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飛龍 :
與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相比，眼下的中共決策層隨著大方向的“左”轉，民族政策也開始倒退到文革時期那一套，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手段，甚至超出了毛澤東時代
今年以來，中共當局在全國嚴防“茉莉花革命”的大政方針之下，四川阿霸地區的格爾登寺的形势不斷惡化，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觀注。三，格爾登寺一年輕喇嘛自焚。法廣報導：4月22日，格爾登寺遭到中國當局的嚴酷鎮壓，兩名藏人被軍警毒打致死，三百多名藏僧被警方抓走，不知被秘密關押何處。中共當局為徹底掌空寺院，準備限制格爾登寺的僧侶人數，要把2 5 0 0多名僧侶壓縮至4 0 0來人，令2 0 0 0多名僧侶無處安身。西藏流亡政府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次仁娜姆對法廣說：“我們已經確認，中共當局準備從今年年底開始對格爾登寺進行接管。”這是自2 0 0 8年3月西藏拉薩“3 ‧1 4”事件後，中共政權在藏區進行的最為嚴重的鎮壓。
格爾登寺曾幫助過中央紅軍
阿霸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省的第二大藏區，也是國內羌族的主要聚居區。“阿霸”本身就是藏語，是從西藏阿里地區移民過來的自稱“阿里瓦”的音譯，以後被漢譯為“阿霸”。這里人口剛及9 0萬，藏族佔5 4. 5%，羌族佔18 . 4%,回族佔3 . 3%,漢族佔2 3 . 6%,其他民族佔0 . 2%。藏民主要信奉藏傳佛教的紅教、黃教、和花教，這三個教派本身素有衝突，多年來和睦相處。格爾登寺是此地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是公元1 4 1 2年宗喀巴大師的心傳弟子絨青‧更登堅參在阿霸縣絨安鄉創建的，距今已經有6 0 0年歷史，現有僧侶近2 5 0 0之眾，是阿霸地區影響深遠，教民眾多的格魯派大寺。“文革”期間，這座寺院曾作為“四舊”被拆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執政期間，才得以重新修復。
中共長征的歷史，回避不了阿霸和格爾登寺。阿霸州是當年紅軍長征經過的“雪山草地”，中央紅軍曾三次進出阿霸，在此地駐留轉戰1 6個月之久。在格爾登寺，中共中央在此曾召開過五次政治局會議。1 9 3 5年9月，中共紅四方面軍長征抵達阿霸，就駐紮在這裡，並在此召開了著名的被中共當史稱為張國濤搞分裂的“阿霸會議”，通過了《阿霸會議決議》決議指責毛澤東是“右傾逃跑路線，堅持張國濤的南下政策。此外，紅軍還在這裡建立了少數民族最早的革命政權之一 ———- “格勒德沙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為支援紅軍，格爾登寺的僧侶捐出了自己的糌粑、酥油，各族人民主要是藏羌人民用牦牛和青稞支援紅軍，還有不少貧苦青年告別家鄉，參加了紅軍。中共建政之後，阿霸州有九個縣和1 4個鄉鎮被命名為革命老根據地。
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上曾經幫助過中央紅軍，於紅色政權有著密切淵源的格爾登寺，怎麼會轉而成為今日胡景濤政權的死敵，並一而再、再而三成為中共當局鎮壓、整肅的對象呢？2 0 0 8年3月，在拉薩“3‧1 4”事件發生時，中國警方就宣稱曾在格爾登寺查獲大量搶支彈藥和分裂國家的宣傳品，並指責該寺的一些不法僧人進行了打砸搶暴力犯罪活動。兩年後的今天，中共又以建設“和諧寺觀教堂”為藉口，要徹底整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格爾登寺。
