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發布
2004年2月25日
美國承認西藏自治區和其他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和藏族自治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國務院在報告中使用這些名稱。保護和發展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語言傳統以及保護西藏人民基本人權的情況，繼續令人關注。
尊重人格
中國政府在中國藏族地區的人權記錄仍然很差，盡管繼續有一些積極的動向。政府允許達賴喇嘛的代表再次訪問中國，並在某種程度上放寬了對新聞記者和外國官員前往西藏的限製。政府控製所有藏族地區的信息，並且嚴格控製外人前往西藏自治區，因此很難準確斷定那裡踐踏人權的程度。當局繼續嚴重侵犯人權，包括對和平表達政治和宗教觀點的藏人不經正當法律程序處以死刑、施行酷刑、任意逮捕、不經公開審判而羈押和長期監禁。1989年以來，至少有41名藏族政治囚犯因在押期間受到極度虐待而死亡；其中至少20名囚犯曾被監禁在拉薩西藏自治區監獄(又稱扎布奇監獄)。盡管對西藏普通教徒的壓製與前些年相比有所減輕，但總體而言，對西藏宗教自由的壓製依然嚴重。一般來說，西藏自治區以外藏族地區受到的限製要少一些。被指控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在這一年當中不斷受到騷擾。據報告，一些被控從事政治活動的尼姑和僧侶遭到監禁和虐待。在敏感的紀念日和節日期間，有些地區進一步加強了保安措施，有些活動，包括慶祝某些宗教節日的活動，因被視為表達不同政見的手段而遭到壓製。有報告說，在一些藏族地區，發生了小規模的政治抗議活動。
1月26日，藏人洛讓鄧珠(Lobsang Dondrup)因被指控參與2002年在四川省發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而遭到處決。受到同樣指控的佛師丹增德勒(Tenzin Deleg)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他們兩人的審判被以”國家機密”為由不予公開，他們也未能享有正當司法程序，包括沒有得到充分的律師代表。洛讓鄧珠在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他的上訴的當天就被處以死刑，而國家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像對外國官員所承諾的那樣複審此案，這些引起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3月份，有報告說，兩名藏人因向外國人提供導致洛讓鄧珠和丹增德勒被判死刑的四川省2002年爆炸案的調查情況而被捕。據報告，與丹增德勒一起被捕的四個人於4月獲釋。據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另有二人，次仁鄧珠(Tsering Dondrub)和扎西彭措(Tashi Phuntsog)7月獲釋，但有關官員否認曾經放人。年底時，他們仍然下落不明。
1月，僧侶格桑頓珠(Kalsang Dondrub)和阿旺頓珠(Ngawang Dondrub)因進行非暴力政治活動被冠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在青海省被判刑。
據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Tibet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報告，4月11日，甘肅省甘南州扎西奇拉卜楞寺(Labrang Tashikyil Monastery)的兩名僧侶貢覺曲培(Kunchok Choephel Labrang)和晉美江珠(JigmeJamtruk)因持有刊載達賴喇嘛講話的小冊子而被捕。據報告，晉美江珠在被扣押13天後交保釋放；截至年底，貢覺曲培仍然下落不明。6月27日，拉薩政協委員益西嘉措(Yeshi Gyatso)和西藏大學學生達瓦扎西(Dawa Tashi)被以”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違反憲法”的指控逮捕。政府官員說，達瓦扎西”作了坦白交代”，因而獲釋。益西嘉措被判處6年徒刑，但11月在惡劣的健康狀況下獲釋。
8月，政府宣布，1980年代因參加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一個藏獨組織而被監禁在西藏自治區監獄的兩名僧侶強培祥確(Jamphel Jangchub)和阿旺韋澤(Ngawang Oezer)分別獲三年和兩年減刑。
