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丹鴻

1895年，西藏政教領袖、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 “當我們祖傳的支柱和每一座古堡/在內部日漸劇烈的旋風中動搖/那一代，困在沉重的經頁下/一遍遍吟誦六字真言，日漸老去……”【1】，古老的雪域面對著一個歧路紛呈的轉型帝國。

鴉片戰爭以降的連串與西方國家的戰爭、割地、賠款等刺激，羞辱了這個籠罩在天下朝貢的幻覺中、唯我獨尊、妄自尊大的帝國，也激發了帝國朝野對疆域和邊疆事務的關注，華夏社會精神分裂了：滿人大皇帝有了兩種身份，或衰敗無能的外來征服者，或須立憲改良的君主。版圖也成了兩個：或中國本土十八省，或兼併帝國“藩 屬”的領土。人們熱議時政思路紛繁：救亡圖存、變法維新、西學實業、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謀求民主開設議院、民智未開不適合民主……洋務運動給官僚和商人們帶來了從交通、礦冶、電訊、鐵路、郵政、紡織、教育等方面開闢財源的新思維，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上下相維”的政商利益紐帶開始聯結。內外戰爭的大量糜費和巨額賠款，使帝國財政漏卮難填，陷入了空前危機，譚嗣同和康有為還想出了把西藏、新疆這些“荒遠之地”賤價賣給英國和俄國，用賣來的錢還外債、籌措變革經費的主意。這是一個沉浸在戰敗國屈辱、沙文民族自尊、圖強振興狂熱、以及受害妄想乃至歇斯底里的世紀之交。

一、外敵威脅與旁伺之心

大英帝國不但對打開中國大門感興趣，也相信敲開西藏大門通商貿易會有豐厚利益。由於滿清宣稱西藏是宗主國（藩屬），一般認為“母國”握有宗主國外交權，在鴉片戰爭以後到1893年的三十多年間，大英帝國與大清帝國簽訂了幾個關涉西藏的條約【 2】，包括英國人可進入西藏考察、劃定西藏-錫金邊界和一些通商規定。這是有史以​​來，西藏的外交事務在自己並不知情中被一個外部政權插手。滿清與英國簽訂這些條約，意在其所宣稱的對西藏的宗主權得到“國際承認”。但這幾個簽約都遭到了西藏嚴正拒絕。西藏政府堅持清政府無權簽署任何有關西藏的條約，不許英國人入境，不承認滿清與英國劃分的西藏-錫金邊界界碑，派藏軍駐防。滿清無法讓西藏人服從，更擔心英國直接跟西藏打交道，分別以承認英國吞併緬甸、承認錫金是英國保護國作為補償和交易【3】。

就在滿清用帝國簽約分贓的“外交手段”，簽下“允許”英國人進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條款，爭取其“擁有西藏宗主權”獲得另一帝國承認期間，最早的“英國威脅論”出現在了四川總督丁寶楨的奏牘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窺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齒相依，不能稍分畛域”，“藏路一開則四川全境終失，川中一失，則四通八達，天下之藩籬盡壞”——四川總督丁寶楨並非太愛國而緊張過度，而是在“強兵禦侮”的時代氛圍中，更誘人的是各省督撫們可自定營製餉章，權錢雙收。丁寶楨以英國威脅作為擴充軍需、加強四川邊防的理由，但滿清駐英國公使曾紀澤和清廷的判斷是：“英人惟利是圖，所稱專為通商尚屬可信”，認為英國人的入藏要求不過是利之所趨，對中國並無威脅。清廷甚至下令川督丁寶楨裁軍減勇“以節糜費”，根本未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與“西南邊防危機”聯繫起來【4】。

隨後的1891年，中國民間也有地理風水學家和一些文人秀才，開始在介紹域外地理風物的叢抄裡，“關注藏事”，賣弄他們替帝國操心的“籌藏方略”，認為西藏緊鄰英屬印度，英國人有假道西藏威脅中國的可能。文人們比川督丁寶楨更激進，提出“當務之急是派重兵入藏，以防強鄰入侵”，“不如未雨稠繆，固我藩籬、絕其窺伺”，“不若收入版圖，改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還提議“設拉薩巡撫、總管全藏”、“設川藏總督、統管川藏”【5】。

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在簽署交易西藏的條約，四川督撫在思謀募勇籌餉的藉口，華夏的風水文人在指點“收入版圖，改為行省，可杜旁伺之心”——當西藏人相信“和英國人接觸密切會損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6】”時，大清帝國的旁伺之心更為危險和迫切：

恰值西藏最高統治者、19歲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承擔國家重責的1895年，在他的施主滿清皇帝統治的國家，正在醞釀一場政治經濟變革。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機者康有為，他前一年還考慮賣掉西藏“可得善價供新政用”，此年正像智多星一般遞呈各種變革奏摺以博光緒青睞。 《請立商政以開利源而杜漏折》，列舉了一系列珠光寶氣、玲瑯滿目的“利源”：“西南各省有金剛鑽，和闐、西藏、川、滇有白玉、翠玉、碧霞、瑪瑙、水晶、五色寶石，其他硯石、紋石、大理石、像石、浮石”，“哈密葡萄，綿亙數十里”，“漠河、七廳、蒙古等處設立圍場，駝絨、羊毛，如法收剪，購機設廠，織造氈絨”【7】。

