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 :
文章來源—-《陽光時務週刊》第35期《痛哉西藏》
從2009年二月起，截止今年12月4日，已有92名藏人在中國境內自焚，境外（印度和尼泊爾）還有5起自焚事件，死亡人數已上升為77。今年年初，在我寫作《雪域血紅自由火》（收入《浴火袈裟》一書為導論）一文時，中國境內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已有20起（截止2012年2月4日） ，但短短的十個月，又新增72起。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是令人震撼的事件。
作為在多民族國家一員的藏民族經受如此災難，佔據全國人口92%的漢民族有責任和義務了解事件的真相，傾聽藏民族的訴求，努力做出回應和改進，立即消除藏人生不如死的苦難根源，從而製止自焚事件的再度發生。
但迄今為止，中國政府的反應還停留在“陰謀論”的思維定勢裡：首先指控海外勢力（所謂的“達賴集團”和“反華勢力”）“組織”、“操縱”和“唆使”藏人自焚。其次，大規模動用警力和武力，驅散民眾集會、圍攻寺廟和抓捕僧人、重判所謂的“協犯”（其實大多是犧牲者的親人或寺廟的僧人）。最後，在地方上又用重金（例如甘肅省甘南州公安局出價人民幣20萬）懸賞舉報自焚“幕後黑手”。中國政府不僅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淨，還把新的“罪名”強加給藏人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
面對藏人的災難和中國政府的不義，漢人的集體表現沒有體現出“仁、義、禮、智”的傳統美德。 2012年11月13日《紐約時報》記者傑安迪從北京發出報導，題為“中國知識分子對藏人自焚集體沉默”。如果意識到《紐約時報》在國際輿論中的領導地位，以生產、傳播智慧和思想為業的知識分子不能不集體反思一下，為何漢人對藏人的苦痛缺少慈悲的情懷和道德情感上的敏感。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藏人歷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見The Struggle for Tibet，第91頁）曾寫道：“想要中國知識分子，不管他們是共產黨官員、自由派民主人士或異議作家，去用客觀和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西藏，似乎就是要求一個螞蟻舉起一頭大象。這是超越於他們的能力和意境的。他們的悟性被種族偏見所鈍化，他們的想像被殖民主義主子的信念和定見所蒙蔽。”
當然，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概言“中國知識分子”並不否認個別的中國學者為改變西藏人民的處境發出的吶喊和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艱難，恐怕與藏人也有相似之處。如一位署名“林冰謙”的深圳讀者在讀完傑安迪的報導後，給《紐約時報》的來信中寫道：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官辦大學和研究院的教授、官辦媒體從業者等” ，“他們因政府的選拔和控制制度，不存在合理的獨立性。其人本身就是政府組成部分，亦即藏人自焚的罪魁禍首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沉默作為政府的信息封鎖政策的一部分，是一種必然。”如果是指自由知識分子，“中國大陸能夠突破中共金盾工程的阻截而在Twitter上發言的人們的自身和家人仍在這個北京政府的威脅下，隨時會因在Twitter上發表的意見被秘密逮捕甚至處決。”所以，作為身處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藏人其實都是專制政治的犧牲品，他們都面臨著深刻的身份認同和本體價值的危機。對於藏人，它涉及到如果藏人沒有了佛教“三寶”（佛陀、佛法和僧團），藏人是否還是藏人的問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了獨立、自由的思考和追求正見的使命感，是否還配知識分子的名分。也正因為這種相通性，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關注和支持藏人的訴求。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藏人的災難經常成為漢人災難的預演。 1962年班禪大師的《七萬言書》不僅詳陳了中共在藏區的“左傾”政策和對文化宗教的絞殺，也預見了未來全中國的“文革”浩劫。 1989年三月胡錦濤在拉薩開槍殺人和實行長達一年的“戒嚴”，測試了漢人和國際社會的反應，為同年北京的“戒嚴”和天安門廣場的“六∙四”大屠殺做了預案準備。現在，中共維穩鎮壓的“卡特爾”（包括軍隊、武警、公安、國安和政法系統）又在藏區和維族區試刀演練，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漢人就不會遭遇自焚（“強制搬遷”已製造出內地自焚悲劇）、斷網（“微博”也已被關閉過）、和被武力彈壓的殘酷（汕尾、石首、烏坎和什邡都已見證）。同時，如果我們仔細分析蘇東共產主義垮台消亡的歷史經驗，就會看到民族矛盾和族群危機成為摧毀極權專制體系的重要動力機制。以藏人的宗教炙熱和犧牲精神、寺廟的組織體系、藏民族視為觀音菩薩化身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國內和國際威望來看，中國的民主希望恐怕還寄託在藏人的自由抗爭運動中。