8月29日，五名僧侶和一位未知姓名的平民畫師因被指控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而分別被判處1至12年徒刑，他們的”分離”活動包括畫藏旗、擁有達賴喇嘛的肖像和散發呼吁西藏獨立的材料。這五名僧侶都來自四川省阿壩州康瑪寺(Khangmar Monastery)，他們是索巴(Zoepa)、措平(Tsogphel)、夏饒達杰(夏達)Sherab Dargye(Sherdar)、韋澤(Oezer)和明秋(Migyur)。
10月2日，尼措寺(Nyatso)僧侶尼瑪扎巴(Nyima Dragpa)在被押期間去世，據說是遭毒打受傷而死。
年底時仍有很多政治犯在押，包括因政治罪服長期徒刑的藏族尼姑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因領導抗議活動於1999年被捕的四川省甘孜縣佛師索南彭措(Sonam Phuntsog)、在2002年被判”從事間諜活動和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拉薩孤兒院主辦人晉美丹增(Jigme Tenzin)和尼瑪曲忠(Nyima Choedron)、以及2002年10月在四川省甘孜市被關押的與海外佛教徒贊助的達賴喇嘛長壽儀式有關的大約10人。另有兩名尼姑強久卓瑪(Jangchub Drolma)和確珠卓瑪(Chogdrub Drolma)年底時仍去向不明。先前，曾有消息證實她們被監禁在扎布奇監獄。
因透露挑選斑禪喇嘛消息被監禁6年半之久的恰扎活佛(Chadrel Rinpoche)於2002年1月被釋放。據報告，他仍被軟禁在拉薩附近。
由於沒有單獨同囚犯接觸或探訪監獄的機會，因此難以確定藏族政治犯的確切人數和評估他們遭受虐待的廣度和程度。據西藏信息網(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估計，大約有150名藏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其中75%是僧侶和尼姑。大約有60名政治犯是由於現已被廢止的反革命罪而在拉薩西藏自治區監獄服刑。西藏信息網的分析表明，大多數藏族政治犯被囚禁在拉薩和川西地區的監獄裡。雖然西藏自治區內的政治囚犯人數在1996年的最高峰以後有所下降，但從1999年以來，四川省某些地區，特別是在甘孜自治州，政治囚犯人數上增。
有可信的報告說，囚犯繼續受到虐待。例如，據報告，5月從尼泊爾遣返回中國的藏人遭到酷刑，包括電擊、挨凍和毒打，並被強製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他們的家屬也被要挾要為親人獲釋而行賄。囚犯定期參加”政治調查”會，如被認為對國家不忠，就會受到懲處。西藏自治區監獄中不悔過的政治犯被關入”禁閉間”半年至一年，為的是”使他們低頭”。
與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被拘押或監禁的藏人享有的法律保障既不健全，也沒有得到充份落實。多數法官只有極少或完全沒有法律專業背景。當局正在通過提供更多的法律教育機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稱，自2001年西藏第一所法律服務中心開辦以來，已有149起案件——包括101起刑事案——的涉案人，從該中心得到法律幫助。但是，對多數被指控犯政治罪的被告，審判草率，而且，若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問題，則審判不予公開。按照中國法律，”危害國家安全”和”分裂國家”這樣的罪行每條罪狀最長可判15年徒刑，總刑期最長不超過20年。這類案件主要涉及被認為是支持西藏獨立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即使是非暴力的，也可被定為非法，並且被判重刑。
計劃生育政策允許藏人，如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比漢人生育更多的子女。城市藏族居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一般可生兩胎。政策鼓勵農村地區的藏人限生三胎，但並不作硬性規定。上述規定並未得到嚴格執行。
政府對外國人前往西藏自治區實施管理，要求旅行者必須購買政府指定的旅行社旅所安排的旅行路線才可入藏，而進入自治區內的某些地區還需事先獲得許可。官方訪問受到嚴密監視，代表團成員極少有機會在未經地方當局事先同意的情況下與當地人會晤。外國人和外國非政府組織人員的旅行受到嚴密監視，不過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說，對他們的旅行限製比前些年有所減少。
一些藏人仍然報告說，他們難以得到護照，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在敏感的紀念日和活動期間，政府對藏人的行動也實行限製，並加強對邊境地區的控製。有報告說，從尼泊爾返回西藏的人，特別是僧侶，受到任意拘押。拘押時間一般長達數月，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沒有提出正式指控。
