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公开演讲。边巴次仁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以非暴力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为西藏寻得一个互惠、持久的解决方案。中间道路的主张是由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主张通过对话寻求西藏在中国框架范围内的真正自治权。然而，在北京眼中，这一主张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因此绝不可接受。从而令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代表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话始终未果。今次，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再次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意义何在？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法广：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困扰以及最近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西藏的话题似乎在世人的关注点上有所淡化。边巴次仁此时到访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夏明：是因为你也看到现在国际大事情很多，尤其是新观疫情、经济各种困难，还有就是乌克兰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其实也给藏人提供了某一些机会。因为有乌克兰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像俄国对他国的这种入侵和伤害，同样的中国可能对台湾、或者是西藏、或者是流亡藏人的伤害，也越发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西藏行政中央新当选的司政到美国来访问，其实这个关头、这个大背景、才是有许多的积极意义，因为他会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我跟司政边巴次仁也都是老朋友了，我在2010年跟他就认识了。所以这次在华盛顿，我们也见了面，他给我讲到他的日程的安排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人要拜访。所以美国首都对他的来访也都有特别高的重视，所以他非常忙，他就说有几次都没有时间吃晚饭，只有买一个三明治赶快这样跑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西藏流亡藏人能够引发国际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新冠疫情，所以流亡藏人社区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困难。无论在抗疫、还是在经济方面、还有在人权保护上面，都需要美国的关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重要意义。因为美国也是一个新政府，拜登政府跟司政都是两位新的领导人，也都是在这边第一次见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因为由于中国的强势，流亡藏人在追求他们的自由、和追求他们给中国对话的过程中，也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我认为这个时候，新的司政出来、到社区去走访，一方面是加强跟流亡藏人的各种关系，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促进流亡藏人自己的团结，要保持更强的这种希望，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在于：尽管司政是一个政治领导人，他是个由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是一个最高的职位，他领导的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藏行政中央还领导着藏人的经济自立，在全球各个社会里边要生存，所以它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的自立运动。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西藏的海外流亡的藏人，他们追求的，除了政治运动、社会经济、自立运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运动，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西方主流文化中，都在深入人们的心目中。那么我认为，作为司政，他来推动各方面这些运动，有的会短时间可以见效，但是在目前大的格局下，政治运动在短时间内要见效可能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历史的变化，让人们有时往往觉得难以预测，所以藏人如果能够做好各种准备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在未来，历史会发生什么大的转变。
法广：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已有50多年，与北京进行的对话也持续了二十多年，相关对话自2010年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近一年时间的边巴次仁再次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主张，您认为，他是否有可能有所突破，完成达赖喇嘛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夏明：是，因为我们看到中间道路、也就是达赖喇嘛提出的，第一，并不认同中国政府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版图。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中间道路也不否定：今天西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管辖内。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说：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管辖，所以在外交和国防上，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有民族区域自治、有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管理，所以达赖喇嘛要求让人们落实宪法里面的“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藏人在文化、宗教、教育上面有真正的自治权利。这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有所突破？你可以看到，西藏流亡藏人里边，现在边巴次仁是第二位当选的司政，在他之前还有洛桑森格，他是第一位当选的、民选的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都在探索不同的战略，寻求突破，能够实现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由流亡政府，由流亡藏人议会已经采纳的、官方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这个道路本身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两位司政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策略，想推动中间道路。根据我的观察，洛桑森格是比较注重在西方国家走游说的路线，获得西方各国的支持、和全球的人权组织的支持。边巴次仁跟藏人社区、跟印度这边的藏人社区结合得更紧。他的许多的战略，恐怕更多的是有点草根的性质。更多的话，会有藏人的这种社会运动，可能会有些突破。他们两人有不同的战略。现在就说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次司政来到美国，他也讲到1998年以后，流亡政府是成立了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十几年，也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对话、和谈，所以现在这个小组就被解散。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策略规划小组，来研究怎么样跟中国政府打交道。
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处于一种强势，所以让任何对话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国际格局目前变化非常快，无论是在乌克兰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团结、西方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警惕、同时对俄国跟中国形成了这种专制轴心的这么一种防范，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人们关注西藏问题，而且有助于藏人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获得某种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达赖喇嘛，他的整个完成宗教跟政治的分离，其中推动藏人社会，尤其是藏人政治的这个世俗化过程，就说他原来作为整个流亡藏人的宗教和政治合一的这么一个领袖，他最后是把政治领袖这个角色是放弃掉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宗教意义上的领袖。所以这个司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选的职位，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达赖喇嘛在政治意义上一种转世，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即使转世、或者他的转世灵童在18岁以前还没办法直接、亲自主导这些宗教事务，但是今天有司政已经把这个担当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达赖喇嘛可能没法在短期内完成他的目标，但是已经是后继有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达赖喇嘛在一起交流，因为达赖喇嘛讲要做这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那我就跟达赖喇嘛说，这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了，我就说：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看到？他说：对呀，他说因此我们就需要转世。所以其实转世本身，你就是追求一种永恒。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有没有在你的有生之年完成它，但是，其实你在做一件永恒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一定有其他人会接着去做的。
