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康州紐海汶耶魯大學演說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

李頓校長，耶魯大學的兄弟姊妹們，非常謝謝你們的熱烈歡迎。我在這裡感到很榮幸。

我們活在非常特殊的時代。世界在過去幾年發生劇烈變化。人民和國家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和對自決的嚮往又以空前的活力和衝勁重新出現。東歐和蒙古的事件，柏林圍牆的倒塌，還有蘇聯在七十年的共黨統治之後所發生的變化，都是這個現象的證明。

我最近才去過蒙古、保加利亞和波羅的海三國，這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旅行。看到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享受他們被剝奪了幾十年的民主，使我感到很愉快。他們的勝利是人類對自由的嚮往，無論在任何迫害之下終竟會出頭的一個活生生的見證。還有更重要的，是這項無可避免的轉型可以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完成。

美國總統布希和蘇聯國家主席戈巴契夫引導我們走上沒有武裝的世界。我要恭賀他們做這些歷史性的決定。幾年以前當我說出我有一個世界沒有武器的夢時，很多包括一些朋友在內的人都覺得那過於理想。但現在的這些發展證實我的夢想也有可能實現。那當然將是一個艱巨的工作，而且有無數的困難。無論多少，我們大家都要繼續為這個理想盡一份心力。

在這個政治氣候急劇變遷的時代，西藏人民為爭自由與中國政府四十多年迫害的鬥爭必須讓世人知道。自從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入侵西藏迄今，一百廿萬西藏同胞已經喪失生命。在四十二個年頭中，我們致力於抗暴，並且維護我們佛教的非暴力和慈悲文化傳統。

很容易對這些事生氣。很容易對中國感到恨。把中國定位為我們的敵人，我們可以大聲地譴責他們的殘暴，或是認為他們不值得我們去想或是去考慮。但這不是佛祖的方法。而且正如最近的事態發展所明白顯示，這也不是走向和平和和諧的方法。

我們最寶貴的老師就是我們的敵人。這不只是佛教的根本教義，而且是經過證明的事實。我們的朋友可以在許多方面幫助我們，只有我們的敵人可以發出讓我們養成容忍、耐心、和慈悲等個性的挑戰。這三種美德是建立個性、發展寧靜的心境和帶給我們真正快樂的要件。

在基督教教義中，有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說法，就是說如果一邊臉挨打，就要轉另外一邊臉給敵人打。佛教教義中也有這個相同的說法。經常練習可以使我們有很強的力量，當敵人在打擊我們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感謝他的行為給我們帶來成長的機會。我們感到很輕鬆，沒有憤怒和仇恨，而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方採取這項行動的衝動。我們可以對他這種有害的行動所帶來的悲慘命運感到真正的慈悲。

無論順境逆境，我們西藏人努力保持我們的精神健康和良好的幽默感，我們會記得所有的人無論敵友，終究都是我們的朋友。我時常告訴藏人說，只要記得這些基本的真理，我們才真正是無敵的。我們的決心永遠不會消逝，而且最後還可以幫助我們的中國朋友。

我從來都相信人與人和國與國間的關係都是基於人的瞭解。只有坦誠溝通才可以解決今天世人所面對的很多困難。因此我相信世界應與中國接觸，讓中國肯以建設性的態度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當中國違反文明行為的基本規範時，不應該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被寵壞。中國必須為其行為負責，必須做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個成員。

各位都知道，我上次來美國的時候曾有幸見到布希總統。他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包括他今春在耶魯的演講，都反映出他有心要激勵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發展民主。

我們藏人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必須發出明確的信號給中國，說中國的迫害行為無法被容忍。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是引導適當改變的誘因。國際社會處理其他地方殖民主義和迫害人權的標準必須施加於中國之上。如果沒有包括外交和經濟上的壓力，東歐、波羅的海、蘇聯、南非的情勢不會改變。

有些人說中國如果受到國際壓力，會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孤立主義。中國的領袖為了防止國際壓力，自己也這麼說。但經驗顯示即使部份的領導階層願意，但中國也不太可能會走上那條路。中國人民已露出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他們看到即使是共產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也有自由和民主。蘇聯流產政變的領袖發現，一旦釋放出來，自由和民主的能量是無法澆熄的。

也有人說亞洲對人權的看法與西方迥異，說亞洲人對人命比較不重視。這並不完全正確。身為佛教徒，我們認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對人權的看法與你們無異。痛苦對所有人類都是一樣的。西藏人和其他的亞洲人跟你們美國人、歐洲人、非洲人、南美洲人的感覺都是一樣。對在中國和西藏踐踏人權的痛苦和國際對蘇聯和南非迫害人權的顧慮是感同身受的。這些事不是任何國家的內政，而是任何人對他們的兄弟姊妹受苦一樣的根本顧慮。

