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读者雪达来稿：中国有句古语：“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回眸中国历史，那些对中国社会一时开创政治稳固，社会安定，民生富庶，文化繁荣局面的文景之治、太康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等，其执政理念和实践，那一个不属于以义为本，以利为末呢？而当今中共却与其正好相反，以利为本，以义为末，并这“利”和“诈”纵横交贯，在政治制度向利益集团倾斜，官商携手共建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向世人炫耀他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成果。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耀耀生辉”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然而，所有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因此，今天我们就要透视这个白皮书中所描述的人间地狱似的旧西藏和蓬莱仙境般的新西藏，看看它的真面目如何。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很重视这句古语。中共政府一再强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这样一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手却制造历史虚无主义。众所周知，西藏这个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政治经济。根据主流史学界认定，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有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衍化的完整考古证据，这些证明西藏人早在18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居住在那里。西藏吐蕃王朝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于公元前127年建立了西藏统一王朝，截止公元845年，共经历了四十二个赞普王朝。此后西藏因群龙无首，四百多年处于分裂状态，公元1265年西藏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依次又建立了萨迦政权、帕竹政权、仁蚌政权、藏巴政权，及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噶丹颇章政权。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共武力入侵西藏前，西藏拥有自己的人民；拥有自己治理的领土；拥有主权独立的政府；拥有自己的国防军队，也有体现经济独立的货币藏币。
这些不是讲童话故事，而是讲述历史上西藏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是在现实世界已存在过的事实。它不仅在西藏各部历史书籍中有鲜活的记载，而且在中国十大经典史书，如；《唐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都有明确记载。除此之外，2019年10月，原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城先生用中国官方权威文献作为理论依据，撰著了一本达八百多页《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史书，它再次有证有据地戳穿了中共的谎言，为世人还原了西藏主权独立的本来面目。
其实也不用翻开这些历史巨著，随便找两件平凡事儿，便能充分地说明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比如；中共政府一直称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意在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其实，吴忠信不但根本没有主持什么坐床典礼，而且当时国民政府派吴计划经陆路[1]入藏而请求拉萨当局时，藏方考虑吴忠信为观礼外宾而勉强同意，但拉萨政府电告驻北京西藏代表（阿旺桑丹），立即转告国民政府让吴忠信经海道[2]入藏，并限定不许多带随员。如此一来，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当头一棒。在百般无奈之下，国民政府随即于1939年4月下旬向英属印度政府申请签证，印度则要求提交代表团出发日期和人数，并指出必须先征得西藏政府同意。这样，国民政府翘首期盼，望眼欲穿地等待拉萨当局同意书。数月后，即在同年9月份西藏政府才发同意书给英属印度政府。几经周折吴忠信代表团终于于1940年元月15日抵达拉萨。从申请签证到启程入境西藏，共耗时八个月。
如果西藏与国民政府之间是隶属关系，那么，一位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带领代表团入藏，选择海道或陆路，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也是一件小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却说明了一件大事，当时想入境西藏并不是中国说了算，而是西藏说了才算数。同时说明了西藏与国民政府之间绝对不是隶属关系。
另外，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感内疚地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external debt/foreign debt ཕྱི་བུན），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3]当时毛泽东很歉疚地称对西藏欠“外债”了，如果懂“外债”这个词含义的人都一定知道，其意为一国对国外的负债。那么，不得不承认西藏是毛泽东的债权国。
1935年7-9月间，红军渡过金沙江来到藏区若尔盖、红原、松潘等地，当时红军因长途跋涉，再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各个瘦骨嶙峋，弱不禁风。其时那里的藏人慈悲为怀，济弱扶倾，爬夹金雪山时对红军提供了皮衣，过松潘草地时又提供了食物。如果当时藏人对红军不伸手援助，那么，红军不冻死在雪山，就会饿死在草地。因此，毛泽东深感内疚地说出了，他们欠了西藏外债。同时也明确说明了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十七条协议”是什么？
