出幾萬名軍人和幹部等,使西藏情勢稍趨平靜。
1957年4月1日,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此時,被中共強制集中在四川成都和康定「學習參觀」的藏人地方領袖也全數被釋放回家。
但這種局勢只維持了一年多,1958年5月,中共又在西藏自治區以外占西藏人口一半以上的藏族地區,全面推行以「民主改革」為名的人民公社運動,並對地方官員下達指示:「要挑起叛亂,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青海、甘肅和四川的中國當局以召開會議的名義將地方酋長和宗教領袖集中到各州縣的首府後集體予以逮捕。對不肯順從接受公社化的藏人則出動軍隊鎮壓,戰火迅速遍及西藏東部,並逐漸蔓延到西藏政府的控制區。
1958年6月15日,逃亡到西藏政府控制區的藏人在竹古塘成立「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並控制了雅魯藏布江以南的大部分地方,四處襲擊中國軍隊,殺敵數百名。
1959年初,在拉薩的中國軍方邀請達賴喇嘛尊者於3月10日前往中共軍營觀賞戲劇。當天,達賴喇嘛尊者準備應邀前往軍區時,數萬名拉薩人民由於擔心達賴喇嘛尊者也會和其他藏人領袖一樣被中共扣押誘捕,因而集中在夏宮諾布林卡進行勸阻。隨後,人民繼續舉行集會,抗議中共的作為。幾天後,中共開始進行鎮壓。達賴喇嘛尊者為避免更多的衝突而於3月17日秘密離開拉薩,試圖到藏軍控制地區後與中國政府協商,但隨後卻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乃在邊界城市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不久,離開西藏,流亡印度。
其後幾年,八萬餘藏人隨後逃離西藏。
三、幾近滅族滅教的悲慘西藏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尊者離開拉薩後,中國軍隊對藏人發起攻擊,成千上萬的西藏人被逮捕,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戰果,有87000餘名西藏人被消滅。其後幾年,中國軍隊繼續圍剿西藏各地的反抗軍,面對藏人殊死的抵抗,殘酷的戰爭持續三年多。當中國軍隊平息藏人的反抗時,西藏寺院被視為傳播封建迷信思想的場所和叛亂堡壘而遭到剷除,6000餘座寺院中只剩下70多座寺院建築,其他的寺院皆已被徹底摧毀。
戰爭和饑荒也使西藏人口銳減。根據中共統計,青海省果洛州六個縣的人口減少73%,長江源頭的玉樹六縣人口減少一半以上。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中,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6000餘座寺院被摧毀,雪域西藏陷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十世班禪喇嘛在中共人大會議發言時指出:
如果將青海地區的暴行拍成電影,觀眾會受驚嚇。在果洛地區,殺了很多藏人後,屍體從山頂滾到山下挖好的坑中埋葬,軍人強迫他們的親人在死者的屍體上跳舞以慶祝殲滅叛匪,然後用機關槍將他們全部集體屠殺。
在康區、安多,對人民的暴虐難以言表,十個或二十人一批地被集體屠殺。
到六十年代初,很多地方的青壯年男性死傷殆盡,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婦女;除了戰亂死傷,更多的人死於戰後的饑餓和勞役,在康區和安多,約有15-20%的藏人被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死於牢獄中。
班禪喇嘛在1962年的《七萬言書》中指出藏人人口損失嚴重,指責中共消滅民族,消滅宗教,祈禱「勿使眾生饑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
戰爭和集體化運動,使西藏民族累積千年的財富全被掠奪一空,現已解密的中國政府檔案明確規定:「除了生產資料和工具發給藏人以便他們恢復生產而外,其他所有財務都要收歸國有,全數運往中國。」
在戰爭進行的同時,幾十萬中國工作人員進入西藏各農村,推行人民公社化。為避免在此過程中土地荒廢,中國政府宣稱耕者有其田,甚至發給「土地證」以欺騙藏人。
戰爭結束時,除邊界地區而外,整個西藏民族已經被中共編入人民公社的行列,受到極為嚴密的控制和奴役。僧尼被強制還俗,中共官員甚至讓僧尼各站一排後強制配對。
1964年,由於班禪喇嘛的上書,中共曾允許少數倖存的僧人入住寺院,但因人民失去自由無力供養,寺院幾成廢墟,僧人猶如驚弓之鳥,各藏地佛寺實際上並無任何宗教活動。
四、文化大革命血腥箝制西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再次蹂躪西藏,從摧毀少數倖存的寺院建築開始,為了不讓西藏人勾起對自己歷史的回憶,即使是非宗教的城堡等建築也遭到摧毀。文化大革命使所有和西藏上層、富裕階層或反抗者的關聯者,遭到殘酷的鬥爭虐待,幾占藏人的四分之一。僧人被視為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關押入牢或迫使還俗,民族傳統、服裝、西藏的醫學、戲劇等西藏傳統文化被視為落伍而遭到肆無忌憚的攻擊和禁止,連藏語文也被攻擊是宗教文字而被禁止使用。
所有藏傳佛教信仰體系中代表神聖的符號都遭到無情的踐踏和褻瀆。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肉身佛塔被破壞,當時仍未腐壞的宗喀巴肉身遭到踐踏,並故意拿來餵狗。
1966年8月,當著父母的面,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喇嘛被強迫灌食糞便,進行人格侮辱和宗教貶損。後來班禪喇嘛被單獨監禁長達近十年。
而在國共兩黨時期都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格西喜饒嘉措,以84歲的高齡被押回故鄉批鬥關押致死。這期間,有六名僧人因不願服從中共要其批鬥喜饒嘉措的命令而在六天內先後跳崖自殺。1074年創建、被譽為「第二個敦煌」的薩迦寺,除南殿堂外,其餘完全被摧毀,所有文物古籍被掠奪毀壞殆盡。即使未被摧毀的寺院建築也都蓄意用來當作養豬場等用途。
一般人民的行動受到嚴格控制,任何疑似宗教行為的蛛絲馬跡都會遭到嚴厲的追查和處罰。除了領取配額食物而外,人民不允許從事任何商業或自謀生機的活動,即使到鄰村探望親戚,都要經過中國當局的批准,並在限定的時間內返回報到。他們不僅被強制參與違背信仰和傳統價值觀的行為,而且還要服從人民公社無休止的勞役,並以愛國公糧、出售餘糧、上繳公積金等名義承受沉重的賦稅。因此造成藏區的食物短缺與饑荒,人民的生活極端困苦。
1982年,中國總理胡耀邦到西藏時,曾提出要在五年的時間內讓藏人的生活恢復到1959年之前的水準。只是後來的出版物中,由於此一說法與中共「解放西藏」的宣傳不相容而被禁止引用。
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各地發生多起武裝反抗運動,但都遭到中共的血腥鎮壓。
當西藏境內陷入中共統治的腥風血雨時,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尊者的領導下,在異鄉他國開闢新天地,奮力為西藏民族和宗教文化留下復興的種子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