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琳
2015年12月14日，第三十屆心智和生命研討會在南印度色拉寺舉行。第二十六屆研討會是在南印度哲蚌寺召開的，甘丹寺就在哲蚌寺附近，兩寺的學僧們一同旁聽了五天的會議。這次在色拉寺召開的這屆研討會，意味著在印度重建的三大寺幾千名學僧又有機會觀摩達賴喇嘛尊者與西方科學家們的對話，有機會了解西方科學是怎樣研究諸如“實在的本質”、“意識的本質”等問題的。這些問題也是佛教中的核心問題，古印度佛教和後來的佛學大師們對這些問題思考、討論了上千年。
這屆研討會題為《感知、概念和自我：現代科學和佛教的觀念》。會議比以往的五天縮短了一天，將在12月17日結束。這屆研討會共有24位科學和佛學方面的對話者和53位來賓。甘丹赤巴和林仁波切也在現場。從對話者的情況來看，這次研討會的佛學人士明顯增多，共有11位佛學學者，其中8位是出家人，其中還有一位阿尼。色拉寺傑扎倉大經堂裡有幾百位來自各寺院的主持、堪布和格西，以及一些應邀觀摩的民眾。研討會全程還有網絡直播。
今天是本屆對話會的第一天。上午9點，達賴喇嘛尊者步入會場。按照慣例，會議還是以科學家們與尊者個人對話的形式進行。科學家們圍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桌邊，尊者的座位在長桌一頭，他身邊還有一張椅子。這張椅子俗稱“熱座”，參加對話的科學家們輪流坐在這張椅子上，面對尊者講話。
達賴喇嘛尊者致開幕辭。尊者先回顧了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的歷史。他說，自己從小就對科學頗有興趣。逃離西藏之後，他有機會與西方科學家們接觸。大約40年前，他產生了與科學家們討論的想法。尊者說，他相信科學的客觀精神與佛教，特別是那蘭陀寺的探索精神是一致的，這一點是雙方對話的基礎。對佛教徒來說，與西方科學的對話能增加新的知識，對於那蘭陀知識系統而言，這一點十分重要。
尊者說，西方科學主要研究外在的世界，對人類的內在的顯示沒有作出太多的研究。如果西方科學能夠從那蘭陀傳統的心理學中得到一些知識，將會有所幫助。尊者強調，這樣的對話不應當被理解為佛教與西方科學的對話，而是“佛教科學”與西方科學的對話。對話的是佛法中關於存在的本質的部分，與宗教信仰無關。這樣的對話有益於幫助有情眾生。當今之世充滿痛苦和殺戮，以及種種災難。 “災難是人類自己製造的，”尊者說，“但人們卻期望上帝去解決，這不是荒謬嗎？對佛教徒來說，我們佛教徒製造的問題，怎能祈求佛祖來解決？”因此，對於佛教徒來說，光有菩提心是不夠的，還要有行動，也就是必須有菩薩行。那麼，已有的佛法知識怎樣轉化為人類利益？尊者相信將古印度的心理學傳統從佛教中提取出來，將有助於幫助人類整體提升精神價值。
這次研討會之前，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心智與生命研究所原所長，物理學家阿瑟·查恩茨辭職。尊者回顧說，當年發起科學對話的智利科學家瓦瑞拉已經辭世，現在阿瑟由於年齡原因也不能參加。然而，他相信由於有益眾生的緣故，世界上只要還有知識分子存在，這個項目就不會中斷。心智與生命研討會從20世紀開始，現在進入了21世紀，尊者相信對話還會持續進行到22世紀，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
尊者的開幕詞結束後，研討會正式開始。世界著名的腦神經科學家理查德·戴維森簡短介紹近幾十年來心理學和腦神經學的幾個重大發現，這些發現成為與佛教科學對話的基礎。他說科學證實了大腦可塑性，而且“人性本善”這一觀念是能夠被科學研究所證實的。
他說完後，第一個坐上“熱座”的是哲學家傑·加菲爾德教授。由哲學家開場，也是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的一個慣例。加菲爾德教授曾任耶魯大學NUS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斯密斯大學等多所大學的哲學教授，主要研究心智哲學、認知心理學基礎、佛教哲學、19世紀和20世紀印度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先後出版了20部著作，發表過100多篇學術文章。加菲爾德教授介紹西方哲學對感知、概念和自我的定義，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他特別強調定義的重要性。他指出，對於諸如“自我”這樣的概念，對話雙方必須清楚定義，否則就會引起誤解和混亂。
