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推到柏林牆 ：

 

自08年“拉薩事件”以來，我黨向藏獨分子們打響了一波又一波的宣傳戰，把舊西藏描繪成了“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農奴制，而達賴喇嘛則成了搞政教合一的萬惡農奴頭子，以此作為自己當年“和平解放”並統治西藏的合理依據之一。這話說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個中國人只要對自己的祖國稍有了解，就會覺得這種宣傳無比可笑，因為就在中國“解放”西藏後不久，我朝太祖毛爺爺就在中國的農村施行起了正兒八經的農奴制（而且正是此舉導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亂”），雖然舊西藏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實非常落後，但跟中國所謂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話那簡直就像是人間天堂了。

 

美國藏學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裡對舊西藏的製度有大量細緻的描述，和毛時代的農村做個對比，結果馬上一目了然。根據此書所述，西藏的“差巴”（從領主手上分得“差地”的農奴）只要能夠按時繳納賦稅，領主們對土地的使用方法並不過問，差巴們不僅可以僱人種地，甚至還可以把差地轉租、典當，而這在毛時代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毛時代的農村土地全部歸集體所有，農民在土地使用問題上沒有任何自主權，甚至於連種植什麼作物都必須接受統一安排，至於出租、典當什麼的在他們看來更是天方夜譚了。按照我黨當時的革命觀來看，像西藏農奴這種身為“奴隸”居然還敢僱人幫自己幹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階級”都不嫌過分。

 

但這點差距還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多少稅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多少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餘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較多的農奴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在日後甚至被共產黨劃到“中農、富農”之列。直到80年代我黨才反應過來這種劃分打了自己的臉，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是個封建農奴社會，不存在富農經濟和富農階級”，要求“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1】。至於毛時代的農村稅負則在大躍進前後變態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個農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糧外，剩下的糧食必須統統賣給國家，幾乎相當於禁止農民擁有私人財產。有人可能要說了，既然是“賣糧”，那也不虧啊！這就完全搞錯了，十塊錢賣一斤大米和一毛錢賣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別的，一般自發進行的交易才是雙方主觀上都認為“不虧”的，對方只肯出一毛錢的話你完全可以拒絕；相反，如果一樁交易必須依靠強制力才能執行，那麼被強制的那方實際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時代的時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糧食收購主體，而且還是強買強賣，可以肆意壓低糧食價格，這種“買糧”跟直接動手搶糧其實並沒有什麼本質差別，和今天的強制拆遷是同樣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設中國政府規定的固定口糧是300斤，某農民一年的實際收成為400斤，那麼理論上他只要上繳100斤糧食即可。但實際上並不是這麼操作的，中國政府往往會給各地政府定下所謂的“農業指標”，完不成的話就把當地的領導給擼掉，大領導只好再去逼小領導，最後一直逼到農村，本來明明是產400斤徵購100斤，最後謊報自己畝產萬斤，變成“產700斤”徵購400斤，所有的糧食統統上繳，那農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樹皮了。像58年的糧食產量明明只有四千億斤，到老毛嘴裡就變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萬五千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到這麼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讓全國的糧食產量翻一番，這廝簡直是把自己當成機器貓了。讀過筆者《大躍進簡史》或了解相關歷史的人應該知道，60年代的大饑荒跟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無關，而是因中國政府從農民手裡搶糧引起的，最終導致3000多萬人的死亡，而這樣的破事在舊西藏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除了稅賦以外，舊西藏最讓人詬病的應該算是“烏拉差”，即免費或低價替政府當苦力，運輸人員或物資。這種烏拉差和上文所說的賦稅不同，稅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體要出多少差則視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時會對藏民造成極大負擔。但說到濫施徭役的話，西藏的農奴主們在我們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誇風那一陣中國是“大煉鋼鐵、大修水利”，不把農民累死不痛快，當時就有人給彭德懷上書，稱“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3】”，人民公社因為男人全部被拉去幹活而被譏為“人民母社”，導致糧食產量嚴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書記吳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 “要是鋪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寬的大路，可以從地球直鋪到月亮，或者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一百一十條蘇伊士運河【4】。”這個土方量的數據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見毛時代的農民負擔之重。

