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一夫 :
一，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來源
西藏流亡政府成立時的合法性來自於達賴喇嘛作為傳統西藏政教領袖，西藏的國家元首，西藏甘丹頗章政府首領的合法性。傳統西藏是一個特殊的王國，其特殊性在於其政教結合下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它的政府不是一個民選政府。然而正是這一法統，賦予達賴喇嘛作為西藏領袖的合法性，這是西藏甘丹頗章政府的合法性來源。至今為止，沒有人質疑甘丹頗章政府的合法性。中國政府也承認，並在十七條協議中明確地肯定了這一合法性。 1954 年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受到特殊禮遇，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年僅十九歲的達賴喇嘛擔任了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就是這一合法性的證明。
1959 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在藏印邊境附近的隆孜宗得知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受到轟炸，於是宣布成立臨時政府，以向西藏人民、向世人表示，甘丹頗章政府在延續。到達印度以後，4月25日，達賴喇嘛在穆蘇里召集會議，西藏流亡政府開始工作。藏人認為，這就是西藏合法的甘丹頗章政府的延續，是西藏唯一合法的政府。這一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西藏法統的連續性，其證明就是有達賴喇嘛作為領袖。所以，中國政府要一口咬定說，達賴喇嘛是被劫持，是受脅迫而出走的。它到現在還在這麼說，就是企圖否定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它不得不這樣說，因為不這樣的話，它在西藏的所作所為顯然一切都是非法的。
現在，達賴喇嘛政治退休，放棄一切政治權力，以後不再為流亡政府的決策服務，等於在政治上脫離了流亡政府。這就為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來源留下了一個疑議。所以現在中國政府對達賴喇嘛政治退休的反應是說，不存在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流亡政府沒有合法性。
這是達賴喇嘛政治退休以後，西藏流亡政府面對外界無法迴避的合法性挑戰。今天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可以驕傲地向世人宣布，流亡政府是一個民選政府，流亡社會是一個民主社會。流亡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選票。今日之“主權在民”是達賴喇嘛領導流亡藏人半個世紀民主改革的結果。
二， 達賴喇嘛是藏民族達成政治共識的保障。
政治共識，也就是在政治訴求上一條心，一個聲音，是流亡藏人的力量所在。有了政治共識，才使得外部世界無法漠視西藏問題的存在。然而，對於一個流亡社區來說，最難的就是達成流亡者的政治共識。失去家園，缺乏資源，生存的壓力和挫折，再加上外部的逼迫和引誘，流亡者難免沮喪和灰心，偏偏又生活在一個擁有基本政治自由的環境裡，政治上的分歧和對立就自然而然地在內部發生了。四分五裂是政治流亡者群體都無法逃避的宿命。百年來世界上所有流亡群體都是這樣。流亡者談政治上的共識，是一種世界性難題。
然而，流亡藏人卻表現出令世人不能不讚歎的長久而穩定的政治上的一致性。從流亡第一天開始，流亡藏人以及在境內外的藏人，表現出一致的對達賴喇嘛的崇敬、 信任、追隨。我們知道流亡歷史上曾經有過“十三集團”事件，有過和“雄天宗”的衝突，但是這些都是規模很小的分歧，並沒有影響流亡藏人政治上高度一致，而這種一致，無疑是以達賴喇嘛為領袖而形成的。
在流亡社區，國際社會最熟悉的異議者是藏青會。藏青會公開訴求西藏獨立，也公開反對達賴喇嘛的“中道”方針。中國政府為此特別起勁地要把藏青會說成是一個好戰組織，有些人故意大驚小怪地說，藏青會的存在和強大，說明西藏流亡社區要巴勒斯坦化了。我特別注意了藏青會的所言所行，在印度的達蘭薩拉、尼泊爾加德滿都、錫金的甘托克，採訪過從藏青會秘書長到藏青會的失業年輕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藏青會是一個主張暴力的組織，相反，我深為藏青會的流亡者在困難條件下的克制、理性和獻身精神所感動。幾乎所有人都說，只要達賴喇嘛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定是同意達賴喇嘛的所有判斷，也不是說，他們是基於宗教信仰的盲從，而是他們意識到，作為流亡者，政治共識的重要性。
更進一步考察，這種政治上的一致性，流亡早期和後期不同。早期的政治一致性來源於傳統西藏社會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信仰，是和西藏社會的宗教信仰狀態分不開的。而在流亡社會逐漸民主化以後，政治一致性就不單純是一種宗教性的崇拜和信仰，而逐漸轉化為開放信息流通狀態下，鼓勵個人思考，允許政治多元前提下達成的政治共識。信息流通、允許獨立思考、允許個人有自己的判斷和思想並且表達出來，允許和鼓勵政治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題中應有之意。可是，流亡藏人和境內外全體藏人是否能保持政治上的基本一致性，是未來隨著中國政治轉型、藏人重獲民族自決權的過程中，能否避免民眾層面暴力衝突和流血，避免類似印巴分治時期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和殺戮，能否和平達成轉型的至關緊要的條件，而這也是漢藏雙方有識之士最擔心的。