但對於藏人的抗爭，在漢人學者中間存在著普遍的誤解和冷漠。在此，我們可以把漢人知識分子分為三類：第一，官方的御用學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藏人藏學家，他們對藏人或達賴喇嘛領導的海外流亡社區進行謾罵和詆毀。例如今年春季官方的“中國西藏新聞網”發表了無署名的《七問達賴喇嘛》，給達賴喇嘛貼上了一系列的侮辱性標籤：“舊西藏最大的封建農奴主”，“叛國者”，“不是有病，就是有鬼”。該文還說：“達賴的言論不禁讓人們想起二戰中瘋狂的納粹。達賴的’中間道路’、’高度自治’背後，是赤裸裸的民族驅趕，和當年希特勒’清洗’猶太人何其相似。 ”它還寫道：“達賴在舊西藏的所作所為，連希特勒都相形見拙。”在這篇代表官方立場的文章中，藏人自焚成了達賴喇嘛“蓄意鼓動”和“屢次唆使教唆殺生造下的惡業”。
我們都知道，1950年中共宣布西藏“解放”，是年年底，年僅16歲的達賴喇嘛親政。 1951年《十七條協議》簽訂，1959年24歲的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不知已經在中共控制下的達賴喇嘛有何所作所為可以“連希特勒都相形見拙”。且不說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路線”明確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尋求西藏的“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且，非暴力路線也是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貫政策。西藏的自由抗爭本質上是一個有虔誠信仰的民族與推行無神論的共產黨政權的衝突，與新疆的維族抗爭、漢地“法輪功”和“家庭教會”的維權都有相似之處，並非是漢、藏的種族衝突。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和暴力鎮壓愈加把它演變成了族裔性質的衝突，正如著名漢人藏學家王力雄所言，尤其在2008年後，中共“反分裂的官僚機器”把藏漢關係轉變成了“種族對立”，製造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不幸的是，許多漢人學者對官方的宣傳和偏見不加分辨地照單全收。例如，有海外的華裔學者接受“萬惡的奴隸制”、“奴隸主”等不實判斷，把毛澤東在西藏的作為與“林肯解放黑奴”相提並論，並把毛和林肯並立。又例如，許多的漢人學者總是用西藏的經濟發展來代替和迴避對宗教自由和文化權利的討論，無視西藏問題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和人權問題，從而涉及到的藏民族的生存問題。還有，許多漢人學者無視流亡藏人社區在民主化上的成就和實現了政教分離的事實（可參見復旦大學國關學院培養出的台灣學者蘇嘉宏所寫的《流亡中的民主》和《民主在流亡中轉型》兩書），向中國人灌輸“達賴喇嘛要復闢農奴制”和“神職人員的絕對特權”之類的謊言。在我任教的大學也有教授依賴自己家庭裡“援藏幹部”提供的信息，來對西藏問題進行權威論證，全然不顧援藏的“黨政幹部”、“國企員工”或者“軍隊官兵”做為殖民主義體制的核心所帶來的偏見。
官方的謬誤宣傳和詆毀之所以還有市場，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學者屬於我要說的第二類：沒有官方背景，也沒有有意識地要去傷害藏人利益，但對西藏問題漠然置之，無意識中行方便，成了謬見的寄居體和無意識的謊言傳播者。許多人不知道佛教的真諦，輕易用無神論把宗教信仰貶為無知和落後。許多人不知道達賴喇嘛為何人，他有何著述和教導，他在藏人中和在國際上受到何等的禮待，卻隨意侮辱他的成就和名譽。許多人不去深究藏人自焚的訴求，聰耳不聞他們在生命燃燒時仍然不忘心發善念、遠離貪嗔，而是草率地把他們看作“極端狂熱分子”，甚至“恐怖分子”。
毫無疑問，藏人自焚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今天的藏人並沒有如此的奢華，只是在“好”與“壞”之間選擇。藏人的困境和苦難在於，他們的“選擇集”裡，只有“壞”和“更壞”的選擇。比自焚還要壞的選擇就是西藏人民失去佛教三寶：佛陀、佛法和僧團。中共政權對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肆意侮辱和詆毀，禁止在寺廟懸掛他的畫像，把堅持信仰達賴喇嘛為上師的僧人逐出寺院，在寺廟建立黨組織直接控制的“寺廟管理委會”和進駐“工作組”，把百萬份所謂的“四大領袖像”（毛、鄧、江、胡）強行送進寺廟，都是西藏人必鬚麵對的危及他們根本宗教信仰的威脅。自焚的僧人追求的目的就是要獻上個人身軀，捍衛藏民族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生存的權利。由於不理解這一困境，我們看到一些漢人學者儘管對藏人深懷同情，但仍然未能逃脫曲解藏人的思想誤區。這就是我看到的第三類漢人知識分子。
