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為何燃燒？

前言

 至此時刻，延燒在西藏的怒火狂潮已經吞噬了一0七條西藏人的性命。由於中國全面忽略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價值，以及合理正當的政治意向，推波助瀾，正加深中的危機。此一危機肇事於中國在西藏的政治壓迫，文化清洗，經濟邊緣化，族群歧視，以及環境破壞。

儘管藏人行政中央噶廈持续呼籲，生命是寶貴的，不要一再付諸包括自焚在內的過激行動。然而，不幸的是自焚事件仍在西藏不斷發生。故此，支持及擴大西藏同胞強烈的心聲：聖尊達賴喇嘛返回故里，以及西藏自由，乃為我們神聖的使命。藏人行政中央相信，國際社會集體的行動必能說服中國領導人，尊重西藏人民強烈願望，施行寬容的政策，同時不影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及領土完整。服膺此宗旨之下，我們要獻給全球公民及領導人這份報告。该份報告對於中國在其执政范围内不停地掠奪西藏的文語言化，以及破壞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呈現了深度的審視與分析。

这四項为急性政策施行的範圍为：對宗教、語言兩者的干預鎮壓；強迫西藏牧民遷離草原；漢人移進西藏高原的人口殖民政策，以及減少西藏人口，使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益趨成為普通的邊緣少數族群。

我們發表這份報告，是有助於揭示更深層的西藏目前危機。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激發和協助國際社會成員将敦促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啟動有關对西藏人民的明智新政策。正如我們過去一再重申，解決西藏危機的責任，就在于中國領導人手中。

司政洛桑森格

2013年元月16日

簡介

本白皮書调查了目前席捲西藏且數目益增的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藏人行政中央早已多次呼籲西藏境內的藏人放棄自焚。儘管藏人行政中央一再請求停止自焚，然而，不幸的是藏人自焚的數目仍以驚人的速度和頻率在增加當中。所有自焚的藏人都呼喊著，让聖尊達賴喇嘛返回故里，以及西藏自由，等等。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西藏人採取如此極端絕望的行動呢？

其原因在於中共超過六十年的統治，對西藏政策严重错误所致。這場在西藏掀起的革命，反對政治壓迫，文化同化，种族歧視，經濟邊緣化以及環境破壞。目前這一0七位自焚者，多數是青少年和二十出頭的西藏人。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他們應該是從中國在西藏的統治當中受益最多的一代人。然而，很明顯，中國在西藏排山倒海似的錯誤政策已經完全使西藏新世代的民心向背，並且他們向在其生命中從未謀面、超過50年未曾涉足西藏的聖尊達賴喇嘛輸誠，藉此表達這個隔閡。

中國統治西藏初期，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工作的卓越西藏幹部，早已預見中國對解決治藏基本問題的失敗。回溯到一九六0年代早期，這些西藏領導強烈地貶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在一次深具勇氣與膽識，史無前例的行動中，已故第十世班禪大师上呈給中國高层領導，一份七萬字請願書，雖然，那是以外交辭令寫成，卻等同指控中國在西藏犯下文化種族滅絕的罪行。這份請願書严厉批評中國統治西藏的本質，使得班禪大师大吃苦頭。毛澤東稱這位西藏領導為「共产党的階級敵人」，並反駁他的七萬言書是「毒箭」。他時而被暴力「批鬥」，並且被羈押、入獄监禁長達數年。班禪大师在毛澤東死後劫後餘生，他從幽禁中被釋放出來，並做了反撲。他在一九八九年聲明，西藏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失去的遠比得到的要多。在他做了這些評論後，僅過數天便離奇地早逝。

西藏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握有許多中國佛教協會的重要書信。在一九九八年時，他必須認證中國所指定的班禪喇嘛，在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之下，阿嘉仁波切流亡美國。「現代中國歷史，」他說道，「可將之描寫成『三隻魚的故事』。台灣仍在大海中悠游，沒人可捉到那隻魚—至少目前還沒有。香港還存活，但已陳列在中國的水族箱裡了。西藏是那第三隻魚，被煮好端到餐桌上，並且有一半已經被吞食了；西藏語言、宗教、文化，以及其原始住民，比西藏冰川的消失快速更快。」

西藏最重要的賢達之一，曾位居中國共產黨要職，並且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已故阿沛．阿旺晉美(Ngapo Ngawang Jingme)，多年前曾在人代會上说過，對所有年老的西藏人而言，其最摯愛的願望，即使走到生命的终点，在死之前也能親謁達賴喇嘛，這將滿足了他們最鍾愛的所有希望。

西藏共產黨創始人巴瓦．平措汪杰(Bawa Phuntsog Wangya)在他呈递中國領導高層，有關西藏問題的數封書信之中，重申了全體西藏人民的願望。「故此，多數康區、衛藏(西藏中部)以及安多的藏人，从内心深处思念著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們信任、仰賴並請求他賜福祝禱。」

許多西藏智者在西藏任職共產黨機關的高幹，將共產黨的統治分判為下列時期：「第一個十年(1950-60)我們喪失了國土(意即中共入侵西藏)；第二個十年(1960-70)我們喪失了政治實權(共產體制取代了舊西藏政府)；第三個十年(1970-80)我們喪失了文化(文化大革命破壞了西藏的傳統信仰) ; 第四個十年(1980-90)我們喪失了經濟(中國移民在西藏就業市場上掛帥)。」

中國以強硬刻板的政策統治西藏，造成如此之多的境內西藏年輕人自焚的原因。他們日復一日目睹和經歷了中國對西藏佛教文明、西藏語言以及他們身分認同的恆常侵害。他們強烈地怨恨中國共產黨積極干預他們的精神生活，包括試圖指定西藏精神領袖。他們極為憎惡对聖尊達賴喇嘛的妖魔化，以及強迫僧人譴責聖尊達賴喇嘛的这些政策。當中國移民潮湧入西藏，他們驚恐地目睹西藏人的工作、土地以及其未來被掠奪—並在此過程中，許多西藏市鎮變成了中國城。他們憤慨牧民被強制遷離草原，遠離他們所牧養的牲畜和所賴以維生的資源，被定居在永久的房屋結構裡，這使他們無以維生，並且使原來自給自足的家庭陷入貧窮之境。同時西藏人民眼見，中國在西藏的土地上大舉發展，對他們而言，那是幾乎毫無利益的，僅是為了將西藏自然資源推給對資源飢渴的中國。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對西藏人民顯示的是:中國要的是西藏，而非西藏人民。

西藏藏學家們分享了西藏人民經常受中國侵害的意識，以及世界對此漠不關心的放任。大衛．斯奈果夫(David Snellgrove)和修．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的文化史》 (A Culture Histroy of Tibet)一書中說明為何他們聯手寫這本書時提到：「此次我們自己撰寫本書的緣起，係因西藏民族的文明正在我們的眼前消逝，除了各處有一些溫和的抗議之外，所剩的是世界的不置一詞與毫無惋惜地任隨它去。過去許多文明已經衰微和瓦解，但稀罕珍貴的是，有人有機會能成為此類事件的知情見證者。」

必須要問的關鍵問題是，西藏民族超過一千三百年間所發展的西藏佛教文明，為何在這二十與二十一世紀覆滅？是否這種意圖摧毀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呢？

很明顯，問題的答案是絕對否定的！透過歷史，中華民族一再證實其文化是兼容並蓄的。眾所周知，數個世紀以來，中華文化對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非中國的信仰展現了其寬荣态度。尊崇儒家的中國或已展現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但非缺乏寬容。中國對位處其邊陲的「蠻夷」，認為唯有將其教化、發展為文明社會，其他則無效法之處。儘管中國排除了處於帝國邊緣民族的文化，但唯獨有一國家，中國派遣學生去學習，並迎請大師來教導，那個國家就是印度。為什麼是印度？因為印度已有本身建立的佛教精神傳承，在眾多的文化與國家裡，印度將自己核心信仰價值散發、鑲融於大片的亞州，其中也涵蓋了中國。

中國對佛教的欽佩可以從七世紀去印度旅行的玄奘法師身上看出，他花了數年時間在那爛陀學習佛法以及其他相關科目。《中國史詩西遊記》 (Journey to the West)中，記載了他沿著‘丝绸之路’到印度的不朽旅程。玄奘法師回應了那爛陀師生的請求沒回去中國，如阿瑪塔雅．參(Amartya Sen)在其所著作的書《爭議的印度人：評論印度文化、歷史和國家認同》(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Culture, History and Identity)中引用他說的話回應說，「佛陀開創了自己的教義，所以它才能散布於所有大地。誰願意獨享而忘卻那些還未證悟的人呢？」

佛教传播到中國的主要成就在於開啟中國人心，使其超越自己本身，提升到更高、更廣的文化與智慧境界。歷史事實說明，並非是中國文化或中國人民毀滅西藏，而是輸入西方共產主義、心胸狹隘的中國毀滅了西藏。更具體地來說，其在於中國列寧主義體制視西藏文化和身分認同為其政黨在西藏統治的根本挑戰。

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運份子對於今日西藏自焚的現有態度確認了這項觀察。世界知名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近期在二0一二年九月至十月版的《外交政策》(Foregin Policy)的訪談中，被問到從前是否到過拉薩時，回應評論道：「沒有，我到拉薩會感到羞愧。我認為尊重[西藏人]就是不要碰他們，不要干涉他們。」