 

在人口流動問題上，西藏的農奴可以向領主提出申請、離開莊園，從“差巴”變成所謂的“堆窮”。堆窮不再從領主處得到生產資料，賣藝也好打獵也好都隨你便，而土地稅也變成了人頭稅。至於批不批准則要看領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積固定的情況下，堆窮的人數越多，領主的額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廣人稀，堆窮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來，為了確保能收到人頭稅，領主一般總要留幾個親屬下來，不會讓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舊西藏民眾的遷徙自由是相當有限的。但一說到遷徙自由，毛時代的農民又要哭了，我國是糧票制度加戶籍制度雙管齊下，你要是不帶介紹信和糧票就往村外跑，那結果往往不是活活餓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 甚至於在大饑荒的時候我黨依然在極力阻止農民逃荒，以免“國際形象受損”。

 

從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雖然西藏的農民沒有土地，但在生產和生活上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就連老毛自己都說：“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5】。”而毛時代的農民則一切生產活動都要服從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餘自己跑去河裡撈了兩條魚，那就是“自私自利、單幹歪風”，很快生產隊長就會讓你見識到勞動人民的憤怒，工作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這種集體生產模式的效率極其低下，如果一個公社有一百個人，即使國家不來剝削你，你每創造一塊錢的財富也只能讓自己享受到一分錢的好處，與其努力干活，還不如寄望於別人。問題是，效率低為什麼還要搞呢？除了我國領導人普遍沒什麼文化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搞集體生產就難以準確的掌控糧食產量，難保農民不私藏糧食。換句話說，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確保能把農民的財富壓榨到極致。

 

一個毛時代農民的一生，就是生而為農、一世為農，一輩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離開，被強迫加入公社替國家創造財富，自己得到的報酬則微乎其微、只夠維持溫飽（有的時候連溫飽都維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剋扣口糧關進牛棚。別人搞農奴制好歹是胡蘿蔔加大棒，我黨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販賣以外，奴隸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國都齊活了——但中國委實沒有販賣人口的必要，因為對我黨來說，這只不過是從左口袋換到右口袋裡罷了。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上其實從來沒有出現過奴隸社會，不能按馬克思主義史觀進行劃分，古代有沒有我是沒研究過，反正到共產黨當政之後肯定是有了，而且無論是西藏的農奴制也好，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也好，跟我黨這套奴隸制一比那都是望塵莫及。只不過我黨深諳語言的藝術，給奴隸制換了個名字叫“人民公社”，聽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來。

 

又有人要說了，光看經濟制度還不夠，要知道舊西藏的農奴地位極低，命賤如紙，可以被農奴主隨意施加肉刑，斷手斷腳挖眼……這話還真不假，請看以下幾段描述：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

 

“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屍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屍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燒紅後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

 

看起來是不是極其殘忍？不好意思騙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楊繼繩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羅文（遇羅克的弟弟，遇羅克、張志新、嚴鳳英這些人怎麼死的我想也沒必要介紹了）的《大興屠殺調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漣的《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寫的都是毛時代中國的故事，而類似的記錄簡直隨手可得。當然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以上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不是說國人真的就極其野蠻、沒事兒就變著花樣隨便虐殺別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這些材料拿給一個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許中國人辯解的話，那他會產生什麼樣的印象可就很難說了。

 

我黨在舊西藏制度上的宣傳便展示出了極高的“技巧”。比如我黨素來喜歡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網民再一傳，標題前面加兩個字“恐怖”，後面添一堆感嘆號，看上去確實頗有感染力。但我黨卻沒告訴大家，這些人骨實際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願捐獻出來的【6】，沒一定的修為人家還不要，對捐獻者本人來說是極大的榮耀，其它所謂“濕腸一付、頭顱兩個、人皮一整張”等也是同理。這和西藏的天葬習俗（死後讓鳥獸蟲蟻把死者的屍體吃掉，象徵著“最後的布施”） 其實有幾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過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共產黨則利用漢人對藏人文化的陌生來進行潑污，搞得好像器官骨頭什麼的都是在黑監獄裡摘下來的一樣。比如一個黨衛軍飛行員的回憶錄裡就寫道：

