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人天及有寂之顶饰，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第32周年的特殊日子，这里噶厦谨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同胞，深念尊者厚恩，祈愿尊者身语意三密之伟业永传千秋，同时向境内外全体藏人致以节日的问候，扎西德勒！
1989年10月5日，诺奖评委在奥斯陆宣布，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旦增嘉措。诺奖评委还强调，达赖喇嘛尊者在争取西藏自由的过程中不仅始终坚持非暴力理念，而且以宽容、相互尊重为基础，通过和解协商的途径，保护西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尊者达赖喇嘛所主张的和平理念，是基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众生，以及自然生态的尊重和利益世间一切的使命感。诺奖评委表示：评委会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对国际争端、人权问题、环境恶化等方面的治理提供了积极和前瞻性的建议。
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诺奖时也表示：“你们将如此重要的奖项颁发一个来自西藏的平凡出家人，让我感受被尊重及发自内心的感动！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能获此殊荣，相信乃是对我所遵循之佛陀和印藏伟大先贤之教导、以及对实践慈悲、宽容、利他和非暴力等理念的肯定。我是代表在世界各地遭受压迫的人民、代表那些为追求自由与世界和平而仍在奋斗的人们、代表令我受教和感动的非暴力变革运动之现代创始人圣雄甘地、尤其是代表还在遭受巨大苦难却仍然保持着坚定信念的我的六百万西藏男女同胞来接受此奖。”
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慈悲理念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早在1960年9月29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尊者和近八万名追随流亡的藏人流落异国不过半年左右，达赖喇嘛尊者在其撰写的祈愿文《无量功德颂》中祈愿说：“因烦恼魔衍生之错乱暴行，造成自他皆损（造此恶行之人）令人怜悯，祈愿慈悲加持这些非温良之众，使他们获得取舍善恶之明眸”，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侵占家园之侵略者的憎恨之心。
尊者在1971年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讲话中也表示：“事实上，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是理所当然的，但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去嗔恨汉民族。我相信，当西藏民族变的强大时，西藏就能获得自由，但嗔恨不是强大，反而是一种与强大相反的错误。佛陀教导说嗔恨无法制止嗔恨，这并不是一般的宣导说法，而是基于实际做出的指导。依赖嗔恨所得到的不论成果是什么，最终都难于持久，而且迟早会成为新的争议之根源。目前，我的人民正在经历如此艰难的时刻，如果怀抱怨恨，除了徒增痛苦而外并不会有其他任何所得，退一步讲，我们又为何要对一个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民族怀有怨恨呢？又何必要对数以百万计被领导人胁迫的华人抱怨恨之心呢？即使是统治者也不必产生怨恨。因为他们其实也为自己的正义和国家而经历了许多的艰辛。我不相信怨恨可以获得好成果，同时也坚信唯有正义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当达赖喇嘛做出上述论述时，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达赖喇嘛尊者于1967年首次出访东南亚；接着于1973年访问欧洲；1979年访问北美，到1980年代以后更是频繁地出访世界各国，而出访的目的多是非政治的宗教与文化交流。即使如此，达赖喇嘛尊者坚信并期待着通过和谈解决西藏境内的苦难，从而使西藏获得正义、以及藏传佛教和基于藏传佛教发展出来的西藏文化能够对整个人类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一直致力于倡导不论是否信仰宗教或信仰何种宗教，慈悲、宽容、利他、非暴力等各宗教所共有的这些理念有助于为人生创造幸福，为社会提供和谐，为国家带来和宁，他倡导这些，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理念而付诸实践，从而引发了身在自由国家之众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因此云集。
当时，西藏人为了在流亡社会奠定宗教、文化和社会福利等的基础而进行努力的同时，将民主制度引导入西藏流亡政体中，并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为了恢复西藏自由而推动游说及寻求支持的活动，从1973年开始，便确定了通过寻求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从而在非暴力、互惠双赢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到1979年藏中开始接触以后，促成了境内外相互探亲，及先后派遣考察团和代表团等，虽然尚未达成藏中问题的最终解决，但对于重建西藏境内的宗教文化，恢复藏语文的使用和教育、改善民众生存环境等系列宽容政策的实施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达赖喇嘛尊者于1981年3月23日写在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一封信函中表示：“目前，（我们）应基于现实，寻求以理性途径解决问题。为此，在加强藏汉及西藏境内外友谊的同时，应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寻求彼此间有清晰理性的认知，我认为，为了加强藏汉民族的友好关系，为了西藏人民实实在在的幸福，迫切需要双方以宽容大度和远见睿智做出努力，是时候了。”
到1985年为止，在前后派出四次考察团、两次代表团的经验基础上，达赖喇嘛尊者于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将整个西藏建设成为和平中心为基础的“五项和平建议”，并指出：“我深信如果双方面对面地为未来的各项事宜，以宽容、公正、互信的态度去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一定会找到一个满意的途径的。我们要理智地，富有智慧地，心口如一地，大彻大悟地举行会晤而应当作出努力。”