1949年10月中共刚建立政权后，便开始制定“向西藏多路向心进攻”的侵略计划。 1950年3月7日，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代表到印度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进行谈判。袁要求西藏承认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央政府要负责西藏的国防、贸易和外交事务。若西藏接受这些要求，中央政府有“和平解放”西藏，否则便以“武力解放”西藏。中藏谈判破裂[4]。 1950年1月，中共已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攻”计划，兵分四路进军西藏。以康藏方向由第十八军负责，进攻昌都。滇藏方向，由第十四军四十二师负责，进攻云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骑兵支队负责进攻玉树地区。新藏方向，由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负责，进攻西藏阿里地区。 1950年10月6日，第十八军三万余人进攻昌都，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总攻。最后因双方武装力量悬殊，昌都宣告沦陷。
1950年11月7日，西藏噶厦政府决定向联合国求助制止中国解放军进攻，纽约联合国总部13日收到印度代递的要求。同月14日，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埃克托·卡斯特罗（Hector Castro）要求联合国秘书处直接将西藏遭侵略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但被拒绝。我们记得这是历史上对西藏伸出援手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11月24日总务委员会会议中，埃克托·卡斯特罗的提案再度遭到印度与苏联提议而无限期搁置。
1951年4月，以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中方提出十点作为谈判基础，藏方提案则包括：1、西藏与中国继续历史上的施主与受施关系；2、中国要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3、西藏领土边界到达打箭炉（康定）；4、西藏边境由藏军守卫；5、中国可以在西藏设大使馆，但其官员人数不得超过100人[5]。
中方拒绝讨论藏方提案，只谈判以中方观点作为基础，制定出“十七条协议”。其中第三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第七条、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第九条、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等等。然而，这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条文，不出三年首先中共自己不但没有付诸实施，反而违背协议，甚至与这些协议条款背道而驰，全然显露出侵略者蛮横无忌，为所欲为的行径，而且驻进拉萨的解放军对藏人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政府自1951年5月23日制定所谓“十七条协议”至1959年3月17日离开拉萨的近八年间，为了避免中藏间发生流血冲突，而极力保持克制和包容态度，逆来顺受，曲意逢迎中共。但是，嗜杀成性，残暴不仁的中共得寸进尺，漫无止境地侵吞西藏，而且对尊者人身安全带来危机之下，聚集在西藏首都拉萨的三区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强烈反抗中共，最后尊者达赖喇嘛也不得不选择流亡之路。
这就是所谓“十七条协议”，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十七条协议”，是重兵压境下的城下之盟。更确切的说是中国与西藏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西藏是主权独立国家。
西藏是否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真的全面胜利吗？
早在胡锦涛执政时便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具体时程。其中，全面小康社会指标必须达成。 2020年12月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指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然而，现实中的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偏远农牧区不但没有全面脱贫，更没有实现小康社会，中国人自己也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农村”。最突出的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群、低保人群，以及成千上万的低技能农民工，还有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不断壮大的“躺平主义”队伍等，这些群体不但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政府已经抛弃了他们。中共当局如此大言不惭地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简直又成了“亩产万斤”的“大跃进”翻版。
首先我们要谈谈小康社会的标准是什么？所谓“小康社会”应该不仅仅是GDP的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同时，还有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重要的是官民和谐，军民团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项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与时俱进更加完善。