 

“但是，當你走進這座廟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們不時被它的陰森而戰粟，只見那頭骨，腿骨，手骨，人皮，佈滿著幾個大廳。經解說員介紹才知道，這就是農奴的處境……給人總的感覺就是貧窮，愚昧，慘忍。我們親眼目睹了農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動、最沒落、最慘忍的製度，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堅決、徹底、乾淨地將農奴制度消滅掉【7】！”

 

還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命價各不相同，命賤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區區一根草繩，說得彷彿農奴主們對農奴是想剮就剮想殺就殺還不用負法律責任一樣。誠然，西藏的古法典確實有其落後的一面，兩部法典都將藏人從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對不同等級的人約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謂“殺人命價律”，即殺人兇手應對受害者家屬進行物質賠償，上中等人的命價為三百到四百兩黃金，而下下等人的命價僅為黃金十兩，中間相差四十倍，並不平等（婦女的命價還要折半）。但說成“一根草繩”則純粹是瞎扯淡，十兩黃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萬人民幣，放到十七世紀初的西藏則相當於20多噸青稞或80頭犛牛【8】，假如十兩金只能買一根草繩，那所謂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過就值四十根草繩而已。實際上“殺人命價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屬的憤怒，以免冤冤相報何時了，法典中所規定的命價僅僅是個參考，實際原則是既要讓兇手能夠負擔， 又能讓受害者家屬感到滿意，就連今天的藏民還在沿用這些規矩。 86年一藏民失手殺人之後被法院判處12年有期徒刑，事後雙方經過調解，兇手共賠償受害人家屬各類牲畜117頭外加價值萬元以上的經卷，而受害人家屬則聯名上書司法機關，要求對兇手從輕處罰【9】。

 

至於這個“一根草繩”的說法是怎麼來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舊法典所述的’流浪漢、鐵匠、屠夫等三種人，彼等命價值草繩一根’， 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鐵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價值十兩金至十五兩，也有慈悲者賠償二十餘兩之習俗【10】。”換言之所謂“一根草繩”至少也是十七世紀前某個“舊法典”裡的老黃曆。而此後訂立的《十三法典》則是在《十六法典》等眾多法典的基礎上改造而來的，原文為：“昔之舊律謂：殺鐵匠及屠夫等，償命價為草繩一根【11】。”除此以外對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價都沒做出具體規定。我黨不知道是看不懂“舊法典”、“昔之舊律”這幾個字還是怎麼著，連國新辦發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裡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說《十三法典》的意思還有那麼點模糊的話，那麼把語義非常明確的《十六法典》也算進去則毫無疑問是在故意撒謊了。

 

對我黨稍有了解的人對這種做法絕不會感到意外，共產黨潑污階級敵人那是歷史悠久，足以讓吳法天之流闢謠闢上一輩子。比如影響了幾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劉文彩，據說其家裡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裡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裡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裡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連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劉文彩殺人滅口；而我黨興辦的地主莊園陳列館裡則佈滿了劉文彩是如何吊打農民、強姦婦女、殘殺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證，等到文革後卻查出全他媽是假的，當年地委宣傳部的一份批示直接開宗明義的指出： “真人真事沒必要。”【12】現實中的劉文彩其實還曾投資興辦教育，學校的建築質量說不定比現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個耳熟能詳的大地主“週扒皮”的事蹟同樣也是虛構的，據說作者曾聲稱“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它地方就沒有”，而現實中的周扒皮其實在土改時被活活整死了【13】。至於羅廣斌那本《紅岩》在我看來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說，而是科幻小說，裡面的美國鬼子居然都已經發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劑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實際上是個抗日組織，美國人跟迫害共產黨人根本毫無關係【14】。羅廣斌同志後來在文革中因不堪紅衛兵折磨，高呼一聲毛主席萬歲之後自殺了，這娃連渣滓洞都混過來了，咋愣是沒挺過幸福的新社會呢？