不僅金玉瑪瑙是眩惑的，“國富民強”則更加美善：在《上清帝第三書》裡，康有為的“邊疆”建設方略是：“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早謀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實邊防……今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謀生之路，共有樂土之安，百姓樂生，邊境豐實，一舉數善，莫美於是【8】”。

康有為還在《條陳商務折》中構想了設立“商會”（保商局）這一政商相通、權力為資本保駕護航的模式，並以英國舉例，說英國之所以能佔領遙遠的美洲、澳洲和印度，“皆出於其商會所為，而國家遂藉以收闢地殖民之利【8】”。

康黨絕非首例、更非唯一設想工業立國、開礦、移民這類“西部大開發”政策，以及提出“保商”、“商務局”這類官商勾結模式的政治勢力，洋務派官僚和疆臣早就先於康黨開啟了工業帝國的經濟模式，也正在議設商務局。但既然康黨的出現，對中國近代政治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且是將“中國”疆域和國族範圍擴張至西藏（圖伯特）、東突厥斯坦、南蒙古和滿洲的理論編織者，因此有必要凸顯他們的局部貢獻。

西藏政教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的1895年，滿清光緒皇帝也親政不久，他博採眾議頒布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卹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9】……”這道被稱為“因時制宜諭”的光緒諭旨，拉開了滿清帝國改革的序幕，也張開了吞噬藏疆蒙的巨口。

二、餓虎飢狼與“妖魔”共舞

大清朝廷衰弱，大臣漢多滿少，甚至入掌軍機，深刻地影響著晚清政局。漢人督府大員們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等各地暴亂中，掌握了軍權和財政大權，得以極大地擴張了地方實力。各統兵大員不但有權自籌兵餉, 且賦稅錢糧一切徵榷悉歸地方督撫【10​​】。四川承擔清廷對藏事務開支和調兵。四川總督一統軍政財權，滿清後期已有好幾任川督由漢人擔任。領先製造“英國威脅”的漢人川督丁寶楨，就是“勦賊有年”、靠殺國人加官進爵的，深諳大興干戈的甜頭。他任川督十年的一大政績是，開辦軍火廠“四川機器局”，仿造洋槍洋砲，“私虧庫款！縱容私人！徇庇劣員”，造了一堆“多有走火、不能合膛”、“槍筒、槍彈均不一律”的山寨軍械【11】。

雖然丁寶楨渲染的“英國威脅”，與清廷簽約英國“換取”西藏宗主權的意圖相衝突，未實現在“川邊”開啟戰事。但是，“四川機器局”的軍火在繼續山寨和販賣，“將西藏收入版圖、改為行省、設督撫統管”，意味著對西藏發動吞併戰爭，蘊藏著兵權、軍餉、土地、礦藏、築路、郵電、勞力、市場等短期和長期的誘人前景，繼續吸引著各路圖謀戰爭橫財的人、垂涎“西藏省”或“川藏省”督撫之權的人、擴增利源的人。當然，他們都會憑藉“救亡圖存”、“保疆衛國”的名義。

英國“窺伺”十多二十年後，1895年上任的四川總督鹿傳霖，一上任就急不可耐地想吞併康區的瞻對（現被中國更名為四川甘孜新龍縣）【12】 ，“收為川屬”——瞻對是有名的黃金產地。政治上，拉薩設西藏瞻對總管（也稱多麥總督府）管轄瞻對（娘戎）和整個康區，康各地酋領（中文冠名“土司”、“頭人”）也服從西藏瞻對總管（多麥總督）【13】。

當時，礦務被當作增加財政收入的要事，光緒多次諭令開礦的必要，還強調“官辦不如商辦”。越來越多外商和僑商要求投資大清礦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在擬定《礦務鐵路公共章程》，鹿傳霖也在募資運作四川礦務。但是，“川省礦產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而土番性情蠢愚，每護惜之，以為寶山，決不許人開採，即內地土司及四廳夷支，凡產礦之區，其性大抵相同。在打箭爐開辦的礦廠，還是再三開導明正土司才勉強同意【14】”，也就是說，吞併瞻對和康區——所謂“收瞻”和“改土歸流”，才能掠奪黃金和其它礦產，開源闢利。

四川總督鹿傳霖奏請攻打瞻對“收為川屬”，奏牘名義為“保川圖藏”，應注意，這些用語顯示了時人的疆域觀和政治權屬認知：“保”的是四川，圖謀的是西藏。 “保川圖藏”的主要理由有：

一，西藏政府藐視駐藏大臣，朝廷“威令不行”；“藏番恃俄為援，梗英畫界”，朝廷和英國約定劃分西藏-錫金邊界的日期迫在眼前，“英人催促愈急，而藏番堅持不從”。

二，西藏瞻對總管在康區“蠶食土司部落”，製造麻煩混亂，康區各首領都“以附從瞻對”；瞻對位處南北兩條川藏大道的交匯點，屬軍事要地。瞻對“地產五金，可開利源為富強之本”。

