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亞洲週刊”專訪達賴喇嘛尊者
資深記者 紀碩鳴
問：你在何時想到要實行民主制度？
答：一九六零年開始，西藏流亡社會就開始實施民主了。十年前，我們流亡 政府的行政首長就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從此以後，我就對外公開地講，我就是半退休狀態。直選首席部長之前，基本上每個禮拜部長們都會跟我見面，召開會議。 民選行政首長以後，見面和 討論問題就變成了偶爾一次，不定期的。所以說明所有的責任都由他們在承擔。這次是第三次的首席部長選舉，這次跟往常的兩次都不一樣，這次選舉比較激烈，也 就是說民眾的參與度非常高，民眾非常熱情，我個人看到這種選舉氣氛也比較滿意，所以我覺得完全退休的時間就到了。
問：我們還看到，這次首席部長不是宗教人士，是在意料之中嗎？
答：我覺得，高級僧人領導執政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從第五世達賴喇嘛開始 到現在，將近四百年的達賴喇嘛作為政教領袖的時代結束了。我不管到世界哪一個地方，都一直公開地表達：政治的領袖跟宗教的領袖一定要分開，政治的制度跟宗 教的制度也一定要分開。我這樣表達，也這樣呼籲，自己卻擔任政教領袖的話，是不行的。幸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指責我：「你是什麼？」
問：退出政壇會否降低你的影響力？
答：不管怎麼樣，由達賴喇嘛領導西藏宗教跟政治的制度，未來一定會發生 變化。如果未來這種制度，到了不得不改變，而且是被迫改變的話，我覺得我損壞了過去幾世達賴喇嘛的聲譽。現在我可以大 膽地講，百分之九十九的西藏人還對我有信心，還會信賴我。雖然最近北京《環球時報》說只有百分之九的人信賴達賴喇嘛，但我自己覺得有百分之九十九，除了藏 人以外，在世界各地還有很多的人喜歡我、支持我、讚賞我的風格。這個狀況下，我自願把政治責任卸下來，覺得是個很好的方式。
問：政教合一在民主時代的主要弊端是什麼？
答：如果制度不分開的話，我是西藏的最高宗教領袖，我去執政，別人去批 評我執政的方式，他也在批評這個上師，這對民主是阻礙。一方面因為宗教的原因，民眾可能會減少他要承擔的責任，這也是一個阻礙。我曾經講了一個概念，世界 屬於世界人民，中國屬於中國人民，任何一個地方，它都屬於這個地方的人民的，人民要參與執政，不可能大家都去當總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票，去支持心目中最 理想的人，選出來的人作為領袖，這個人應該有時間的限制，不能無限期地做下去，時間到了， 如果做得好，我們選他繼續做下去，如果做得不好，我們就換一個。這樣人民才是真正當家作主了，人民成了這個地方的執政者。這是一個手段，實際上在反映民眾 執政的參與權。比如說佛陀，他曾經在必修的戒律中有明確的規定，在要出家成為僧人的時候，有一百多條戒律，這個戒律不是一個人獨斷地去做，而是在受戒的時 候有四個以上的僧眾聯合去授戒，這個是比較民主的。在佛教的教理來說，民主跟佛教的戒律是吻合的。
問：北京有文章指，政教合一的建立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北京政府從屬關係的建立，取消政教合一是否取消了這種從屬關係？
答：這個不完全正確，不是這樣的，比如班禪大師和大寶法王，他們過去也 做過皇帝的老師，皇帝的座前也有過一些經綸，皇帝也給過他們一些頭銜，但是他們不是西藏的政治領袖。但是這個最大的區別是，過去歷史上的皇帝全都是虔誠的 佛教徒，因為信仰而跟達賴喇嘛接觸，比如乾隆皇帝還穿著袈裟。現在的執政者，共產黨認為宗教是毒藥。在宗教上，中央政府對宗教的政策非常嚴格，打壓得很嚴 重。中國政府說宗教是毒藥，是不好的，但這個政府來干涉宗教很奇怪，跟原來的滿清皇帝有很大區別。如果共產黨現在講所有的轉世都不能轉世，它有道理，因為 它不相信，它認為宗教是毒的，但是如果它這樣認為卻還要干涉轉世的話就很奇怪了。
問：有人說你的退休是權宜之計，為了確保以後不出現真空，不讓共產黨鑽空子？
