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三月最后一天，达赖喇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共和国领土。过去好几年以来，这位西藏人的活佛统治者一直胆战心惊地坐在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王位上，因为中国愈来愈积极介入他对西藏的统治权。有一份当时的资料来源宣称中国在西藏部署了五十万大军，至少还有十倍以上移居西藏的汉人紧跟在后。
这绝对是高估的数字，即使如此，来到西藏的汉人数目也已经高得让西藏人反感了。一九五八年，西藏东部的康巴人发起对抗占领者的武装起义。在几次成功的行动之后，这场叛乱就被汉人平定了，随之而来的报复行动就是对达赖喇嘛本人的威胁。当新德里同意要提供政治庇护时，达赖喇嘛就在夜色的掩护之下，和一小群精心挑选的护卫队逃离拉萨。
达赖喇嘛在达旺镇的一间佛教寺院度过了在印度的第一个晚上，然后他沿着印度平原南下，来到阿萨姆邦的提斯浦镇，他在那里接受印度军官的「盘问」，三个星期之后就被带到新德里与总理见面。
尼赫鲁与达赖喇嘛的对谈让他了解康巴人（Khampa）的叛乱。这场战斗十分惨烈，两方都伤亡惨重。西藏上下都对共产党反宗教的政治宣传感到十分反感与厌恶，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参加一场「文化盛会」时，幕僚警告他那只是个企图逮捕与软禁他的陷阱。他拒绝邀请之后，中国就开始诉诸威胁，因此他决定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告诉尼赫鲁，西藏的任何改革都应该由藏人进行，以维持他们的信仰与传统。中国的改革方式会让他们变成「失去灵魂的民族」，如今他希望能够在印度的帮助之下实现西藏独立。他过去的恩师哈勒（Heinrich Harrer，经典名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 的作者）也鼓励他向西方世界寻求帮助。
尼赫鲁回应他，印度不能为了支持西藏争取独立自由而与中国开战。其实，「除非整个中国的统治组织毁灭，否则全世界都没办法帮助西藏独立」。尼赫鲁告诉达赖喇嘛，如果他到西方世界去，只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商品」而已，美国人或欧洲人对他的人民与初衷毫无同理心，「他们只想在与苏联的冷战之中利用与剥削西藏。」
尼赫鲁认为，「不独立就免谈」的态度对藏人来说毫无益处。他们必须保持与中国谈判的途径。印度可以协助双方进行对谈。但是西藏必须先修复与北京之间破损的关系。正如他所言，「现阶段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很差，我们必须收复失去的领土，然而威胁或谴责中国也无法让我们收复失土。」
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时，印中之间的关系就已经降到冰点。一九五七年夏天，拉达克喇嘛（Ladakhi Lama）与国会议员巴库拉（Kushak Bakula）就曾经造访西藏，并且注意到西藏正在进行通往新疆的大规模道路建设工程。接着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份北京出版，名为《中国画报》（China Pictorial）的官方杂志刊登了一份地图，将印度东北边境特区与拉达克的大片区域划为中国领土。八月二十一日，一位中国大使馆的顾问被请到印度外交部，由副秘书长交给他一份针对地图提出的抗议文件。两国之间的书信往来令人忧心的程度随着通信的层级逐渐上升，风险也变得愈来愈高。十月十八日，外交部秘书写信给中国大使，抗议新疆－西藏公路通过「查谟与喀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区东部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到了一九五八年底，两国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开始通信，并且持续长达数年的时间。一开始双方只是感到痛苦与困惑，最后却变得愤怒且充满敌意。
尼赫鲁与周恩来的信件对于了解边界争议是相当关键的资源，虽然信件草稿可能是由官员所撰写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信件内容一定经过仔细检查，确保口吻与内容一致。这两位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定位都相当有趣，他们都被赋予——也可以说是背负着——一种使命感，企图将长久以来受到欺压的国家打造成在现代世界中名列前茅的强国。
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的层层阶级中，周恩来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毛泽东。大部分时候他就像当时中国的八亿人民一样，服从伟大舵手毛泽东的意志，更别说毛泽东突发奇想的计画。但是在外交事务上他却拥有发挥的空间，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只有他曾经在西方世界读书与生活过。成年后在巴黎生活，让周恩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文，英文也说得不错。正因为他爱好国际化的开放态度，当有人问他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什么影响时，他的回答是：「现在盖棺论定还太早。」
正如施拉姆（Stuart Schram）所写，到了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的时候，周恩来已经为自己塑造出「优雅且充满外交手腕的外交官」形象，「与尼赫鲁并列为非欧洲地区的两位重要代表，虽然因意识型态不同而分裂，却因为两人都是亚洲人的身分而相互连结」。
一九五五年时，周恩来与尼赫鲁或许只是政治理念不合，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他们在国家利益上也出现冲突。那年的十二月，印度总理提笔写下一系列给周恩来信件中的第一封信。尼赫鲁一开始先表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敬意，接着话锋一转，温和却语带酸意地质问领土问题。尼赫鲁回忆，他们两人在一九五六年见面时，中国的领导人曾经表达他认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帝国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看法，然而「因为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的政府咨询过当地西藏势力之后，愿意承认麦克马洪线。接着周恩来肯定尼赫鲁认为「中印之间没有太大的边界争议」这个看法。然而现在《中国画报》上却出现了那张地图，把中国的边界「画在印度领土上」。