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後的專制政體、共產帝國。但蘇聯最近發生的事證實，中共這樣不可能持久。自由和民主會降臨中國。我相信為了世界和平和穩定，國際社會必須積極敦促中國盡快順利而不涉及暴力地進行這種過渡。東歐和蘇聯的和平革命可以做為借鑑。我們不應讓南斯拉夫重演；國際社會對南斯拉夫問題的嚴重性未能及早認清，以致於整個地區陷入動亂，無數的人民受苦。

如果沒有國際壓力，中國對蘇聯這種發展的可能反應將是以更多的高壓來穩固已在消蝕中的權力基礎。最近來自西藏的報告證實這種態度。所以當必然的變化發生時，將會有更大的動亂和更多的人民受苦。國際社會有責任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波羅的海三國的變化特別令人興奮。雖然花了很長的時間，但是到了最後，連以前強佔三國的蘇聯都不得不承認人民的要求這種必然的結果。

正如同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成功地重獲自由，我相信西藏的同胞不久後也將如此。我們在被佔領的四十二年之中無時無刻不在決心達成這個目標。

我在過去曾多次建議中國領袖，希望能推動化解我們歧見並為西藏問題找到解答的方法。我是以六百萬西藏人民自由發言人的身份提出這些建議。

一九八七年，我提出西藏問題五點和平方案，希望能與中國展開談判。翌年我在歐洲議會演說時又把這個方案詳加說明，提議西藏和中國形成某種結盟。但中國拒絕和談。許多流亡或在藏的藏人都強烈反對我的建議，覺得其中含有過多的讓步。因此斯特拉斯堡聲明很明顯的無法再發揮作用，所以我最近宣佈不再遵循那些條件。

我時常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藏人最後必須要能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這項決定不是達賴喇嘛的事，也不是中國人的事。這項原則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對印度國會的演說中說得很清楚：「既然西藏與中國有別，最後要看西藏人的意願。」

不過我不希望事情僵持下去。世局迅速變化，我相信現在有解決諸如西藏這種長期問題的新機會。我曾要求西藏流亡國會和其他人提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新觀念。但最重要的是我必須重申，現在住在西藏境內的六百萬名藏人必須對他們的未來有最後的決定權。

中國說，藏人在他們的統治下很快樂，不快樂的只有「一小撮的分裂份子」。我以前說過，藏人的感覺可以在全民公投中看出。但是中國官方的態度使我深感憂慮，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事實現狀。只要中國不瞭解西藏人民一天，就很難為問題找出答案。

中國政府不肯回應我打開談判局面的努力，使很多藏人對我們所採行的非暴力政策感到不耐煩，尤其是年輕在藏的藏人。中國對西藏發動人口侵略，使藏人在自己的國家內變成少數民族，並使西藏內部的緊張情勢正在升高。對西藏人民的嚴厲迫害和箝制增加了問題的兩極化，我非常擔心在這種爆炸性的局面下武力鬥爭隨時可能爆發。我要盡一切可能避免這種局面發生。

有鑑於這些發展，我考慮過早日回去西藏看看的可能性。這有兩項目的。

首先，我要親自確定西藏的情形並直接與我的同胞接觸。這樣我希望也能有助於中國官員瞭解西藏人民的真正感覺，所以最好有中國官員隨行，最好也有包括新聞界在內的外界觀察員一起，把他們見聞報導出來。

其次，我要說服我的同胞在爭取自由時不要放棄非暴力原則。我能與我同胞交談的能力可以是和平解決的一個重要因素。我的前往可能是推動瞭解和製造談判解決的一個新機會。

我的訪問西藏只有在可以見到西藏人，而且西藏人可以自由與我交談，不怕被處罰的情況下才能成行。在我而言，必須隨時可行，隨意可見想見的人。我的許多朋友都很想陪我一起去，他們必須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限制。國際媒體也必須在善意和開放的精神之下享有這種待遇。

由於必須盡速為西藏和中國數十年來的衝突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我希望中國的領導階層這次會對我這個新建議有正面的反應。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出一個承諾，這個承諾必須能接受公眾的檢驗，並滿足所有設法改變並見到西藏和平的人。

我提出這些預防措施，以便我們所採取的行動都是前進，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隨意從前進中撤退。中國在過去做過很多承諾和保證，但一個都沒有實現。一九五一年在拉薩、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一九五六年在印度，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對我做過明確的保證，但後來都再三不履行他們有關西藏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一些承諾。

許多世界領袖、國會議員和個人的朋友最近幾年都試圖說服中共積極回應我的提議，我藉此機會對他們表示謝意，並且希望他們繼續支持我們。

我希望中國的領導階層能與他們的人民、鄰居、美國和全世界合作，共同生活在和平之中。只有如此，現在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這個古老國家才能在全球的大家庭中享有其該有的地位。這是與佛祖一個建築在慈悲上、沒有敵人、只有和平和真正快樂的世界的理想是一致的。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