5月31日，中國政府成功地迫使尼泊爾政府將包括幾名少年在內的18名藏人遣返中國，這些藏人顯然是希望通過尼泊爾前往印度。與正規做法相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駐加德滿都辦事處此次未被允許會見這些藏人。這18名藏人被強迫上了汽車，送回中國境內。他們返回中國後，先被拘押在一個邊防站，後又被關押在日喀則的一所監獄裡。據非政府組織報告，其中多達七人至少被關押到11月。據報告，他們在押期間遭受酷刑，其中僧侶遭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毒打。多數人還受到行賄要挾。中國官員說，有14人在被遣返中國後不久即獲得釋放。有關官員說，有二人留在邊防站接受治療，另有二人涉嫌有犯罪行為被拘押了一段時間，但沒有對任何人提出刑事起訴，官員並且說，到年底時，所有人已全部釋放。據非政府組織的報告，年底時，約有400至500名在邊境交界處被捕的藏人被拘押在設於日喀則的”西藏新收容所”監獄。
據報告，在一些監獄、拘留所、勞教所和使用囚犯的工地有強迫勞動現象。按照中國法律，可要求犯人每天勞動長達12小時，每兩個星期休息一天。但是，這些規定往往沒有得到執行。在很多場所，囚犯若完成或超額完成勞動定額，可以得到一些報酬或獲得減刑。有報告說，在拉薩西藏自治區監獄，男囚犯在菜地或工廠勞動。女囚犯打掃廁所，也參加縫紉、清潔、紡織和分揀用來編織地毯和羊毛衫的羊毛。
宗教自由
在西藏自治區，對宗教的總體壓製程度仍然嚴重，盡管對普通信徒的壓製比前幾年有所放松。政府繼續對很多寺院和僧尼實行嚴格控製。盡管當局允許在西藏進行某些傳統的宗教活動和以公開的方式表達信仰，但對被他們認為是表達不同政見的活動實行立即和強力的壓製，例如，被視作宣揚西藏獨立或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中國政府稱其為”分裂主義”)的宗教活動。在西藏自治區和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區，每當達賴喇嘛的生日或敏感的紀念日和節慶時期，都加強保安措施。在西藏以外很多地區，藏傳佛教徒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受到較少的限製。
西藏以外藏族地區的大多數寺院住持和僧侶報告說，比起西藏自治區的僧徒來，他們無論在宗教敬拜、宗教培訓、還是在管理寺院事務方面都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各種限製仍然存在。有報告說，有些在國外與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有過接觸的僧侶，被阻止返回原先所在的寺院。
在2002年及在本報告年度，中國政府都邀請達賴喇嘛的特使訪問西藏和中國的其他地區。2002年9月，分別擔任達賴喇嘛駐美國和歐洲的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加贊(Kelsang Gyaltsen)前往北京、拉薩和其他城市訪問，並會見了一些政府官員。這是自1993年以來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觸。2003年6月，他們再度前往中國會見了中國官員，並訪問了上海、北京和雲南省的藏族地區。此外，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於2002年7月前去訪問，這是他1959年離開西藏後首度返回家鄉。中國政府聲言，對話和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條件是達賴喇嘛公開宣布西藏地區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月，在達賴喇嘛訪問美國期間，政府又恢複了老一套做法，嚴厲指責它所認為的達賴喇嘛的政治活動及其對流亡政府的領導作用。
政府官員表示，擁有或展示達賴喇嘛的肖像不屬於非法，但是主要寺院並沒有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的肖像。人們無法在西藏自治區公開買到達賴喇嘛的肖像。過去，曾有人因擁有達賴喇嘛的肖像而被捕；因此，西藏的藏人在展示達賴喇嘛肖像方面極其謹慎。外交觀察人士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區看到過很多公開展示的藏族宗教人物的肖像，其中包括達賴喇嘛的肖像。但是，8月間，發生了一起身份不明人士將受禁的藏族獨立旗幟懸掛在廣播發射塔上的事件，此後數月，在四川省兩個縣的城區，民間展示的達賴喇嘛肖像遭到沒收。