中國最敢言的知識分子之一冉雲飛(Ran Yunfei)，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訪談當中提到，「共產黨確實毀滅了宗教。他們根本都不懂宗教。看西藏，我跟國保(國家特務)說，『不給他們掛達賴喇嘛的照片，你們太過分了，你們沒有宗教信仰才不瞭解，所以西藏人才這麼生氣和心灰意冷。然後你們竟然進寺廟裡掛毛(澤東)、邓（小平）、江(澤民)或胡(錦濤)的照片。你們已經走火入魔了！這樣不對，想想看吧！難怪他們會點火自焚。』」

中國統治西藏的實情不管是以強勢扭曲，還是以經濟金錢利誘，西藏人民仍舊保有對聖尊達賴喇嘛堅定不移的忠貞，這是中國統治西藏真實的困境。於外在，中國雖統治了西藏，但卻得不到西藏人民的心。中國統治西藏的征服性格，使得西藏人民更加疏離了中國。為了斷絕西藏人民與他們所虔信的聖尊達賴喇嘛的關係，中國發起活動，逼迫西藏人民詆毀與妖魔化西藏的精神領袖。妖魔化聖尊達賴喇嘛，打擊西藏的根本價值，这就是犧牲如此之多的年輕西藏人生命的直接原因。中國將西藏精神領袖等同惡魔的政策与習氣，已使整個西藏轉變成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敵人。這就好像是希特勒叫耶穌基督為惡魔，並要求全部的基督徒要愛納粹獨裁者一樣。任何人都可以反對藏傳佛教，但將西藏精神領袖等同魔鬼是最嚴重的侮辱，如此的侮辱是對異族文化與精神價值的最大排斥。對西藏文化與佛教連續不斷的侮辱以及刺耳地妖魔化聖尊達賴喇嘛，驅使這些年輕西藏人以自焚來抗議中國的統治，以及抗議中國共產黨貶低他們最神聖的信仰。

長久以來，中國共產黨教育西藏人民，在同一個天空下，不能出现兩個太陽：指中國共產黨和西藏佛法。正發生在高原上的駭人自焚事件，表明了西藏人民同意這項評論。就高原上的居民來說，西藏的天空只能有一個太陽，而這太陽就是聖尊達賴喇嘛以及他所賦予的價值與文化。目前在西藏已發生超過一0七起的自焚，在他们的最后呼声中，有六十一位藏人高呼让聖尊達賴喇嘛返回他的故里；有四十人以西藏自由做為他們最摯愛的祈願；在他們當中有八位自焚者則呼喊西藏獨立；五人呼喊雪域境內外西藏人要加强團結。

一位中國人給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統治的本質下了定論。一九八七年馬建以中文首次發表在《人民文學 》(People’s Literature)的書，《亮出你的舌头》(Stick Out Your Tongue) 。一段時間以後，當作者旅居香港時， 他的作品在內地被禁止，根據中國官方審查員禁止的理由是「《亮出你的舌头》(Stick Out Your Tongue)是本詆毀我們西藏同胞形象的一本低俗、淫穢的書。」此后，這本書被翻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早在二00八年席捲高原的西藏全面和平抗議以及今日西藏自焚蔓延之前，馬建在二00五年英文譯本的後記中以下列話語來描述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的本質：

表面上，西藏也已經大大地改變了，或者說至少城鎮已改變了。拉薩已經變成一個骯髒、被汙染的城市，就像你可以在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看到的一樣，有卡拉OK、按摩院，和俗麗的霓虹燈招牌。中國政府發現經濟繁榮比機關槍、軍備坦克更能有效地使民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閉嘴。但是對膽敢質疑中國統治的西藏人仍同樣地施暴相待。今天，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超過一百位西藏人在中國監獄中逐漸凋零。

我在西方遇見許多人，與我在尚未造訪這個國家一樣，仍分享著對西藏的浪漫天真的夢想。相信人間淨土，一個隱藏的烏托邦，那裏的人生活在和平與和諧，這個需求似乎深深地流入了那些與現代世界隔絕的人們之中。西方人以基本的慾望與貪婪，將西藏人理想化為溫和、虔誠的無瑕民族。但是在我的經驗裡，西藏人也會和大家一樣腐敗及殘暴。理想化他們即是否定其人性。

中國人民對西藏則存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就他們而言，她不是神秘的香格里拉，而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放中國的樣板，中國共產黨會凶猛地反對任何破壞「祖國完整」的動作。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國在西藏肆虐式的毀滅，或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約有一百二十萬西藏人死於政治迫害、關押、折磨和饑荒的事實。

政治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對西藏的觀點與政策

 一九五四年和達賴喇嘛最後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近挨著西藏領袖私下耳語著: 「….宗教當然是毒。它有兩個缺點: 一是傾覆民族，第二是阻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兩者已經中毒了。」

四十年以後，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一九九三年统战部工作會議的演講中說，「[我們]要让他們[僧團]愛祖國，支持社會主義體制和共產黨的領導。我們不允許宗教被用來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體制。」

   後來，毛對佛教的憎惡以及江的政治需求兩者浮上檯面，並以此制定為中國官方政策。一九九四年北京举行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建議后「寺院及尼姑院大肆建設以及囂張地徵募僧侶及尼姑」。這個座談會進一步主張「我們和達賴集團的鬥爭既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族問題，而是維護我們國家統一及反分裂的问题….這是一樁生與死的鬥爭。」

   這個座談會啟動了「（无情打击分裂嚣张气焰运动）」(Striking relentless blows)運動，以對抗「達賴集團」和「分裂主義」做為全面管理公共安全的「重要元素」之一。

  該座談會主持者江澤民說，「[西藏文化]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精緻文化，為使現代文明果實和傳統精緻文化结合，以促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在西藏的發展。」

   一九九二年元月，接任胡錦濤成為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陳奎元，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說，「一些寺院的顽固反動派不顧一切地追隨達賴」並說，「為了打倒分裂主義及達賴集團的蓄意破壞行動，以及保護大量宗教信徒的正常宗教生活，必須在我們區內的寺院進行詳細地區分改造。」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陳發動了所謂的精神文明建設運動，宣示了在西藏的工作綱要。他說，「促使精神文明運動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屏蔽和消除達賴在精神領域的勢力。如果我們不能完成這項工作，我們就不能宣稱在促進精神運動上取得任何偉大的成果。」

   陳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西藏黨委会議上的講話中，「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如果我們認為達賴是宗教偶像，在反分裂運動的過程中要避免譴責他的話，那麼政治上我們便不能有效地領導群眾鬥爭，對抗以他為首的分裂集團。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譴責他，並且不能認可他在宗教上的威信。」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陳在一場對西藏自治區黨委會的講話中，「宗教信徒，甚至某些黨員和幹部，無法從宗教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中獲得解脫….他們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在沒有意義的努力上，為下一世個人的幸福祈願; 而非利用有限的財力資源去改進經濟狀況，他們毫無節制地供養錢財給寺廟; 他們不讓小孩接受現代教育，反而送小孩進寺廟去當和尚或尼姑。這麼負面的想法和行為阻礙了科學與科技的傳播….」

在一九九七年，一位中共政治局委員，李瑞環(Li Ruihuan)說，「擴張西藏的經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主要是承擔西藏社會安定和進步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這項工作不只是幫助西藏，也是對抗達賴喇嘛分裂企圖直接相關的鬥爭。」

一年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到訪中國時，江澤民與他在電視對話中說，「去年我造訪了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時，我發現現在許多受高等教育的人信喇嘛教。我認為這是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為什麼? 為什麼?」

一九九九年三月，江在第九屆中國人民政治协商會議中，對道德和宗教領袖的演講上宣布，第一、「修正操縱宗教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全面正確地實施黨的宗教政策；第二、我們應該依據法律來強化宗教事務的管理；第三、我們應該主動地引導宗教适应社會主義社會。」

二00一年七月十九日，當時的副主席胡錦濤在慶祝「和平解放」西藏五十週年的集會講話时說，「駐守西藏的人民解放軍, 武警部队，以及法律強化部門是防衛祖國的前哨，以及維護西藏安定的強大支柱與忠誠衛士。他們是建立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並且中國「在新世紀的引導下，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為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

中國領導偏狹的認知與政策，自大以及盲目的愛國主義毀壞了西藏的文化和社會。此外，在西藏發動如此的「民主改革」政策，推行「愛國教育」運動，大躍進，反右運動以及從北京到全中國強迫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政策之下，西藏人民經歷了空前苦難。

這些過去和現在的透過廣大的黨、政、軍官僚機構而施行的運動，它們涵蓋了中國政權所建立的社會機器的管控，包括在寺廟中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監視鄰近區域的委員會和「工作隊」。北京也成立了人事安全網路，包含有人民解放軍，武装警察，公安系统以及複雜而廣大的付費線民。「反分裂」官僚機構雇用了約四十萬的幹部。黨透過官僚機構，也已發行了各式文件、指令和指導方針來控制有創意的表述並利用有系統的程序來摧毀及漢化西藏文化。

自佔據西藏以來，共產黨天生狹隘和壓抑的個性進一步顯示在黨書記的任命上。首先(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派任張經武為首任中國共產黨西藏党委書記，到張慶黎，乃至現任的黨書記陈全國，除了伍精华之外，全都是汉族。伍是彝族，據說因「背叛右派」在一九八八年下台。

