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 2011
   Posted in 評說西藏
发布者 Tenzin Rinzin

文/李江琳 :

 

今年,藏區發生了一連串藏人自焚抗議事件,至今已有9名年輕僧尼舉火自焚,以死抗爭。面對震驚世界的藏人連續自焚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將責任推給“身份不明的”海外達賴喇嘛支持者,並指責這些事件“違背佛教教義”,著名評論家胡平稱該發言人的講話“喪盡天良”。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達賴喇嘛尊者和流散世界的藏人以印度達蘭薩拉為中心,為中國境內的自焚僧尼舉辦祈禱法會,並絕食一天。自由不分種族,不分信仰,是人類共同的夢想,也是人類共同的追求。這天,全世界有許多自由西藏運動的支持者,也與藏人一同絕食抗議。

 

2008年至今的一連串事件,只是藏人反抗暴政的延續。由於信息封鎖,藏人在暴政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反抗,國人幾乎一無所知,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拉薩事件”,才露出了冰山一角。事實上,自從中共建政以來,在藏地的宗教迫害從未停止,藏人的反抗一波接一波,一代接一代,亦從未停息

 

中共對藏傳佛教迫害的歷史回顧

 

半個多世紀前,中共以武力為後盾,在西藏三區陸續展開被官方稱之為“民主改革”的強制改造。中共在藏區的土改分為幾個階段進行,在甘青滇川的民族雜居區,土改與漢區土改同時進行。達賴喇嘛出生的塔澤村,即今青海省海東地區平安縣紅岩村(原屬湟中縣),是一個漢藏雜居的小村,32戶人家中有9戶漢人。 1951年冬季即開展土改,期間將達賴喇嘛家族的土地沒收分配,他姐夫的一名親戚還因“為地主轉移財產”而被勞教(1953年2月9日《新華社內部參考》)。

 

1956年,中共將暴力土改推行到藏地農區和半農半牧區,在土改的同時直接推行合作化,全面沒收僧俗民眾的財產, 批鬥僧侶和頭人,摧毀寺院,激發了藏人的武裝反抗,中共立即調動軍隊進行大規模軍事鎮壓。戰爭從四川藏區開始。 1956年3-4月間,中共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秘密武器——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轟炸康區著名的理塘長青春科爾寺、巴塘康寧寺和鄉城桑披寺。鎮壓長達六年,至1962年夏季才結束。這場長達六年的軍事行動,在官方歷史中稱為“平叛”。因此,所謂“民主改革”,其實是由土改、合作化、“平叛”、 鎮反以及“四反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組成的強制性社會變革,其過程既無“民主”可言,也不是真正意義的“改革”。究其本質,中共在藏區的“民主改革”事實上是以“民主”為名的摧毀,以“改革”為名的掠奪。通過這些運動,至1960年代初,藏民族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遭到全面摧毀。

 

其中的“四反運動”,即“反叛亂、反違法、反特權、反剝削”運動,亦稱“反封建運動”,內部文件中稱為“宗教改革”或“宗教制度改革”運動,是針對整個藏區寺院的一場政治運動。 《解放西藏史》等中共官方歷史敘述中,對這場為期半年多的“四反運動”幾乎不落筆墨,即使不得不承認建政後對西藏宗教的破壞,也是推給文革。其實,文革是中共有計劃地摧毀西藏文化的第二波。第一波就是這個在中共官方歷史中幾乎不留痕蹟的“四反運動”。

 

1958年6月4日至7日,中央民委、中央統戰部在青島召開座談會,統戰部長李維漢,副部長汪鋒分別在會上講話,認為“宗教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李維漢在他的講話中明確說:

 

過去幾年對宗教採取的方針,是基本不動,只同他們作政治鬥爭。 ……作政治鬥爭,而不牽連到宗教。這個方針對不對?我看這個方針是對的。因為那時民主革命還沒有搞,就動宗教?反革命沒有動,就動宗教?還有建黨、建團,群眾工作,這些都沒搞,就動宗教怎麼行?所以過去不動是對的。但是現在所有這些起了變化,民主革命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了。民族關係基本改善了,黨建立起來了,團建立起來了,有了群眾基礎,政權鞏固了。所有這些叫做社會主義的優勢,人民的優勢,共產黨的優勢,人民民主專政的優勢。 (“李維漢同志在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748頁)

 

“青島會議”召開時,中共在甘孜、阿壩已經進行了兩波軍事鎮壓,民間武器已經基本收繳,土改基本完成。中共在青海、甘孜、雲南的軍事行動正在進行當中。這時候開始摧毀寺院,藏人已經不再有反抗能力了。於是,1958年11月,烏蘭夫和汪鋒以中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的名義,向中共中央提交四項建議,中央於同年12月批轉該建議,提出“對於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打擊,主要是發動群眾進行鬥爭,把他們徹底搞臭,除過必須逮捕者應加逮捕外,還須注意不要逮捕過多,尤其不要輕易殺人。”

 

不過,汪峰和烏蘭夫的建議提交之前,“四反運動”已經開始。甘孜州白玉縣1958年6月就開始,青海8月開始,甘南10月開始,至同年11月間,“四反運動”在甘川青滇全面展開。這場運動於1959年3-4月間結束。當時藏區有多少寺院?根據新華社內參的報導,甘南州有196座寺院,15664僧人,四川有727 座寺院,約10萬僧人。加上其他資料透露的數據,1958年之前,整個西藏三區有3929座寺院,279951名僧人。這個寺院數據應該不包括諸如修行洞一類的宗教活動地點。這僅是藏區的數據。加上其他信仰藏傳佛教的民族如蒙、羌、土、裕固等民族,共有五千多座寺院,45萬多僧尼。

