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一夫：

二○一一年是藏人流亡史上具有轉捩意義的一年。流亡於印度、尼泊爾、歐美國家的十幾萬藏人，歷經長時間的競選和投票程序，改選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這是流亡藏人的第二次民主選舉。十年前第一次選舉，他們選出了一位佛學大師桑東仁波切擔任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這說明流亡藏人儘管生活在境外世俗社會，政治意識仍然秉承傳統，他們更願意信任一位僧侶。十年後改選，他們卻選出了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一位具有西方政治家風格的現代學者。與此同時，藏民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宣佈政治退休，把政治權力交給世俗的流亡政府。二○一一年的這兩大事件指標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會正在向現代化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內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會世俗化。

這是達賴喇嘛尊者在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經過長期觀察、探索和思考以後，慎重籌劃的一條自強之路。藏民族只有走開放的道路，在保護和保存藏文明優秀品質的同時，改革其中過時和失效的傳統，和當代世界的現代化潮流結合在一起，藏民族才會變成一個自身強大的民族，從而改變被壓制的狀態而獲得自由。

但是，這一轉變也向流亡藏人提出了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挑戰，那就是怎樣在實行民主的同時，保持流亡社會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團結是藏民族的力量來源

精誠團結和互助求生使得藏人流亡社會成為二十世紀世界上出現的最為突出的難民社區之一。政治難民在異國生存，面臨著種種困難和壓力，內部發生分裂，互相指責，被外人利用，使得自身政治力量因分裂而消解於無形是大多數政治流亡社會的常見現象，這也是流亡社會的政治力量難免漸漸消失的主要原因。

但是，西藏流亡社區在流亡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向全世界展示了令人讚歎的精誠團結。這是流亡藏人力量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僅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強的原因， 這一點也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始料未及的。流亡藏人社會能夠做到如此團結一致，一個簡單而根本性的原因，是他們有一個領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曾經是藏民族傳統社會的一種政教結合的製度安排，他本人不僅是藏人的精神領袖，也是西藏政治權力的最高掌握者。藏民族不分地位的崇拜、追隨和服從達賴喇嘛，在艱難的流亡生活中更是如此。

儘管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擁戴是流亡藏人社區保持政治力量的原因，達賴喇嘛尊者本人卻很早就看出，這也對藏人走向現代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形成一種阻礙。達賴喇嘛從流亡之初就考慮和籌劃建設民主的流亡政府和民主化的流亡社區，並且逐漸將傳統的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政治構架改革為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政治結構。二○一一年，在流亡整整半個世紀後，第二次成功的民主選舉，讓流亡藏人有了實行民主政治的信心，達賴喇嘛正式交出了政治權力，讓民眾選出的代表和官員自己來處理行政和政治事務，也就是要放手讓民眾自己在實踐中鍛煉民主生活的能力，包括怎樣處理流亡社區內部的思想分歧。達賴喇嘛不再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對政治問題作出決策，不再常規性地對政治議題作出解釋的時候，而實行民主化的流亡社會人人都有思想言論自由，那就是說，流亡藏人的思想分歧將不再受到表達上的約束，分歧會公開呈現。這是對流亡藏人、特別是流亡政府的一個考驗。

既要民主，又要團結

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賴喇嘛就開始考慮爭取藏漢民族間實現「民族和解」的路徑。八十年代後期，達賴喇嘛正式宣佈了他的中間道路方針，代表藏民族提出放棄西藏獨立，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高度自治。這一中間道路方針，歷經三十年，至今沒有改變。但是，流亡藏人中以西藏青年會和讓贊聯盟為代表的一些年輕藏人，卻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理想和訴求。當達賴喇嘛作為藏人政教領袖並代表藏人表達政治意願的時候，流亡藏人必然一邊倒地擁護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作為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藏人官方政治機構，在藏人中幾乎沒有受到政治異議的挑戰。在達賴喇嘛宣佈政治退休以後，情況有所不同。藏人流亡社會已經是實行民主原則的群體，又是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自由國家裡，每個人都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包括質疑和挑戰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為了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西藏流亡政府不僅允許，而且鼓勵民眾的自由思想和表達。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頑固地拒絕和達賴喇嘛展開有誠意的對話，而且惡劣地貶損、污衊達賴喇嘛，一口咬定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鬧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中國政府的言行經常是明顯地要激怒流亡藏人，使境內藏區的緊張形勢更緊張，挑起事端，以便用「反分裂」的名義在藏區維穩和鎮壓。於是，流亡藏人中的獨立派認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方針只是單方面的良好意願，沒有實際效果，不起作用，與其如此，不如爭取獨立。他們認為，藏民族只有一條正確的路可走，那就是獨立建國。

最近幾年，獨立派在流亡藏人特別是年輕人中的影響在上升。在達賴喇嘛政治退休​​以後，獨立派漸漸地公開質疑和指責秉承中間道路方針的流亡政府，而且呈現出在流亡社會爭奪民意的能力。

警惕中國政府離間策略   

每當流亡藏人社會出現獨立派和流亡政府發生爭議的事情，外界立即傳言說，西藏流亡社會分裂了。分裂意味著政治力量的抵消和消耗，是開始衰落的跡象。中國政府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樂見境外流亡藏人分裂和瓦解，為此耗了不少功夫。離間對方，拉一派打一派，偽裝成對方的激進派，在對方內部打橫炮，挑起一些特別小的話題然後迅速轉向道德和人格攻擊，往往能激怒受到無端攻擊者，令對手互相殘殺，這是中共用起來輕車熟路的策略。目的就是一個，讓藏人內部分化瓦解，消耗掉藏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套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根深柢固，而藏人是政治文化相對簡單的群體，流亡藏人政府作為民選政府，面對這樣的對峙，在可以採取的因應策略方面處於劣勢。中國政府是一個威權專制政府，有龐大的人力和資源來研究和對抗藏人流亡社會，而西藏流亡政府作為民主政府，必須遵循一定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民主面 對專制，明處難鬥暗處。

這樣，藏人流亡政府實際上就有一個兩難處境，既要實行民主生活，又要維護本民族的團結，而這兩者事實上是互相制約，有時候甚至是矛盾的。藏民族未來的前途，依賴於建設民主社會，培養一代一代的民主新人，而藏人眼下的政治力量，則取決於所有藏人的精誠團結，取決於政治上的一致性。怎樣做到兩者兼顧，就要看流亡政府和全體流亡藏人的智慧了。

2014-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