三，“英人窺伺藏地，早存吞併蠶食之心，勢岌岌可危”；“川省已無門戶可守，危亡可立而待”——基於以上理由，鹿傳霖認為必須“武力收瞻”，對康區實行“改土歸流”，圈圍衛藏，朝廷則可“嚴責達賴庇縱抗延之罪”，迫使拉薩“不再與英人牴牾”，履行滿清跟英國所籤的條約，達到“圖藏”的目的【15】。

四川的理由、策略跟“中央”利益其實是志同道合的：滿清與英國簽約就是“圖藏”，圖謀了前後三十多年，在西藏實施不了，充分暴露了滿清對西藏控制力的想像和誇大。擔心英國直接與拉薩談判，是清廷的現實焦慮。

康區“土司”服從“番官”西藏瞻對總督，也說明滿清對“川邊”（康）各地首領加封“土司”的羈糜政策，不過是天朝政治自以為是的權力想像，實際統治康區的是西藏政府。

由於戰爭糜費和巨額賠款，清政府財政空虛困絀猶如餓虎飢狼，而康區有大面積的耕地、利潤豐厚的茶、鹽、藥材等貿易，“地產五金，可開利源為富強之本”。

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大英帝國抽打天朝耳光的疼痛猶在。在民族主義瀰漫的“反滿”局勢中，聲稱英國威脅、俄國威脅，或許會轉移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視線，從針對滿人轉向針對西方。重要的是，戰爭需要“正義”之包裝。散佈外敵將至的恐慌，不但可募勇籌餉，更會為聲稱“保疆衛國”的強人騙取民意助力，達到開啟戰事的目的。

在中國史家云山霧罩的闡釋中，是帝國主義英國要挾清政府、強加給“中國”不平等涉藏條約，為日後英國染指西藏、威脅四川乃至長驅中國腹地開啟了方便之門，“藏族人民”抵制清政府的賣（中）國政策，自發“抗英”。鹿傳霖“武力收瞻”是出於“未雨綢繆，固我藩籬”的憂思——可是，從軍事戰略戰術的角度，在“英國威脅藏地”、“四川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鹿傳霖不是針對可能來自印度方向的“英國敵人”積極布防，也不是聯合“愛國藏族人民”共同抗英，而是居然帶領清軍攻進瞻對，“斬馘過當”地屠殺藏人！鹿傳霖“保川圖藏”的奏牘則顯示：瞻對的黃金閃閃奪魄，“保川”塑造了一個威脅中國的英國“妖魔”；“圖藏”，是迫使西藏履行滿清與“妖魔”的簽約。

實際上，在滿清分而治之的帝國政治中，直到那時，漢人都還不能經營西藏事務。駐藏大臣由滿人或蒙古人擔任，負責川邊藏務的成都將軍也是滿臣。鹿傳霖抓住了駐藏大臣新舊換任的空檔期，也抓住了清廷“圖財”、“圖藏”的心理，營造外敵威脅國家安全的藉口，取得了朝廷授權，成為染指涉藏事務的首個漢人地方大員。

1896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的第二年，也是鹿傳霖出任川督的第二年，光緒諭令：“……新疆和闐舊有金礦，均已派員往勘。至四川雅州各屬礦產，疊據給事中吳光奎奏請招商開採，業經諭令鹿傳霖設法舉辦【16】”。

鹿傳霖尋釁攻入了“地產五金”的瞻對，“殺敵超過相抵之數【17】”，並迫不急待地奏請架設新興事物電線，計劃先從成都架到達折多（即中文早期所稱的打箭爐，後被趙爾豐改為康定），再接展入藏，資金早看上了：“川本有款十萬，存盛宣懷處，可撥用【18】”。由於規劃電線貫穿德格全境，為防止德格王反對，鹿傳霖又以“改土歸流”為名，迫不及待地派人誘捕了德格王全家押解四川，德格王父母死在獄中。川督申請對德格“改土歸流”的奏摺，本應有滿臣成都將軍的簽名，但因成都將軍恭壽反對，鹿傳霖竟避開恭壽在奏摺上冒簽虛銜【15 】。這次“保川圖藏”很快引發了康區局勢動盪，達賴喇嘛派特使到北京干涉【19】，帝國朝廷擔心操之過急的擴張會導致西藏倒向英俄，以“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為由，終止了“收瞻”行動以及鹿的其他“改土歸流”計劃，並撤換了川督鹿傳霖，命恭壽繼任。

恭壽在《川督恭壽查明瞻對用兵緣由請將瞻地賞還折》中寫到：瞻對並不當川藏大道，而是入藏幹路的旁支，其地也無礦苗，間有沙金之處，即竭一人一日之力，不足一人一日之食，根本不像鹿所誤認為的那樣該地產五金, 可以開利源為富強之本【20】，並指責鹿傳霖“該督辦理邊務事，或當別有深算【21】”。