在他之後坐上“熱座”的是尊者的翻譯圖登晉巴。圖登晉巴在印度甘丹寺獲得格西拉然巴學位，此後又在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獲得該校哲學學士和宗教學博士學位，是一位學貫東西的學者。他長期擔任尊者與科學家對話的翻譯，同時又以佛教學者的身份向科學家們展示佛法中的相關觀點，是心智和生命研討會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這回，圖登晉巴為今後幾天的對話提供了佛教方面的背景知識。他主要展示阿毘達摩經典中有關感知和概念的內容。阿毘達摩經典是一個龐大、複雜、深奧的系統，確切的產生時間不可考，但學者們認為它產生於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3世紀之間。阿毘達摩經典對人的視覺、嗅覺等感官攝取外界信息的方式有詳盡的研究。圖登晉巴將這個龐大的體系濃縮，在很短的時間裡展示其基本內容和後世的發展。
我注意到，坐在大經堂後面的僧侶們連連點頭，顯然他們對這位老同學的佛學學問還是挺服的。
下午，Pawan Sinha教授介紹他的一個項目：Project Prakash。
從姓氏判斷，Sinha教授是印度人。會議資料上介紹，Sinha教授在印度新德里讀完本科，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現在是麻省理工大腦和認知科學系的計算與視覺神經科學教授。他領導的實驗室專門研究人類大腦怎樣通過視覺經驗來辨認物體，以及這種辨認的能力怎樣編碼儲存於大腦記憶中。他的實驗對像不僅有健康的人，還有能力方面遭遇挑戰的對象，如自閉症患者和盲人。他的研究目的不僅是要為理解視覺能力的獲得與發展尋找線索，還要通過研究來幫助兒童克服視覺和認知障礙。這就是上午所討論的，視覺感知能力怎樣形成概念認知，又怎樣形成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他得到的科學獎項有一大串，其中包括PECASE獎，那是美國政府對年輕科學家的最高獎勵。
他用差不多兩個小時介紹Prakash項目。 Prakash是梵文中“光明”的意思。
科學對視覺感知與人對世界的概念把握之間的研究，需要一步一步地弄清人類個體的大腦從獲得第一個視覺經驗開始，怎樣構建對外部世界的概念的。邏輯上說，那就是對剛出生的嬰兒進行觀察和實驗研究，但是這有相當的局限性，因為嬰兒還沒有發展出語言的能力，也沒有配合研究的意識。剛出生的嬰兒大部分時間是在睡覺，實驗觀察其視覺經驗和概念形成之間的關係很困難。等到嬰幼兒發展出語言能力，一般至少在一年以後，即使嬰幼兒能夠表達其視覺經驗，也已經丟失了很多寶貴的初始數據。
Sinha教授於是想到了對那些失明而通過醫治獲得視覺的人進行觀察研究。
當Sinha教授開始講他的Prakash項目時，語氣變得沉重起來。他說，印度是一個盲人最多的國家，每一百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盲人，盲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比其他國家高三倍。這個比例令人震驚。盲童中40%是可以治療的，但是由於極度的貧困和地域邊遠而從沒得到檢查和治療。盲童的命運令人唏噓，平均壽命比他人短15年，其中一半的盲童活不到一歲，而僥倖存活的盲童，只有不到10%有機會接受教育。
Sinha教授說，這是印度所面臨的巨大的人道救助需求。另一方面，這些先天或從小失明的盲童，如果通過手術恢復視力，他們能夠看到外界的時候，面臨著一個怎樣通過視覺經驗來重新構造對世界的概念。他舉個例子，他左手拿著電腦的遙控器，右手拿著大屏幕設備的遙控器，這兩個遙控器一大一小，形狀也不同。盲童握著這兩個遙控器，知道哪個是哪個。如果盲童通過手術恢復視力，在他面前放著這兩個遙控器，他不去碰觸它們，憑視覺他會知道這是他一直握在手裡的熟悉的兩個遙控器嗎？
結論是，不能。他必須重新培養通過視覺經驗構築概念的能力。
所以，對這樣的盲童進行研究，就能夠突破對嬰幼兒視覺經驗的研究局限。 Sinha教授說，這個救助盲童的人道主義項目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科學研究的機會，兩者應該結合起來。 Prakash就是這樣的項目。這個項目分幾步。先是在全印度偏遠地區尋找盲童，找出那些醫療技術能夠給予幫助的人。如果是弱視者，就給予改善的幫助。如果是需要預防全盲的兒童，就給予預防性的幫助。只有那些已經全盲而且能夠通過手術獲得視力的盲童，才帶到首都新德里接受治療。他們在新德里配備了世界一流的手術設備。