自1990年代初以來，平均每年有2500名藏人為逃脫西藏的境況而進入尼泊爾尋求避難。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報告，本年度前往該公署駐尼泊爾辦事處登記的藏人有2248名，其中1815人的情況被確定為”令人關注”，並得到了基本援助；其余433人前往印度，因而不由難民公署登記或辦理手續。9月，西藏自治區公安局官員對一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說，每年有1000名西藏居民獲得護照，每年出國的居民達2000至3000人次。但是，有些藏人，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藏人，繼續報告很難申請到護照。一方面由於申請護照困難，另一方面由於很多藏族中國公民難以獲得印度的入境簽證，所以藏人為宗教目的前往印度相當困難。但有很多藏人，包括僧尼在內，經第三國前往印度，並在短暫停留後返回中國。返回西藏的流亡者不得不避免談及敏感的政治問題。
中國官員稱西藏自治區有46380名佛教僧尼和1787座寺院、廟宇和宗教場所。政府官員自1996年以來幾乎一直使用同樣的數字，然而，由於90年代中期的”愛國教育”運動以及很多僧尼因拒不譴責達賴喇嘛或被認為”政治不合格”而被逐出寺廟，很多地方的僧尼人數實際上比過去減少。這些數字僅包括僧尼人數受到嚴格控製的西藏自治區；據有根據的估計，有15萬以上的僧尼居住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地區。
政府繼續監督主要寺院的日常事務。政府並不為寺院的日常事務提供經費，但卻通過民主管理委員會和地方宗教事務局掌控寺院管理。有關條例將很多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的領導權限由”愛國、虔誠”的僧尼掌控，並規定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在某些寺院，政府官員任委員會委員。
近年來，在一些大型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不將出售入門券所得及朝佛敬香者的捐獻用於資助進行全日製宗教學習的僧侶。其結果是，部分原先得到完全資助的”佛學僧侶”現在必須從事創收活動。有些專家擔心，這將使未來能擔任合格佛學教師的僧侶人數減少。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地區宗教教育質量的下降繼續是令人關注的焦點。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的高級宗師從質量到人數均不足；很多教師流亡在外，年長教師無人替代，而那些在西藏以外藏族地區的教師很難獲準到西藏自治區任教。
此外，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在西藏自治區，政府繼續阻止寺院的增加，政府稱增加寺院會耗費地方資源並被西藏流亡人士用作政治滲透的渠道。
政府聲稱，對各大寺院的僧侶人數未加限製，每座寺院能容納多少僧侶由本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員會自行決定。但是，很多寺院的管理委員會受政府控製，實際上，政府對很多主要寺院，尤其是西藏自治區寺院的人數嚴加限製。政府有權否決任何人的出家入寺申請；不過對這些限製的實施程度不一。在某些地區，18歲前進住寺院屬於違規，但仍有一些男童在11歲就進住寺院。
政府官員說，1996年開始的”愛國教育”運動在本報告期前已告結束。但有關官員承認，對僧尼的強製性政治教育或”愛國教育”仍在宗教場所繼續定期進行。這類學習班的目的在於加強對政府規章製度的遵守，恐嚇或清除不接受黨的指示、繼續擁護達賴喇嘛的僧尼。僧尼們常被要求簽署表示愛國的聲明﹕同意擯棄西藏獨立，不接受被達賴喇嘛認可的男童根敦確吉尼瑪(Gundun Choekyi Nyima)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拒絕並譴責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保證不收聽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或自由亞洲(Radio Free Asia)電台的廣播。在愛國教育運動期間，一些不服從的僧尼被逐出宗教場所；還有一些僧尼因不願譴責達賴喇嘛而寧願離開寺院。政府對佛教教職人員和寺院的這些控製導致反政府情緒繼續高漲。
據報導，5月27日，有關當局拘押、隨後釋放了僧侶(扎彭)丹真(Tamding)、拜增(Palzin)和項堆(Shongdu)及平民司機俄珠(Ngodup)，理由是，他們參加了2002年12月舉行的針對拆除四川省甘孜自治州色達佛學院(Serthar Buddhist Study Institute；又稱喇榮噶爾佛法修習營，Larung Garmonasticen campment)建築的抗議活動。當局自2001年拆除該佛學院的建築並驅逐數千名僧尼以來，繼續對這一佛法修習營實施嚴格的控製。當局只允許大約1000名僧侶和尼姑留在佛學院，嚴格限製漢族修習者的人數，不準對該設施進行進一步的建設和維修。政府聲稱，縮小中國這所僧尼人數最為集中的設施的規模是出於健康和衛生原因。外國觀察人士認為，政府之所以針對這所學院采取行動，是由於它的規模和它富有感召力的創始人堪布晉美彭措(Khenpo Jigme Phungtsog)的影響力。
