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晋博士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早期的认知
我对西藏最早的认识是1964年或者1965年，才小学一二年级，学校组织看一部电影《农奴》。电影中所描绘的藏人悲惨景象一直留在了脑海里，尤其是奴隶强巴和奴隶主土登，至今挥之不去。再有就是从生活和工作在青藏高原青海西宁亲戚那里听说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藏族风俗故事。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受中国社会氛围的影响不小，对西藏的认识停留在电影《农奴》的灌输之下，以及从亲戚那里听来的风俗故事，总体上都是很负面的。
早在1992年5月达赖喇嘛访澳时，我就要求谒见尊者。当我从华文报纸上得知达赖喇嘛将来访澳洲，就通过澳洲外交部按图索骥找到接待单位，提出拜会的请求。开初的时候是有所顾虑的，受几十年中国政府宣传洗脑的影响，去拜会一个被共产党定性为「分裂分子」的「达赖」，自我怀疑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是否站位有错，有点自我束缚。但是毕竟达赖喇嘛是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受到全世界普遍的欢迎，如果能够拜会达赖喇嘛，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一个不同于共产党宣传的角度了解西藏问题。
会见在靠悉尼环形码头的五星级宾馆Intercontinental Hotel，第一次拜见一位国际名人，又是世间活佛，没有经验，有点紧张。达赖喇嘛让大家随意坐下，对我们非常的慈祥和蔼，使我们的紧张不安情绪顿然消失。达赖喇嘛详尽地给我们介绍了中共从51年进藏到1959年流亡时候种种策略和手段的变化，其中掺夹着不少汉语词汇，吐字发音都很准确，但是能够连贯成句子的不多。达赖喇嘛很欢快，时时发出爽朗开怀的大笑。那个时候对西藏的了解还真很少，就西藏问题能够提出的提问很少，主要倾听达赖喇嘛的阐述。问过这么一个问题，问当时与中国方面的沟通情况如何，记得达赖喇嘛回答与中国方面的对话管道几乎已经堵塞，好像是胡耀邦下台以后汉藏政治对话因此而人亡政息了。
那天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达赖喇嘛兴致很高，跟我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他很看重我们这些中国民运人士，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就像一个很慈祥的父亲关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西藏的定位问题很是关心，长期受大陆官方的灌输，达赖喇嘛是中国领土完整的分离运动的主要人物，因此就这个问题想听一听达赖喇嘛的立场和观点，这应该是最具有权威的诠译了。达赖喇嘛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所追求的不是西藏的独立，而是西藏的高度自治，西藏愿意把外交和国防交由中央政府管辖。会谈结束前，达赖喇嘛向每一位与会者赠送了他的书和哈达，并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一签名。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不免着急，后面还有等待会见的团体，原定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大大的超出。我们离开时候，看见大厅里面黑压压的一大群藏人还在等候着拜会。那次达赖喇嘛来访澳洲有一个很大的成功，与当时的工党基廷政府达成共识，西藏流亡政府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建立了相当于驻外使领馆功能的「西藏资讯中心」（Tibet Information Centre）。
更进一步的认知
四年以后1996年，达赖喇嘛再次来到澳洲，澳洲悉尼的民运人士有幸再次拜会他。第二次拜会，由于有了四年前的经验，准备了一些问题，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那个时候，海外民运非常地不景气，谈佛论道在圈内盛行，这股风也吹到了南半球的澳洲，有些人已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入了顿悟的佳境，而我常被晒笑执迷不悟，过于迷恋此生，执着于贪、嗔、痴。那次会面有9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自立快报社长胡元辉。我是第一个进入会客厅的，达赖喇嘛还记得我，看见我们一行他显然很高兴，我向达赖喇嘛深鞠一躬，下意识地在就近的位置上坐下，达赖喇嘛一把抓住我不让坐下，示意让其他人先坐下，然后指定我坐在靠他最近的位置上。
虽然说是对于那次会谈有所准备，对我们来说，其实礼节性意义还是很重。民运人士对达赖喇嘛几十年来为争取西藏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完整性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敬佩，表示中国民运团体也将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中国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达赖喇嘛又一次对胡耀邦的过早去世表示非常惋惜，胡耀邦的时候，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谈判比较好地进行着。达赖喇嘛认为如果胡耀邦不早逝，西藏问题可能会解决得好一些和快一些，因为共产党内只有胡耀邦有这个胸怀。达赖喇嘛笑着对我们说道，我们西藏要保护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中国民运要争取民主和自由，我们的追求有不同，但是我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障碍，那就是中共。