正如噶廈在二000年九月二日西藏民主日的聲明中所揭露，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西藏閉門會議中，陳奎元建議中國政府要「….將西藏佛教和文化從地球表面連根拔除，讓它們除了做為博物館館藏品之外，不要在西藏下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任何記憶。」他也提到，達賴喇嘛和其流亡政府的存在是不安定的主因，必須連根拔起，並且提議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佛教應該被消滅，西藏自治區要像四川那樣，併成中國的一省。

強納森．莫斯基(Jonathan Mirsky)二00七年六月十四日出版的《新宣言》 (The New Statement)在他的文章《中國的裂痕》 (China’s Gaping Wound)中寫道，胡錦濤這位直率的總書記告訴他，他不喜歡西藏，她沒文化而且還是一支「危險的民族」。在拉薩藏人輪番的和平起義後，胡於一九八九年對西藏下达戒严令。一九八九年第十世班禪大师便是在他任期間突然神祕地圆寂于日喀則。

前西藏中共老大張慶黎形容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狼」，是一個帶有人臉的惡魔。二00六年八月十六日，當他與德．斯貝吉(Der Speigel)訪談時，不解地說，「我完全不明白為何像達賴喇嘛這樣一個人會榮獲這個獎。他為世界和平做了甚麼? 他對西藏人民背負了多少罪行?他如此地傷害西藏和中國！我不懂，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對他感興趣。」

他說，「共產黨对於西藏人民像父母，總是想到小孩的需要。黨中央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佛。」

最近二0一0年他又說，「如果沒有反华勢力或沒有達賴破壞及製造混亂，西藏會比今日更富裕。」

文件上明確記載，歷屆中國領導人皆不见识西藏文化，且大幅偏離中國官方政策。

理論上，北京在維護與發揚西藏文化與宗教上有健全的政策。西藏於一九五一年被迫與中國所簽訂的《十七条和平協議》中，承諾保障西藏人民「應當有發展口語和書面語言之自由，以保存或改革西藏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並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載明，「所有的民族皆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的口语及書面語，以及保存或改革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之自由。」

然而，由於極端的偏狹不容與視西藏文化和身分的存在為威脅的認知下，實際上中國政權已經投入有系統的計畫，執行各種運動和政策來徹底毀滅西藏文化。這些社會的管控、壓迫和終極根除西藏傳統文化的措施，都被記錄在官方的文件檔案、指令和指導方針上。多數主要文件的引用如下:

一九八二年，北京所發表的《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對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政策》(The Basic Viewpoint and Policy on the Religious Question during Our Country’s Socialist Period ) (常稱為第十九號文件)這是中國對宗教自由的許可範圍内，最具權威和最全面的聲明。文中「宣布宗教的寬容是根除宗教的道路上必要的步驟。」

於一九八九年七月所發表的，《經由屏蔽和调查，堅決打擊分裂主義者和其他嚴重犯罪的各级黨和各地区人民政府的工作計畫》(Work Plans of the Regional Party and the Region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 Resolutely Striking Splittists and Other Serious Criminals Through Screening and Investigation) (參考第十三號文件)包括了「組織和強化寺廟管理」的章節以及增加寺廟宣傳的廣告。

由西藏自治區黨委在一九九四年所發表的《通往新世紀的金橋》(A Golden Bridge Leading to a New Era)中命令，停止進一步擴展西藏的佛教機構，以及要認同反對達賴集團為西藏自治區奮鬥的生命線，並且主張「要殺一個陰狠毒辣的人，必須先擊碎他的頭。」

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西藏自治區分會第四届代表大會第六次全體集會的《第五號文件》(Document No. 5) 裡，包含了「斬斷陰狠毒辣人的頭」的章節，鼓勵中國移民［進西藏］，封鎖寺廟，強化政治教育，和懲罰那些歌唱所謂反革命歌曲的民众。

國家宗教事務局在二００七年七月所發佈的第五號指令中，要求所有的轉世仁波切的認證必須由北京批准。

二００八年六月，在西藏東部康區甘孜人民政府的第二號指令，及诸多意見發表指出，要忠告那些態度頑固的和尚和尼姑，嚴格地警告他們，剝奪他們做為宗教修行者的權利，將他們逐出寺廟，將他們關押監禁進行「愛國再教育」，並且「將剝奪朱古(tulkus)握有轉世的權利。」

以下將說明和探究這些具有激烈衝擊的觀點和政策。

文化同化：破壞西藏佛教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寫道，「宗教是民族的鴨片」。列寧也道，「宗教是精神的壓迫… [一種]精神的酒精」。如上所述，毛一九五四年在最後一次接見達賴喇嘛時，他低聲地說，「宗教是毒」。對三位一體的共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操控下的理論和主義而言，宗教是社會的毒藥。

中國共產黨曾經宣稱，「自宗教傷害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來，證實它必然有害於少數民族的進步和發展… 所有不利於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進步的民族特點能夠且應該改變。

中國領導視佛教為控制西藏的最大障礙。在一九五０至六０年代的「民主改革」之下，土地以及其他資產從寺廟被奪取。修．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在《西藏的簡史》 (A History of Tibet)寫道，「對宗教的攻擊變得更暴力了。喇嘛們被施暴與屈辱；有些則被處死。拒絕中國指令，不放棄宗教修行的普通人則被挨打，他們的物品被沒收。」一九五九年之前，佔領者中國武力屠殺了為數眾多的僧侶和民眾以及毀壞許多宗教建築，促使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評論道，「他們[中國人]有系統地開始滅絕西藏的宗教信仰，並且持續進行他們[中國人]毀壞宗教塑像的計劃，因為在宗教的信仰和修持上，他們對其他人是一種鼓勵及榜樣。」

里克．菲爾德(Rick Fields)在《天鵝如何來到湖中：美國的佛教實錄歷史》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中寫道，「中國人很快地殘暴鎮壓一九五九年的反抗起義，五十萬人喪失了生命，並且西藏文化幾近滅絕。寺院變成了兵營，以及許多古代西藏和印度佛經被燒毀，或是用來當做騾子的飼料。對中國人來說，佛教和封建制度兩者同樣都必須被摧毀。」

作家張戎和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補充说，「毛下決心消滅西藏人生命中最極致的精華—宗教，當他在一九五四、五五與達賴喇嘛見面時，他告訴達賴喇嘛說，西藏的和尚太多了，他說，這對人口繁殖增加勞工力是不好的。現在喇嘛和尼姑要放弃獨身的誓言而进行結婚。」

阿嘉仁波切陳述，一九五八年中國佔領軍「強迫[他寺院的和尚]在上辯經院集合」，並且「公開举行批鬥大會，超過五百名僧人遭毒打和逮捕。在一九五八年底年之前發生更多逮捕，这象徵著大躍進，社會主義，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飄揚在塔爾寺(Kumbum)。婦女被強烈要求住進寺院和寺内的僧人結婚。」

一九六二年，在呈递中國總理周恩來歷史性的《七萬言書》中，第十世班禪大师寫道，「以鎮壓和反抗形式出现的所谓“民主運動”，是大規模的、兇猛的、激烈的天翻地覆的階級鬥爭。」在其間幹部「全以不成熟的半吊子进行混亂指挥」來逮捕、虐待、監禁，以不公平地重判人民并施加政治教育。改革的首要工作即是以「破除迷信」為名焚燒經書和破壞佛像來攻擊宗教。工作隊強迫僧侶回家結婚。在寺院中設立「民主管理委員會」，其會員從事不道德的以及完全違反宗教的行為，如嫖妓、酗酒和蓄髮，所以到頭來「宗教行為像白天的星星那么稀有。」

這份請願書補充說，過去西藏大約有十一萬僧尼…民主改革結束後，減少了93%，僅有七千名左右的僧尼住在寺院…由於这些原因，「講、辯、著」和「聞、思、修」的甘露已然乾涸。

在米卡爾．丹漢(Mikel Dunham)的《佛陀的勇士：美國中情局後援的西藏自由鬥士的故事，中國入侵和西藏最後的衰亡》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阿塔．諾布(Athar Norbu)詳述，一九五六年春，当中國解放軍攻擊理塘寺，「三架蘇俄伊留申二八戰機盤旋…並轟炸理塘。那時他們投下所有的炸彈，片甲不留…全都毀於一旦….所有的經書，著名的藝術，神聖遺跡，佛塔，西藏最大的佛像…全都不見了。」超過3000名僧尼和在家人在這次的圍攻中喪生。「在巴塘和芒康地區，相同的轟炸機飛越其他寺院的那天，就像毀滅理塘寺一樣被消滅。」

居住在北京的中國作家王力雄，在他發表於《西藏的生存之戰》 (The Struggle for Tibet)的論文《終結西藏佛教》 中(The end of Tibetan Buddhism)寫道，朱古(Tulku)教育組在一九六四年創立于拉薩，「有超過十位低於二十歲的朱古被集合进行劳动改造，特意讓他們当獵人屠杀野生動物。從改造營學到的某些事，後來成了朱古畢生難以脫離的阴影。」