大多數藏人在一定程度上信仰佛教。很多藏族政府官員和共產黨員也不例外。僅在西藏自治區就有大約615名藏族佛教人士擔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地方委員會委員。但政府繼續要求共產黨員和政府高級官員必須堅持黨的無神論。政府干部的例行政治培訓繼續宣傳無神論。有關當局還繼續通過政治學習和開除公職的威脅來對政府公職人員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表態效忠國家，不從事可被視為公開或暗中支持達賴喇嘛的活動。據報告，政府工作人員還受到不要把子女送到印度學習的壓力。
在宗教事務局的工作人員中，非藏人佔很大比例，而且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共產黨員。
7月6日，藏人被禁止大事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但是，默朗木節(Monlam)、薩嘎達瓦節(Sagadawa)和哲蚌寺雪頓節(Drepung Shodon)等主要宗教節日的慶祝活動在較為開放的氣氛中進行，在場的安全人員也有所減少。
9月，2002年被拘押的噶瑪巴喇嘛的兩名侍僧被釋放。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領袖、藏傳佛教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噶瑪巴烏金赤列多杰(Urgyen Trinley Dorje)於1999年12月秘密離開西藏前往印度。噶瑪巴喇嘛在幾次公開聲明中說，他之所以離開西藏是因為他的行動受到控製，政府既不允許他去印度受訓於他的佛師，又不允許他的佛師來到他的身邊。本年度，當局繼續限製人們前往噶瑪巴喇嘛的駐寺楚布寺(Tsurphu Monastery)。據西藏信息網報導，楚布寺未被允許接收新僧侶。
自噶瑪巴喇嘛1999年出走以後，當局加強了對尋訪和培養轉世喇嘛過程的控製。政府在2000年1月批準了第七世熱振活佛(Reting Rinpoche)，但據報導，熱振寺(RetingMonastery)的很多僧侶因達賴喇嘛沒有承認這位男童為轉世靈童而不接受他為熱振活佛。另一名於1994年得到噶瑪巴喇嘛承認的年幼轉世喇嘛，帕沃活佛(PawoRinpoche)在政府嚴格的監管下生活在內朗寺(Nenang Monastery)。非政府組織報告說，他無法見到他的佛師，而且必須在一所普通的中國學校上學。在本年度內，沒有外國代表團獲準參觀內朗寺。
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中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的最重要人物。政府堅持認定1995年選擇的男童堅贊諾布(Gyaltsen Norbu)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堅贊諾布於8月在有關方面高度精心安排下，第二次訪問了藏族地區。在他公開露面時都有大批安全人員在場。政府不承認被達賴喇嘛選定的另一名男童根敦確吉尼瑪為班禪喇嘛。這名男童於1995年失蹤，時年6歲。政府對”正式的”班禪拉嘛的生活加以全面的嚴格控製。8月5日，政府宣布根敦確吉尼瑪”現為一名學生，學習良好”，但繼續禁止人們展示這名男童的肖像，並拒絕了國際社會提出要與他見面以證實他的下落和他安然無恙的一切要求。絕大多數藏傳佛教徒仍然承認根敦確吉尼瑪為班禪喇嘛。共產黨號召黨員支持”正式的”班禪喇嘛，地市級政府當局印製了這名男童的肖像供人們作公開和私下的宗教展示；不過，他的肖像很少得到展示，人們更多見到的是十世班禪喇嘛的肖像，一些外國觀察人士認為，這說明人們不承認堅贊諾布。
中國政府稱，自1949年以來，政府為修複西藏歷史建築物提供了6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破壞的1400個藏傳佛教場所。政府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地區也進行了類似的修複工作，但有關的總數不詳。然而，有好幾百所寺廟從未被修複，還有一些寺廟仍處於半廢墟狀態。政府出資進行的修複表面上是為支持宗教活動，但部分原因也是為了促進西藏旅游業的發展。最近的修複工作大多是靠民間籌資，盡管有些宗教場所的重建工程也得到政府資金。
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