一个月后周恩来回信了，信中说「在历史上并没有任何条约或协议曾经划定过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只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区的敌对情节所产生的政策」。就司法而言「并不合法」。对周恩来而言，印度人抗议的那条路「一直都属于中国的管辖权之内」。 「这一切证明了（与尼赫鲁所言相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确有边界争议。」这才是分析《中国画报》的地图时应该考量的前因后果。周恩来建议两方都暂时维持现状，让边界问题等待日后「友善处理」。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尼赫鲁回信了。他得知印度与「中国西藏区」的边界并未得到北京认同时「略感讶异」，因为之前明明已经签署了一些特定协议。包括喀什米尔与拉萨在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协议，东方则有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间所划定的麦克马洪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明确的地形特征、分水岭与山岭，都能够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虽然到处都有峡谷，但是尼赫鲁认为对于「我们与中国之间大部分的边界而言，以地理、传统，以及我们的地图上所划定、条约也定义了的边界为基准，就已经有充足的依据」。这封信的结尾述明希望「能够早日针对这件事达成共识」。
在周恩来回信之前达赖喇嘛就逃往印度了，这让事情变得复杂许多，因为中国对于印度大众热烈欢迎达赖喇嘛的现象感到极度不满。他们因此迁怒于新德里政府，难道不是因为尼赫鲁为这位西藏领袖塑造不幸的传奇色彩，才让他如此受到欢迎吗？北京的立场是西藏叛乱并非公众起义，而是由「蒋介石党羽」与「美国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上层阶级反动」。中国的一些媒体甚至将之渲染，声称印度一个名为噶伦堡（Kalimpong）的小镇是「叛乱的指挥中心」，而且德里政府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宣传鼓舞与密谋」所影响，「中印双方的友谊早已从印度内部被摧毁殆尽」。
西藏难民在噶伦堡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然而其重要性却遭到中国的极端渲染与放大。事实上，印度内部曾经出现过更强烈的声音，尤其是由政治人物转变为社会工作者的纳拉扬。纳拉扬是西藏独立运动的狂热支持者，这是个在印度政治界中比较少人有兴趣的领域，不过他的理想也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例如印度人民同盟，他们希望新德里政府能够公开在冷战中成为美国的盟国，并且寻求美国协助「解放」西藏。然而，正如印度外交部长在达赖喇嘛流亡一个月后给予中国大使的承诺，「印度不曾也不会介入西藏内部发生的事情」，流亡领袖「在印度会获得受到敬重的待遇，但是他无法在我们国家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这是政府的立场，也是某些印度人绝对会反感的立场。因为正如外交部长所言：「印度的法律与宪法赋予人民在国会、媒体与其他任何地方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人民也经常以给予严厉批评印度政府政策的方式表达这些意见。」
这并非北京可以轻易了解的细微差别，因为在中国，至少人民无法在公开场合对政府的政策表达任何批评。极权主义与民主这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差异在两国针对四月二十日在孟买发生的一起事件交换意见时，即可看出最惊人的区别。根据中国的版本，在北京与新德里的来往信件中，日期注记为四月二十七日的信件内记载了一群抗议者高举标语并且发表演讲：
认为中国在西藏区内镇压叛乱即是帝国主义者的行为，并且发表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诋毁言论。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贴出了中共国家主席毛泽东的画像，并且对其丢掷番茄与臭鸡蛋，此为非常严重的恶意侮辱。这些暴民在侮辱画像时，印度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并未积极介入阻止。还叫围观群众让开，好让通讯记者能够拍照⋯⋯
对北京而言，孟买的事件构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以及中国人民最敬爱领袖的严重侮辱」。这种侮辱是「广大的六亿五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绝对无法容忍的侮辱」。抗议者说，如果这起事件「没有经过妥善处理」，或是「印度政府的回应令人感到不满意」，那么「中国不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意思就是，即使经过一百年也不会就此罢手」。
印度政府的回应则是：「对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受到无礼的对待深表遗憾，因为印度与这位受到敬重的国家主席之间有非常深厚的情谊。」然而他们不承认当时值勤的警察曾经以任何方式协助过抗议分子；恰好相反的是，他们「站在（毛泽东）画像前，防止它再受到任何侮辱」。新德里政府承认抗议分子的行为「非常糟糕」，可是中国政府当然也明白，在印度法律规定中，只要是和平进行的活动，政府就无法擅自禁止⋯⋯这些游行也经常在非常靠近国会的地方举行，而且印度的游行非常喜欢拿出各式各样反对高官或伟人的标语。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不理性的群众高举甘地与总理的画像，并且以不礼貌的侮辱方式对待它。只要在没有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印度的法律与宪法皆赋予人民高度自由。
来源：Yao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