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瑞:
一
很詫異地發現, 如今,某“西藏近代史學者”,還在質疑“吳忠信主持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嗎?”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就揭穿了這個國、共兩黨共同製造的謊言。連中共統戰部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以後我們不能再說吳忠信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典禮了”1。所以,阿沛先生去世時,流亡政府稱他“不畏恐懼,千方百計表達事實的愛國人士”2。
在達賴喇嘛尊者75歲華誕之際,即2010年7月,我和幾位中國人幸運地得到了晉見的機會。尊者當時也談到了這件事,說:“阿沛阿旺晉美,作為《十七條協議》簽訂時的西藏代表,也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實地到南京的檔案館查了資料,詳細研究之後,在西藏自治區’人大’的會議上,還有北京的藏學會議上,以及他的文章中,都公開了史實。阿沛講得很清楚……
“就我個人來說,雖然那時候年紀小,但記憶力不差,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的典禮上,我的法座左邊,是德吉林莊園的管家,接下來是尼泊爾代表、中國代表、印度代表,還有其他國家的很多代表,都在我的左邊;而我的右邊,是西藏的攝政王和高僧大德,這個,我記得很清楚。就是國民黨在撒謊,你共產黨不需要跟著國民黨撒謊。”3
因此,吳忠信沒有主持達賴喇嘛尊者的登基典禮,已成為定論。那麼,為什麼到今天,還在炒作“此事流傳甚廣”?如果這是一般的藏漂之疑問,倒也不足為怪,但是,出自一個“西藏近代史學者”之手,就顯得至少對常識性資料掌握不到位。尤其是拿著那張吳忠信前去羅布林卡與達賴喇嘛尊者告別時的合影為證,更顯得牽強。不管當時吳忠信的表情如何,皺著眉也好,不耐煩也好,側臉與正臉也好,都和主持典禮沒啥關係。
二
當然,阿沛先生的講話,並不是無懈可擊的。比如,他在揭穿國、共兩黨改寫歷史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一種誤導。以下是阿沛先生於1989年7月31日在西藏“人大”第五屆第二次會議上的部分講話內容:
“但是至今仍有部分藏族同志在寫當時的歷史時,還稱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時吳忠信主持典禮等,這樣的寫法除非對西藏的傳統習慣一無所知否則不應出現,今天在座的當中,有許多舊西藏的貴族,你們非常清楚,在喇嘛登基坐床典禮中是沒有主持者的。漢族同志不懂藏族習慣說出這樣的話不足為奇,但部分藏族同志這樣寫就沒有道理了……”
這顯然,是把改寫歷史的責任,推給了藏人自己。當然,在那樣的環境裡,阿沛先生也只能以批評藏人, 間接地提醒西藏學者不要違背歷史說話。可是,不管怎樣說,這個改寫歷史的責任,不該由藏人承擔。了解內情的人都清楚,阿沛說的“部分藏族同志”,主要還是指當時接待了吳忠信的噶廈官員夏札甘丹班覺先生。因為,一直被中共當局利用的《憶吳忠信來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片斷》一文,是署著夏札先生的名字的。那麼,夏札先生真的寫了此文嗎?
三
我是比較熟悉夏札先生的。他的祖先夏札旺秋傑布,負責簽定了《藏尼條約》,他的爺爺夏札班覺多吉,負責簽定了《西姆拉條約》,曾被查爾斯貝爾稱為“訓練有素的外交家”,位居首席噶倫之要職。
與夏札先生初次見面的那個午後,依然清新如洗。那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我在帕廓附近,偶然發現了他家的老宅,曾經的磅礡和眼前的寥落,讓人心酸。就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就找到了他。
他住在一個極為簡陋的小屋裡,專注地坐在床前,讀著佛經呢。他告訴我,關於那座老房子和他的家族史,已寫了文稿,上交到“政協”了。接著,他寫下了那個負責審查他的文稿的人的名字。後來,我去政協找到了那個人,那人告訴我,那份材料早交到“政協”主席手裡了。
我說這些的意思是,任何文章,發表之前,都是要經過審查的,這是人人皆知的中共規矩。尤其是重要歷史事件,在審檢過程中,被改頭換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另外,夏札先生的文稿,都是用藏文寫的,在翻譯過程中,被第二次改寫,也算套路了。甚至標題《憶吳忠信來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片斷》,都帶著譯者、整理者郭翠琴女士這位老紅衛兵的語言風格。
更有趣的是,我還在《西藏文史資料》第十四集中,發現了一篇標題為《歷史不能篡改,成就不可抹煞》的文章,也屬著夏札甘丹班覺先生的名字。這和夏札先生那溫和、謙恭的語言風格,大相徑庭。毫無疑問,這背後,有著一支強大的力量,操縱著這些文章。
四
我和夏札先生是談過吳忠信的。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後,我剛從哈爾濱回到拉薩,特別為他帶去了一幅《百福圖》。那時, 他已從那間簡陋的小屋搬進了較寬敞的新房。像是“落實政策”什麼的。不過,他的地位與其他貴族如拉魯等人相比,一直有名無實,也因此,他得到了藏人的普遍尊敬。
他接過我的禮物,好奇地展開了。 “記、尼、松、西……”他一一地數著《百福圖》上面的各種篆體的“福”字,數到恰好一百時,笑了。
我也笑了,笑他的認真。接著,我們像往常一樣,談起了中共“解放”以前的西藏。我說:“您接待過的吳忠信,真的主持了嘉瓦仁波切的登基典禮嗎?”
夏札先生放下《百福圖》,看著我,說:“1939年,我十七歲,只是噶廈政府中最低等的七品官,管理廚房和牛羊的工作,讓我接待, 說明他的身份並不重要,不是嗎?”
“那您為什麼寫了吳忠信主持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我問。
“什麼?你在哪裡看到的?”他反問。
“在政協那邊,我發現了一些《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一元錢一本,我買了十幾本!”我說。
“對了,那個材料是上面讓寫的。”他恍然。
“那麼,吳忠信在拉薩期間,都做了些什麼?”我問。
“漢話我說不來。”他說。
“找翻譯行嗎?”我又問。
他深深地搖了搖頭。
五
夏札先生的漢語,始終不大好,而我的藏語,簡直是空白。不過,這些都不要緊,他其實已給了我答案。就是說,那些屬有他的名字的文章,不過是上面的任務,換句話說,中共當局要的,只是夏札先生的簽名畫押。
那麼,和中共合作了多年的阿沛先生,會不清楚?這種模式,在本質上,和他負責簽定的《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道理,不過是槍口下的產物。那麼,他為什麼要對夏札先生等人,這樣刻求呢?
不管怎麼說,阿沛先生揭穿“吳忠信主持達賴喇嘛登基典禮”的謊言,還是有著無比的勇氣和功德的。至少說明了,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獨立的。這一點,國際藏 學界也早有定論。比如,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和範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都對吳忠信沒有主持達賴喇嘛尊者的繼位典禮,做了專門的介紹。另外,孜本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也談到“吳的出席儀式,與其它國家的代表相比,並沒有更多的意義”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我驚異於這位“西藏近代史學者”時至前不久,還在揭穿一個早就被西藏、中共,以及國際藏學界三方面,都共識了的謊言。當然,畢竟是在揭穿一個謊言,不能說沒有意義。不過,作為“學者”,她的資料是不是過於老化,甚至外行了?
原载: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