所谓“脱贫”与“小康”之间也大有区别的。按中共政府自己对脱贫的要求和核心指标：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6]，即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由此可见，从脱贫到小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确切地说，脱贫是小康的最基本基础。中国是否达到全面脱贫目标，还存在许多疑问。 2019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时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很诚实透明地指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由此可见，2019年中国总人口近一半的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到2020年一年内就像翻书页一样一下地全面脱贫，这个变化简直比孙悟空的变身法术还变得快。所以，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这种全面脱贫荒诞离奇，不足为信。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没错，中国的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却永远也富不起来。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现在对贫困户国家没有专门政策补助，而申请到低保户有少许补贴，但这个低保户的门槛每个当地政府都设得很高，能进入低保户伞下的寥若晨星，其主要对象是残疾人，党员优先。低保能延续多久，就按当地民政部门官员的心情来决定，心情好低保能久一点，心情不好说没有就没有了。而且，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很多地区真正的低保户，却拿不到低保户补贴，而不需要低保的可拿到补贴。由此可见，给民政部门申请低保户还是需要靠关系[7]。更重要的是这个低保偏离了目标，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像锦上添花。
那么，目前中国有多少挣扎在极贫线的低保户呢？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消息：“截至2021年3月底，全国城乡低保人数共有四千三百九十一万多人（43912772），其中，城市低保人数七百九十三万多人（ 7938733），农村低保人数三千五百九十七万多人（35974039）；城市特困人数为三十一万多人（313212），农村特困人数达四百四十二万多人（4428938 ）”。 “此外，一季度全国累计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数十六万七千多（167061）。” [8]在西藏，藏人主要聚集区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目前西藏自治区有城市低保人数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人（13317），其中特困人数有377人；农村低保人数十三万零二百六十八人（130268），其中特困人数15281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86人。在青海城市低保人数有60876人，其中特困人数1649人；农村低保人数二十九万六千多人（296024），其中特困人数15281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有155人。 [9]
习近平经常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现在，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还有处于低保、特困、无家可归的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数总共有四千四百零七万九千八百三十三人（44079833）。这些只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但实际数字比这一定要高。无论怎样，这个数字比西藏总人口的七倍还要多很多；相当于近阿根廷总人口[10]。说一个都不能少，可是少了四千四百多万人，这还能算得上全面脱贫吗？
在藏区，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2020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喜讯后，包括中国各省在内的藏区贫困户和低保户的日子更加难熬了。从前，这些贫困户和低保户面临困难时，国家有专门的补助和救济政策，个人也可以给政府，给左邻右舍大胆倾诉自己的痛苦和难点。可是现在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全面脱贫奔小康”的胜利喜悦中，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低保人群，却搁置一旁，置之不理。他们去找政府官员，不但得不到任何救济，反而受批评，“跟党中央跟习近平唱反调”因为他们讲了实话，说没有脱贫，生活面临困难，这就成了唱反调，对抗党中央。结果这些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援助，而且在政治上又加扣一大帽子，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打压的双重受难者，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就是中共所谓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真面目。
本来中国的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2%的富人掌握了中国社会80%的财富，上层官员富得流油，下层部分平民却穷的一贫如洗。这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社会分配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等等的严重缺陷与不合理，造成社会底层群体永远在底层，从前他们还能上升的阶梯现在被“全面脱贫”抽掉了，只能在底层挣扎。中国的“躺平主义”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躺平”到底是“毒鸡汤”还是“乌鸡汤”，我们正关注着它的发展，我们也在关注着中国大跃进式的小康社会。