例如，暨南大學的姚新勇教授對中國的民族問題發表過不少論著。近日讀到他的兩篇文章：《中共政府與十四達賴真的無法勸阻藏人自焚嗎？ 》和《燃燒的身體與身體政治學之辯：關於部分藏人持續自焚現象的觀察與思考》，感到有必要與漢人知識分子對話溝通。姚教授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共並不具備立即阻止藏人自焚的威信，”也不同意政府的“一味嚴控”和“升高了對達賴喇嘛的攻擊”，甚至認為這些措施“進一步激化了藏人的情緒，也客觀上影響了自焚的不斷持續。” 但姚教授的下列觀點卻值得商榷：第一，他試圖站在“生命價值的高度來設法勸阻自焚”。第二，他以為，自焚是一種極端行為，遠離了佛教不殺生的戒律，超越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界限，聚集了“民族仇恨”。第三，他認為，“文化滅絕”和“種族”滅絕在西藏並不存在，藏人“作為一般人的生活權利並沒有被剝奪，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權至少也還存在，”“傳統藏族文化、藏地山河並沒有面臨即刻毀滅的危險。”第四，“心硬”的達賴喇嘛“刻意迴避”了自己的責任，他應該明確表態、甚至不惜以絕食就可以阻止藏人的自焚。
首先，如果要體會到藏人感受到的文化滅絕的危機，我們就不能把藏人看作漢人界定的“一般人”。藏人是有炙熱宗教信仰的民族，這是與漢人主體的最大區別。他們各自領悟到的生命的意義由此分叉，也就是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和有精神信仰的唯心主義者之間的鴻溝。因此，在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法華經》的“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有“自燃身”來“以身供佛”和“燃臂供養”的論述。但今天的中國文化人難以理解佛教的“生死一體”的內涵，也難以理解我們先人“捨身取義”的士大夫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已經忘卻了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對“不自由、毋寧死”早已感到陌生，甚至無法理解共產黨人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了。電影《南京！南京！ 》的編劇和導演顯然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塑造出了一個悲劇英雄，受過教會學校教育的日本士兵角川。在他幫助電影中的薑老師盡快脫離生命的苦海後，又聽到唐先生在生命終止的最後一刻興奮地告訴他，“我老婆又懷孕了”。我們不難理解，角川說出了：“活著比死亡更艱難。”他讓兩位中國倖存者逃生，然後開槍自殺。對於給予他們重生的恩人的死亡，兩位中國人沒有任何反應或反思，只是陶醉在生還的狂喜中。這可能又是中國人“生存智慧”與日本人“武士道”的差異了。
在佛教看來，肉體的生命終有離散的一天，而意識和精神卻會永生。作為知識分子，如果無法從超越性的高度來認識人類生命進化追求的精神本質，我們就無法領悟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也更無法領悟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Albert Camus， The Rebel，第22頁）從此高度，人世間目睹藏人自焚，忍受精神折磨和痛苦最深重的莫過於達賴喇嘛，因為，沒有任何人比他更愛他的信眾，也沒有任何人比他為他的人民和宗教付出得更多。所以，作為漢族的知識分子，我們沒有資格去“美化”或“醜化”自焚行為，更沒有權力去譴責和指導達賴喇嘛。面對不斷的自焚，我們集體需要的是勇氣去發現、實踐和捍衛正見。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麵臨的最大危機就是沒有追求“真、善、美、聖”的意識、衝動和勇氣。我們知道，就連大名鼎鼎的大提琴家馬友友也因為在1997年白宮歡迎宴上，向同坐的江澤民提醒中國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政策有待改進，結果上了“黑名單”，好幾年不予以去中國演出。所以，西藏問題是一個學術雷區。要在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之間保持理性和客觀是不易的。在接受了要付出的代價後，我有緣與達賴喇嘛有過無數次會面（一次是在他達蘭薩拉的寓所），並多次聽到他的講經會，也在我的學校為他舉辦過兩場座談會。通過多次近距離的接觸，我可以告訴讀者，達賴喇嘛是一個有慈悲、有智慧、有童心和有幽默感的老人。通過閱讀他的著述（有上百種），我認識到，達賴喇嘛是打開藏民族心靈之門的鑰匙。企圖隔斷達賴喇嘛與藏人的精神關係、謾罵和詆毀藏人精神領袖，不能解決藏人自焚問題。所以，中國政府若要真正解決藏人自焚問題，必須從尊重藏人的宗教領袖和上師達賴喇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