第一個插手西藏事務的漢人疆吏雖然“功敗垂成”，但藏人吉祥的聖山、五穀豐裕的農地、神居的森林、聚福的牛羊……已進入了謀財害命之徒的虎視眈眈中，化作“番夷土司之地”的五金礦、糧鹽、木料、藥材和皮革，連佛和菩薩也將厄運當頭。自此後，“英俄覬覦西藏威脅四川和中國”，成為了督撫軍閥們練兵籌餉、加捐加稅的藉口，權力操弄者誘導民意戰爭動員必備的宣傳。而征服與掠奪，將繼續吸引著深諳“救亡富國強民”之道、“維護祖國統一”的貪婪之士，在“英國覬覦，川省危殆”之時重兵開進康區，沒殺一個影子英國人，卻屠村焚寨，將藏人殺得屍骨如山、血流成河。

三、餓虎飢狼的獵物

為大清國“救亡圖存”，光緒數度諭令鼓勵和吸引國內富商、海外僑商投資鐵路、開礦興利，礦務是改革中各省舉辦最多的項目。 1898年6月總理衙門設立了礦務鐵路總局，重點招徠華商入股投資礦冶、鐵路，主管礦權審批與經營活動。

也是在這年，鑑於四川“產礦處所甚多，商務亦甚繁盛，非大加興辦，不足以拓利源”，朝廷委派督辦四川礦務大臣，負責溝通官紳，興辦川礦。四川礦務局“專集華款，不參洋股”，組成了官商勾聯的保富公司（初為華益公司），專事洽商租購礦地，再轉租給開礦公司，以期“穩收租稅”；另規定華商和外商的開礦公司，不得擅自購買或租賃礦地，而必須從保富公司接洽具體辦礦事宜，承租礦地按出礦產值交租。

自此，四川官方與華商合辦的保富公司，壟斷購地大權“懸幟為招”，外商紛至沓來，第一個與四川官方簽訂開礦合同的外商就是英商。其後四川成為了晚清簽訂中外合辦礦產合同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主要是與英商、法商。英法開礦公司競爭川礦的活動，在1903年前後達至高峰。

同時，歷任川督還採取“陰為圈制”手段，祭出“保護礦權”的民族主義口號、通飭各屬自辦礦業，慫恿紳商搶先自辦，“凡有礦產處所一律迅速招商試辦”，“縱不能舉境內所有之礦”，“亦須擇其尤佳一二處，剋期試採”【22】。這些所謂的“各屬”、“紳商”，多是官僚們的家屬親戚幕友裙帶。

如果按照與開礦商訂立的合同數，四川官商勾聯的保富公司需用數千萬兩銀之巨購買礦地，而晚清四川“財力內竭，上下不周於用”【23】，保富公司“專集華款，不參洋股”，所集華股總共僅一萬兩，還是保富公司會辦墊借的【24】！趙爾豐卻在一份奏摺中抱怨土地的擁有者：“土民睹此宏規，謬相臆測，謂既有特設之公司，為購礦之預備，即應有巨額之資本，供售礦之取求。每見一尋常礦洞，公司欲向彼購租，拳石亂泥，亦必價增十倍。雖章程有公家購地規則，愚民頑抗，終未便概以官力加之……甚且地方毫蠹聞風居奇，先將產礦之區蓄為己有，然後出而兜攬外人【23】”——

無錢購買礦地不會難倒一面與英商簽約開礦、另一面宣稱英國威脅四川邊境的拓殖者們，在餓虎飢狼的尋獵中，西藏的五金、森林、糧鹽、藥材、毛皮、勞力、市場……都已在劫難逃。川督錫良代趙爾豐上奏《平康三策》：第一是將“地多寶藏，藥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區“收入版圖”。第二，改康地為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擴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萬里”,“寶藏尤富”，待勢達拉薩，藏衛盡如掌握後，就在四川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西三省總督【25】。 “練兵、興學、採礦、開墾，悉為蘊富之源【26】”。

“收入版圖、擴充疆宇”蒙上了保疆衛國的包裝，殺戮“土民毫蠹”搶劫礦山土地，被稱為了“改土歸流”、“川邊新政”。

2.

正置英法與四川簽訂開礦合同高峰的1903年，錫良出任四川總督。 1903年9月光緒諭軍機大臣：“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為屯，因商開礦等語。著錫良查看情形，妥籌具奏……但就屯墾商礦而論，惟巴塘土性沃衍，宜於種植。擬在該處先興礦務，需以歲月，或期底績。至因墾為屯之議，未敢先事鋪張，商礦兩端，目下更難大舉。原奏請派左都御史清銳督辦川邊農商礦等事，並將四川商務歸併一局，應請毋庸置議【27】”——光緒頒此諭時，榮赫鵬率領的英國武裝商務使團正開槍開砲突破藏軍防線向拉薩逼近。在“川藏危急”的此時，不調兵遣將去邊隘要塞布防，或“聯合藏人抗英”，卻到土地膏腴的“川邊”糧區巴塘屯墾開礦？還“未敢先事鋪張”？這是什麼戰術？