Prakash檢查了42000個盲童，做了472個視力恢復手術，為1400個盲童提供了非手術治療。對獲得視力的盲童進行的觀察研究，為視覺感知與概念認知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線索。
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盲童在獲得視力的那一刻，當遮蓋眼睛的繃帶取下來的時候，盲童的表現不是欣喜，而是慌張，因為他們通過視覺經驗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於他們以前依靠觸覺和聽力構築的世界圖像。他們必須重新學習通過視覺來認知和構築概念。
Sinha教授的實驗研究表明，通過視力和通過觸覺而形成的概念和認知，在大腦中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長久地使用視力和長期不得不使用觸覺，是會改變大腦構造的。而重新通過視覺經驗來認知世界，就涉及到大腦的重新改造能力，即大腦神經可塑性問題。
Sinha教授的實驗觀察證明，人類大腦具有相當高的可塑性。盲童在獲得視力後，能夠迅速地發展出通過視覺來感知和認知世界的能力，Sinha教授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實驗室裡對盲童獲得視力後的大腦成像圖片，證明了這一點。
在Sinha教授結束報告後，請求達賴喇嘛評論。達賴喇嘛高度讚賞Sinha教授的工作，他指出，在這個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在受苦，仍然有殺戮在每天發生。佛教提倡利他，提倡慈悲心，同時，就像Sinha教授所做的那樣，科學可以結合利他和慈悲心，有益於眾生。他對印度有那麼多的盲童非常痛心。他回憶說，他曾在孟古特聽說了那裡有很多盲童，當他看到盲童的臉，自己就忍不住地流下眼淚，非常痛惜那些孩子。於是他捐了一筆錢，給盲童辦了一個學校。這就是孟古特盲童學校。
三年前在第26屆心智與生命研討會期間，盲童學校的學生在老師帶領下，特地到會場來對達賴喇嘛表示感謝。我剛好在場，看到了這個非常感人的場面。
達賴喇嘛接著說，我捐了錢，自己心裡就覺得寬慰和欣喜，笑容重新回到臉上。所以說，利他的動機和行為是快樂的源泉。而對這些盲童來說，是否能夠得到教育的機會，是改變他們人生的重要一步。
這時候，Sinha教授說，我要再放一段錄像給尊者和與會者看。
這是一個恢復視力的女孩，面對鏡頭，她回答醫生的問題，你希望將來做什麼。她回答說，我將來要做一個眼科醫生。為什麼？因為我要像你們為我做的那樣，為其他的盲童做手術，重獲光明。
Sinha教授說，這個女孩十四歲。兩年後，Sinha教授重訪這個女孩。那說，女孩在父母的壓力下，已經嫁了人，正在等待生下第一個孩子。她沒能完成教育，她的理想沒有實現。
Sinha教授說，事實上，Prakash項目的徽章是一朵三瓣的花，今天講的人道救助和科學研究是其中的兩片花瓣，第三片是當中的最重要的花瓣。他在大屏幕上打出了那朵三瓣花，當中一瓣就是“教育”。
也就是說，要擺脫今日社會的貧困、疾病、愚昧和痛苦，歸根結底需要發展教育，要脫離無知。這剛好證明了佛教的義理：痛苦的根源是無知。
尊者非常讚賞這一思想，又一次表揚Sinha教授所做的工作，並當即表示，他將為Sinha教授的工作捐一些錢。
下午的討論會歷時兩個小時，三點準時結束。三點開始，三大寺的僧侶們在大經堂前廣場上開始就當代物理學知識“辯經”，即以辯經的形式，互相討論當代科學。這是對進行中的寺院科學教育的一次檢驗。尊者和參加對話會的西方科學家饒有興味地觀摩了身穿我裟的僧人互相擊掌質問有關基本粒子之類的知識，忙壞了各個語種的翻譯。
晚飯後，大經堂舉辦科學講座，這是科學家為僧人加出來的科普項目。
2007年，我第一次到印度採訪西藏難民，曾經到過南印度色拉寺，八年後重訪舊地，發現寺院有了很多變化。色拉寺有了一個科學中心，這個中心出版各種普及性的科學教材，還有一些科學教室。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學僧們要在教室裡學習現代科學，竟然還用他們習慣的辯經方式來互相問答。這在佛教的發展史上，還從來沒有過。
轉載自：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