在達賴喇嘛不再參與流亡政府的政治決策以後，流亡社會是否仍然能達成高度的政治共識，將是未來流亡藏人面前的又一挑戰。
達賴喇嘛政治退休的歷史意義
我曾經認為，把西藏甘丹頗章政府以達賴喇嘛為領袖的製度延續下去，同時在政府和社會層面上繼續深化民主化，或許可以在西藏建立起一種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類似於歐洲君主立憲制那樣的體制。歐洲一些國家的現代君主立憲製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王室和國王在維護國家統一、安定人心、維繫社會價值、提升社會道德方面， 起著相當好的作用。比如西班牙七十年代民主轉型期間，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觀察西藏流亡社會，誰都能看到，達賴喇嘛的不可替代性。對於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是否會影響到全體藏人的政治一致性和政治訴求力量，從而影響將來漢藏關係改善轉型過程，這是流亡藏人社區必然會產生的擔心。
但是，達賴喇嘛尊者多年來對這些因素有過長久的思考和斟酌。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不是策略性的權宜之計，不是外界政治氣氛一時之變的應對，而是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這種歷史意義，必須把它放到藏民族近百年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裡來看。
傳統西藏社會是相對封閉而非常穩定的社會，它的政教結合的政府是一種低收入低開支的“小政府”。甘丹頗章政府的官員由僧俗官員組成，而以僧侶為主。這些僧侶都屬於自己的寺廟。終生獨身守戒，而俗人官員都是貴族弟子，他們從政是作為他們的家族從政府得到封地而擁有莊園的回報，當官是沒有薪水的。即使是當官需要的服飾，也是自家出錢置辦。這一傳統體制能長期運行，和藏民族全民信教有關，也和藏民族的最可靠最忠誠的盟友，大自然的盡職盡力有關。大自然幫助他們把外人排斥在青藏高原之外。藏人常說，歷史上，外人來了，又走了，來了總是要走的，就是因為外人很難向青藏高原大量移民並長期居住。 1720年代清王朝向西藏派駐駐藏大臣也是這樣，駐藏衙門只維持幾個官員，幾百衛兵，多了既沒有必要，花費卻很大。於是，傳統西藏政府即使沒有強大的武力，也始終能保持其對內的主權，而把對外防護放心地交給了它的盟友大自然。
可是，這種情況到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人類技術和物質的發展，使得大自然這個盟友在維護西藏的封閉狀態上力不從心了。就像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迫使古老的中國放棄閉關自守，面對西方工業文明一樣，1904年的榮赫鵬入侵，使藏民族的有識之士覺察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機。恰在此之後，長期來和西藏維持友好結盟關係的清王朝，為應付自身千年未有之變局，卻採取了企圖吞併西藏的策略。趙爾豐在康區改土歸流，此後清廷派川軍入藏，聯豫和張蔭棠在衛藏試行新政，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再次流亡。從此漢藏正式分裂。清王朝崩潰後，西藏獲得了喘息的機會，有了“事實上”獨立的四十年。
在這四十年裡，西藏的有識人士已經察覺到，傳統西藏必須改革。和漢民族的維新人士一樣，他們對於變革的認識，也是從器物的層面一點一點地向制度層面深化的。一開始他們也是先要引進西方的先進武器，先進技術。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操練新軍，引進武器，向英國派出第一批四名留學生。達賴喇嘛的得力下屬擦絨主持建造了西藏的第一座鋼橋，要知道這鋼橋是在印度製造以後，用人力翻越喜馬拉雅山背到西藏的。擦絨還主持建造了鑄幣廠，水電站。西藏有了郵電局，電報線。十三世達賴喇嘛還下令成立了西藏政府的外交部門。
這四十年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二十年是開始引進變革時期，而後二十年，特別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的攝政時期，是改革停滯的時期。西藏外交部門解散， 新式學校給解散。在這最關鍵的後二十年裡，閉關自守政策使得西藏失去了在國際舞台上確立自己對外主權的機會。桑東仁波切在他的著作中說，西藏今日的困難處境，其根本原因是我們藏人自己犯下的錯誤，我們失去了太多的寶貴機會，就是指的這十幾二十年的封閉和停滯。那時，西藏的精力太多地浪費在內耗上了。
在這幾十年裡，有不少藏人是看得明白的，特別是一些接觸了外界的年輕人。他們知道藏民族必須改革，他們也在尋找機會。這些人裡，有著名的夏格巴，有宇妥家族和索康家族的貴族青年，有康區的富商邦達倉家族三兄弟，還有早期夢想康人治康，後來成立西藏共產黨的平措汪杰。他們都是藏民族的改革派，只是由於生活的地方和個人的際遇不同，向外部尋求的思想資源不同，從而走上的改革道路也不同。這種情況，同樣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只是稍早一些而已。藏民族遲遲沒有找到改革的方向和道路，解放軍卻要來了。