1904年8月，英國武裝商務使團已到拉薩，正在迫使噶廈政要簽訂《英藏條約》【28】，英國外交大臣公開表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那時“中國領土西藏”和印度邊境沒有清軍守疆，“中國西藏”沒有滿清軍隊，大清朝廷也沒調兵遣將去迎擊“入侵中國領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將赴任的駐藏幫務大臣鳳全，在雲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邊”，“將有利可興之地，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於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29】”，這又是什麼戰術？

在這“屯墾、畜牧、開礦”的戰術指揮下，鳳全同志很快為國捐軀了，他沒有死於“抗英”，而是招募漢人農夫在巴塘掠地墾田、強徵徭賦、褻侮寺僧，還和朝廷往復討論“收復”地產五金的三瞻對，被巴塘民眾視為貪婪的殖民者憤而殺之。

鳳全被殺，成全了伺機“平康”“新政”的帝國朝廷，撥銀一百萬兩作為川邊“改革新政”的開辦經費，常年經費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稅中撥出【30】。自此，先後執掌四川總督的錫良、錫良的親信趙爾豐、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大肆鋪張了一段血雨腥風的康巴劫難史：在《趙爾豐川邊奏牘》裡，處處“收服”、“彈壓”、“底定”、“永除”、“蕩平”、“殲滅巨寇”、“陣斬首級”、“掃蕩堅剿”，以及“清查戶口”、“開報戶籍” 、“清查地畝”、“規定糧稅”、“兼徵鹽厘”、 “照章徵糧”、“設官管理”……

中國學者研究“川邊新政”的著述較多，如數家珍地讚譽趙爾豐“改土歸流”歷時僅六年多的“政績”，顯示出傳統的土地擴張型帝國正在向工業化帝國轉型。這裡粗略錄抄趙爾豐像超人一樣統管農業、工礦、工商企業、教育等各行業的“政績”如下【31】：

康地縱橫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來首次被“收歸國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來首次須向“中國”申領耕種土地的執照，有史以來首次給“中國”納糧、繳納鹽茶畜牧等各種稅捐。在孜本.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的記載中，趙爾豐的邊軍曾在康南察門貢一次就從藏人居民手中搶走上千馱糧食。

趙爾豐興辦工礦，重金聘請礦師，四處查勘礦苗探測礦業資源。在礦苗裸露的地區，除了官營採礦外，還大力招商開礦，德格、河口、理塘等地一個個小金廠應運而生，同普、德格開辦了銅廠；連駐守的邊軍也開辦了銀礦。中國學者讚歎道“在沉靜數千年的川邊藏區，首次出現工礦業的喧囂聲”。直轄拉薩的黃金產地瞻對，也終於被“收歸川屬”，實現了前川督鹿傳霖的志向。這整個“川邊新政”時期，鹿傳霖正是大清權力中樞軍機處的軍機大臣。

有史以來首次，數千漢人墾民越過了達折多（中文原名打箭爐，趙爾豐更名康定）的邊關，湧入康區各地縣大肆開荒闢地；金銀銅鐵木石泥瓦各類工匠、裁縫、理髮、飯館、客棧等進入康區“移民實邊”、“移俗化夏”，各地郵電、官藥、警局因應而設。在那五年裡，康區冒出了二百餘所漢文小學堂，為此教材印務應運而生。趙爾豐從中國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辦了巴塘制革廠、鄧科製革廠、巴塘印刷廠、稻城造紙廠、河口蠶桑局。

趙爾豐不但修整鹽井“開闢鹽稅”，而且強行“茶務整頓”。藏人日常用茶需求量大，川茶銷售為一大利源。趙爾豐“新政”之前，中藏茶商只能在打箭爐進行茶葉交易，爐關外康區各地西藏官員對中國茶收取過渡釐金。康區被佔領後，趙爾豐組織四川茶商集資辦公司，有史以來首次“取締了打箭爐之外各關卡土司頭人收取的茶厘”，將川茶銷售擴張到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一年之中，曾盈餘三四十萬元”，不但川省茶稅大增，而且“使國家權力向西推進【32】”。

康區本來流通印度盧比（銀幣），趙爾豐和川督錫良指派川省造幣廠大量鑄造有光緒頭像的“四川藏元”和銅元，“專為藏衛而設……作為特別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內地”，四川操縱比價，強制康區民間上納賦稅時，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來“中國貨幣”首次在西藏康區“流通”，僅一年便貶值6% -25%【33】。

在中央財政體制瓦解的晚清，貪官多如牛毛，“無論田賦、鹽茶, 一切徵榷悉歸地方督撫”，“內而各局院, 外而各行省, 莫不各擁財權”，“所搜刮的款額，均不報解戶部, 也不入國家財政奏銷”【10】。那麼，“川邊新政”從1906年到1911年，在摧毀“土官政權”的人血骨糜中，苛募、專擅了多少軍餉？新設道府州縣大小流官有多少截留、報銷、浮冒侵漁？有史以來首次從康區各地搜刮的糧、五花八門的稅、各廠各局的收益、去了哪裡？誰壟斷了那些寶山礦地？誰採走了那些金、那些銀、那些銅？誰是那些制革廠、造紙廠、印刷廠的股東？西藏的盧比（銀幣）被換成“四川藏元”的銅錢，銀子去了哪裡？

這一切，無論有案可查還是永遠語焉不詳，性質都一樣：謀財害命。

3.