西藏宗教传统文化是否得到保护和发展？
中共白皮书称：“国家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但事实完全不是中共所宣传的那么美妙。第十世班禅大师曾讲过：“西藏失去的远远超过中国对西藏发展带来的利益……”大师这句话至今不但仍然有效，而且更符合事实。
先谈谈西藏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1959年前，西藏的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以及苯布教派寺院总共大约有6000多座，其中格鲁派就有3470多座寺院，格鲁派僧侣就达316200多人。仅仅在三大寺的噶丹寺就有5400多，哲蚌寺有4000多人，色拉寺有9900多名僧人[11]，三大寺共19300多名僧侣。根据中国白皮书，现在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有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由此可见，目前西藏各教派僧尼总人数只不过是过去仅仅格鲁派僧侣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多一点。现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噶丹寺有480人，哲蚌寺有僧人500人，未能进入大殿席位的僧人[12]260人；色拉寺有500人，未能进入大殿席位的僧人200人。这与1959年前相比西藏三大寺也减少了九成多僧侣。中共一直宣传，西藏人口与1959年前相比增加了好多，那么，为什么现在藏区寺院的僧尼数量反而这么少呢？
寺院僧侣减少的主要原因还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由于受中共的武力侵略，以及所谓民主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灾难，先后共120多万僧俗藏人死于非命， 6000多座寺院被毁坏。枪杀、监禁、失踪、饿死、劳动改造、批斗致死、被迫自杀，以及对僧尼强迫还俗等毁灭性打击。再加后来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对每个寺院进行严格地限制出家名额，这个名额比从前原西藏寺院僧侣数字少九成，以及制定一系列不合理规定，如；出家要年满十八岁；必须接受基础（汉化）教育；不得到外地出家；在政治上没有犯罪前科；热爱党，热爱国家等前提条件。
尽人皆知，佛教在西藏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岗布时期。此后佛教在雪域西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一代繁衍不息，发展壮大。从翻译经典到创宗立派；从道场林立到高僧辈出，不仅影响西藏社会，而且主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自上世纪末，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极力传播下，藏传佛教从喜马拉雅山走向世界，同时对促进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做出了极大贡献，开启了划时代璀璨的人类历史篇章。
然而，佛教对无神论中共而言，已成为其心头大患。因此，当局试图让藏区各教派寺院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间彻底切断关系，让藏传佛教徒跟共产党走，不能跟达赖喇嘛走，从而不断宣传藏传佛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佛教中国化。并在寺院里大肆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企图把藏传佛教改造成“党传佛教”。
为了全面尽快地完成藏传佛教的改造，实现“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个重大目标，全藏区每个寺院赠派驻寺干部。驻寺干部越俎代庖寺院各项事务，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制培训，这些政治性东西完全代替了寺院平日的佛事活动。神圣幽静的寺院已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和旅游景点。仅仅在西藏自治区的1700多座寺院中，驻寺干部就达7500多人，一些噶举派寺院被鹊巢鸠占后，驻寺干部比寺院出家人还多，且全面干涉寺院所有事务。甚至有些寺院在军警和驻寺干部的双重打压下，完全被关门了，如；比如县塔摩寺、热丹寺等。凡未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培训”考试的僧尼被开除，随后僧舍也被拆除。
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在他六岁生日时被绑架失踪，被迫失踪达26年，目前仍在失踪中。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是世界上强迫失踪案中年龄最小，地位最高，失踪时间最长的一位。一个六岁的孩子何罪之有？一位普度众生的宗教领袖何罪之有？
中共还肆无忌惮地推翻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真班禅根敦确吉尼玛，蛮横无理，不顾藏传佛教法规和文化传统，不顾西藏人民的感受，弄虚作假，偷梁换柱，一意孤行指定政治假班禅，并极力在藏区包装推销假班禅，强迫西藏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并信奉假班禅。同时还玩弄假班禅，把假班禅搬出来让他批评泛滥成灾的假活佛，贼喊捉贼，把活人当做工具任意使唤，这种荒唐之举弄得假班禅不仅尴尬至极，而且让全藏人啼笑皆非。
中共当局为了自身的政治需要，极力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数十年。指“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粗口大骂，结果适得其反，导致藏区不稳定和藏人对中共的厌恶。中共当局不仅自己诽谤达赖喇嘛尊者，而且强迫让藏区各寺院出家众公开批评藏人今生与来世之祜主达赖喇嘛尊者，甚至让僧尼脚踩尊者法相，发誓不再信奉达赖喇嘛；禁止境内藏人供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法相，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人毛、邓、江、胡、习的头像。若发现有人供奉尊者法相，被判重刑是无法避免的。