王更進一步寫道，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國共產政權瓦解了宗教活動，「僧團中的整個一代人，在宗教觀點上變得敗壞，並且一個新世代已完全在無神論的環境下度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文化大革命也在西藏發動。兩天後，從西藏自治區師範學院來的紅衛兵貼上大字報並且散發傳單，並下令滅除封建文化，上级寫明要全面禁止讚揚唯心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書籍; 要毀滅所有的嘛尼牆，風馬旗子，香爐; 不能念誦祈願文、轉經、大禮拜; 並且除了那些受政府保護之外，所有寺院和廟宇應該轉為普通的公共使用場所; 允許僧、尼可以結婚而且必須要從事生產勞動。

全西藏都施行了這項有系統的破壞運動。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甚至深入到像類烏齊(Rivoche)這樣偏僻的小村莊，第十四世紀西藏社會改革者唐東．傑布 (Thangtong Gyalpo)曾在那裏建立了寺院和十三層的佛塔。塑像被打破，唐卡被燒毀，寺院僧人被迫將唐東．傑布的遗体灵塔及其它圣物都丟到附近的雅魯藏布江。

不久前洛桑．汪杰博士(Dr. Lobsang Wangyal)寫到，在文化大革命興盛時期，犯人從事任何類似西藏風俗習慣，立即被批鬥且照慣例受到毒打。「甚至使用湯匙和木碗，犯人都会挨打或接受鬥爭大會。使用傳統的西藏腰帶，便會遭受一頓公開的羞辱和毒打。」

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一位現代西藏學者和歷史學家，在《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A Histro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书中寫到：文化大革命目的在創造「社會主義者」，对舊價值和傳統者被說成有『綠腦袋』，而改革論者則有正常的『白腦袋』。新腦袋則裝滿了毛主席的教導。如同食物供給身體養分，所以毛主席的教導會帶來意識形態的轉化。據說沒有學習毛主席的思想，腦袋就是空的。」

西藏有超過六千兩百五十九座宗教寺院。估計在这些寺院内大約有五十九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名僧侶和尼師，供奉了成千上万尊塑像和宗教手工藝品。中國政府特意毁滅六千多座寺院的同时，寺內的收藏物被毀滅和掠奪，上百萬卷古代無價的經書被焚毀。文化大革命隨著毛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而結束。

朱古萊赫(Ribhur)寫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多數西藏文化手工藝品被运往中國内地銷毀，純金和純銀的塑像和法器一去不回。鍍金的銅、合金的鈴、紅銅、黃銅等等….被運到Luyen(譯音:柳營)，再從那裡最後被賣到上海，四川，太原，北京等鑄工廠。位於北京市以東約五公里處的鑄工場名為貴金屬鑄工場，獨獲六百噸的西藏金屬手工藝。六百噸當中只有五十噸後來被搶救出，其他的都被鎔化后賣掉了。

奎倉朱古－蔣悲耶西(Keutsang Tulku Jampel Yeshi)，他的前世是負責認證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尋訪團的主要负责者，他在奎倉(Keutsang)朱古傳記中寫道，「勞動改造」運動期间，在獄中他被迫將人的排泄物從廁所運輸到田野中。奎倉(Keutsang) 朱古被毒打，被迫接受政治教育，並且在獄中的後幾年他和其他獄友去修理腳踏車和織毛衣，這些東西被當權者外銷出口或賣到市場上。他的寺院被毀，且學生也入獄或被迫還俗。

一位僧人，称班丹加措，在牢狱中受折磨度過了三十多年，为接受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在「勞動改造」運動中，被下放到中國勞改營。他在自傳《雪山下的火焰：一位西藏僧人真實的故事》 (Fire Under Snow: True Story of a Tibetan Monk)一書中寫道，他带着手銬腳鐐，接受审讯长达幾天，被迫詆毀他的根本上師仁增丹巴(Gyen Rinzin Tenpa)。上师仁增丹巴是一九四六年被派遣到印度恭賀英屬印度於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西藏代表成員之一。中國當局強迫班丹加措承認他的老師是印度政府所派遣的間諜。

施行如此嚴厲的措施以控制和徹底消滅宗教，凡是属于宗教的事物被認為是黨领导面临的唯一最大威脅。各種宗教政策受中國最高機關: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國國務院的監督與批准。黨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通过层层行政管理系统，中國在全西藏每一座寺院都設立民主管理委員會(Democratic Management Committee)以實行黨的政策和指示。《西藏百問》 (100 Questions about Tibet)的作者經緯(Jing Wei)說，民主管理委員會是「接受宗教事務的相關政府部門的指示和支援，並於實施國家政策时，出任何問題要通知他們…」透過這個系統，政府常以最大的經濟和政治來控制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通報公安局「識別是否颠覆国家政权」。地方民主管委會以工作組運作，這是一種政府人事單位派遣在機關或當地進行「愛國教育」的特殊組成單位，以進行政治教育及調查。「工作組」例行進駐寺院及尼姑院，有時長達數月以「推行調查、集會、進行监视和識別抓捕的人選」。是以徹底傾覆仁波切或堪布在傳統上為精神導師以及寺院中所有問題決策掌權者的角色，並將整個宗教團體轉變成了僧眾和尼眾傾向忠黨的政治戰場。

《通往新世紀的金橋》 (A Golden Bridge Leading to a New Era) 首次在一九九四年發行，這是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會上所宣布的宗教政策的指導方針，下了嚴厲命令以剝奪宗教活動。

《通往新世紀的金橋》 (A Golden Bridge Leading to a New Era)敘述了「有過多地方的寺院不經當局的許可就開放，有過多的宗教活動…所浪費的物資、人力和金錢已是巨大的….有時導致行政、使教育低落、婚姻、節育和日常生活的衝突」，並且「每一位和尚和尼姑[必須]聲明，他們絕對地服從黨的領導和對祖國的忠诚。」

這政策的意旨在透過要求他們「與達賴集團劃清界線」的政治教育以改造西藏出家众的思想。

五年後，二00一年舉行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工作研討集中在加強「黨建設」為重點之一，以獲得支持和合法性。江澤民在座谈會上說，重要的是「加強宗教事務行政、打擊利用宗教進行分裂犯罪活動，積極引導藏傳佛教適應社會主義社会。」

為了落實這項政治目標，北京透過發起像「嚴厲打擊」(Strike Hard)和「愛國教育」運動，讓政府得以強力干預宗教活動。它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對佛教的展望或改造佛教以適應社會主義中國的需要」的命令。

《金橋》敘述了「應該改變無法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教義和修行」。這正加強了北京的「天空中不能有兩個太陽」的主張。只能有一個太陽，那就是共產黨。這一直是中國對西藏佛教政策的中心焦點，出家众被迫「愛中國共產黨; 愛祖國; 愛社會主義; 爱人民等等。」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一份由西藏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所發表在西藏日報的聲明陳述說，「為了翻修、強化以及設定修正期限，我們必須關上經常發生嚴重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喇嘛廟的門。」

在二00一年四月十八日，派遣「工作組」官員進行「愛國再教育」運動之後，西藏東部康區的喇榮五明佛學院(Larung Gar Institute)頒布一項公告，對常駐僧人的數目做了限制。这座神聖寺院是廣受高度崇敬的堪布晉美彭措所創建，早在一九八0年代还是一個偏僻的寺院為起点，绕开中國当局限制新建寺院规定而建立的。如同它的高知名度，喇榮五明佛學院約有一萬名學生，其中包括超過一千名來自中國内地。「工作組」的官員驅逐了超過七千名學生。同年六月，數千名公安駐紮在學院附近，並毀壞了遭驅逐的出家弟子在寺院的所有僧舍。佛學院的創始者，堪布晉美彭措遭受逮捕，於二00四年元月七日，在神秘離奇的氛圍中圆寂了。

二00二年十二月，位於西藏東部的康區那爛陀寺的創建者，堪布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被誣控涉嫌一件爆炸案，被当局判处死缓，两年后执行。他所做事業利益百姓，因此他在其所處地區，廣受西藏人和中國人的尊敬和信賴。地方當局认为这對他們的合法性和政權已构成威脅，因此，早已尋找方法要除掉他。

根據一份由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nited States Commi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二00九年的年報，甘孜德霍寺(Tehor Kardze Monastery)一位受高度崇敬的朱古普布次仁(Phurbu Tsering)，「在他超過五十名的學生因和平示威抗議，反對詆毀達賴喇嘛和他們的上師而被警察扣押，隨後这位仁波切也在二00八年五月十九日遭被捕。」

一九九九年邦立(Bangri)仁波切和尼瑪卻宗(Nyima Choedron)在拉薩創立一所孤兒院稱為嘉措兒童之家，而被控涉及間諜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並分別被判十五年及十年的監禁徒刑。

許多其他現代西藏宗教領袖如在西藏東部甘孜達傑寺(Dargay Monastery)的格西索南彭措(Geshe Sonam Phuntsok)已受偽證指控被捕入獄。

這些喇嘛和朱古們擁有极大的道德威信以及為擁護西藏人民福祉而自然成為公眾領袖的角色。百姓在宗教和世俗兩方面的事務，求助於他们給予引導和忠告。備受尊敬的这些仁波切卻被視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人。

二00七年五月中旬，中國當權者拆除了西藏中部桑耶寺(Samye Monastery)附近的一尊巨大的蓮花生大師(Guru Rinpoche)佛像，並且將塑像敲毀後的碎石運送到不知名的地點。