在研究“川邊藏區改土歸流”的中國學者筆下，趙爾豐“對國家統一”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彷彿在那濁世饕餮中，殺人如麻的趙爾豐是一個烘培“西三省”大蛋糕的、廉潔奉公的理想主義者——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趙爾豐的哥哥，川督趙爾巽正是《清史稿》的主修者。

“愛國功臣”趙爾豐，在短短六年半時間裡權力飛漲，從四品道台升川滇邊務大臣、升駐藏辦事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升四川總督，期間他的哥哥趙爾巽還接任了四川總督之位，兄弟搭檔毫無掣肘，在康區“雷厲風行地進行各項社會改革與一系列經濟文化建設”【34】……與“維護國家統一”不符合的是：

趙爾豐急於攻進拉薩“維護統一”，卻被朝廷阻止於察木多（昌都）；駐藏大臣聯豫力阻趙爾豐進藏，並指責趙爾豐的軍隊越界攻進了聯豫的地盤【35】。清政府派新軍入侵拉薩，從趙控制的“川邊”過境得不到給養，沿途搶掠藏人，軍餉被剋扣積欠。在拉薩“推行新政”的聯豫奏報，按清政府規定應由四川遞解的五十萬協餉，屢被趙爾豐的哥哥、時任川督的趙爾巽截留【36】。

新事物鐵路被認識到蘊蓄著驚人的利益。錫良和趙爾豐都是川 漢鐵路公司的主要創辦者，錫良保舉趙爾豐做川漢鐵路公司督辦。以愛國拒絕洋資的名義，公司相繼轉為了官紳合辦、商辦。鐵路公司高管用集資款到上海錢莊投機 虧空了銀子。鐵路工程質量差，施工管理混亂，貪污浪費、任人唯親，一片亂象和糊塗賬。清廷為藉外債決定將鐵路收歸國有，但拒絕補償公司高管投資失敗的虧 空。商人股東們開始鬧事。在察木多（昌都）等待機會設立“西三省”的趙爾豐，被清廷召回成都處理保路運動。在這場同樣交織著奪權、貪利、野心、血腥的革命因緣中，趙爾豐被四川大漢軍政府軍政部長、革命黨人尹昌衡施計砍了頭。

但西藏被吞併的厄運並沒有完結。雖然同在“改土歸流”的這幾年，中國近代史上主要兩股政治勢力的精英們，持續進行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論戰：反滿革命派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十八省漢民族國家；保皇維新派主張保皇、保大清的帝國憲政。也許出於政治策略，也許只因那時，主張十八省建國的反滿革命家們，尚未意識到“統一大業”意味著多少礦務、墾務、工務、鹽務的金銀山？多少衙署修造、道路橋樑、郵政電線的百寶箱？多少糧稅、鹽稅、茶稅、牲畜稅……各種釐金地丁花花銀子？多少“一道同風”的文教、印務、醫衛？多少警察兵力維穩？尚未意識到，從“統一”到“反分裂”，一切的一切“悉為蘊富之源”。

漢人革命者們推翻了滿人政權，插上了象徵十八省建國的十八星旗幟，其中四川大漢軍政府的“國旗”也是十八星。不過，革命者們很快與他們的敵人滿人統治者、與保皇維新派、與外埠僑商、與國內紳商大眾、與愛國知識份子們、與後來的共產主義者們一樣，都嗅到了將“五族”燴成“中華民族”的人肉筵席的美味——四川都督尹昌衡，他斬首了趙爾豐，半年後受命民國政府掛帥“西征”，尹昌衡聲稱：“邊藏地大物博，國人稱之為黃金世界，實我川肘腋間之寶藏。當此生齒日繁，民不聊生之際，若能保全茲土，尚可以實行殖民政策，消納遊民【37】”；“邊藏乃錦繡河山……若著得手，數年之內可以不仰給於內地，十年之後可以大助內地矣。弟願盡五年之力開發此土，望諸君贊助【38】”；“邊地五金礦產，甲於他省，亟宜設法開採”，“非亟修通川藏鐵路不可【39】”。

而“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國“妖魔”，認識到“通過滿清官員與西藏建立聯繫是’很丟人’和’公認的鬧劇’【40】”後，於1903年7月-1904年9月榮赫鵬率“貿易使節”在官兵護送下，開槍開砲輕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層層防線，闖進了拉薩，與西藏政府簽訂了《英藏條約》【28】，內容中的第九條確定了英藏雙方要直接接觸，西藏如欲與其他國家簽約，基本上要獲得英國的准許。該條約雖然是英國強加給西藏的，但也與英帝國用砲火轟開中國口岸的行為模式類同，且英藏直接締約，等於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國家。