趙紫陽為阿霸“新叛”平過反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剛出版的《趙紫陽在四川》一書，內中一章《一個民族幹部心中的趙紫陽》作者採訪了原四川省政協副主席、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政協主席、自治區副主席楊嶺多吉(1931- )。楊是四川巴塘人，在趙紫陽主政四川時，曾任中共阿霸藏族自治州委第一書記、阿霸藏族自治州革委會主任、四川省副省長。楊嶺多吉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阿霸有兩派武鬥，源於兩派在念經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論和衝突。當時支左部隊支持一派，壓制一派，竟用機搶向另一派掃射。按老百姓的說法是當場打死了6 1人，後來確定打死了4 5個人，打傷的就更多了。這一事件向上級回報後，因為死的人太多，無法交賬，就被定性為“叛亂”，經過層層商報，居然的到中央批准為“新叛”，與五九年“老叛”加以區別，實行平反。
到了19 7 6年初，楊嶺多吉在阿霸州上任，他到馬爾康、理縣、汶川、黑水、松潘等地了解民情，一路問老百姓“你家裡有多少人？是什麼人？”他們的回答，不是說自己哥哥叛亂，就說自己父親或者舅舅叛亂了，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說自己家裡面有叛亂分子。楊嶺多吉這才第一次發現阿霸怎麼到處都是叛亂分子，怎麼得了啊？以後革命和建設誰來搞？他此時開始思考，也只能思考，不敢說。到了1 9 7 7年仍然是看在眼哩，想在心裡，仍舊不敢說。直到1 9 7 8年10月，四川省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趙紫陽點名楊嶺多吉第一個發言，他提出了“新叛”應該平反，質問“為什麼內地武鬥就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成了叛亂？”趙紫陽這才瞭解了阿霸有“新叛”問題，當場支持楊嶺多吉的平反意見。1979年1 0月2 8日，中共四川省委召開了民族工作會，楊嶺多吉在阿霸小組會上提出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是錯誤的。趙紫陽在大會的總結報告裡有一段話，支持楊嶺多吉“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是錯誤理論”的提法，趙紫陽同時做了補充，提出了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直接給了政策。
1 9 8 0年趙紫陽調到中央之後，繼續和胡耀邦一起改變“動輒整人的執政方式”，對達賴喇嘛中央有五條針對性的政策，楊嶺多吉說：“那是爭取達賴回歸，而不是不要他，當時談得具體，回歸時間都確定了，關係非常緩和，藏區也比較平靜。”
被製造出來的“分裂”與“叛亂”
今天中國的現狀已經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官民對立、司法不彰。社會問題、民族問題都成為病入膏肓、無法解決的頑症。在漢文化為主流的地區，每年漢族人上訪鬧事的，都有幾十萬起，大的突發事件，就被官方媒體稱為“群體性事件”，而作為少數民族，他們所面臨的窘境遠遠超出漢族兄弟，但稍一不滿，略有表示，立刻就會被扣上“與境外分裂分子相勾結”、“分裂”、“叛亂”的大帽子，再遭嚴酷懲治。2 0 0 8年“3‧1 4”以來，國內民族矛盾凸顯，國內媒體動輒就以“藏獨”、“疆獨”來欺騙和嚇唬國內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歸根結底，這些事件的根源還是由於中共當局秉承文革時期“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政治流毒製造出來的，把很多本應是普通的社會問題、治安問題以及人民正當的維權與訴求問題，誇大其詞，無限上綱，人為昇級為暴亂和叛亂問題，擴大打擊面。擴大化以後的直接惡果，就是毒化了種族關係，加深了族群矛盾，讓很多本應在法律框架內，調和解決的時段，上昇為你死我活、無法化解的“分裂”與“反分裂”的政治鬥爭！
今天如果有人像楊嶺多吉一樣去做調查，就會驚愕地發現，近年來所發生的那麼多駭人聽聞的“藏獨”、“叛亂”、“分裂”，其中有很多是無中生有、相比虛構的政治事件，是中共黨內高層中有一幫子吃“反分裂飯”的投機分子，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而生拼硬造出來的。
格爾登寺真有僧侶“反叛”嗎？