根據西藏人權和民主中心的一份報告，「一名中國軍警護衛到桑耶寺，並且強制毀壞一尊幾近完成的黃金和黃銅合鍍的蓮花生大士(Guru Padmasmbhava [Rinpoche])塑像。這尊塑像造價八十萬中國人民幣，係由從高度工業化的中國城市廣東省廣州來的兩位中國施主慷慨捐贈。」

二00七年，國家宗教事務局發行了所謂第五號命令，要求所有轉世朱古或仁波切的認證必須由北京批准。這是進一步對西藏人民的精神領域，进行明顯而直接干預的行動。它再一次地宣示，中國領導人利用宗教做為政治工具，不僅是將「西藏國家和對達賴喇嘛的忠誠，轉变成中國國家認同和對中國的忠誠」，也是為共產黨幹部控制和監視西藏人民的精神活動的定位合法化。

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證明，北京介入中國指定的班禪喇嘛的遴選。現在流亡定居在美國的前塔爾寺(Kumbum Monastery)住持阿嘉仁波切(Arjia Rinpoche)，作證「我被中國政府強迫，扮演遴選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一部分。自從中國政府希望利用這個事件，做為對未來遴選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的前導以來，他們設定自己的規則，並且周密地編導金瓶掣籤典禮。我是這個事實的見證者，這儀式是齣鬧劇，並且遴選是假裝的，這完全是人為操縱。」

中國作家王力雄在《西藏佛教的盡頭》 (The End of Tibetan Buddhism)中寫道，「地方政權已經變成唯一控制的勢力，一項明顯的要求是出家眾對當權者的投誠。這和恭敬佛法或守比丘戒一點都沒有關係。」

毀滅宗教再次清楚地顯示在一個中國律師的獨立組織，設在北京的公盟(Gongmeng)法律研究中心所發行的報告中。二00八年遍佈西藏的騷動餘波當中，公盟派遣研究員到西藏查明這些抗議的原因。他們的調查在二00九年五月公開。公盟報告指出，佛教不僅「是西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歷史發展邏輯一致的西藏宗教文化的主要思維來源。」這份報告補充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致使目前西藏地區的中生代僧人產生了斷層，使得在老僧人傳遞宗教文化給年輕僧人的傳承留下一個不好的影響。」

老一輩到新世代的佛教傳承的崩潰，是對藏传佛教最致命的傷害。它已逐漸造成精神上師或喇嘛和他們的學生之間特殊关系的瓦解。這特殊的关系或金剛誓言(Dam-tshig)是一種對維繫上師和弟子之間和諧關係的神聖承諾，同時還是培育正確的教法和修行的連續性。金剛誓言(Dam-tshig)包含了在師徒間正直的誓言、保證、忠誠和履行諾言的詞語。佛教自從第七世紀被引進西藏，整個佛教哲學經文以及天文知識、語言、律法和道德已經把這個獨特的系統傳給了下一代。這在佛教教義的修行上變得特別重要，因為許多要義教授、灌頂和傳承都是由上師口中傳授給弟子的。

達賴喇嘛是全西藏人至高無上的世間精神領袖。儘管北京實施嚴厲地鎮壓政策和行動，但西藏人民對他的熱愛、信仰和信賴是無瑕的，這證實了達賴喇嘛在西藏以及西藏人面臨最緊迫的環境時，在精神上引領著他們。

很明顯，北京認為達賴喇嘛和他的子民之間建立在完全的信任，忠誠，熱愛和信仰上的非凡關係，这就成为中共在西藏政權合法性的主要威脅。共產黨已對這種對達賴喇嘛具有特殊情結的劇烈希望提高了攻擊。只要任何西藏僧俗對達賴喇嘛表示忠誠或信仰，便會被描述成「佛教的敗類」和「達賴集團的忠实走狗」。

「我們外敵人的影響力，特別是『達賴集團』，甚至比从前更滲入到许多寺院领域。」《通往新世紀的金橋》(A Golden Bridage Leading to a New Era)中說。為了反攻、破壞這種影響力，北京幾乎在所有宗教組織裡啟動西藏全面的「愛國教育」運動。這已取代了傳統的宗教教育。如今出家眾在「工作隊」及民主管理委員會的嚴格監控下，強迫接受政治教育。

民主管理委員會及「工作隊」在舉辦愛國教育課之後，為僧尼进行筆試。考試中的問題包括：反對分裂及達賴集團的理由為何? 西藏自治區首要的政治責任是什麼? 你用什麼方法表達對祖國的愛?等等。

這些問題必須依據僧尼所被迫接受的政治及意識型態教育來回答。有些「愛國教育」如反對分裂主義、[中國版的]西藏歷史、公民指導、以及政府政策書籍。這些書都是寺院裡強制必修的教材。

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點，貼在寺院牆上的布告中写道：「我們社會主義国家中，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點是我們了解和處理宗教和宗教問題的理論和指導原则。」被迫出家众念誦: “我反對達賴集團”;“ 我在我的屋子裡不會留達賴的照片”; “我的思想不會被達賴集團影響”; “我愛共產黨”; “無論如何，我會追隨黨”等等。

民主管理委員會已經取代了住持，在一九五九年之前，住持是類似一所大學學院院長，並且在傳統上是寺院的領袖。政治洗腦取代了宗教教育。這種心靈上師徒間的特殊关系已經斷絕，並強制規定限制出家入寺的數目和年齡。僧侶在十八歲以下不准加入寺院；規定外地的學生不准註冊成為僧、尼。

一份政府官方文件發布聲明，民主管理委員會必須向當地安全部门報告任何「有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以及由寺院的上師、領誦師和糾察僧施行「公共維穩」。

二00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所謂甘孜藏族自治州(该州關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比西藏自治區境内任何地區要多)領導李昌平(Li Zhang ping)，發佈了第二號命令，下令指示出家人，「不同意註冊和拍照者，就要離開寺院住所，因為儘管不斷再教育，他們仍然拒絕自我修正，他們將被驅逐出寺院，褫奪宗教修行者的權利，被送回他們的出生地，拆除他們所住的寮房。」；「任何無法遵守這項命令的上師、堪布和格西，則不准參加宗教活動。」還說，「如果是朱古，將剝奪他們轉世的權利。」

西藏之聲廣播電台在二0一0年七月二十三日報導，在那曲(Nakchu)的榮波．秋傑寺（Rongpo Chojey Monastery)的達瓦仁波切(Lama Dawa)當年四月被捕，他被指控和達賴喇嘛有联系。中國當局剝奪了達瓦仁波切宗教上所具有的轉世宗裔職權。根據同一電台報導称，其他十七名同寺僧人也在「愛國教育」運動下，被下令「反對達賴喇嘛和達瓦仁波切，且必須斷絕與達瓦仁波切的聯繫」。結果，法名称阿旺加措的七十歲僧人於二0一0年五月二十日自殺。隨後，十七名僧人全體被出逐出寺院。當局標記此事件為「5·20事件」，並且將這所寺院分類為必須长久監視的「罪犯寺院」。

王力雄(Wang Li Xiong)寫道，今天在西藏，「所有著名的寺院都必須轉成觀光景點，而高級朱古則被利用來做為商業投資的釣餌…這就是他們變為有價商品的方式。」

同样，馬建(Ma Jian)，這位廣遊西藏的中國作家和畫家在他的書《伸出你的舌头》《亮出你的舌头》 (Stick Out Your Tongue) 寫道，西藏是一塊心靈已受摧殘之地。數千座寺院被夷為廢墟。僅極少數殘存的寺院外觀受損。多數僧人似乎由於經濟因素而非宗教因素重返寺院。軍警防守著寺院大門，大牆被標語口號塗鴉，指示僧人要「愛祖國、愛共產黨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t-Leninism)。」

一九六二年，第十世班禪大师在他《七萬言书》中清楚鮮明地寫道，「現實中宗教的未來已被消滅了， 是故，事實上宗教已無未來。」

共產黨毀滅西藏佛教傳統和宗教機構，已經在西藏的教育、價值、語言和公眾和諧上起了連鎖反應。今日的西藏經歷了逐渐增多的社會衝突、目無法紀、公共不調和、文盲、貪婪以及性交易和酗酒等不良风气不断泛滥，这已促成了西藏社會的墮落。

隨著宗教的毀滅，西藏不再吸引，如；蘇俄、蒙古、尼泊爾、印度和不丹等國學生。她早期有如高等學習中心一般，以服務那些熱愛西藏文化的非西藏人。如今流亡西藏學院承擔了這個角色，吸引了為數眾多希望再度和他們的文化根源連結，或是熱愛西藏佛教文明智慧的非西藏人學生。

社會歧視：壓制西藏語言

西藏語是世界精华語文，它屬於藏緬語系。西藏語和它的各種方言已超過一千兩百萬，遍布廣大地理範圍：橫跨整個西藏高原以及沿著印度喜馬拉雅的北方地帶，從阿魯納恰省(Arunachal Pradesh)到拉達克(Ladakh)，湧過巴基斯坦、不丹和尼泊爾北方一帶的人都使用藏语文。同時，藏語也是在蒙古和俄羅斯聯邦管辖内的卡爾梅克(Kalmkya), 圖瓦(Tuva)和布里雅特(Buryatia)共和國的高等教育語言。然而在超過六十年中國統治的侵犯下，西藏學者憂慮，西藏語文將会很快地滅絕。