1951年，大軍壓境，而大自然這個盟友這時候卻說，它已經無法把外人完全阻擋在青藏高原之外了。西藏向外界求助，世界各大國卻由於西藏長期的自我封閉而不予援手。西藏的局面壞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西藏政府和攝政在請示神諭之後把政治權力交到了年僅十六歲的達賴喇嘛手裡。這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還沒有絲毫政治經驗。他僅有的就是從小接受的佛教教育，信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相信因果，強調動機，從佛教的“無常”哲理出發，相信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
閱讀達賴喇嘛的著作和西方人在接觸達賴喇嘛後寫的書籍裡，給外界印像很深的是，達賴喇嘛強調“無常”的哲理，經常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不管是好是壞。這是尊者信奉的哲學。這不是一種消極的宿命論，而是一種積極的、相信良好的動機總有一天會得到正面結果的積極的哲學。從親政第一天開始，達賴喇嘛就是一個改革派。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初，達賴喇嘛就指出，“未來不能再延續西藏以往的狀況，對過去的一切都要做出改造。”
達賴喇嘛的改革哲學，不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朝夕相處的鬥爭哲學。中國人熟悉的變革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達賴喇嘛建立在佛教哲理上的改革哲學，是訴諸於改革對象自身的改革潛力，促使要改革的事務自身吐故納新，揚棄舊的過時的部分，採納和發揚新的更有生命力的部分。流亡政府的民主化進程就是這 樣。
傳統西藏社會雖然需要改革，但是並非全盤否定。舊西藏的生活方式中也有民主的元素，舊西藏民間也有個人權益、眾生平等等概念。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西藏的國民大會就具備了相當於西方代議制那樣的民主形式。藏民族本身俱有採納先進民主制度的潛力。所以，改革並非完全打破傳統，包括政教結合的傳統，而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得到提高。達賴喇嘛在1959年12月第一次舉行大法會上指出：西藏要不同於以往地成為一個政教結合的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佈了憲法草案討論稿；1963年3月10日，達賴喇嘛公佈了《西藏民主憲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議會通過決議，收回舊西藏時期原有的所有封爵，制定了議會工作章程；1966年5月設立了獨立的議會機構，從此開始了民主政府的運作。人民議會於1974年12月公佈了議會選舉章程。在選舉章程和規則方面，流亡藏人經歷了很多磨練，內部曾經發生種種紛爭，但是最終在達賴喇嘛尊者的引導和乾預下達成共識。
1990年，噶廈召開了歷史性的特別擴大會議，達賴喇嘛對製定流亡憲章，議會的變革，獨立司法和首席噶倫等問題作出了指示。他指示，流亡政府將來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有人民自己擔負起責任”。 1991年6月，達賴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憲章。以後用了10年時間完善流亡政府的結構和換屆產生方式。 2001年首席噶倫改選，西藏歷史上第一次通過人民直選產生了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這一次，藏人仍然是選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僧人。
10年後，2011年，首席噶倫再次換屆改選，選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長，在大吉嶺的流亡藏人學校開蒙，在哈佛大學深造的法學博士洛桑森格先生。這一交接班，生動地體現了半個世紀流亡生活中自由的魅力，顯示了達賴喇嘛帶領流亡藏人在教育後代，改革政治和社會方面獲得的成就。
就在這個時候，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他要把政治權力交給新一代藏人。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最高上師，全體藏人崇敬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幾十年來一直在呼籲，在繼承政教結合政府的基礎上，藏人要政治民主化，社會世俗化。他號召要將佛法傳入社區。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是藏民族在政治上從政教結合走向政教分離的重要一步。從此以後，西藏的政治開明和進步，社會的穩定吉祥，就不是依賴於某個個人或領袖，也不是依靠一些寺廟和僧侶，而是依靠全體藏人，依靠他們自身來維持民主制度的運作。
這就是達賴喇嘛政治退休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