我们在实现各自的目标和诉求的时候必须对付一个共同的对手，我们可以建立统一战线，中共不就是靠建立统一战线嘛，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统一战线？那个时候我们被一种迷茫和颓唐的情绪笼罩着，有一种民运无所事事的感觉，所以在会谈中有所表现。达赖喇嘛立刻抓住了我们的一闪念，鼓励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应该锲而不舍，坚持下去，要表现出坚韧性，决不轻言退却。西藏的定位问题还是被提了出来，与四年前没有变化，达赖喇嘛还是坚持西藏不寻求独立，只寻求在一个中国之下的高度自治，西藏需要保持自己固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宗教。
从第二次拜会达赖喇嘛以后很多年里，合作最多最良好的是由澳洲人组成的「大赦国际」和「西藏协会Tibet Council」，常一起在澳洲举行活动，抨击中国大陆的恶劣人权状况，希望中国在世界的注视之下改善人权状况。不过我早就得出结论，这样的推动一定是事倍功半，或者根本无济于事。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政权问题。没有中共政权由专制转变成民主，从根本上改善人权基本是一句空话。
中国政府早在97年就签署联合国两个公约，这是中国政府耍弄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招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权和政权的关系，看来不是人们没有弄清楚，就是人们有意把它漠视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国民运组织和人士无可奈何的举措。以后十来年里面，一直与这里的藏人组织和社区保持良好的互动合作。
1999年6月末被邀请去澳洲联邦国会参加一个由民主党参议员Vicki Bourne和绿党领袖Bob Brown共同主持的澳中人权对话专题会议，一位来自达拉萨拉流亡政府的官员在会上发表讲话，抨击中共在藏区的恶行。图为我在国会的专题会议上发言。
深入认识西藏问题的真正起步
达赖喇嘛驻澳洲代表阿底峡 (2003-2009)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 (2006)
布鲁塞尔支援西藏国际会议 (2007)
达赖喇嘛驻澳洲代表丹增·阿底峡派驻澳洲以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稳定的互信关系，这是我与西藏更为接近的关键。他2003年到任，当时他能倚重汉人民运朋友几乎就我一个，阿底峡对我很信任，我也从不让他失望。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 2006年来访澳洲的时候，阿底峡就安排了我与总理一个会谈，地点是悉尼市中心的Westin Hotel。那天我带了5位民运人士前往一起拜会。那个时候西藏问题远远不是个热门议题，我也是费了一番辛苦才算凑了几个人一起去。
2007年2月中阿底峡委托我做两件事情，一是达赖喇嘛6月中访问澳洲的时候举行一场对中国人士的公开演讲会，由我们澳洲民阵主持；邀请我参加5月中布鲁塞尔的会议。图片是会议中与其他与会代表的合影，达瓦才仁，他后来成为驻台湾代表，一做就是13年。另一位是印度资深记者兼摄影家Vijay Kranti。
达赖喇嘛第一次华人演讲会
阿底峡对我非常信任，委托我举行这么一个专门面对华人见面会。先问我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十几个人的，我说没有问题，50人呢，我说没有问题，百人呢？也没有问题。看怎么推广，阿底峡很高兴。我这么自信是对中国人心理的理解，在中国人心里达赖喇嘛是世界级的名人，崇拜名人、追星心理足以吸引华人趋之若鹜；另一个因素则是尊者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界最高领袖，得道高僧和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华人中有佛心的和懵懵懂懂心理的人也会争相借此机会一睹尊者的风采。我也对阿底峡的信任和委托的重任可谓竭尽全力。我对达赖喇嘛与华人的见面会还有另外一层的理解，就是达赖喇嘛与北京之间的谈判没有丝毫进展，遂开始两条腿走路，开启与中国民间的直接对话，通过旅居澳洲悉尼的华人，进行尝试与华人社会的直接接触和交流，达到破除中共官方对达赖喇嘛的抹黑，甚至由民间自下而上，由海外向中国辐射等这些效果。
2007年6 月14 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到访澳洲悉尼，与澳洲民阵骨干以及当地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资深报人等18人进行了为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达赖喇嘛非常的宽宏、智慧、大度和风趣深深地感染了有幸参加这次会谈的每一位。大家也一起向达赖喇嘛赠送了礼品和一段签署了每一位与会者姓名的祝词：仁慈、宽厚、智慧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祝您的心愿早日实现。其中一位画家，在会面以后为达赖喇嘛作了一幅油画肖像，作为特别的礼物将赠送给达赖喇嘛，以表达悉尼华人对达赖喇嘛的崇高敬意。
接着就是公开演讲会，原定一个小时，由于场面气氛热烈，达赖喇嘛宽厚仁爱，兴致也非常的高昂，演讲会延长了 20 多分钟。演讲会产生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与中国民间的直接沟通和对话效应，尤其是问题回答部分。提出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是信仰方面的。达赖喇嘛非常乐意地与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士直接接触，重申他对于西藏未来的政治主张。