也是1903年左右，英國礦商在與四川訂立開礦事務，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國駐華公使、駐川領事的參與，或代為呈請，或直接促成合同簽訂【22】——然而，與拉薩締結《英藏條約》使清政府“惱羞而決心改變英國所獲得的利益【41】”，有理由懷疑與兩國間的各種商業活動有關，“英國政府很願意承認滿清對西藏擁有一定權力的說法【42】”，1906年英國與滿清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仍然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的情況下簽訂的，這是《英藏條約》的附加協議，目的在於表示北京對1904年《英藏條約》的“批准”，繼續顯得滿清有西藏的宗主權。雖然英印總督寇松給倫敦的報告說：“所謂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的說法，只是一種憲法上的虛構、政治上的偽裝【43】”。

當榮赫鵬的武裝使團逼近拉薩的時候，為了避免被脅迫簽訂對西藏長遠利益有害的協定，十三世達賴喇嘛中斷了他正在進行的三年閉關靜修，離開拉薩去了蒙古庫倫。當趙爾豐血洗康區的時候，達賴喇嘛在蒙古傳法並受到蒙古人的虔誠崇敬。當英國人與滿清官員在印度議定《中英續訂印藏條約》期間，達賴喇嘛到了青海，他得知了更多康區浩劫的信息，也收到了滿清皇庭要他訪問北京的邀請，十三世達賴喇嘛認為到中國去作一次短暫訪問也許對西藏有益。當他在中國會見美國公使、日本大使以及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為西藏申訴的時候，趙爾豐正在康區進行開礦、辦廠、修路、架橋等各種“新政”。當噶廈和攝政給清廷發電報，抗議趙爾豐的暴行，達賴喇嘛也當面向慈禧和光緒指出，滿清與西藏從來都是宗教的供施關係，並要求清廷從康區撤軍時，慈禧表示不會改變藏滿固有關係【44】。

1909年11月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時，西藏人民獻給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聖地佛陀敕言之統轄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觀世音金剛持達賴喇嘛如意佛王之印”【45】。這方印璽是西藏人民拒絕滿洲或中國人干涉的標誌，是人民承認達賴喇嘛的明證，達賴喇嘛和甘丹頗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於此。當西藏人民將這方印璽獻給達賴喇嘛的時候，滿清軍隊根據與英國人簽訂的協議，以“保護英國商埠”為名，正在逼近拉薩……

2016.3-2016.8特拉維夫

註釋及資料來源：

【1】西藏（圖伯特）詩人鐵讓的詩作《舉起贊普之劍，我的圖伯特同胞》。

【2】1876年英中《青埔條約》（《煙台條約》另議專款）；1886年英中條約有關西藏與緬甸問題的條約；1890年在加爾各答簽訂的中英有關錫金的條約等。

【3】參見：《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MCF範普拉赫著，跋熱.達瓦才仁譯，台灣雪域出版社。

【4】《丁寶楨藏事奏牘》,《清代藏事奏牘》,第523—524頁；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轉引自：賈熟村《丁寶楨編年事略》；徐君《從“固川保藏”到“籌邊援藏”：晚清西南邊防意識之形成——以丁寶楨督川十年(1876—1886)為例》。

【5】參見：李勇軍《清末民初的西藏建省論》，原始文獻出自：闕名《西藏改省會論》；王錫祺《西藏建行省議》；小方壺齋輿地叢抄第三冊，上海著易堂印行，1891年。

【6】《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義譯，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內部資料，“十二：達賴十三世和英國的邊界政策”，第171頁。

【7】 康有為：《請立商政以開利源而杜漏折》，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334—335頁，轉引自王鵬輝《康有為的邊疆建設方略研究》 。

【8】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73頁。轉引自：王鵬輝《康有為的邊疆建設方略研究》。 《條陳商務折》等戊戌奏稿的大致內容互聯網可得。

【9】《德宗景皇帝實錄》（五）[Z].北京：中華書局，1987，本文轉引自：張劍《從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趨勢》。

【10】陳鋒：《清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

【11】參見： 賈熟村《丁寶楨編年事略》；另參見四川機器局相關資料，互聯網可得。

【12】瞻對又名娘戎（娘榮），都是藏語，娘戎的叫法在藏人中更為普遍。但因本文所引用的資料中使用的是瞻對，故本文沿用瞻對。另參見：唯色《新龍的貢布朗傑》；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第一章·西藏·從設立娘榮總管看西藏政府對多麥的統治.