自古以來，封建統治者對待少數民族就是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但時至今天，在中共經濟與政治雙管併發的強勢高壓下，不要說是格爾登寺的僧侶了，就連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都早已放棄“西藏獨立”、而轉向“高度自治”的中間政策了。可是中共當局已就不依不饒，自2 0 0 8年“3‧1 4”事件後，官方規定藏區的喇嘛如果想繼續留在寺院裡念經朝佛，除經過審核外，還要一個個做錄像資料，要求先罵達賴，再表示效忠政府，從人格上、精神上把你徹底擊垮，不留一點尊嚴，還有什麼宗教自由可言？像這次格爾登寺事件，就是以“加強和諧寺院管理”為藉口，開始大肆抓捕格爾登寺僧侶。難道說這個層幫助過中央紅軍、誠心向佛的寺院歷史，今天竟要全部改觀嗎？這種彷傚上個世紀初孫中山宣示效忠、按手印才能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幫會方式，居然在現代中國一在被移植。今年初為防範在國內發生“茉莉花革命”，中國軍隊一級戰備，營以上的幹部都要寫保證書，保證堅決聽黨的話、一切行動聽中央軍委主席的指揮。這是八九“六四”之後民主進程又一次大倒退的標幟。
1 9 8 9年胡景濤在拉薩平叛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曾發出3 3號文件《關於四川藏區反分裂的通知》言之鑿鑿地說藏區要叛亂。時任中共阿霸藏族自治州委第一書記的楊嶺多吉特地到阿霸各地實地考察，到下面一看，哪裡有分裂？哪裡有叛亂？他專門在兩個不同寺廟裡睡了兩個晚上，安靜得很！僧眾沒有一點要叛亂的情緒。怎麼會有叛亂？為時麼要叛亂？他把自己的看法一直反映到中央，幸好8 9年的省委書記楊汝岱發揚民主，採納了他的彙報意見，四川藏區才沒有出大問題。楊嶺多吉認為，如果這兩年上面也能採納他的意見的話，也是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跟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會好得很了。
不幸的是，這兩年民族矛盾卻不不昇級，恐怕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再把人心凝聚起來了。楊嶺多吉哀嘆：十年二十年都未必修復的好。
民族關係修復得最好的時期是胡耀邦時代
1 9 8 7年鄧小平授意的把胡耀邦拉下台的生活會，對胡的清算重要錯誤之一是軟弱的民族政策，導致西藏、新疆動亂。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攻擊和陷害。
盛平主編的《胡耀邦思想年譜》，採用的都是人民日報、新華社及國內報刊對胡耀邦公開活動的報導，裡面有大量的關於如何處理民族問題講話，都是以寬容與和解的新思維、新政策來糾正以前中共當局“極左”政策的錯誤，這也使得八士年代初期藏漢關係和維漢關係很快得以修復，達到了中共建國以來的最好時期。然而，隨著胡錦濤執行的1 9 8 9年的拉薩平叛，藏漢關係又轉向惡化、民族矛盾日漸突出。
十六大召開之前，在武警部隊任副政委，有武警中將警銜的劉源向軍委主席江澤民提出想去西藏擔任書記，他有從文化入手建設和發展西藏全盤的打算，江澤民同意了，但是十六大遭到總書記胡錦濤的阻擾。劉源只好轉入軍隊發展，調到總後擔任副政委。
一個多世紀前，滿清王朝還懂得“懷柔綏遠”，以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信仰與制度賴換得和睦共處。時至今日，胡錦濤除了以救世主和統治者的身份面對少數民族，再加以謊言與暴力之外，以別無招數了。這也正是二十年多間，經濟迅猛發展，民族矛盾卻加深凸顯，雖竭力倡導和諧社會，社會顯示卻成為辛辣反諷的根本原因。這不能不說是策劃者的重大失敗。
趙紫陽與胡耀邦一樣，主政時期，都是要糾正對少數民族的錯誤政策，要真正實行民族自治。1 9 7 8年，趙紫陽親自到阿霸視察，了解情況。1 9 7 9 年，又派省裡三家政法部門到阿霸州做調查，省裡的調查報告證明當年平“新叛”，定了“叛亂分子三萬人”，而當時阿霸州一共才有五個縣，總共也就十五萬人，居然佔了三分之一，可見打擊面大到何等程度。1 9 9 4年、1 9 9 7年、2 0 0 0年趙紫陽三次回四川，前兩次曾與楊嶺多吉見面，還在講：“你提的兩個觀點我的印象最深，第一是你批判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鬥爭問題’，第二個就是你說的‘為什麼內地武鬥就是造反，民族地區武鬥就成了叛亂’。這讓楊嶺多吉特別感動，覺得趙紫陽實在很了不起。
趙紫陽主政四川時的很多政策，後來都成為他領導全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他的領導方法很高明，表現的方面也很多，楊嶺多吉回憶紫陽多次跟他講，對於民族的管理關鍵是要放寬政策、放權，應該讓民族幹部有實權，重視培養民族幹部。趙紫陽和胡耀邦兩人在這方面是一致的。他們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民族關係最寬容、最和解、也最融洽的時代。