 

在這種人造階級仇恨的灌輸下，毛時代那會兒打死個把階級敵人倒還真就跟過家家差不多，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體現，無需贅言。做個總結的話，西藏和中國雖然都是農奴制，但農奴制和農奴制之間也是有差別的，西藏那叫普通農奴制，中國這叫二逼農奴制。正如本文開頭所說，所謂的59年西藏“叛亂”，實際上就是普通農奴制和二逼農奴制之間進行的一場碰撞。

 

雖然我黨吹牛逼說西藏的“叛亂”只不過是一場農奴主們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發起的垂死掙扎、是廣大翻身農奴配合黨衛軍對一小撮反動勢力進行的圍剿，但實際情況卻並不是那麼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亂”中，一個叛區甚至有68.4%的黨員、69.5%的團員都參與了“叛亂”【15】；而總人口16572人的興海縣，“叛亂”人數竟高達10840人，簡直就是男女老少齊上陣，因此被劃為“全叛區”，最後餓死和被“殲滅”的藏民多達7217人，相當於全縣人死了40%以上【16】 ，說是種族滅絕都不為過。按我黨自己的話來說，當地的“叛亂”是“群眾思想混亂，敵我不分……群眾有意將垮牛趕在前面， 將660頭奶牛留在後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眾與匪同睡同住，也不報告匪踪【17】”。到最後就連身為漢人的青海省委常務書記張國聲都忍不了了， 稱共產黨是“給農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結果被第一書記批為“張國聲的張，就是張牙舞爪的張，國就是國民黨的國，聲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聲音”，“必須批倒批臭”【19】，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一切職務。大饑荒期間其秘書王志敏在農村考察，看到“一個個個在桌子下面爬著撿飯粒的乞討者”，“因飢餓而浮腫的病人幾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農村竟變成這種光景”【20】。當時“平叛指揮部”的報告則指出：“該鄉（溫泉鄉）去年11 月至今已病死319人，佔全鄉總人口的24.7%，群眾反映是餓死的【21】。”一個鄉活活餓死四分之一的人，這在過去的藏族自治區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 這就是我黨在藏區搞得轟轟烈烈的所謂“民主改革”。

 

這藏人的“叛亂”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從1958年3月到8月期間，“甘、青省內一部分反動的宗教上層分子和部落頭人、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和本階級的利益，在帝國主義和西藏反動集團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先後參加叛亂的有13萬餘人，叛亂地區達42萬平方公里……共殲滅叛匪11.6萬人【22】。”這意味著甘肅和青海兩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參與了叛亂【23】。青海省委將局勢匯報給老毛之後，老毛這個傻逼批復道：“青海反動派叛亂， 極好，勞動人民解放的機會就到來了【24】。”但很明顯，青海的“叛亂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勞動人民”。實際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亂”，這個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經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漢族人理論上已經統統都是“勞動人民”，但當時也一樣在造反。根據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所述，從55年到57年期間，安徽共發生農民暗殺基層幹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數114人，暴亂更是接連不斷，“暴亂者”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號，而參與者99%都是農民。單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發生群體性事件89起，參與人數達到4.5萬【25】。就連西藏駐軍裡都有個土生土長的山東人姜華亭叛變到了藏軍的隊伍裡，據其口述回憶錄稱，當時某營參謀長徐金陵也曾在反右會議上公開向我黨叫板：“我請假兩個月，到家鄉河北省去結婚，我一回家，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餓病床上，待見面第一句就說，每月只購糧十八斤雜糧，餓的真難受… …可惜我手上沒有兵權，有兵權早拉到山上打游擊去了！”在這方面漢族人跟藏族人其實是同病相憐，只不過藏族人的骨頭更硬一點罷了。

 