自從佔據西藏後，北京的西藏基本教育政策一直是要贏取藏人世代的忠誠。為了實現這項工作，教育策略向來以意識形態觀點塑形，以便暗地破壞西藏文字，認同和內容有關的所有情況。早在一九六0年代，中國當局開始藉著改變文法，以更接近人民所使用的所谓无产阶级 (proletarian language) 而「改革」西藏語文。最首要的例子是除去五個del-dra(連接虛詞)中的三個或是领屬詞gi, Kyi, gyi, yi, ‘i。這些被認為是多餘的，而標準的藏文書寫則五個全部都需具備。

卡翠歐納．貝斯(Catriona Bass) 在她所寫的書《西藏的教育：1950年以來的政策和實務》 (Education in Tibet: Policy and Practice since 1950) 书中寫道，「在文革時期，中國國家認同保留的所有西藏文化被廢除; 在這段期間，教育的政治本質意味著對傳統西藏文化，幾乎全面地發動攻擊，其首要目標則是西藏語文。」

西藏學者，穆傑桑丹(Muge Samten)有著第一手經驗以及生活在文革可怕年代的經歷。他說道，「幾乎所有在西藏的大學和學校都被迫關閉，藏文課被禁止，僅在『破四舊』反對資產階級，以及和『人民的語言』更靠近的名义下，創造所謂『改革語言』，才有少量的藏文使用在宣傳材料上。這『改革語言』全無使用標準藏語文法並且和一般人所講的口語相差很遠。任何使用標準藏語的人就會被貼上『修正主義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標籤而受到攻擊。」

粉碎「舊派」運動導致傳統學習中心的毀滅、知識份子被流放到勞改營並實施大量的鬥爭大會，以清除人們对過去的記憶。

一位年輕的西藏婦女敦珠曲珍(Dhondup Choedon)，在西藏東部山南聶塘县(Lhoka Nyethang Dzong) 參加紅旗人民公社學校，後來逃走，於一九七三年流亡。她在她的書《生活在人民公社的紅旗下》(Life In the Red Flag)中寫道，「每星期開一次會，在會中小孩要從事批鬥和自我批评…要求小孩報告他們所看到任何反中國的評論…中國人不斷地對他們演講，關於解放西藏所帶來的繁榮和幸福，以及譴責舊西藏“三大领主” 罄竹难书的罪恶。」

一九七五年西藏自治區師範學院創建時，卡翠歐娜．貝斯(Catriona Bass) 在她的書中詳述，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天寶 (Tian Bao) 宣布：「應該以實際經驗從工農當中挑選學生，他們應該在數年的學習後回到生產」，並且「新學院的主要科目就是階級鬥爭，課程要集中在『意識形態』教育來轉化學生。」

八０年代早期，由胡耀邦發動，同時受已故班禪大师所策動的自由開放政策，这十年結束前，隨著西藏左傾激進勢力重新得勢而削弱。胡錦濤取代了被廣泛認為是自由派的伍精華。胡隨後是陳奎元，他在西藏是搧風點火的黨頭子以及「迴盪於促進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教育」。在陳統治西藏的一九九二年到二000年期間，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和藏學家的羅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二00一年八月在蘇格蘭的聖安德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所舉辦的西藏研討會上評論道，陳對西藏學者和知識份子加強攻擊，並且在重新塑造「西藏大學裡的西藏歷史和文化教學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陳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西藏自治區第五次區域教育會議的演講上宣佈，意識形態教育是在學校中的首要目標。他說，「我們教育的成功並不在於大學、學院、技術學校和中學發了多少畢業證書，最究竟的分析，在於我們的畢業生的心是向内，還是向外於達賴集團；是否對偉大祖國和偉大社會主義的事業忠心或漠視。這是評定西藏教育工作對錯與功過最明顯突出和最重要的标准。為了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改進學校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工作，並且讓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工作可以在學校中滲透所有的課程、學習和工作。」

陳在相同的演講中陈述道，「學校不是一個『自由』的論壇。學校應當被社會主義所俘獲。我們不應被分裂主義份子和宗教理想主義者利用，來毒害人民的兒女…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最終究關心的問題。這是一個試驗。」

陳進一步釐清這個立場: 「偶像已經進入學校並且變成教室裡的教科書。有些學生加入僧伽階級。有些人故意將這現象混淆成民族特色，試圖在教育的事務上，將宗教干預合法化…因此我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工作是艱鉅的任務，在訓練教師和繼承對祖國和社會主義事業擁有深切的愛的人，也是沉重的責任。」

陳不只以意識形態包裝課程做轉移，甚至建議放棄像科學與科技科目的學習。這與北京所宣稱，給予西藏人識字水平的提升和全方位的教育相違背。陳更確切地說，「道德教育如果僅成功地維持舊的文化傳統，而不能符合現在的社會發展則不能視為成功。」

同年，一份西藏自治區政府報告指出，「全類別的各級學校應該堅決地將正確的政治目標放在所有其他之上，並且努力奮鬥以訓練有崇高理想、品格正直、好的教育和強烈的紀律感的合格人才。」這段話重申在《通往新世紀的金橋》(A Golden Bridge Leading to a New Era)中，「老師們應該有某些專業技能，但最重要的，他們必須是堅定的革命者。」當中清楚顯示出官方對「紅」的偏好遠勝於專業。

沿著相同的線所選出的西藏孩童被派到中國接受中等教育，並且派遣中國各省來的老師到西藏的學校和學院來工作。「這個計畫有許多副作用，對西藏語言文化發展可能有負面衝擊和後果….[再者]，由於[中國的]老師們不會講藏語(甚至他們中间很多人不會講標準中文–普通話)，額外地替西藏學生創造了學習困難。」

許多西藏年輕人體認到缺乏真正的教育，因此他們甘冒生命危險，持續來到印度接受正統教育。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出走西藏而流亡。他們多數是年輕的僧人、尼姑和學生，來到西藏流亡寺院、尼姑院和學校求學。

公盟(Gongmeng)報告提出，「多數出生在一九八0年代的西藏人僅受教育到小學程度，這教育程度遠低於我們对内地年輕一代人的研究结果。」報告中說，「根據二00七年的統計，在西藏地區教育的平均期限是四年，而且高校的受教率相當的低。」還有，「草根成人多數是文盲。」報告中陳述，老師的素質和教育程度也是低落的，並且牧民小孩和農民很難獲得教育。

定居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寫到，二０一０年初，中國教育部發佈一項新公告指出，「全國所有學校要發動學生在春節參加『祝福亲愛的祖國快樂！繁榮的一年』活動。」學生被通知要讚美神奇的遠祖炎黃帝王; 而且要讚美革命先烈。教育部指示所有學校要舉辦炎黃帝王的祭典。炎黃被中國人認為是他們最早的祖先。

同時，中國當局下令西藏學校每天早上舉行升旗典禮。一位老牌記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同時也是在西藏旅行，《國家駕駛:中國路途》 (Country Driving: A Chinese Road Trip)的作者，在他發表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大西洋線上》 (The Atlantic Online)的論文《穿過中國眼睛的西藏》 (Tibet Through Chinese Eyes)中寫道，他見識了「中學的升旗典禮上，學生和職員列隊聽國歌。之後異口同聲地立誓效忠共產黨，[還有]愛祖國。等」

在如此有系統的計畫和具有架構的教育方法之下，使西藏人在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和尋找文化之根的成長上剩下很小的空間。導致西藏的新世代不伦不类地長大，自己的文化被當局根除，又無法適應新文化和社會環境。

公盟(Gongmeng)報告說，「今日藏區老師最大的缺點，是在西藏語言上。」透過對西藏許多地區进行研究，公盟下了一個結論，即是學生發現學中文比學藏文簡單，純粹因為缺乏合格的教師與缺乏教育目標。即使他們會講藏語，卻很少有老師能從事藏文教學以及對學生深入解釋藏文。

刻意地打壓藏語文，使得稱職的藏文教師嚴重缺乏，如被拘留的藏籍作者札西熱丹(Tashi Rabten，筆名德朗Theurang)在他最近的書《血書》(Written in Blood)，德朗描述二00八年當他還是蘭州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時，他和他的朋友在校園大牆和宿舍附近張貼藏文書寫的賣書海報，後來他們得知他們貼的海報全被撤下，而以中文書寫的類似海報卻原封不動地被留著。他寫道，「我後來發現是政府下令不准張貼以藏文書寫的海報，所以任何藏文海報被張貼，學校政策即被授權拿下海報。」

一位西藏知識份子領袖，已故敦噶尔．洛桑赤列(Professor Dungkar Lobsang Trinley)教授評論道，「我們未來所有的希望，所有其他的發展、文化認同和遺產的保存全仰賴於[西藏語文]。各領域的所有知識分子，不能夠以自己的語言表達，西藏人即将處於被同化的危機中。」

其他西藏人也同樣關心西藏境內的西藏語文和教育系統的命運。一九九六年，堪布晉美彭措(Khenpo Jigme Phuntsok)寫道，「事實上，西藏語言在当今西藏已無價值。舉例來說，如果一封信以藏文書寫地址寄出，即使在西藏境内也无法到达目的地，更何況外地。假使旅行，不管一個能以藏文多麼能詩善文的人，他無法看懂車票上的發車時刻和座號。即使有人在本縣或某城市要找一所醫院或一家商店，藏文的知識是無用的。一個只懂藏文的人會發現，即使買日常生活所需品也是困難重重。」