據中國2000年的人口調查，西藏自治區的藏族人口為2,427,168人。西藏自治區以外各自治州和自治縣的藏族人口為2,927,372。西藏自治區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藏族是最貧窮的民族之一。中央政府和中國其他省向西藏自治區提供大量的經濟資助。據政府的官方統計，在過去10年中，西藏經濟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西藏自治區90%以上的預算經費來自外部，西藏自治區的居民受益於經濟和稅收政策方面的多種優惠。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自治地區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益於類似的優惠政策。政府的發展政策幫助提高了多數藏族人的生活水平，特別是通過改善交通和通信設施。然而，盡管藏族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他們的實際收入仍大大低於中國其他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漢族人從政府在藏族地區實施的發展政策中所獲得的好處要大得多。藏族作為中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在婚姻和計劃生育，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在大學入學政和在政府任職等方面，都受到較少的政策限製。據政府的官方統計數字，在西藏自治區政府全體工作人員中有79.4%是藏族。盡管如此，許多具有政治權威的職務卻由漢人擔任，西藏自治區的多數重大決定也由漢人做出。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地區也是相同的情形。
達賴喇嘛、藏族專家及其他觀察人士都表示擔心，1994年開始並在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和擴大的發展項目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政策，其中包括青藏鐵路工程，會繼續促使漢民、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西藏。他們擔心，這將嚴重沖擊西藏傳統文化和藏族人口的主體地位。
有些藏人報告說，他們在一些城市職業的就業中受到歧視，並說許多職業優先雇用漢人，從事同一工作的漢人得到的報酬高於藏人。例如，參加修築青藏鐵路的38000人中，藏人只有6000人。有些藏人報告說，藏人比漢人難於得到開辦企業的許可和貸款。此外，城市地區和很多企業的許多工作普遍要求使用漢語，從而限製了許多藏人的就業機會。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所承認的基本勞工權利，包括組織起來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在藏族地區和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普遍受到剝奪。
中國官員稱，在西藏自治區正式登記的人口中，藏族佔92%，但他們承認，這些數字不包括大量”臨時”戶口的漢族居民，其中有軍隊和準軍事部隊及其家屬，這些人口中有許多人已經在西藏生活多年。而且，全國人口流動自由的擴大、政府承辦的發展項目和西藏自治區展示的經濟機會前景，都促使中國大量流動人口成為尋求新的經濟機會而進入拉薩市和其他城鎮地區的流動民工，導致西藏城鎮中的穆斯林回民和漢民等非藏族人口大量增加。這些流動人口大多聲稱自己是臨時居民，但是，由漢人和回民經營的以飯館和零售商店為主的小型商家在西藏自治區幾乎所有的城市裡都佔據了主導地位。許多觀察人士估計，拉薩半數以上的人口為漢人，即使按照官方的估計，在拉薩409500總人口中，漢族臨時居民人口也佔了100000以上；在西藏自治區其他地區，漢族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在農村地區，漢族人數微乎其微。
經濟的迅速增長、旅游業的日益擴大，以及更多的現代文化的影響也侵擾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習俗，對藏人的傳統文化構成威脅。在拉薩，漢族文化的影響既明顯，也普遍。2002年，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拉薩市中心地區的很多傳統藏式建築被拆毀。漢語廣為使用，大多數商業和官方通訊往來使用漢字。
雖然西藏自治區政府於2002年3月通過一項法律，規定藏語和漢語為地位平等的自治區官方語言，並推動藏語發展，但漢語在政府、商務和學術界佔據的主導地位影響了年輕一代藏人說、讀本民族語言的能力。
據政府2002年的官方數據，西藏自治區32.5%的人為文盲或半文盲。但有些地區的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達90%。據政府的統計數字，85.8%的適齡兒童入學讀書。政府宣布，計劃到2005年使西藏自治區95%的兒童獲得六年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農村地區有很多小學生只得到一至三年的教育。