除了經濟上胡搞之外，我黨當時還有兩套戲碼，一是宗教滅絕，二是階級鬥爭。比如青海省僅僅三個月內就將全省859座寺廟關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強制還俗，甘肅的196座寺廟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廟僅餘7座【26】 。至於為什麼要保留那麼一點呢，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同誌有過精闢的論述：“為了照顧群眾的宗教信仰，堵塞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謠、挑撥，便於集中管理沒有還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廟是必要的【27】。”“為什麼要提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呢？這一條是不能丟的，這一條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有了這一條，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說我們消滅宗教，我們就主動【28】。”我黨是一邊毀滅宗教， 一邊還要給自己立個貞節牌坊：“對外沒有公開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徹底肅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廢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剝削和特權，這樣作，既策略，又達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會主義革命【29】。”青海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冀春光說得就更直接了：“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後消滅宗教【30】。”

 

至於搞階級劃分的方式則完全可以用“無厘頭”來形容。比如國新辦發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中宣稱：“佔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佔有著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著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佔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佔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但就在前幾行他們還宣稱人口120萬的西藏有“僧眾114925人” ，這就已經占到總人口的快10%了，那麼請問這些在毛澤東口中“既不生產物資，也不生產人口”【31】的僧眾到底是農奴主還是農奴？實際上這個“5%的農奴主”的比例是這麼搞出來的：“農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戶數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為宜，個別縣區較多一點是有可能的，但也擬不要超過百分之五點五為宜，以達壯大自己、孤立敵人之目的【32】。”95年“內部發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書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綜述》裡還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農是西藏劃階級中的一大特色……這樣就擴大了團結面，縮小了打擊面，有利於改革運動的進行【33】。”換句話說這些比例都是共產黨自己為了“革命需要”隨口亂掐出來的。對我黨的輝煌歷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對這種行為絕不會感到陌生，當年中共肅反的時候就提前認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為“大約百分之五”【34】，反右的時候則規定知識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腦袋拍出來的比例，而下面的人還不得不跟著這個指標走，像玉溪專署反右工作組小組長褚時健就因為無法完成指標，結果被批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還有些地方為了湊指標，有自願當右派、投票選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種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產黨扶持起來的十世班禪11歲的時候就給共產黨發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政府，後來被我黨評為“最好的愛國者（小平同志語）”、“共產黨的忠實朋友”， 但62年時就連他都看不下去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七萬言書：“……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南蠻入侵啊！）般的破壞。”“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口糧極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強一飽，人們的飢餓痛苦之火燃燒起來，所以使我們藏區以前作為馬驢、牛、黃牛飼料的油渣、麥糠等，也成為人的難得的有養分的香的食物了。”雖然班禪同誌已經深諳中國的官場文化，開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廢話好好誇耀了一番共產黨的英明神武，但最後還是被撤銷一切職務，到文革時期更是被關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絕大多數還是我國公開發行的史料，至於流亡藏人眼中的共產黨那就更是不堪了，什麼禁止藏民點佛燈、轉瑪尼筒、煨桑、念經、佩戴民族裝飾， 搞階級鬥爭的時候逼迫親屬相互揭批、往喇嘛頭上潑尿、上竹籤刑【37】，甚至於改革開放後我公安干警還在用電棍捅反動尼姑的陰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本文所摘錄的不過是冰山一角。 “民主改革”之後沒幾年，我黨又來個“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說什麼了，大家自己領會精神。還是那句話，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舊西藏也算不上是什麼好地方，但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農奴主壞出百倍，對西藏社會造成了千年未有的嚴重破壞。奇妙的是我黨的自我感覺還極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時覺得中國兩年就可以超過英國一樣），79年時我黨曾嘗試與達賴喇嘛進行和解，讓達賴喇嘛派代表團來參觀“西藏解放後日新月異的建設成果”——最搞笑的是我黨還教育藏人要“講禮貌”，千萬不要攻擊達賴喇嘛的代表。結果代表團在西藏溜達了一圈，不僅沒有遭到攻擊，反而受到了熱烈歡迎，“不管他們到那裡都被淚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圍，他們也看到充足的證據顯示中共當局以殘忍而有系統的方式企圖摧毀西藏的古老文化。 此外他們也見證到無以計數的飢荒歲月，許許多多人餓死、遭到公開處決，諸如此類對人權形成顯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經出獄的班禪喇嘛還向代表團展示了自己在牢裡留下的傷疤。這類交流又進行了兩回之後我黨自己都快被嚇崩潰了，只好恢復了原先“漢賊不兩立”的方針。

