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是西藏抗暴65周年，雪山狮子旗浩荡飘扬在台北天空，在台藏人手持“反对中共拆寺建坝”标语走在游行队伍，街头行动剧也以停建大坝为脚本，穿着藏服的和平抗议者疾声呐喊，一群军警冲上前，粗暴地把他们压跪在地。
这一幕重现了西藏东部藏区德格县的抗议现场，上个月，当地藏人持续呼吁停止建设金沙江上游的岗托水电站、反对拆除寺院，军警却以暴力相向，随后大批藏民遭到抓捕。海外藏人一浪接一浪在各地声援，忧心无序开发的水电站掐住金沙江的命脉，也斩断藏人的文化根源。
金沙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从官衙到水电巨头摆出明显的态势：上游的水电开发势在必行。
金沙江水电开发迈大步
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在中共规划的十三大水电基地中，金沙江水电基地的发电装机容量最大，原规划在金沙江上游建造8座水库大坝，岗托水库大坝是唯一的年调节水库，其他7座水库最多是月调节性能，现在扩大为13座水库大坝，岗托水库在上游起到总控制性的龙头水库作用，同时岗托水库也是南水北调西线计划中的龙头水库，从金沙江向黄河调水，也就是说它的水源地就建在岗托水库这里，西线工程计划从金沙江上游每年调水达80亿立方米，所以对于岗托水库大坝工程，中共政府是志在必得。
此外，近年中国为推进“双碳目标”，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连带为金沙江水电建设按下加速键。王维洛表示，大型水电工程被中共吹捧为绿色能源，现在西部水电开发还跟风电、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锂电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金沙江上游的移民人数少，也被视为是实施工程的优点，水电建设步伐加快迈大步。
利益也是驱动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关键因素，王维洛援引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报告，“在大型水电项目里面，水电开发公司得利最大，它投1元人民币能获得3.93元人民币的利益，地方政府是投1元人民币，它能获得3.10元人民币的收益，那么民众要投1.48元人民币才能获得1元人民币的收益，也就是说，民众投入的多、收到的少。”
“这三者之中，民众是唯一的受害的群体，而水电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是得利的群体。”王维洛说，“所以他们对于大型水电项目工程很有积极性。”
龙头水库能为缺水解套？
不过，这几年中国西部水电大开发却遇上“水情”难题，西部地区来水偏少，以云南、四川水电大省来说，河流水位频频下降，电力供应出现吃紧情况。王维洛指出，中共认为只要加快建设调节性龙头水库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根源上找问题，其实这是治标不治本，西部地区来水偏少和气候变化、水库工程造成蒸发量增加有关，这也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有关。
气候变迁让各地降雨型态出现变化，中国民众也格外有感。王维洛说，这几年中国的降雨区域有点向北部推移，而且出现集中暴雨，2023年在京津冀地区发生大洪水，2021年河南郑州的洪水降雨量也很大，相比之下，中国南边的降雨量减少，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洞庭湖和鄱阳湖，连续几年冬天都出现历史最低水位。
“西藏高原的气候变化更加明显。”王维洛提醒，“现在有两派学者意见，一派认为由于西藏高原的冰川、雪山融化，它会在短时间内增加长江和黄河的流量，还有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出现的水量减少，因为雪线退后很厉害，所以融化加快，水量也不如以前多了。”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河段，庞大的水库群加剧西部来水偏少问题。王维洛分析，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和过去相比，它的平均年来水量已经减少10%，因为水库的水面蒸发，三峡上游有一串的水库，再加上支流的水库，所以整体的流量减少效果是很大的，此外，中国政府沿着长江、黄河建了大量的调水工程，这也使得干流水量一年比一年少。
环评为水电巨头开道
近年中国大刀阔斧启动金沙江上游的水电工程，不只是岗托水电站，去年昌波水电站核准开工，今年初《金沙江上游波罗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也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然而看在专家眼里，环境评估早就沦为水电巨头护航开道。
王维洛检视其中一个水库工程的环评报告，他直言“做得相当差”，“譬如对鱼类生态的影响，报告中只是罗列受工程影响的鱼类有多少种，没有评估牠们是否可以在这里继续生存，它的重点在于大坝施工过程中噪音、灰尘这些影响，这些内容几乎占据了一半。”
