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美玲：
由於抗議政府強徵民地強拆民宅，台灣農村在8月18日發起「把國家還給人民」大遊行，遊行結束後，抗爭者轉而攻佔內政部，透過靜坐抗議、貼貼紙塗鴉等方式，並表達訴求，由於這場民間強調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成功地干擾到中央政府運作，而被執政者認定為不符合非暴力的原則，並試圖對參與者採取法律行動，引發台灣社會對於非暴力抗爭的熱烈討論，由於印度的聖雄甘地是非暴力抗爭的創始者，而藏人在流亡50多年以來持續地以非暴力的原則進行抗爭，藉著這張印度的西藏地圖可以進行非暴力抗爭的考古，也有藏人的非暴力抗爭的版圖路線，以及如何最後變成燃燒的軀體為抗議的方向。
甘地提倡「堅持真理」(satyagraha)的不合作運動
非暴力抗爭的起源是在1919年律師出生的國民大會領袖甘地(1869~1948)所發起的，面對已經統治印度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政府，他呼籲印度人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職、不購買英國貨，以非暴力的不合作手段，抵制英國的統治。為了強調這種非暴力抗爭不是一種「消極抵抗」策略，而是積極地與敵人尋求共同認定的真理來解決雙方的歧見，甘地認為梵文的satyagraha（satya指的是真理，graha指的是堅持）是該運動最精確的主張。甘地認為暴力所激起的偏見與恐懼，足以強化壓迫的力量，以暴力對抗壓迫，以不正義的手段對抗當權者，永遠不可能造成正義的結果。反對者以平靜而有尊嚴的態度面對苦難，提高自己的道德性，激發英國人的良知，改變自己的想法與行為，這就是甘地說的「堅持真理」(satyagraha)。
甘地在1930年於Dandi領導食鹽長徵。
甘地提出這個非暴力抗爭的理念歷經了兩次「不合作運動」的過程，第一次因為暴力衝突而終，第二次則是1930年有名的「食鹽長徵」運動，以抵制鹽稅的方式，對抗殖民政府的權力與象徵，隨著運動擴散全印度，1947年8月15日終於結束被英國統治的狀態，正式宣告獨立。從此這類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成為人民在面對不公、不義的政府法律或處置時，以非暴力的擾亂行為作為抗爭的手段。類似的抗爭策略也出現在1960年代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對抗種族歧視而使用的策略，以及其他弱勢者對抗強權的運動當中。
無權力者的權力
當1959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建立了流亡政府之後，就開始了自由西藏的運動，來自於佛教的慈悲教義，以及甘地的「堅持真理」哲學，自由西藏的運動從一開始就強調了非暴力抗爭的本質。例如到中國大使館前面進行抗議行動，或者當中國領導人來訪的時候進行示威活動，這些活動在印度或世界各地由藏人或援藏團體持續地進行。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抗議活動應該是對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的抵制，尤其是各種幹擾聖火傳遞的行動，這個被中國新華網批評為「粗暴的行為」，根據記者的描述：
奧運聖火傳遞在舊金山時不光沒有跑完全程，還有意迴避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中，以免讓現場觀眾看到對立雙方的火爆場面，最後甚至與現場觀眾玩起了捉迷藏。先是第一火炬手接過火炬，在給新聞媒體照相攝影之後，就跑向了三百米開外的一座建築，沒有人知道火炬去了哪裏；然後又突然出現在舊金山的另一處計劃外的地方。這樣反覆改變路線，就避免了人們湧向現場，也避免了一連串的衝突。
聖火到了巴黎，抗議群眾躺在聖火預定經過的路線上，聖火傳遞從艾菲爾鐵塔出發，才不過跑了兩百公尺，來到塞納河畔時，只得中斷讓聖火坐巴士。聖火於4月26日在日本長野傳遞時，札西慈仁（持台灣護照的流亡藏人）手拿雪山獅子旗試圖接近聖火，並且喊出他的主張：Free Tibet！而遭到警方制伏。長野警方以「威力業務妨害罪」逮捕，這種一般行為只要關48小時，但札西被監禁了20天才獲釋。
「聖火」被迫放進警察圍住的巴士，途中還熄火了三次。
知名搖滾團體「野獸男孩（Beastie Boys）於1994年成立Milareparu基金會，1996年在世界各大城市開始舉辦「西藏自由音樂會」，用以推動西藏的人權與自由，曾經在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特區、芝加哥、阿姆斯特丹、雪梨、東京等國際知名大都市舉辦，許多歐美知名藝人站台表態，表示個人對西藏議題的道義支持。而2003年首次在台灣松山菸廠舉辦，是華人世界的第一次，除了Beastie Boys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的獨立樂團共同演出，而台灣的陳昇與新寶島康樂隊由於參與這個活動，也付出了好幾年都無法到對岸演出的代價。