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中再次提出：“呼吁中共政府官方对西藏方面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应该给予慎重考虑，以至于得到实践的解决途径是只能通过和谈。在西藏面临的实际问题方面要诚心实意，宽宏大度地去面对。我们在思量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愿意同中国政府举行和谈。同样，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也如同藏方关心友善和谐那样，对此给予关注。”
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这两个建议的意旨，不是想要恢复西藏在历史上具有的独立地位，提出将西藏变成和平中心也是基于利益全人类的构想，正如诺奖评委平价的那样：是对“国际间的争端、人权问题、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治理，提出了积极和前瞻性的建议。”就此而言，这一评价可谓是名至实归。
提出上述两个建议时，正逢中国政局稍有和缓，少数外国游客被允许进入西藏和中国境内之时，当时西藏流亡政府还提出了从流亡藏人社区派遣藏文老师支援西藏教育、在拉萨设立代表处、继续派出考察团或代表团等建议，中国当局对此表现迟疑，最后以展开和谈作为回应，并提出和谈地点与时间均由尊者达赖喇嘛来决定等。由此做出了于1989年元月在日内瓦举行和谈的决定。惟后来中方以各种理由阻挠而使和谈未能实现。
在和谈期间，在拉萨先后于1987年9月27日，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共政府不仅血腥镇压了藏人的和平抗议，而且于1989年3月7日开始宣布在拉萨实施自中共建政以来首次的军事戒严。
1989年，随着第十世班禅仁波切在日喀则离奇圆寂，以及北京的六四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八十年代出台的开放政策如昙花一现般地趋于消失。然而，随着尊者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境内外西藏同胞深受鼓舞，信心倍增，西藏流亡社会也在国际社会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同时也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或国际社会理解并支持西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以互利双赢为原则通过“中间道路”解决中藏问题的政策也因此具有了稳固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同样，于1987年10月份，在印度达然萨拉行宫，尊者与科学家举行为期一周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根据各自的学说理论，共同探索自然界物质的本性，在利益外器世间和内器有情的共同目标为基础，截至2019年，尊者与世界各著名科学家先后举行了三十三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通过举行跨越学科，跨越学术的探讨，在东方佛教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建立了桥梁，因而在当今这个星球上为所有众生都能够带来利益的重大思想体系的形成已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今天，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集会上，我们虽然很幸运地可以感念尊者的恩戴，共享节日的欢悦。但我们不要忘记，西藏境内无数对尊者怀着无限虔诚敬信的同胞们却连保存或摆放自己的根本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之自由都被剥夺。
同时，今天世界各地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国际人权日，但西藏境内同胞不仅没有土地或房屋的产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迁徙自由、和平集会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等所有的基本人权，而且在中共政府着眼于眼前利益而竭泽而渔的行为下，西藏生态环境正在遭受破坏，西藏民族的特性正在被摧毁，西藏人民不分日夜地承受着这一系列残酷的压迫政策。
中共的这些错误政策对中藏双方都有害无益而必定难以为继。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在坚持以“中间道路”政策寻求与中国政府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并为之作出努力的同时，正如之前一再申明的那样，只要西藏问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将会继续致力于在国际社会推展西藏的自由运动。同时，我们也计划致函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改正或停止这些错误的政策。
最近，第十六届噶厦正式宣布推展“西藏问题志愿游说诉愿活动”，我们呼吁世界各地以年轻人为主的所有藏人都要积极参与其中，基于西藏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法权益，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依据，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使西藏重获自由而尽责尽力，这也是流亡藏人宪章赋予流亡藏人的重责大任，我们相信在自由国度生活的所有藏人都能够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活动中，这也是尊者达赖喇嘛一再强调的流亡藏人要做好境内同胞代言人的意义之所在。
今天借此庆祝会，向援助藏人行政中央的印度和美国政府为主的世界各国政府，援藏团体，以及西藏人民的朋友们，一同表达最真诚的谢意！扎西德勒！
最后，祝愿世界和平导师，尊者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诸事如愿得成就！愿世界充满和平！
噶厦
2021年12月10日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译