当局还制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借此党政干部高价出售活佛指标，大量制造假活佛，以假乱真。同时，对具有地区性和全国性影响力的真活佛拒之门外，或者让他们干脆早早“圆寂”消失，从根本上毁灭转世仁波切这个藏传佛教存在的基础；限制藏人出家，还极力把寺院及宗教场所推向商业化，世俗化，旨在彻底毁灭藏传佛教。
目前，世界最大的佛学中心喇荣五明佛学院遭到四次大规模强拆：2001年6月份， 2200多间僧舍被拆除；2002年4月份，拆除了20多间僧舍；2016年7月份，共拆除4725座， 2017年4月份，又强拆僧舍3225座僧舍。 （先后共有一万多间僧舍被拆除）在拆除僧舍的同时，每次强行驱逐数千名寺院出家人。当局下令佛学院人数必须控制在5000人以下，这就意味着近七成出家众要被迫离开佛学院。被驱逐佛学院的尼姑集中在一定场所，强迫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更极端的是，让这些出家尼姑穿军服，被迫让她们唱爱国歌曲。还让出家尼姑穿着袈裟上舞台，让她们边唱赞歌边跳舞，等等。
总之，西藏的宗教领域是受中共打击蹂躏的重灾区，诋毁宗教领袖，尊者达赖喇嘛被长期流落他乡，班禅仁波切被长期失踪；独断专横，自行另立假班禅；限制出家人数；强拆寺院；从寺院驱逐大量僧尼，强迫出家僧尼不学佛法学中文，强制僧尼接受爱国教育和法制培训；寺院改造成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难道这些是西藏宗教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吗？难道这些是藏人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吗？
在西藏语言文化方面，更是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德国纳碎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诚然，中共在藏区所谓“双语教育”的幌子下，大力推行普通话，同时，限制藏文教育，甚至把藏语文认作“毒瘤”彻底清除。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在2018年2月发布的《关于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中，将保护母语（藏语）定性为反动思想，要求向公安机关举报。中共在口头上一直称，实施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但在现实过程中，却打压灭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另外，中共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所谓“双语教育”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理论上是汉藏双语，但在实践中只是汉语教育。中国当局发给西藏各地小学的宣传海报，其内容便能说明一切：“爱国旗，唱国歌。普通话是校园语言。请说普通话，请写规范字。”藏区中共当局还发布文件明文规定：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在规定的时间段里从高中、初中和小学的体系中逐步退出，逐步被国家通行语言文字’代替’和’过渡’，使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成为单语的教学体系，最终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从学校教育体系中废除。” 这是中共政府强行加速同化进程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导致了西藏境内和内蒙地区先后爆发的保护母语运动。中共当局在藏区不但取消了学校藏文课程，而且藏族学生利用假期在校外补习藏文，也是违法行为，甚至会逮捕校外补课的藏文老师。如；2018年12月，青海省囊谦县发出〈关于停止寺庙非法补习活动的紧急通知〉，类似这样的禁令在藏区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还规定学生一律不许进寺院拜佛，而且规定学生家长也不允许参加任何宗教活动。这实在荒诞无稽，简直是纳粹迫害犹太人没有两样。
中共同化西藏民族，灭绝西藏语言文字的另一个劣迹在于所谓“内地西藏班”。这个“内地西藏班”是自1985年开始设立的，目前，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77所中学开办西藏班或招收西藏散插班，13个省市34所学校开办内地西藏中职班，200余所高校招收西藏班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民族司统计数据：内地西藏班年招生计划分别为初中1500人，高中3000人，中职3000人，在校生规模达2.1万多人。这些都是西藏最优秀的学生，无论在体质，智力，精神各方面都出类拔萃。 36年内，内地西藏班累计招生14.3万人。
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种一步到位的民族同化，经过这种同化使那么多西藏学生从内地返回西藏，因长期远离本土，远离本民族语言文化，多年在与西藏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洗脑教育，进而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与西藏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在家庭内也难于沟通，其中有些内地西藏学生无法用藏语叫出自己父母的名字。这些学生在内地强迫放弃母语，学习第二语言，当他们完成学业返回西藏，却发现自己买椟还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产生一种失落感。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用母语表达的能力。去年，南蒙古人争取母语权运动时说：“母语是生命，外语是工具”。内地西藏班学生已失去了民族的生命母语，得到的只是一个工具外语，产生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通常内地西藏班学生住在学校里，求学三年只能回家一次，学校为他们寻找了结对的汉人家庭，这些家庭必须有“较强的政治大局与民族观”，要“关注藏族学生的精神成长”，要用中共的价值观及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看事观点教育他们。