「如果我們的語言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是無用的，那么。其他地方还有用嗎? 假使狀況這麼持续下去，西藏語文有一天將會滅絕…在西藏很少有學校可以學到西藏語文和文化…再者，父母已養成不送小孩到學校去的習慣。這是因為小學教中文而不是教藏文。即使學生學了中文從中學畢業，在西藏也沒有雇用他們的地方。當然，還是有少许機會學習藏文，但父母知道西藏語文在日常生活中沒有用的。因此，他們沒有動機送小孩上學。」

「居住在县城或城市里，儘管他們的父母都是藏人，但许多藏人却不會講藏語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藏人已經失去了西藏的特色。再者，西藏的官員也不會講純正的藏語。他們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使用中文。這就是為什麼一般藏人聽不懂他們的演講的原因。」

標題為《中國:排斥少數民族，邊緣化和危机升高》(China: Minority Exclusion, Marginalization and Rising Tensions)的一份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報告指出，西藏小孩「接受系統設計過的教育系統去否定他們學習自己歷史和語言的機會與能力」以及「灌輸小孩一種因中國文化而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產生自卑心理。」

北京以折磨、任意逮捕和漫長的监禁进行迫害西藏學者和知識份子，使得中國政府出資且結果極為負面的教育更加惡化。這股浪潮，早在一九八0年代有所減弱，但在陳奎元的統治期間再度復甦、加劇。

一九九六年一月，陳在一次內部會議中聲明，西藏的民族主義根源於西藏宗教，而西藏宗教的根源在於西藏文化和語言。羅伯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在他二00一年蘇格蘭的聖安德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所發表的論文《中國的拓荒者和冬蟲 –一九九二至二000年西藏自治區的陳奎元》(The Chinese Frontiersman and the Winter Worms – Chen Kuiyuan in the TAR, 1992 – 2000)寫道，「這理論意味著西藏文化和語言必须限制」，「之後[已故]班禪大师曾在几年前在四所中學開辦的實驗中級藏語學校課程，很快就被關閉。」

遵循這種對西藏語言和文化懲罰性的態度，即是對任何堅持藏族身份主張的藏族知識分子和作家加以打壓。二00四年，中國當局禁止著名的西藏作家和詩人唯色(Woeser)的書《西藏筆記》(Notes on Tibet)，並解除她在拉薩的中文雜誌《西藏文學》(Tibetan Literature) 的編輯職務。當局指示，她的工作時間應該全數奉獻給政治再教育。後來，她具有影響力的博客受到攻擊並被關閉。國際筆會(PEN)在其網站中寫道，自二00四年起，唯色一再地飽受騷擾，包括短暫的拘留、軟禁、旅行限制、喪失工作、無法使用數據通訊、強力的監視和審查。

《狂風暴雨:二00八年西藏之春之後對西藏作家和藝術家的鎮壓》(A Raging Storm: The Crackdown on Tibetan Writers and Artists after Tibetan’s Spring 2008)二0一0年五月，這份報告被設在華盛頓DC的援藏團體，國際西藏運動(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發表，詳述「本案例有超過五十位西藏人，包含十三位作家，因涉嫌以藝術和公共的社會身分表達他們的看法而被監禁、或『被失蹤』、面臨折磨，騷擾案例。」

這些知識份子和作家包括拉薩的專業畫家和傑出的西藏文化人物，八十一歲的班究諾布(Paljor Norbu)在內。他因涉嫌畫被禁題材而被判處七年的監禁。另外还有仁欽桑波(Richen Sangpo)，他是《沒有退路》(No Retreating Path)和兩本未出版的書–《血的故事》(The Story of Blood)和《拉薩的故事》(The Story of Lhasa)的作者。他在二00六年八月被中國當局毒打和折磨。另外一位是袞卻才佩(Kunchok Tsephel)，他是具影響力的西藏文學網站酥油燈的創始者。他在秘密審判後被西藏東北部合作市(Tso)的甘南(Kanlho)人民中等法庭被控以洩漏國家機密，判刑十五年監禁。

其他被迫害的西藏作家包括卓如次成(Drogru Tsultrim)、加羊吉(Jamyang Kyi)、卓瑪佳(Dolma Kyab)、貢嘎慈央(Kunga Tsayang，筆名崗尼Gangnyi)，以及札西熱丹(Tashi Rabten，筆名德朗Theurang)。卓如次成(Drogru Tsultrim)被控在他的文章中煽動騷亂與支持「達賴支持者的動機」，及被當局禁止出版他的藏文雜誌《何處有生機》(Kha wai Tse sok英譯Lifeline of the Snow)。加羊吉(Jamyang Kyi)，作家和歌手，在二00八年四月被公安局扣押。卓瑪佳(Dolma Kyab)，《骚动的喜馬拉雅》(Restless of Himalayas)的作者，他被認為拘留在近拉薩的曲水高戒備監獄(Chushui high-security prison)。貢嘎慈央(Kunga Tsayang，筆名崗尼Gangnyi)，作家、攝影家及部落客，二00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西藏東北部合作市(Tso)的甘南(Kanlho)人民中等法庭受祕密審判後，被判刑五年監禁。札西熱丹(Tashi Rabten，筆名德朗 Theurang)，《血書》(Written in Blood)的作者和二00八年西藏和平抗議相關文選《夏東日》(藏文: Shar Dungri ，英譯Eastern Snow Mountain)的編輯，他被認為關在四川省省會成都。

其他的受迫害的西藏作家包括筆名雪懂(Shog Dung)的扎加(Tagyal)，於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捕。他是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員工並且寫了許多書，包括他最新的《翻天覆地》(The Line Between Sky and Earth), 是關於二00八年的西藏抗議。依據國際西藏運動(ICT)的新報告，「由於出版一本主旨關於他在書中所稱的『戊子和平革命』和自二00八年三月，被他描述為『民族、文化、和領土的主體意識全面覺醒的一個信號』的橫跨全西藏的抗議。」

相同的報告敘述，「自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歌手、藝術家和作家第一次被定位成反西藏文化運動目標，不准表達任何西藏認同，否則即被當局污名化為『分裂主義』以及被禁止。」

再者，依據國際西藏運動(ICT)，在西藏東部，阿壩馬爾康(Barkham)的西藏學生因格爾登寺(Kirti Monastery)僧人平措(Phuntsok)的自焚而團結一致，於二0一一年三月十七日開始絕食抗議，當局沒收了他們的手機並且阻斷了網路。

一個月後，約於四月二十二日，學生的課本和其他讀物被政府官方清查，任何未經官方批准的書籍都被沒收和燒毀。被燒毀的出版品包括有《夏東日》 (Shar Dungri，英譯:Eastern Snow Mountain)雜誌，第一次出版的關於二00八年的一系列抗議和鎮壓的藏文文選。學生被告知他們不准擁有任何未經官方許可的書。

滿州有一個清楚的先例，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後，在同年被中國當局「廢除滿清法规」。「滿清在中國目前的人口將近一千萬」，然而「不到一百人會講滿族语」，並且學者相信，滿族口語將在五到十年之間会消失。

西藏可能遭遇相同的命運。西藏作家受到任意的逮捕、折磨、拘禁和長期監禁。特別二00八年西藏抗議爆发之後，這些任意逮捕、折磨、拘禁和長期監禁的例子日漸頻繁。這些有系統的持續侵害，完全扼殺了西藏語言和身份、阻撓任何基於創作表達、個人天賦和集體聲音之具有特色的西藏文明與文化主張。

環境破壞：西藏牧民及其終結的生活方式

一九五六年春天，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共產黨副主席朱德(Zhu De)下令，「為了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所有 [西藏的]游牧人應該定居。」在西藏東部和東北部強制實施高度「社會主義改革」期間，主要的農業區被「集中化」(collectivised)。对牧區进行大量宣傳，以促進「共同目標和合作」的政策。然而，這項活動的主要目標，不在於改進牧民與農民的生活，或是帶來正面的社會改造，反而是在全西藏社會加強控制、管理和施行「民主改革」。這是非常明顯的，從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的宣傳綱要當中有關六年之內不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政策的官方文件陳述，「為了要能快樂地生活，西藏人民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加強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必須遵循的不可避免途徑。」強制牧民定居在固定式的房屋，並且制止放牧氂牛到賴以維生的遠處的廣大翠綠草原，使中共當局對牧民人口得以有較佳的控制。

在公社化的一个单一步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書記謝占如 Xie Zhanru (譯音)在今甘肅聲稱，時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四萬六千名西藏牧民不久前基本上仍生活在封建制下，而今，已在反革命壓迫下獲得勝利，實施了社會改革…唱歌和跳舞，與天堂僅有一步之差，將他們帶進具有社會主義種子在其中的人民公社。」謝補充道，「牧民的文化是相當落後的，他們的科學和技術水準相當低落，」並且聲稱，「透過若干年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後，他們會廢除迷信，會解放他們的思想，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並且決定追隨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實際上，在牧區所施行革命的黑暗面是「一種極為暴力的階級」—生死搏鬥。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來臨已經摧毀了西藏牧民的生活方式，傳統上他們以季节變化以及逐水草而居，與自然環境协调发展的生活方式來放牧，同樣地，中國所提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種完全外來的觀念。在這些新環境中，極度不自主的牧民發現，這種每件事都必須強行由上而下的制度是難以運行的。「在人民公社裡，」西藏人对相互說，「每个人只有三件個人物品，一套衣物、一条床單和一雙碗。」