答：西藏人有一個諺語，兔子怕天掉下來，一直躲在石頭後面，就是「杞人 憂天」。我這個是不是權宜之計，還是陰謀詭計，你們可以慢慢觀察。達賴喇嘛的制度是會存在 的，跟我的退休沒有關係。第一世達賴喇嘛，二世三世四世，完全是宗教領袖，我的想法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餘生就是要做一個完全的宗教領袖。關於達賴喇嘛 的轉世部分，我們也會在印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藏傳佛教的高僧會議，過去也有談過達賴喇嘛的未來，大概兩三次，特別以達賴喇嘛轉世為議題，但沒有做決定， 今年年底之前，我們會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要聽高僧的意見。
問：有些人有疑問，達賴喇嘛會不會繼續支持轉世靈童？靈童會在國內還是海外？這在北京看來是個政治問題。這些是否會引起討論？
答：最 近，一個禮拜以前，我在美國紐約的大型研討會，有個法國記者問我關於轉世的問題，我當時有回答一些。我問他，你看看我的氣色，轉世應不應該馬上去辦？他 說，沒有，不用馬上。如果從現狀來講，我在現階段如果沒有，那麼我想絕大多數西藏人希望有轉世。但未來我相信這個都會發生變化，包括中共的觀點想法，也一 定會發生變化。我現在經常提，十三億中國人有權利了解事實的真相，我相信十三億中國人了解事實真相以後，有分辨對錯好壞善惡的能力，我認為為了讓大家了解 真相，社會機制與決策機制的透明很重要，而且媒體的自由也很重要。我覺得一定會發生一些變化，你看溫家寶總理一直在強調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有的人跟我講， 這跟達賴喇嘛不一樣，是一種表演。
問：很多西藏人希望達賴喇嘛半退休，但您堅持全退，有沒有考慮會影響西藏問題的解決？
答：從鄧小平開始，我們接觸已經三十多年，我一直在承擔責任，但沒有任 何實質性的成果。我除了變成一個他們譴責和辱罵的對象外，什麼都沒有。所以全部退下來的話，他們譴責的目標就模糊了。西藏這解不開的迷，我們一再努力，北 京政府似乎閉著眼，自己覺得應該達成它的願望，不理不睬我們真誠的表達。我個人比較擔心的一點是，境內的西藏人希望我回到西藏，有的老年人希望在他們過世 之前能夠見我一眼，另一個在中國內地有很多佛教徒，我昨天見了十幾個，很多流了眼淚，他們說：達賴喇嘛不要忘記我們。境內和國內一些相信我的佛教徒，他們 想見我，但我不能回到境內。之前我沒有提我個人的任何意願，未來我也不會提，不會提什麼前途問題。
問：退休後還會不會繼續跟北京對話？
答：只要是對解決西藏問題有利的，我一定會努力，但怎麼去做，主動權不 在我們，在北京政府，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北京都說是錯的。在最近洛杉磯一個人權的會議上，有一個西藏自由組織的學生問我未來怎麼跟北京打交道去解決西藏 問題，我說我們一直在努力，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結果，我們現在就要向中國的人民、華人、留學生、知識分子去訴說我們的理念，不尋求西藏的獨立， 我們不分裂中國，我們尋求西藏真正的自治，在憲法框架之下，藏族的自治州自治縣，需要公平統一的權力，這就是我們的訴求。在明尼蘇達，我見了大概一百個中 國留學生，互動很好。過去的兩三年之前我也見了很多學生、學者、知識分子，溝通得也很好，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向就是多跟他們接觸。您來過多次，我們的一些想 法，都開誠布公地跟你講，通過亞洲週刊刊登出來，這對跟民眾，尤其是有獨立判斷的民眾溝通有好處。將西藏真正的狀況讓更多中國人知道，這是很重要的。
問：你曾說遇到重大的事情，會跟中央領導人寫信，這次改革有給胡錦濤寫封信嗎？
答：這次沒有寫信。他們一直說我是魔鬼，魔鬼的行程就不必要告訴他們了。七九年我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後來給江澤民也寫過，那個時候還沒說我是魔鬼，那時候魔鬼的角還沒有長出來，零八年的時候魔鬼的角就長出來了。（實習生蘇昕琪整理資料）■
刊載於“亞洲週刊”二十五卷三十期 2011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