【13】瞻對總管(督)即多麥基巧（多麥總督府）。跋熱·達瓦才仁《血祭雪域》（台灣雪域出版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與華人聯絡中經常提到的問題》等資料中都有關於瞻對和多麥基巧總督的介紹。 “保川圖藏”奏牘中稱瞻對總管為“瞻番”、“瞻酋”、“瞻對頭目”等。本文參閱資料：朱悅梅《鹿傳霖保川圖藏舉措考析》；另參見：徐君《清季對川邊的認識與決策（上）兼論瞻對問題的由來》。

【14】《鹿傳霖藏事奏牘·會籌保川圖藏並議复吳光奎疏》吳豐培：《清代藏事奏牘》，1992年版第992頁、995頁。本文轉引自：徐君《清季對川邊的認識與決策（上）兼論瞻對問題的由來》。

【15】《清史稿·鹿傳霖傳》。參見：朱悅梅《鹿傳霖保川圖藏舉措考析》；徐君《清季對川邊的認識與決策（上）兼論瞻對問題的由來》。

【16】《德宗景皇帝實錄》（六）[Z].北京：中華書局，1987，轉引自：張劍《從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趨勢》。

【17】參見維基鹿傳霖。 《清史稿》·卷438（民國趙爾巽等撰），原文“斬馘過當，盡收三瞻地，乃請歸流改漢……”。

【18】參見：朱悅梅《鹿傳霖保川圖藏舉措考析》。盛宣懷，晚清官員和實業家。 1896年，他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

【19】參見：《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著；朱悅梅《鹿傳霖保川圖藏舉措考析》。

【20】《川督恭壽查明瞻對用兵緣由請將瞻地賞還折》，《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上)第33頁、36頁。本文轉引自：徐君《清季對川邊的認識與決策（上）兼論瞻對問題的由來》。

【21】《成都將軍恭壽為德格改流未先會商請旨嗣後邊務即著川督辦理折》光緒23年7月16日,《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上，第21頁。

【22】參見：楊蘊成《論清末四川外資辦礦》；李玉《晚清中外合辦礦務的四川模式》；何一民《錫良與晚清四川近代化》。

【23】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礦務檔(第五冊)（M）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0，2565-2991。

【24】參見：李玉《晚清中外合辦礦務的四川模式》。會辦：會同辦理。清末新設的官署或辦事機構，常設會辦﹑襄辦﹑幫辦等職，一般是總辦的副職。

【25】《平康三策》全文互聯網可得。

【26】引自趙爾豐《議复岑春煊統籌西北全局奏請川邊建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編《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下冊，第921頁。

【27】《清實錄·光緒朝實錄》卷之五百十九。

【28】《英藏條約》（Anglo-Tibetan Convention），中方稱為《拉薩條約》或《藏印條約》。本文參照：M.C.F.範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跋熱.達瓦才仁譯，台灣雪域出版社。

【29】《清實錄·德宗實錄》［Z］，卷534，第11頁。

【30】馮友志《西康史拾遺》第一篇·第八章。

【31】川邊新政、趙爾豐改土歸流政績信息互聯網可得。本文主要來源：陳一石《從清末川滇邊務檔案看趙爾豐的治康政績》。

【32】參見：田茂旺《論趙爾豐在川邊的茶務整頓與邊政建設》。

【33】參見：周永紅《清末中英在西藏的貨幣之爭》。

【34】引語和信息參見：陳一石《從清末川滇邊務檔案看趙爾豐的治康政績》。

【35】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

【36】參見：車明懷《晚清變局中的駐藏大臣》。

【37】週開慶《民國川事紀要》(1911-1936年)[M].台北四川文獻研究社 1974 本文轉引自：黃天華《民初川邊治理及其成效》。

【38】張天陽《民國初年尹昌衡西征及其結束原因探索》。

【39】《尹昌衡條陳川邊建設政策》，《申報》1913年12月13日第6版；本文轉引自：吳燕、劉一民《尹昌衡西征三題》。

【40】引自蘭姆書第241頁，本文轉引自：MCF範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第三章），跋熱·達瓦才仁譯，台灣雪域出版社。

【41】英國外交部檔案，本文轉引自：《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2】英國《有關西藏的文件》（國會經辦，1920年），轉引自：《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43】參見《西藏的地位——從國際法的角度對西藏歷史、權利與前景的分析》第三章 “大角逐”中的西藏。

【44】資料來源：《西藏政治史》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著，李有義譯，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內部資料第180-189頁。

【45】在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內部資料《西藏政治史》（李有義譯）中，印璽的內容譯為：“由佛喻示：嘉措喇嘛是地球上佛教的主持者”。筆者徵詢了西藏學者跋熱·達瓦才仁先生後，本文中“聖地佛陀敕言之統轄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觀世音金剛持達賴喇嘛如意佛王之印”採用的是達瓦才仁先生的譯文。達瓦才仁先生並解釋：聖地指的是印度，在此之前，西藏的政權稱呼是“天命噶登頗章”，“天命”不是一個佛教概念，卻一直用在西藏政府的稱呼前或鈔票上，最大的可能是從蒙古那裡借用而來，因為蒙古人敬長生天。總之，之前西藏統治者的權力來源都謂 為“天命”，這其實也否定了所謂中國皇帝冊封的說法。而在這枚西藏人民贈給達賴喇嘛的印璽中，則明確稱其權力來源於佛陀的敕言。

來源：唯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