生态补救也是环评中“掩人耳目”的举措，中国官媒强调国内已有50多座水电站实施鱼类增殖放流措施，以金沙江上的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为例，“2008年7月底建成并投入运行，到2020年共展开26次增殖放流活动，累积放流珍稀特有鱼类201.3万尾。”数百万的鱼类放流背后没说出口的是，河川栖地破坏难以修复。
王维洛提起清华大学学者王亚华的〈中国大坝建设的两难困境与政策取向〉论文，文中这么剖析：现行水坝决策过程中的“安全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实践证明经常是失灵的。理论上，通过对大坝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完整评估，可以作为该工程是否可行的决策依据。不幸的是，实践中政府和大坝建设者，很多情况下将该制度作为对已经决定要建的工程的“橡皮图章”来使用。
“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有效的环评制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它不能阻止这些对环境有很大负面影响的工程实施。”王维洛进一步说，“这就成了橡皮图章一样。”
回顾中国水坝工程的环评历史，一页页写照波涛翻涌的暗黑史。王维洛指出，中国第一次尝试环境影响评价是在三峡大坝工程的可行性论证过程中，当时领头的组长马世骏和顾问侯学煜都是很有名的环境专家，也都是科学院的院士，两人都认同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弊大于利”，但为了避免和领导小组矛盾，马世骏认为，报告后面加上可以通过一些人工措施来减少负面影响，侯学煜并不赞同加上这句话，因为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都还没搞清楚，怎么能说这些措施可以减少负面影响。
到了1991年要进行最后审查并提交国务院之前，两位科学家接连“意外”离世。王维洛说，马士俊教授从河北丰润县赶回北京开会的路上，他的座车被一辆重型卡车碾压、当场死亡，肇事司机没有受到法律处罚；侯学煜教授同一年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世，他是中国政协的常委，按照这个级别，享有副部级的医疗待遇，所以在最后审批这个报告时，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两位专家均已去世无法出席。
“后来中共成立生态环境II组，重新撰写环评报告，做出一个满足于中共中央的结论，就说是利大于弊。”王维洛说，“自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这样的结论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中国、在世界就没有一项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因为三峡工程做了示范作用，大家就学着做照抄，环评都是利大于弊。”
换个名字死而复生
金沙江水电开发的环评争议不断，有些工程陈仓暗渡偷跑，有些项目一度被喊停，不过，这些水电大坝最终还是“起死回生”。
王维洛盘点金沙江刮起的环评风暴，“起码有5、6个工程是被环保局叫停的，譬如说向家坝大坝工程、溪洛渡大坝工程，都是被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叫停的，而且还罚了款，后来的金安桥电站是被国家发改委叫停的，但是环评程序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工程的建设，停建处罚之后，这些工程又都死而复生。”
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还魂记”，更是让专家跌破眼镜。王维洛指出，这个项目位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区域内，9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出面反对，当时是被叫停，后来又说是被取消了，但是如同岗托大坝工程，虎跳峡大坝工程是金沙江中游的龙头水库，“中共政府觉得还得上，就把这个工程的名字给改了，不叫虎跳峡了，现在变做龙了，叫龙盘水库大坝工程，它也上马了。”
“在中国一切都要服从党的决定，如果你做出一个环评报告和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你说怎么办？它前提已经在了，所以你再说什么做环评报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王维洛语重心长说，“中国的环评报告制度其实是已经死了。”
水库大坝的环评走上死路，自然环境跟着被架上断头台，环评上的生态修复也沦为空谈了。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