 

在“四反運動”中,寺院財產被政府沒收。寺院財富來自當地民眾的奉獻和寺院的經營,但“四反運動”中沒收的財富並未歸還民眾。以甘孜道孚縣為例:

 

(四反運動中)廢除了寺廟的一切特權,沒收各種槍支290支,子彈5080發,土地7830畝,房屋2743間,糧食69萬餘斤,牲畜12000頭,各種封建物資折款139.8萬元。分給群眾糧食32.19萬斤, 物資折款14.56萬元。 ……沒收的金銀珠寶按規定上交國庫。 (《道孚縣志》327頁)

 

從上述數字中可見,沒收的糧食分給民眾的不到一半,分給民眾的物質折款僅佔沒收物質折款的10.41%。中共在那場針對藏區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中掠奪了多少財富?至今未見公佈。

 

“宗教制度改革”後,除了西藏自治區範圍內的2123座寺院暫時未動外,其他地區的1千800多座寺院大部分被關閉、佔用、拆除,其中數量不明的寺院毀於戰火。甘南州的196座寺院保留了4座,甘孜州的540座寺院保留了27座。僧人大部分被遣散回鄉,絕大多數被迫還俗,各地著名宗教領袖大多被捕入獄,許多死在獄中。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和噶舉派上師,16世噶瑪巴仁波切同時被迫逃離。至此,藏傳佛教的四大領袖全部流亡境外。到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時,藏區到處都是寺院的廢墟。

 

“宗教自由”的假象

 

從表面看來,“信仰自由”是寫入中國憲法的“基本國策”之一。但1958年“青島會議”上,李維漢對憲法上的“信仰自由”有相當清楚的解釋:

 

我們黨的政策有兩類,一類是基本政策,如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統一戰線等,是完全正確的,是長期不變的。還有一類是具體政策,是執行黨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所採取的策略性的政策,它是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 ……至於對宗教信仰,我們過去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後仍然是這個政策。我們從來認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消滅的,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宗教是萬萬歲,更沒有講過宗教制度不能改革。 (“李維漢同志在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749頁)

 

1958年10月7日,汪鋒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講話,也說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實含義:“為什麼提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呢?這一條是不能丟的,這一條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有了這一條,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說我們消滅宗教,我們就主動”。 (汪鋒:“汪鋒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784頁)

 

1958年11月,烏蘭夫、汪鋒在提交中央的四項建議的第一項為:“為了照顧群眾的宗教信仰,堵塞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謠、挑撥,便於集中管理沒有還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廟是必要的。”(同上,730頁)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冀春光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宗教信仰自由”的實質:“我們一再強調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加強宗教工作只是為了爭取信教群眾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後消滅宗教。”(《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432頁。)

 

至於具體方法,李維漢和汪鋒都主張“徹底發動群眾”,在寺院內外進行社會動員,利用“寺外群眾”和寺內貧苦喇嘛“內外夾攻”,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除此之外,軍隊也是摧毀寺院的力量之一,一些寺院就是由軍隊用砲轟和飛機轟炸直接摧毀的。

 

然而,由於憲法上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用來“堵塞國內外反革命分子”造謠的,因此在實施名義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時,就不得不換個名稱。汪鋒在其講話中提出:“在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壞人壞事、反對宗教特權剝削等口號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號”,把寺外群眾和寺內貧苦喇嘛一齊發動起來,造成兩面夾攻的聲勢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眾運動,同時,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憤大的反動上層該逮捕的逮捕,該集訓的集訓,堅決揭掉蓋子。”(《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785頁)

 

這就是“宗教改革”被稱為“四反運動”的原因。幾十年後,中共不得不輕描淡寫地承認在藏區走過一段“彎路”,卻把責任推給文革和“四人幫”。事實上,文革只是摧毀宗教的第二波,摧毀的只是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之後殘存的少量寺院,其中包括藏民族最神聖的寺院——大昭寺。文革後期,中共開始考慮有限度地開放西藏,才將被佔用為招待所的大昭寺重新修整。

 

2008年,“拉薩事件”第三次爆發,並迅速傳到各地,成為藏民族的全面抗爭。

 

去年在印度一個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時,一位來自甘南的老人曾告訴我他的家族故事。 1950年代,中共開始在西藏三區全面鎮壓藏人時,他從家鄉的寺院逃到拉薩,在拉薩參加了反抗組織。幾年後第一次“拉薩事件”爆發,他逃到印度,為了生存不得不還俗。 2008年,他返鄉探親,恰逢藏地又一波反抗。一天,他到寺院去看侄子,當晚住在寺院。半夜裡,荷槍實彈的武警衝進寺院搜查。他的侄子,一位20多歲的青年僧人,被打成重傷,留下嚴重後遺症,兩年多一直臥床不起。

 

這是一個普通藏人家庭命運的縮影。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藏人,為信仰,為自由,為尊嚴,前赴後繼,不屈不撓地抗爭。老人深為侄子驕傲:“我們的年輕人沒有背叛達賴喇嘛,他們還在抗爭!”

 

宗教信仰伴隨人類發展,任何一個社會,哪怕是叢林中一個小小的部落,也有某種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自由,是文明社會的標誌之一。

 

然而,在中共打造的“盛世”虛光中,僧侶們卻要以焚燒肉體的火焰,來爭取信仰的尊嚴。

 

今天,我的兄弟姐妹呵,讓我們活著,並且見證:絳紅袈裟上騰起的火焰,已將虛假“盛世”的謊言燒成灰燼,當與世無爭的僧尼不惜以死抗爭時,暴政的坍塌為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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