汉人“爸妈”被禁止与分配的藏族学生谈及藏传佛教等敏感话题。学校里也完全禁止提及藏传佛教的话题。在学校里与信仰有关的东西都是违禁品，学生一旦被发现在电脑中储存一张达赖喇嘛的法像，就会被视为“反共”“有思想问题”，要遭到“留校观察”等处分，这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毕业，以及未来的就业问题。所以，谁也不敢谈论有关宗教信仰的话题。这些优秀的西藏学生带到内地学习，以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及传统，在学校里，在结对的汉人家庭里多年全天候进行洗脑教育后，改造成与藏人另类的新型群体。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等也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理应要包容少数民族，包容少数民族文化。据悉，美国纽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语言族群最为多元化城市，在那里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使用不同语言达800种，仅仅在皇后区的人号称说138种语言。与此相比，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却拿不出大国风范，反而对其他民族缺乏包容，独自称霸，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毁灭他族宗教文化，这实在太可悲。
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第二条规定：公约内所称灭绝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e)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中共在过去七十多年来对西藏实施的这些政策和行为，已经触犯了上述第二条所有条款，理应要得到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惩罚。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还是日益脆弱？
我们可以说西藏是中国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基地，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也相应加大，而西藏正成为对中国供应能源和自然资源大后方。如；西藏境内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成为中国应对能源紧缺问题的方案之一，尽管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都对在雅鲁藏布江等河流上拦水筑坝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对于地震隐患、生态环境的担忧，但这并未能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心。再加全球气候变化使得原本脆弱的西藏生态系统已经面临巨大考验，而河流水利工程、大量外来移民，藏区城镇化建设，以及包括疯狂采矿等开发性建设让西藏的生态安全问题更加恶化。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西藏脆弱的生态首当其冲，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水土流失、雪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雪山冰雪消融，土地沙化正在威胁着西藏的生态环境。但是，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中国在西藏的一系列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带来连锁效果是最致命的问题。
西藏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好是坏，我们还是让专家来说明，这才是最公正的。根据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做出有关西藏生态环境状况报告：西藏高原的气候数据统计时间比较短。从1961年到2010年的六十年间，西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37摄氏度，约为世界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6到12倍。西藏高原的南部，西藏自治区的平均气温变化为每十年上升0.58摄氏度，约为世界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10到19倍。气温上升，冰川融化，面积减小，冰川径流经历一个先增长，然后到达顶峰，继而急剧减少的过程。在平均每年气温上升0.03摄氏度的情况下，到2100年，敏感型冰川面积只剩40%；稳定型冰川面积只剩70%；在平均每年气温上升0.05摄氏度的情况下，到2100年，敏感型冰川面积只剩14%；稳定型冰川面积只剩55%。
喜马拉雅地区不同区域的冰川自2000年以后，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缩。如果未来持续这样的态势或加剧，中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数以亿计人口将会面临洪水、干旱和饮用水缺乏的威胁。同时，冰湖溃决洪水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经常出现的一种灾难性危害，经常使本区居民财产、设施、生命遭受重大损失。
“冰川退缩显着、土地退化形势严峻、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威胁加大与珍稀生物资源减少、自然灾害增多等。青藏高原地区是冰川的集中分布区，冰川储量5590立方千米，近30年冰川消融明显，面积减小15%以上；西藏全区沙漠化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沙化与潜在沙化土地达2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面积达43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18.1 %和36.1；西藏自治区的草原总面积12.44亿亩，其中一半以上的草场严重退化，1/10的草场明显沙化，全区已经退化而不能放牧的草场面积达1.7亿亩。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公路铁路等交通条件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安全形势极为严峻。”[13]