达赖喇嘛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主张早已为人耳熟能详，就是承认西藏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由中央政府行使国防和外交权力和职能，保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的高度自治。然而达赖喇嘛的理性主张和要求一直被中央政府有意地曲解为分裂主义。
当演讲会结束时，达赖喇嘛赠送了我一条长长的洁白哈达，同时还诙谐地说，这哈达的面料是中国的，图案设计和工艺传统是西藏特有的，产地是印度的。达赖喇嘛离场时，受到了在场的人们热情欢送。大家争相与他握手、签名、留影，达赖喇嘛尽量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其情其景非常感人。事后阿底峡告诉我，他们当时对这个热情场面是有很大安全上的担心的，负责达赖喇嘛安全的澳洲警方当时也是非常的紧张。阿底峡还告诉我，这次达赖喇嘛整个澳洲之行，最满意最开怀的活动就是这个别开生面的见面会，当即告诉我，尊者一年后再来澳洲，在进行这样的见面会，还是由我代表民运方面来操持这个活动。我也交给了阿底峡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现在的中国有两大需要，一是政治的民主，二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尊者达赖喇嘛您是佛教世界至高无上的领袖，不仅仅让西藏人民敬仰，同时也要让包括中国大陆境内境外的整个华人世界敬仰。教皇约翰·保罗的伟大的影响力改变了波兰和苏联以至于引发了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未来社会两大需求之一的道德和信仰的重建需要依靠您的智慧、仁慈和宽厚来完成。也许这是今后中国民主运动与您和您的流亡政府通力合作的一个关键要点。您的早日返回西藏能够强化汉藏民族和谐关系，也可为汉维民族的和谐、汉蒙民族的和谐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的和谐提供典范。如果您能近期成功返藏，还将是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达赖喇嘛第二次华人演讲会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了流血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这次演讲会，显得特别敏感，又由于要求参加演讲会聆听达赖喇嘛的人数比上一次有增加，安全问题的要求远比去年的高，澳洲政府为这次演讲会提供了高度的安全警戒。前来参加达赖喇嘛演讲会的不仅仅是旅居在澳洲悉尼的华人，有不远千里连夜驱车来自墨尔本的十好几位作家和民运人士；还有来自澳洲近邻新西兰和远在大洋彼岸的香港、澳门和日本，为的是聆听达赖喇嘛的教诲接受特别加持。
鉴于汉藏民间交流重要性提升和互动的频繁，流亡政府在各代表处开始设立China Desk，由精通汉语的藏人担任，为了确认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汉语娴熟，阿底峡多次请我帮助他确认即将任命在澳洲担任这个职务官员的汉语能力。
在阿底峡的要求下，我还帮助他组建了澳洲的汉藏协会。这两个运作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处也全面铺开。
以后我又受委托如法炮制主持了达赖喇嘛2009年、2013年和2015年在澳洲悉尼的演讲会。
记得2009年的那一次，气氛非常异样。由于美国总统小布希在伊拉克被扔鞋，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被扔鞋，我也担心见面会里混入类似人物向达赖喇嘛扔鞋。所以在安全上特意增加防范措施，所有参加演讲会的，不论男女老幼，一律不允许把个人手机、相机、钥匙携带进入会场，必须交给我指定的工作人员临时保管，待演讲会结束后取回。那天主持我非常警觉，安排澳洲员警在现场警戒，严防有人蠢蠢欲动，而我自己也睁大眼睛扫视全场，时刻准备像足球守门员一向飞身扑救抢险，确保达赖喇嘛不受侵袭。事后一位学佛的朋友笑话我多此一举，达赖喇嘛乃得道高僧大德，本身具有极大的磁场，足以将很大范围内的作恶心念降服，坏人恶念产生不了。只有当达赖喇嘛离开以后，磁场也随之而去，作恶之人的恶念才可以重新产生。当时会场上还有一位学佛修炼之人很感激我主持这么一个演讲会，是有福报之人，她也说了达赖喇嘛拥有巨大的能量场。他们姑妄说之，我则姑妄听之，无法验证。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借此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2013年和2015年的两次达赖喇嘛演讲会的主持应该属于是惯性使然，那个时候中共换了领导人，世界也都在对中国一种政治观望中。不过自从看到那位邓小平、陈云定下以后政权交给自己孩子的大政方针和江泽民坚定奉行而捏出来的习仲勋儿子2009年在墨西哥的一段即席讲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感知此人上位以后将带领中国走回头路。我的推测和预见没有错，还不厌其烦地将他的话翻译成英文发表，告诫世人他就是这种货。
Some foreigners, who are well-fed but have nothing to do, try to find faults in our domestic affairs. First, China does not export revolution; secondly, China does not export hunger and poverty; and thirdly, China does not torment you. What else can you say?’
原定2016年达赖喇嘛再来澳洲悉尼，但是后来取消了这个计划。原因是尊者年事已高，不宜长途颠簸。自此尊者基本就不再离开印度外出弘法了，印象中好像有过一次意外离开印度一次。
来源：独家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