 

截止今天為止，我黨仍然沒有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過一次歉，甚至不斷的製造出新的謊言去妖魔化西藏過去的文化傳統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黨聲稱達賴喇嘛要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黑暗農奴制”，但實際上達賴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經成立了一個改革委員會，打算由政府出錢購買莊園主的土地分發給農民【40】，這個良性的土地改革後來被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給打斷了。 59年達賴喇嘛剛逃到印度便開始推動正兒八經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民選議會，63年的《西藏民主憲章》即規定議會有權罷免達賴喇嘛，到2001年達賴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內閣候選人、議會批准就職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民主的發展，推動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選【41】。今年3月10日達賴喇嘛則正式宣布退出政壇：“由精神領袖領導藏人的方式已經過時……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還多次提出：“如果多數西藏人民覺得達賴轉世制度已經過時，那這個制度就該消失。我沒有問題。”。倒是中共對此反應激烈，搖身一變成了“宗教的守護神”：“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當然也包括尊重和保護藏傳佛教這一傳承方式【 42】。”2007年我國甚至推出了一部讓人哭笑不得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究竟是誰在試圖用宗教操縱政治可謂一目了然。就我黨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獨立才叫活見鬼了。

 

說來也好笑，我黨用來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實也不比當年斗地主、反右傾時更為高明，但中國人民好像總要過個幾十年後才會意識到自己又他媽的上當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腦海中又浮現出了08年時的熱鬧場景：四月巨嬰對CNN的無情揭批，海外華人聲勢浩大的反藏獨遊行，愛國網民對莎朗斯通的憤怒聲討，以及家樂福前躺著中槍的荷蘭國旗。耳邊則反復回盪著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話——“一群五十年不變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發出通知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新華社1980年6月20日

 

【2】1958年9月8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

 

【3】《彭德懷全傳》第七篇《廬山海瑞》

 

【4】丁抒《人禍》第四章《吹牛皮亂放“衛星”》

 

【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

 

【6】《獅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寶哲問答選錄

 

【7】江達三《西藏平叛》

 

【8】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P92

 

【9】隆英強《淺談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

 

【10】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 ，P39

 

【11】周潤年《西藏古代法典選編》，P96

 

【12】笑蜀《大地主劉文彩》

 

【13】杜興《真實的周扒皮是個厚道人：土改時被打死》，《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第16期

 

【14】《中美合作所和紅岩屠殺毫無關係》，《“紅岩”史事補正：江姐遭受“釘手指”酷刑為虛構》，均載於《北京日報》

 

【15】關於循化匪亂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的內容，全部轉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薩》

 

【16】《興海縣志》，轉引自李江琳《1959拉薩》

 

【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1003

 

【18】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國聲同志在統戰工作上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堅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 ，《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428

 

【19】王志敏《我的右傾罪：青海農村調查》，《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

 

【20】同上

 

【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1006

 

【22】《新中國國防大事記》

 

【23】藏族人口資料參照《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嗎》

 

【24】1958年6月24日轉發青海省委關於鎮壓叛亂問題的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25】尹曙生《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制》，《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

 

【26】李江琳《1959拉薩》，P69-P70

 

【27】汪鋒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730

 

【29】為徹底完成青海省牧業區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1070

 

【30】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國聲同志在統戰工作上右傾投降主義的思想影響，堅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P432

 

【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

 

【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36】《褚時健的德與能：“不整人”和“讓別人也好”》，鳳凰網

 

【37】阿媽阿德《記憶的聲音》，轉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牆”——讀阿媽阿德》

 

【38】紀錄片《雪山獅子的哭泣》

 

【39】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0】達賴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樂業《初談西藏流亡民主》

 

【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來源: 作者博客| 來源日期：201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