西藏自治区沙漠化土地总面积，1995年由199743.46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16.60%，到2005年201895.48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16.78%，扩大了2151.68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大307.38平方公里。这个沙漠化发展速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发展速度差不多。但是西藏土地沙漠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西藏地区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的快速增长，1995年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的面积3364.64平方公里，2005年扩展到4142.98平方公里，升级率为23.13％。由于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土地的快速增长，使得西藏沙漠化的程度明显加重。 [14]根据上述数据推算，截至2020年，仅仅在西藏自治区的土地沙漠化面积就达206506.18平方公里；其中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面积达5310.49平方公里。西藏自治区总面积为1228000平方公里，现在重度和极重度沙漠化面积就达总面积的16.8%。
《青藏高原典型区生态时况时空变化及气候变化响应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雅鲁藏布江源头的生态环境问题：[15]
——土地沙化：源区沙漠化土地占雅鲁藏布江全流域沙漠化土地的45.62%；堰塞湖风沙地貌已达数百平方公里，这在世界大河中实属罕见；
——水土流失：雪线上升，冰川后退，积雪量明显减少；一些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泉水水量减少，喷射高度降低甚至泉眼消失。流域内蒸发量增大，土壤变干，径流量减少，出现“增温减湿”的趋势。雅鲁藏布江最大径流明显增加，最小径流明显降低，径流量向洪水和干旱两级发展，年径流量下降，河水含沙量增加，说明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的持水能力和水土保持功能明显下降；
——草地退化。草场退化严重，以冷季草场、居民点和主要道路两侧为最。草地退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牧草产量、高度和盖度降低，品质变劣，群落中优良牧草比例减小，有毒的和牲畜不可食的杂草增加；草地中出现大量的裸土和砾石，鼠害加剧，草场沙化严重。
以上这些数据和中国专家研究结果显示，西藏的生态安全屏障不是日益坚实，而是日益变得脆弱，甚至处于危机边缘。中共当局自弹自唱，欺世盗名肆意把关乎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气候环境的西藏推向生态危机之中，这不仅仅是居住在青藏高原西藏民族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中间道路”既能解决西藏问题，又能对中藏双方带来互惠共赢
何谓“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尊者亲自倡导和制定的一项互利共赢的政策，旨在通过和谈，与中国政府以和平途径解决彼此间存在的问题。 “中间道路”是以佛教中观学派理念，避免极端，寻求中间立场。也就是说，“中间道路”政策是既不追求西藏历史上的独立地位，也不接受中共对西藏的现行政策，通过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平等共存的基础上，对全藏区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
很显然“中间道路”政策是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16]原则，完全在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推心置腹，坦诚布公地与中国政府以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实现全藏区名符其实的自治。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繁荣发展，也有利于保护西藏民族文化，保障西藏民族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中间道路”是经过反复辩证西藏人都能接受和坚持始终，而且海内外许多华人知识分子，乃至全球诸多领导人和诺奖获得者等全球精英和顶尖人物都赞同这一主张。然而，一些心怀叵测，别有用心的人妄加指责“中间道路”是“变相独立”；“独立分两步走”等谬论，这完全是蓄意歪曲事实，指鹿为马，狐埋狐搰，甚至可以说是点火扇风，横插一杠。
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哲学家伽利略说：“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击它，你的攻击就愈加充实了和证明了它。” 至于“中间道路”受到的攻击也恰好证明这是真理。无论如何，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不同的角度，清醒的头脑去思考，这样才能领悟“中间道路”，接受“中间道路”。
总之，“中间道路”顾全大局，互利共赢。识时务者为俊杰 昧先几者非明哲。坐失良机，最后将付出代价的不只是西藏，中共将要付出更大代价的。
结束语