法广：近年来，北京加紧在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地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同化政策，导致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恢复与流亡藏人的对话？
夏明：是，首先，我来回答：中国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藏人对话？第二，其实在藏人推进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关注的。我来讲一讲这两点。第一，我们知道，毛泽东，他一直想统一台湾。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军队打下大陈岛等等，但是最后留下了金门跟马祖。金门跟马祖就在厦门旁边。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要拿下金门和马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没有拿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说：金门和马祖留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这儿，这样的话，还可以给我们一些经常的接触，我们大家有一个纽带连在一起。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所以毛泽东认为，金门跟马祖的意义就使得我们两方面还可以经常吵吵架，骂骂架，还可以打打炮。这样的话，真正的让台湾跟大陆还是一家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吵架了，就不在一个屋檐下了的话，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毛泽东他有他的非常高的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识。同样的，如果有这种对话，尤其是有这个中间道路，那你才真正的可以想象，藏人跟汉人才可能留在中国这个大的框架以内，才可能成为一个屋檐下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的话，最后的话，也就是藏人跟汉人，他们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中共、如果习近平认为想维护中国整个的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的话、完整的话，我当然认为对话对北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在谈论流亡藏人跟北京的对话的过程中，他们有不同的说法，一种叫大写的对话、官方的对话。我们也看到，在1998年以后，流亡藏人成立了对话的小组，其中就有些由流亡藏人政府跟国务院办公室有各种接触，这是一种大写的一种对话。另外还有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没有公布的一种小写的对话，就是有包括通过第三方、还有一些秘密的访问等等。当时我认为还有一种对话，就叫小字印刷的对话，也就是达赖喇嘛一直在推动的、藏人跟汉人、尤其是在海外的藏人跟海外的汉人、尤其是海外的汉人的青年、或者知识分子进行对话。所以我把它叫做“小字印刷”的对话。我非常高兴的说，在这个对话中，我也非常积极的在起作用，也组织了各种小字对话的各种平台和活动。而且我意外的发现，今年三月份，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个间谍案，里面有一个叫王书君的，他在2016年11月，对我在当时纽约主办的其实是少数民族的对话会，包括藏人、新疆维吾尔族的人、还有就是香港、台湾、民运等等，结果就是王书君接到了这个指令，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会议进行各种收集情况，后来王书君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得到了上级的表扬。所以现在司法部把他给逮捕以后，就把这些事情给公开曝光出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历，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发生在我身边，说明北京国家安全部，他们意识到我们进行这种小字印刷的民间的对话，它都非常的重视、非常的警觉。对它来说，这具有国家安全的意义。所以我当然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也是想找到各种管道能够了解海外藏人的各种信息的，也很想了解我们这些汉人对藏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北京能够恢复跟藏人的对话，北京也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点，我想让北京比较清楚的就在于，因为流亡政府其实在藏人中、尤其在国内的藏人中，其实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他们是在为全世界的藏人在代言。自焚活动，从2009年有160来人自焚死掉了。现在你可以看到，2022年二月份以后，有新的一波自焚潮好像又开始抬头了，这里边就反映了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他们今天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绝望。当然如果我再想想上海今天的绝望的话，那我想想藏人的绝望，比上海恐怕是要艰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中共如果真的想解决各种问题，他们必须要跟海外的、尤其是流亡政府进行某些对话，这个对话对中共来说，他们自身的政策、和他们的统治、和他们想完成的、维护中国的整个统一都是有帮助的。
法广：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转世问题越来越紧迫。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转世的前景？
夏明：我们看到在整个藏人社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是获得非常高的尊重，当然还有其他的仁波切、宗教领袖，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地位。如果北京在班禅喇嘛十一世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多的手脚，但是今天藏人也没有忘却被囚禁的班禅喇嘛、十一世班禅。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藏人还不断地在纪念、在呼吁要释放他、让他获得自由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操纵班禅喇嘛十世转世，操纵最后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其实加深了藏人跟北京的不信任。我在华盛顿也正好碰到了阿嘉仁波切，阿嘉仁波切就是在金瓶抽签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的过程中，他是参与的。因为当时他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政协的副主席。所以他也是非常地位高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他后来出逃，现在在美国。他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不能认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在选择班禅喇嘛问题上弄虚作假，用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干预整个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程序。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同样，北京今天试图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我相信也会引发不仅是藏人的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美国国会也都通过了各种决议，是坚决抵制北京在 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要去做这些手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面对着达赖喇嘛年龄越来越逼近这些转世的问题，藏人团结当然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司政访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强化藏人的团结。
另外我想说一下，就是面对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些紧迫的问题，在汉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藏人是一个落后的、凝固的、守旧的这么一个族群，或者这么一个人群。我也是接受达赖喇嘛的嘱托写过一本书，叫“高山流水论西藏”。许多人认为西藏就是高山，藏人就是山林。但是我看的西藏，其实是是一个流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往前行走，在不断地变迁、在不断地适应。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藏人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非常艰难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探寻各种生存的方式，同样地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精神和宗教去影响世界，包括影响华人，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简单估量藏人：他们会想出许多有创造力的想法来拯救自己的民族、拯救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看到，就像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两千年的苦难，最后还成就他们的理想。那我相信不管时间怎么样流逝，对藏人来说，首先他们在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上，其实是在不断弘扬自己的传统，在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形势变化、中国的各种格局的变化，其实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现在来看，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能够被中共真正的所控制。我并不认为：中共真正完全能够控制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我担心，其实中共连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恐怕现在都在失控。
来源：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