中共現在時興吃“反分裂飯”
與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相比，眼下的中共決策層隨著大方向的“左”轉，民族政策也開始倒退到文革時期那一套，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手段，甚至超出了毛澤東時代。為了投其所好，迎合上層意願，黨內出現了一幫子吃“反分裂飯”的高層官員。縱攬中共黨內六十年來的是非風雲，在民族問題上，誰強硬，誰得分；誰軟弱，誰下台。強硬就是政治可靠，立場堅定；溫和就是立場軟弱，為敵張目。胡耀邦軟，胡耀邦下；趙紫陽軟，趙紫陽下。在“反分裂”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是容不得任何異見從中置喙的。正如民間所流傳的，1 9 8 9年拉薩戒嚴期間，鄧小平從電視上看到頭戴鋼盔、手提自動衝鋒槍的胡錦濤在拉薩街頭指揮，先問“他是誰？”再說“把江山交給這樣的人放心！”
胡錦濤主政八年，中共黨內掌控民族政策的官員，一码全是強硬派，而且強硬就是政治資本，就能獲得晉級榮昇。胡錦濤就公開許諾要給支邊的幹部以特殊的優惠政策。那些曾任西藏的封疆大吏或在西藏任過職的高官如陳奎元、郭金龍、胡春華，一個個均平步青雲，佔據要津；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杜青林，2 0 0 7年8月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期間，開了三次會議分析藏區形势，提出“三最”：全國藏區分裂問題上隱蔽活動最嚴重、公開破壞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幾個月後，十七大便獲得高昇。那個詛咒達賴喇嘛是“披著羊皮的狼，人面獸心的惡魔”的西藏自治區第一書記張慶黎，據說還是十八大政治局委員的熱門人選。還有原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曾亦步亦取締模仿習近平吃則係方式“吃飽撐的”、怒罵美國駐印度大使會見達賴喇嘛也是“吃飽撐的！”去年就到退休年齡，結果又上了一層樓，擢昇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任黨組書記了。
強硬除了能撈取政治資本外，隨之攫取的就是巨大的經濟利益。人稱“新疆王”的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入主新疆2 0年，掌控了新疆大部分經濟實體，給王氏家族帶來了無計其數的巨大財富。新疆有句民諺：“你要買塊磚都得買山東燒的，”證明王樂泉把新疆經濟發展的巨大利益都給了自己家族。
“七五事件”的真相背景，是中央當時決定要把王樂泉調回北京，接替陳奎元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一職，而且連辦公室都給他準備好了，王樂泉怎麼能捨得“新疆王”的寶座呢！便一不做二不休，親自導演了一出震駭全球的新疆騷亂，把一場原本是維漢民間械鬥仇恨的暴力衝突，任由其蔓延擴大，生生地人為製造出“外國及外部勢力縱容和支持‘三股勢力’，”“由‘東突’和世維會熱比婭指揮的‘叛亂’事件”。竟然還成為中共中央的政治定論，可悲乎！可惡乎！
這場正枝騙局和當年袁世凱不願意南下南京做總統、策劃兵變的老把戲玩得一模一樣。王樂泉比袁世凱更卑劣的，是眼睜睜讓上千無辜的百姓遭到殘殺與傷害。結果弄巧成拙，在一片“王樂泉下台”的呼聲中，恢溜溜地還是退守到北京。今年四月，國內媒體盛贊王的接班人張春賢在新疆主政有方，說張春賢到新疆一年時間，每三天就會出台一個惠民政策。這則報導不知道是在誇獎張春賢，還是在惡心王樂泉？反過來解讀，三天一個惠民政策，一年就是一百多個，在王樂泉強硬高壓統治的二十年間，政府虧欠新疆人民的，該是多大一筆債呀？
像王樂泉這樣，不惜把事關國家利益和民族安危的大局玩弄於個人股掌之上，“反分裂”居然成為昇官發財的政治道具的中共高官大有人在。阿霸格爾登寺的現狀，正在製造出新的民族裂痕與傷痛。這是中共決策層強硬民族路線主導之下的罪惡，是讓人痛心疾首的民族悲劇。
摘自《明鏡月刊》2011年6月號【中國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