天黑野茫茫，鬼魔舞翩翩。中共统治西藏70多年，其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立在西藏累累白骨之上。它的存在不仅是西藏人民的噩梦，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噩梦。中共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利，牺牲十四亿中国人民，甚至把一己之利凌驾于周边各国利益之上。妇孺皆知，中共政权在自身的利益面前往往没有底线，正因为这样，白皮书内容老调重弹，且荒诞离奇，对有着几千年独特历史和与众不同宗教语言文化的主权独立的西藏，霸道，放泼撒豪成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武力侵占西藏说成是“和平解放西藏”；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又说成是全面脱贫；毁灭西藏宗教文化又颠倒为保护西藏宗教文化；维护国家统一指责为从事分裂国家。
更令人捧腹的是，白皮书指：“西藏公开发行藏文期刊16种、藏文报纸12种……”以此证明藏语文得到广泛使用。流亡藏人社会公开发行的藏文书刊仅仅在达然萨拉也超过16种，全球流亡藏人社区更难于计数。因为，在自由国度，我们又充分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再者，前苏联领导人列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想出一个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即“民族自决”。中国共产党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把它搬进来，之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 “民族自决” 代表中国的民族政策，并不断加工改造成“民族自治”。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载入中国宪法，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然而，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画饼充饥，毫无现实意义。人们都称它是摆放着的“花瓶”，除了观赏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进行了改造《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花瓶”。现在这“花瓶”，改造成“土罐”了，既没有使用价值又没有观赏价值，它完全成了中南海制造的垃圾。对此中共还在白皮书中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不难看出，中共的政策与实践相矛盾，法律与政策起冲突，这是一惯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源。
无论怎样，我们从中共在西藏失败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尝鼎一脔。白皮书也如出一辙，无论它如何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坦率地说，这些与绝大多数境内西藏人民及西藏的真实状况无关。中共政府依靠蒙骗或者使用枪炮来想要改变一个民族，这恐怕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想。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西藏民族，将未来希望作为动力，将民族意志作为武器，在西藏的民主道路上披荆斩棘，一定能够开创出一个将属于自己民族的自由的美好未来。
（作者：雪达 2021年6月28日）
[1] 从前，内地经陆路进藏路线一般是通过“茶马古道”，也就是说从四川雅安到泸定、经康定、巴塘到昌都，然后到拉萨。
[2] 当时经海道入藏路线是自重庆到香港，经缅甸、印度加尔各答到西藏江孜，然后到拉萨。
[3]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著。斯诺是美国记者，因其在中国革命期间的著作而闻名。他被认为是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4] 《喇嘛王国的覆灭》戈尔斯坦著，（2007年）第48页。
[5] 达拉·平措扎西. Historical Sino-Tibetan Relations, 1949-1951 and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The Potomac Conference – Sino-Tibetan Relation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ctober 5, 1992 [2019-08-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6]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7] 藏区有关人员提供的信息。
[8] 网易网站，2021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消息，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jb/2021/202101fssj.html
[9] 同上。
[10] 根据世界各国人口表，阿根廷总人口为45,377,000人。
[11] 《东噶藏学大词典》595页，1551页，2049页。
[12] 所谓未能进入大殿席位的僧侣一般是非当地户口，未年满18岁，或未受基础教育（汉语教育）等原因而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僧侣。
[13]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的生态研究报告。
[14] 佛山大学旅游与资源环境系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李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杨萍、陈怀顺和姚发芬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高尚玉在《近10年西藏高原土地沙漠化动态变化与发展态势》文章中专门论述的西藏土地沙漠化问题。
[15] 沈渭寿、刘波、严长珍和张惠等专家著。
[16] 未修改的1984年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
来源：万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