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地區，很多鄉村小學使藏語教學大綱。據地方教育官員說，藏語是西藏60%中學的主要授課語言，尤其是在更邊遠的地區，雖然也有一些專門的課程用漢語授課。但一些非政府組織認為，官方數字不準確，得到藏語授課的西藏兒童人數沒有那麼多。西藏自治區大多數高中生繼續用藏語學習一些課程，但是漢語知識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課程都用漢語講授。少數地區的高中采用藏語教學。政府繼續撥款供藏族中學生到中國其他地方的中學上學。根據政府公布的數字，西藏自治區目前有13000名藏族學生在中國26個地方的大約100所學校就學。掌握漢語通常為接受高等教育所必須，雖然有些專為少數民族設立的學院允許用藏語進行某些課程的教學。一般來說，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地區，有更多的機會上民辦的藏語學校或接受傳統的藏語宗教教育。
據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報告，7月29日，當局關閉了位於四川省阿壩州的阿壩格德寺院所屬學校 (Ngaba Kirti Monastic School)，並將其主要贊助人索巴那格(Soepa Nagur)傳喚到省會成都。這所於1994年用民間資金建立起來的學校向農村居民傳授藏語和佛學知識，它在1998年引起地方當局的注意。當局強行讓學校改名，要求在教學大綱中包含非宗教課程，並最後將該校與附近另一所學校合並。
有報告說，當局要求教授，特別是來自被視為有可能成為不同政見發源地的西藏大學藏語系的教授，參加政治學習，並為防止校園內發生分離主義的政治活動和宗教活動而對課程和教材施加限製。許多典籍或宗教課本因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在教學中使用。西藏大學是為地方教育系統培養藏族教師而成立的，但漢族學生人數和漢族教師人數遠遠超過他們在西藏自治區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藏人在錄取方面受到優待，但是，漢族學生由於漢語能力和教育背景較強而在入學考試中得分較高，因此往往得到錄取。
在西藏自治區的很多地區，藏族兒童營養不良的狀況仍很普遍，農村地區更是如此，導致出現高比例的兒童發育不良。據說因缺乏營養而引起的疾病，如缺碘引起的甲狀腺腫大、缺少維生素A引起的夜盲癥和佝僂病等，在某些地區的兒童中比較普遍。政府機關和非政府組織在某些地區發起了一些專門項目來解決這些問題。
如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西藏的賣淫問題日趨嚴重。拉薩有數百家半公開的妓院。僅在拉薩一地，就可能有多達10000人從事賣淫。一些賣淫活動發生在共產黨、政府或軍隊所屬的設施內。西藏自治區的大多數妓女是來自四川的漢族婦女。但是，有些藏人，主要是來自農村或游牧地區的女孩子，也從事賣淫。藏族地區妓女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情況不詳，但是，由於缺少有關艾滋病病毒傳播的知識，也由於賣淫者迫於經濟壓力而進行沒有保護的性行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很可能上升。
7月，西藏自治區旅游局證實，解雇了一些在印度或尼泊爾受過教育的藏族導游，在夏季旅游季節，從外省招收了100名導游到西藏工作。政府官員說，所有在西藏自治區工作的導游都必須向旅游局申請，並通過旅游專業和政治思想考試才能取得導游執照。政府聲稱，解雇一些藏族導游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所有導游都向游客表達政府反對西藏獨立和反對達賴喇嘛的活動的立場。西藏旅游局對導游工作的壟斷沒有延及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區。據報告，一些在國外受過教育的導游轉向其他藏族地區，在那裡他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向游客提供服務。
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以及設在奧斯陸的西藏之聲 (Voice of Tibet) 電台的藏語廣播所使用的頻率同它們的中文廣播一樣，受到中國當局的干擾。不過，西藏人至少在有些時候能夠聽到這些廣播。自由亞洲電台說，藏人會因收聽外語廣播受到威脅和罰款。
雖然中國政府近些年來做出努力，恢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或摧毀的代表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的某些建築和其他一些內容，但是，對社會和政治的壓製性控製繼續限製藏人的基本自由，並且威脅到西藏獨特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