從遠古時代以來，西藏牧民和農民便從事以物易物制度，牧民以鹽、奶油、肉、乾乳酪和木材來換取衣物和其他日常用品。一九五0年代結束前，這種生活方式被公社制度所取代，公社制度使當局得以實施更有效的稅賦制度。稅賦包括如本书於他處所陳述的，愛國糧稅，國家儲糧稅、戰爭準備儲糧稅等。這是因為制度造成了大量糧食短缺，強迫人民屠殺以及多吃他們的牲畜。已故班禪大师在他的《七万言书》中寫道，「多數家庭被徹底搜查，多數居民自己儲藏的穀糧、肉品和奶油被搶奪了…許多居民缺乏糧食; 有些用盡了糧食，並且非常缺乏肉品、奶油和煤油等等; 沒有點酥油燈的油，甚至買不起木柴。」

正如同其他的西藏人一樣，牧民們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遭受極大的苦難，因為政治運動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為最頂點。然而，對他們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脅是固定式的再定居，這是中國當局極力推行的一項政策。

一九九0年代對西藏牧民嚴格地展開定居式的安置，這與「西部開發」運動實有關联。中國政府宣稱以環境保護為由，施行像 “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的政策，圈圍草场以及對牧民強施施行定居制。中國當局宣稱為轉變草原退化，施加放牧禁令，並且頒布一項官方政策以譴責西藏牧民「原始」和「不科學」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目前的草原危機。

估計約有兩百二十五萬牧民生活在西藏草原上。經歷數個世紀，西藏牧民很有技巧地管理他們的牲畜以及維持土地以適應西藏脆弱的生態系統的現實。現存的牧區危機與牧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完全無關。它是北京過去五十年的政策所造成，例如強迫集中化，生產配額的課稅，以及集中放牧，而直接導致饑荒、草地退化以及傳統維持牧区管理方法的毀滅。

二00七年六月，總部設於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出版了一份西藏牧民永久定居的相關報告，標題為《沒有自由說不》(No One Has the Liberty to Refuse)。這份報告解釋了中國的牧民定居計畫：「自二00二年起，中國政府在最初由西藏人所居住的放牧區實施了再定居、土地徵收和圈地政策，嚴重地剝奪了他們的生計。這些政策特別極端…許多西藏牧人被要求屠殺大部分的牲畜，並且必須移進新蓋的房屋聚居地或鄰近的鄉鎮，被迫拋棄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

「這些要求是『西部大開發』運動相關的更大型的部分政策之一。自從這個運動在一九九九年起步以來，許多西藏農業社區土地以最低的補助金額被徵收，或是以開採礦產、基礎建設方案、或是都市發展被驅逐等。」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報告引述了一位西藏人從牧民生活方式方面，對方案衝擊做評估。「他們藉由不准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區域，至此完全清除我們的生計，來毀滅我們西藏的[放牧]區域。這使得我們難以活命於世，因為我們已經世世代代成為牧民，中國人不准我們繼續我們的職業，並且強迫我們住進中國人所建造的鄉鎮，我們將無法賴以為生，並且也無法從事其他工作。」

二00三年實施了一個有關在西藏東北部果洛(Golok)的全面禁令，牧民被迫遷到政府所蓋的房屋裡。一個在安多(中國: 青海省)相關的案例塘卡瑪(Tang Karma)計劃案說明了強制改變土地，牧民被迫定居在一個没有水沒有電的棄置監獄地點，這個計畫案的地點混入了農田定居，那裏的牧民對於耕田和種植穀物未曾有過經驗，被要求在無水的狀態下從事農作。在《沒有自由說不》(No One Has the Liberty to Refuse)文中，一位接受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訪問的西藏人說，這道命令直接來自中央政府，而非由[基层]所捏造，並且「沒有任一牧戶能例外。」

驱逐和搬遷也因為促成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方案而進行，例如大壩工程、開礦和修建像拉薩西寧高速公路和鐵路線。根據中國森林科學院的周金星(Zhou Jinxing)、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景觀、建築和園藝系(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Horticulture)的 Yang Jun楊俊(譯音)以及北京師範大學Peng Gong彭恭(譯音)所做的研究報告《建設西藏高原上的綠色鐵路：殖民措施的評效》(Constructing A Green Railway on the Tibet Plateau: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itigation Measures)，拉薩到西寧高速公路的建造，「沒有環境影響評估或任何環境保護計畫」。造成了「高速公路沿線的植被毀滅，鄰近的植被因為建造公路的土壤被刮落而受損。」研究員們補充道，「受損的植物導致了土壤中有機物質的流失，並且使得最上層土壤下的永久凍土層融化。」

這些發展計畫和基礎建設方案是以都市為中心，並以一種「西藏人難以與中國移民者匹敵」的方式來調撥資金。一位專攻西藏的經濟發展學家，安德魯．菲斯徹 (Andrew Fischer)《在西藏自治區極度依賴與不對等成長的剛愎之中》（In Perversities of Extreme Dependent and Unequal Growth in the TAR）寫道，「會發生這種狀況，正是因為主導補助及投資的人，還有花錢的地方不對。」

圈圍草地，強行限制放牧和遷移到永久定居已迫使牧民尋找其他的收入來源，因為他們既無足夠的技能，也缺乏機會。牧民遷移至永久定居地已經切斷他們與牧畜的親密关系，而且也使世代相傳的管理牧畜和草地的知識變得無用武之地。

對牧民永久定居官方所聲稱的理由，從朱德在一九五六年下令「所有西藏放牧人都應該定居」后，果洛全面對放牧下禁令，以及今日在西藏的牧民再定居來看，是將「落後的」牧民改造並為他們帶來「科學的發展」。

由於西藏實際上對環境保護以及尊重土地、動物和自然資源，擁有一段悠久的歷史，將「科學發展」帶給牧民的主張是特別奇怪的。

根據一位在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專家凱薩琳．摩頓(Katherine Morton)指出，自從二000年以來超過七十萬牧民已經定居。中國官方媒體提及，自從二00六年初起，已為西藏牧民蓋了二十二萬六千三百0二幢房屋。至二00九年底，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農牧民將住進房屋; 二00九年所計畫的數字約為一百三十二萬人或二十二萬戶民宅。

定居牧民的牲畜和房屋被徵收，並僅領取一次的徵收款項，他們因此失去工作前途及無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們經常只得求助於採集和販賣冬蟲夏草或毛蟲菌類，一種具有高度需求和市價很貴的草藥根。夏天期間，幾乎整个牧區的所有人都去草地尋找這種植物。在某些地區，地方上的領袖發出准許人民採集蟲草通行證，並由官員當仲介者販賣以獲取巨額利潤。某些官員會在高山上安排放映成人電影之夜及販賣廉價的酒给採集蟲草者。在交易及蟲草缺乏期間也曾傳出暴力和致命的衝突事件，如同強納森瓦特(Jonathan Watts)在二0一0年六月十七日出版的衛報(Guardian)所報導的，「二00七年七月的夜晚八人被射殺，還有五十人在這衝突中受傷。」

另一項中國政府對牧民傳統價值和宗教氛圍的侵犯，是在牧區建造屠宰場並設定配額給每戶人家要求提供動物給這些屠宰場。如果牧民不遵守屠殺動物的命令，地方官員就會給予處罰。在西藏東部甘孜(Kardze)色須(Sershul)縣，民眾向地方政府陳情反對在地方建屠宰場。當陳情被拒，般亞寺(Bumnyak Monastery)的僧人和当地民眾寫了一份請願書說，「沒有比這對佛教傷害更大的了。即使我們沒有保護動物，也不能沒有慈悲地屠殺牠們，這是違反佛教的。這是人民衷心的願望。」官方的回應是逮捕了這三個呈陳請書的人。

中共以逮捕、監禁和強制高壓的簡易解決方式，再加上大規模提取資源和猖獗的牲畜商品化，如以犛牛精子銀行在較短的時間內培育更大的犛牛，犛牛被圈養在鐵絲網內以及規定牧民住進政府建造的房屋裡。這根本問題是不想承認和了解西藏牧民在傳統的畜牧管理上，蓬勃發展了幾百年的純熟和智慧。

一位在成都生物學院的牧場專家吳寧Wu Ning(譯音)，寫道，「僅僅著眼在牧地和牲畜的發展，根本上卻忽略了文化和土地的密切关系。」從北京現行的政策中，牧民完全處於接受方。中國政府幾乎完全沒有經驗，對畜牧產業排除了簡單卻信賴高風險的過度畜養政策，而近幾年卻又信賴於加速屠殺牲畜。

西藏傳統上牧民被視為天生有福報的。他們像大多數的西藏人一樣，藉由熱情地迎請僧侶和上師到附近來從事宗教活動，並且也會非常慷慨地供養寺院。然而，因為再定居已迫使他們變為貧窮以及不顧一切，為了眼前及緊急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破壞社交關係與拋棄傳統價值。

北京指控「他們[西藏牧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威脅環境」，還有他們過著被自給自足的「傳統觀念所捆綁」的「原始生活」，並且「不知如何藉由販售他們所畜養的動物賺錢」。實際上正被威脅的和被迫滅絕的是牧民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宗教—以及他們身為千年來在西藏高原成功倖存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