Beastie Boys低音歌手Adam Yauch 的政治覺醒是從關心圖博開始。
承襲甘地的「堅持真相」非暴力抗爭的理念，由曾任捷克總統也是知名劇作家與政治異議人士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領導對抗極權主義的非暴力和平運動時，提出了拒絕謊言，堅持真相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主張。他指出有極權統治的權力來源，不是表象的軍隊、武器、鎮暴部隊或警察，而是創造一種意識型態，使用各種不同手段（包括消費主義）強制人們活在謊言編織的世界當中，成為掌權者的正當性來源。任何個人或團體採取反對操縱和篡改真相的手段方法，包括從知識分子的文字到工人罷工，從搖滾音樂會到學生示威遊行，都是一種道義行為，不是一種自利的行為，因為參與的個人可能需要為此付出巨大風險，也可能得不到能夠改變局勢的回報。但無權力者若放棄這種權力，極權與暴力將征服這個世界。
拉嘎(Lhakar)與自焚
上述這些自由西藏的非暴力抗爭行動，都只能在西藏境外進行，也只有在民主國家才可能。而在西藏境內基本上是不容許出現這些活動，尤其2008年3月14日的衝突事件之後。每年的三月十日是藏人紀念1959年在拉薩與解放軍武裝衝突的日子，隨後不久，達賴喇嘛出走而流亡印度。 「三一四事件」的開端是2008年的3月10日僧侶集結進行和平請願，幾天之後受到毆打、逮捕、圍困與鎮壓而產生的暴動。從此，西藏進入戒嚴的狀態，尤其大批軍警針對佛寺進行窒息式的嚴密監控，被唯色稱為「囚牢般的藏地」。
「三一四事件」之後，藏人的政治主張不可能透過集會的方式表現時，從西藏境內開始展開了「拉嘎(Lhakar)」（白色的星期三）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按照藏人的傳統，這一天是對達賴喇嘛誕生之日的讚美。每逢星期三，就是神聖的、潔白的拉嘎日、要說純正的藏語，穿傳統的藏服，吃正統的藏式食物，以這些實踐維繫藏人的團結與認同，對抗藏文化在官方教育體制的邊緣化。現在境外藏人也共同實踐這個運動，每個星期三成為西藏日。
然而2008年藏人的抗議動被大規模鎮壓，軍警直接進駐佛寺之後，更催生了一場全新的運動：自焚。從2009年2月27日開始到現在，從西藏境內到境外，一共127人以燃燒的軀體表達他（她）們最沉重的抗議，年紀最大的64歲，最小的15歲，人數多到足以進行統計分類，包括性別、僧俗、地點分佈等，成為用生命燃燒的西藏地圖，也引發世人的關注。雖然世人能夠理解認同這些自焚者的訴求，但由於犧牲的方式過於慘烈，流亡政府和許多關心西藏的人士甚至達賴喇嘛，都表示不願意再看到有人以此方式終結自己的生命，活著才有希望。
利用抹黑瓦解這種行為表達的正當性，是統治者常用的手段：例如污名化自焚者的動機，或因為自焚者當中很多是出家人，而認定自焚（或自殺）違反了佛教的教義，甚至指責自焚是一種恐怖份子的暴力舉動，這些質疑的目的都是為了降低自焚的道德訴求，不讓這種行為達到目的，尤其將這些非暴力抗爭的行為，解釋成暴力行動而讓這些行動失去正當性，更是統治者最善用的戰術，並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但是一昧地從質疑手段的合法性，而不去探究並改變引發抗爭的根源，實在是本末倒置，也是造成自焚行動尚未終止的主要原因。
由於這種前所未有持續的自焚現象，美國人類學會出版的Cultural Anthropology 2012年的三月製作專刊討論，其中西藏的歷史學者Tsering Shakya（茨仁夏加）指出自焚不是一種恐怖行為，是施加於自身的痛苦，對他人並不造成傷害；它被視為一件可怖的事，目的在於引起關注與同情。自焚作為一種公開抗議的形式，也不是佛教徒固有的行為，雖然在佛經當中有佛陀以自己的身體布施的故事，但這種獻上自己身體為眾生，並沒有任何抗議的意涵。自焚是源自日常所受的侮辱以及令人無法忍受的強令一致與服從，在封鎖狀態下重申自己的個人主權。當國家對個人進行全面的控製到不容許自殺，只容許處死的狀態，自焚成為表達對這種強制性的抵抗宣言。而這種抗議行動目前看不到停止的跡象，但隨著人數增加，構成了人類文明歷史的黑暗時刻，後人必將質疑為何容許這種事情發展到如此失控的程度？
更諷刺的是西藏首府的拉薩連續數年蟬聯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中國最幸福的城市」排行榜的冠亞軍，連北京、上海等中國的大城市都不如這個城市人民的「幸福」感受，這是號稱目前中國最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和媒體調查活動的結果：「深入到農村、牧區、海島、邊疆，每年發放10萬張明信片，調查全國10萬戶家庭的民生主張，打破國際民間調查問卷的85％回收紀錄」。這種最幸福的城市和自焚抗議的落差，代表著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張謊言的巨網，對於藏人自焚的慘烈我們感到不忍，但對於活在謊言當中的人們，不是也一樣悲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